【十六罗汉】
佛教大约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传入日本，直到著名政治家圣德太子（574—622）执政之时，日本本土信仰、儒家思想与佛学整合到了一起，日本佛教走上了昌盛之路。法隆寺、四天王寺、中宫寺、橘寺、广隆寺、法起寺、葛城尼寺等著名寺庙相传都始建于这一时期。
隋唐时代，日本曾前后近20次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其中僧人占相当数量，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西行求法”运动。日本佛教在平安时代（794—1192）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宗教，延续至今。也正是在平安时期，大量来自中国的佛教题材绘画也被带到了日本，并且在日本的各大寺庙中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罗汉是阿罗汉（梵文Arhan）的简称，又译为“应真”，根据“声闻四果”之说，罗汉居于极果，是佛弟子修行的最高阶段，具备四智、三明、六通，已出三界，在中国佛教绘画题材中，主要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之分。
著录记载最早绘罗汉像的是“六朝四大家”之一的张僧繇，《宣和画谱》录其有“十六罗汉像一”，但其题材和真伪已经无从考证了，到了唐代开始，十六罗汉图的题材开始流行起来，较为有名的是张玄和贯休，其作品抑或是摹本也大多藏于日本，如今藏于日本宫内厅和高台寺各有十六罗汉图，均传为贯休所作，或为近贯休风格宋代摹本。
有记载，东大寺的僧人奝然（938-1016）于平安时代的永延（987）年，从宋带回十六罗汉图，藏于清凉寺内。这是有关十六罗汉图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清凉寺本的罗汉图普遍被认为制作于北宋年间，是现存日本最早的中国罗汉图之一。
两宋时期，中国南方的佛教尤为繁荣昌盛，与佛教圣地天台山 相邻的明州，即如今的浙江宁波，成为佛画制作中心。南宋时期，宋日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宁波临近南宋首都杭州，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南宋时期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宁波城内的佛寺和近郊的天童、育王、大慈山、 瑞岩、雪窦山等都是日本僧人当时入宋求法的重要之地。宋日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更加激增了对佛教绘画的需求， 在宁波催生了众多佛画制作的商业化手工作坊。大量民间画师云集宁波，其中较有名的有林庭珪，周季常，陆信忠，金大受等等，可惜的是，这些杰出的佛画名家在如今的中国本土似乎显得有一些籍籍无名了，而他们的作品在一衣带水的日本，他们的作品，仍然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流传在日本的罗汉图，除了公开于各大美术馆、寺院的名作，还有一部分 是被寺院或私人收藏、不为世人所知的作品。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民间的日宋贸易其实并未中断，往来于宋日的商船从中国带来大量物品，一些僧人也藉助商船入宋带回众多佛画以及佛教经典。 十一世纪后期的入宋僧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录 了其随商船从肥前松浦出发，经过漫漫水路，到达杭州，上 陆之后，出发至天台山国清寺、五台山巡礼，最后从宋带回十六罗汉图和五百罗汉图之事，并且详细记载了商船的途经线路。如今所存世的原成套的罗汉图，相当部分都散落世界各地，难以重聚。而能够完整的成套保存的，也几乎全部都在日本，历经八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沧桑，我们仍然有幸看到它们的原貌。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元时期的罗汉图，以“十六罗汉”最为常见，五代两宋文献著录中只提及十六罗汉而没有十八罗汉，有学者认为是因十六罗汉有佛教经典依据，而十八罗汉只是民间信仰。至于多出来的两位罗汉，历史上也有着不同的说法，今天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到了明清时期，十八罗汉的绘画题材数量，便远远的超过了十六罗汉。到了清代，乾隆皇帝跋《宋李公麟画十八罗汉》道：“世俗相传十八阿罗汉，虽以苏轼之精通禅悦，亦未能深考博究。尝咨之章嘉国师，知西域止有十六应真，又别有降龙、伏虎二尊者，亦得称罗汉。”当然，这种说法也还值得商榷。京都清凉寺，高台寺均完整保存了成套的罗汉图，均为十六罗汉。
从现存日本的罗汉画中，日本学术界根据其画风不同，大致将其分为两类，即野逸派的禅月样式以及世态相的龙眠样式。禅月即唐末五代时期的高僧贯休大师，他是罗汉画名手，关于其所绘的罗汉图，《益州名画录》中记载：庞眉大目者，朵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相，曲尽其态。可知其所绘的十六罗汉为胡貌梵相、形骨奇特。唐以前的传统罗 汉图，和现实的僧侣形象十分接近，并以尊者为主体，背景往往是岩石、树木等，无其他侍者或附属物。贯休创新了罗汉图，改变了尊者的外貌，但是简素的背景并未改，上图中日本高台寺藏南宋《十六罗汉图》，为日僧俊芿1211年从宋朝携往日本，传为唐末五代贯休所作，实为南宋摹本，便是此类样式。
佛教大约在中国南北朝时期传入日本，直到著名政治家圣德太子（574—622）执政之时，日本本土信仰、儒家思想与佛学整合到了一起，日本佛教走上了昌盛之路。法隆寺、四天王寺、中宫寺、橘寺、广隆寺、法起寺、葛城尼寺等著名寺庙相传都始建于这一时期。
隋唐时代，日本曾前后近20次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和“遣唐使”，其中僧人占相当数量，成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西行求法”运动。日本佛教在平安时代（794—1192）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宗教，延续至今。也正是在平安时期，大量来自中国的佛教题材绘画也被带到了日本，并且在日本的各大寺庙中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罗汉是阿罗汉（梵文Arhan）的简称，又译为“应真”，根据“声闻四果”之说，罗汉居于极果，是佛弟子修行的最高阶段，具备四智、三明、六通，已出三界，在中国佛教绘画题材中，主要有十六罗汉、十八罗汉和五百罗汉之分。
著录记载最早绘罗汉像的是“六朝四大家”之一的张僧繇，《宣和画谱》录其有“十六罗汉像一”，但其题材和真伪已经无从考证了，到了唐代开始，十六罗汉图的题材开始流行起来，较为有名的是张玄和贯休，其作品抑或是摹本也大多藏于日本，如今藏于日本宫内厅和高台寺各有十六罗汉图，均传为贯休所作，或为近贯休风格宋代摹本。
有记载，东大寺的僧人奝然（938-1016）于平安时代的永延（987）年，从宋带回十六罗汉图，藏于清凉寺内。这是有关十六罗汉图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最早记录，清凉寺本的罗汉图普遍被认为制作于北宋年间，是现存日本最早的中国罗汉图之一。
两宋时期，中国南方的佛教尤为繁荣昌盛，与佛教圣地天台山 相邻的明州，即如今的浙江宁波，成为佛画制作中心。南宋时期，宋日之间的经贸文化交流更加密切，宁波临近南宋首都杭州，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它成为南宋时期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宁波城内的佛寺和近郊的天童、育王、大慈山、 瑞岩、雪窦山等都是日本僧人当时入宋求法的重要之地。宋日之间的贸易、文化交流，更加激增了对佛教绘画的需求， 在宁波催生了众多佛画制作的商业化手工作坊。大量民间画师云集宁波，其中较有名的有林庭珪，周季常，陆信忠，金大受等等，可惜的是，这些杰出的佛画名家在如今的中国本土似乎显得有一些籍籍无名了，而他们的作品在一衣带水的日本，他们的作品，仍然被完好的保存了下来。
流传在日本的罗汉图，除了公开于各大美术馆、寺院的名作，还有一部分 是被寺院或私人收藏、不为世人所知的作品。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民间的日宋贸易其实并未中断，往来于宋日的商船从中国带来大量物品，一些僧人也藉助商船入宋带回众多佛画以及佛教经典。 十一世纪后期的入宋僧成寻在《参天台五台山记》中记录 了其随商船从肥前松浦出发，经过漫漫水路，到达杭州，上 陆之后，出发至天台山国清寺、五台山巡礼，最后从宋带回十六罗汉图和五百罗汉图之事，并且详细记载了商船的途经线路。如今所存世的原成套的罗汉图，相当部分都散落世界各地，难以重聚。而能够完整的成套保存的，也几乎全部都在日本，历经八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沧桑，我们仍然有幸看到它们的原貌。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元时期的罗汉图，以“十六罗汉”最为常见，五代两宋文献著录中只提及十六罗汉而没有十八罗汉，有学者认为是因十六罗汉有佛教经典依据，而十八罗汉只是民间信仰。至于多出来的两位罗汉，历史上也有着不同的说法，今天由于篇幅关系，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到了明清时期，十八罗汉的绘画题材数量，便远远的超过了十六罗汉。到了清代，乾隆皇帝跋《宋李公麟画十八罗汉》道：“世俗相传十八阿罗汉，虽以苏轼之精通禅悦，亦未能深考博究。尝咨之章嘉国师，知西域止有十六应真，又别有降龙、伏虎二尊者，亦得称罗汉。”当然，这种说法也还值得商榷。京都清凉寺，高台寺均完整保存了成套的罗汉图，均为十六罗汉。
从现存日本的罗汉画中，日本学术界根据其画风不同，大致将其分为两类，即野逸派的禅月样式以及世态相的龙眠样式。禅月即唐末五代时期的高僧贯休大师，他是罗汉画名手，关于其所绘的罗汉图，《益州名画录》中记载：庞眉大目者，朵颐隆鼻者，倚松石者，坐山水者，胡貌梵相，曲尽其态。可知其所绘的十六罗汉为胡貌梵相、形骨奇特。唐以前的传统罗 汉图，和现实的僧侣形象十分接近，并以尊者为主体，背景往往是岩石、树木等，无其他侍者或附属物。贯休创新了罗汉图，改变了尊者的外貌，但是简素的背景并未改，上图中日本高台寺藏南宋《十六罗汉图》，为日僧俊芿1211年从宋朝携往日本，传为唐末五代贯休所作，实为南宋摹本，便是此类样式。
这些建筑并非出自洋人之手
日本第一代建筑大师辰野金吾的作品
日本建筑师，毕业于工部大学校（现在的东京大学）造家学科，为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的学生，曾留学英国，返日投身建筑学术界和实务界，为日本第一代建筑师，对于日本近代的建筑教育、建筑设计有深厚影响。著名作品有日本银行京都支店、奈良饭店、东京车站、大阪市中央公会堂等。
第1、2、3张大阪市中央公会堂
第4张奈良酒店
第5张日本银行本店
第6张福冈文学馆
第7张旧松本家宅邸
第8张岩手银行红砖大厦
日本第一代建筑大师辰野金吾的作品
日本建筑师，毕业于工部大学校（现在的东京大学）造家学科，为英国建筑师乔赛亚·康德的学生，曾留学英国，返日投身建筑学术界和实务界，为日本第一代建筑师，对于日本近代的建筑教育、建筑设计有深厚影响。著名作品有日本银行京都支店、奈良饭店、东京车站、大阪市中央公会堂等。
第1、2、3张大阪市中央公会堂
第4张奈良酒店
第5张日本银行本店
第6张福冈文学馆
第7张旧松本家宅邸
第8张岩手银行红砖大厦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在藏经洞获得了敦煌遗书，1909年将部分写本带到北京出示与清学者。由罗振玉传达之时日本京都学术界引起关注。随后在敦煌发现的被劫掠后剩余之经书被送到清朝廷的“学部”保管。1910年9、10月京都大学派内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滨田耕作、富冈谦藏一行人出差北京考察此部分古书以及当时内阁大库的古文献。这次难得的旅行，五行人几乎竭尽可能榨干所有考察中国人文的机会，甚至一度因旅费不足，内藤曾无奈向旧交当时的〈朝日新闻（驻苏州胡同）〉特派员神田正雄借款。虽然促成此行源于敦煌遗书，但实际对于日后影响远不止如此。以北京为中心辐射开来的一些列考察，也使得这一行东瀛客更有机会结识晚清诸多文人，为即将开始的中日文化唱和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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