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里的风雅】前几天，负责社区工作的片警在小区群内发布了一条消息，提醒大家注意，当天辖区内发生4起警情，其中3起与醉酒有关，有的因为喝多了酒，在出租车上呕吐，与的哥发生纠纷，有的醉倒在车库不能回家，说不清家住何方，民警都及时出警妥善处理。民警特别提示：家有“酒鬼”的要注意了，酒后误事、酒多伤身、酒大出糗、酒狂违法。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喝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大众日报）
酒被认为乃风雅之事，主要因为有那么一批好酒的文人墨客，酒后还能妙笔生花，写出一篇篇花团锦簇的诗词歌赋，或者留下一段段才子佳人诗酒唱和的浪漫故事。传来传去，不断美化神化，酒几乎成了风雅的代名词。其实，酒喝多了，喝醉了，喝乱套了，哪还有什么风雅。要想从酒里找风雅，切忌照着葫芦画瓢，以免贻笑大方。
喝酒的历史，无论中外都是源远流长。中国造酒起源于何时，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禹时期的仪狄造酒。仪狄成功造出酒来，自然喜不自禁，赶紧奉献给大禹品尝。不过，大禹喝过之后，不仅没有嘉奖仪狄，反而疏远了他。理由呢？大禹认为，酒虽然让人“饮而甘之”，但这种感觉容易让人失掉节制，容易使人忘乎所以，而且，大禹还判断，将来一定会出现因为饮酒无度而误国的国君。大禹于是不再喝酒。《战国策》中记载，大禹“遂疏仪狄而绝旨酒”。这个传说，固然是为了表现大禹的圣明，我觉得更似后人借以表达对酒爱恨交加的纠结心态。
美酒酿造出来，最初用于祭祀。祭祀中用酒的原则，以淡为美。复旦大学教授郭晓东介绍，《周礼》中有“五齐三酒”之说。祭祀用酒，以“五齐”为主，“三酒”只起到配角的作用。在祭祀中所体现的是贵薄贱厚的原则，越是味薄之酒，在祭祀中地位越高，越好喝的酒，在祭祀中的地位则越低。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重古善质。《礼记·礼运》记载：“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从这个记载看，“玄酒”地位最重要，而“澄酒”地位最低。按照郑玄的注释，“玄酒”即水。酒越醇厚，离神越远，在祭祀中地位最卑，“玄酒”的地位反而最高。二是善质不尚味。祭祀之中，神明享德而不享味。《礼记·乐记》所谓“食飨之礼，非致味也”。这一原则对祭祀之人也同样有效，即“示民不贪淫于味”。
后世以来，随着酒被赋予更多政治教化的意义，酒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展，逐渐从祭祀进入世俗生活。至汉魏时期，酒风早已大盛，举行宴会聚会，酒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角色。对于文人而言，不加节制地喝酒，反而成了超凡脱俗的“风度”。“竹林七贤”标榜名士风流，他们常常因“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出格言行为世人侧目。有时候为了全身远祸，他们就把喝酒当成保护自己的一个幌子。比如阮籍，辞掉更重要的职位，去当步兵校尉这个小官，只是因为这个职位“厨中有贮酒数百斛”。仅就此事看来，他似乎就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但是，如果联想一下他的处境和心态，他喝酒似乎又有很多不可言说的苦闷。按《晋书》记载，司马昭为了拉拢阮籍，曾为自己的儿子向阮籍的女儿提亲，阮籍心里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拒绝，只好喝酒装醉，他每天都是酩酊大醉，以至于“醉六十日”，这门亲事“不得言而止”，最终不了了之。
酒可为文人添五彩笔，也可为武将壮英雄胆，只是，酒的作用并非一直正向——喝酒还容易误事。
拿文人来说，李白是诗仙，也是酒仙，最终因为酒喝多了，言行无状，令宦官高力士脱靴，被逐出朝廷。
以武将为例，这种情况也很多。比如张飞，按《三国演义》描述，张飞好酒，只是因为喝酒屡屡误事。曹操用荀彧“驱虎吞狼”之计，让刘备攻打袁术，以促成刘备与吕布相争的局面。刘备命张飞把守徐州。行前，刘备一再叮嘱张飞不得饮酒，张飞自己也承诺，守城期间坚决不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没戒住。他不仅自己醉酒，还强逼“从天戒，不饮酒”的曹豹喝酒，因为曹豹不喝又令鞭打五十。曹豹气愤不过，当夜修书一封，急让吕布派兵攻打徐州。曹豹是吕布的老丈人。吕布听说老丈人受了欺负，如何能忍，立即兴兵夜袭。吕布兵至，张飞“正醉卧府中，左右急忙摇醒”。张飞仓促间披挂上马，但“酒犹未醒，不能力战”，只好仓皇出逃。这一战，不仅徐州失守，连刘备的家眷也都落到吕布手中。这醉酒的代价不可谓不大。
而张飞之死，也与酒密切相关。为了替关羽报仇，他命令手下三日内置办大量白旗白甲，欲三军挂孝伐吴。手下的人请求宽限时日，以筹措材料。张飞不允，且下了死命令，完不成就把他们斩首示众。这些人没办法，只好先下手为强，在张飞醉卧帐中之际，悄悄入内取了张飞性命。
乍看上去，张飞这些过失，都来源于其性格暴躁、行为粗鲁，但细细分析一下，实际还是与酒存在着莫大的关系。其实，如果不是嗜酒，不是醉酒，这些失误很可能都不会发生，他的人生走向可能完全不同。张飞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人。不喝酒的张飞，头脑灵活，伶牙俐齿。他口齿伶俐到什么程度呢？《三国演义》中讲了一个故事，吕布派人去山东买了三百余匹好马，半道被张飞劫走一半。吕布大怒，认定这是刘备暗中策划，算起旧账来，这可属于恩将仇报，因为不久前，吕布刚刚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面对气势汹汹的吕布，张飞只说了一句话，就把吕布噎得说不出话来。张飞说：“我夺你马你便恼，你夺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说了！”张飞这话，也属于算旧账。当初，吕布走投无路，无人敢收留他，投奔刘备，刘备收留了他。但是，吕布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反还夺了刘备的地盘。所以，张飞这句话，直接让吕布哑口无言。这话可真是一句顶一万句，不仅话头上占了上风，情理上也占了上风。显然，不喝酒的张飞，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张飞。如果张飞一直保持这么清醒，这么睿智，那才真是一个可怕的张飞！
正是察觉有人会如此“贪淫于味”，因酒乱了正道，嗜酒误了正事，历代常有禁酒之举。而民间围绕着饮酒，也留下诸多逸闻趣事。比如，那些贤内助，为了让自己的丈夫在外少喝酒，可谓各出奇招。五代后周时有一位扈载，后来中了状元，官至监察御史。出仕之前，他的夫人特别反对他出去参加一些酒友的聚会。扈载又特别惧内，每次出去都要先请假。夫人跟他约法三章。如果喝酒的地方离家近，就滴水于地，在水干前必须回家。如果离家比较远，就点上一支香，用手指甲掐上个记号，香烧到记号之前就要赶回家。有一次，扈载出去参加聚会，刚喝了不一会儿，就显得神色不安，准备先告辞回家。朋友自然了解内情。这次，这帮“损友”出了个损招，说扈载急着先走，无非是担心“砌水隐形、香印过界”，这种行为应当罚酒，于是提议各以水、香为题，撰写新句一联，每一位完成联句，扈载就要喝酒一大杯。结果，扈载连续喝干了“六七巨觥，吐呕淋漓”。这件事，明代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有记载。但这次聚会扈载在外是否超时，回家是否受到夫人责罚，文中并未详述。想来这之后扈载再出去，也必是心有余悸。夫人如此要求自己的丈夫，自然还是担心丈夫在外饮酒无度，失了风雅，乱了德行。猜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夫人，没有如此严格的约束，扈载能不能中状元，还真难说。
从古到今，围绕着酒留下很多佳话，但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是“酒中八仙”，喝到出糗的、喝酒误事的，实实在在也不少。尤其现在又临近春节，家人团圆，走亲访友，同学聚会，很多场合可能都少不了酒的点缀，但是，面对好酒、美酒，要记得该收口时就收口。特别要清楚三点，一是别自恃酒量大，二是别轻视低度酒，三是醉酒会误事。一旦因酒误事，千万别怪罪酒，从自身找原因就对了。就如同唐代孟郊《酒德》诗中所说：“罪人免罪酒，如此可为箴”。如果怪酒不怪人，不知道反思因何喝多了，那确实是“酒德”有问题了。（大众日报）
#每日一善[超话]# "[熊猫]#阳光信用#[熊猫]#每日一善#[熊猫]
【️不tun必复】
有时候你会特别渴望找个人谈一谈，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往往都谈不出个所以然，慢慢地你领悟到，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有些事情是不必告诉别人的；有些事情是根本没办法用言语告诉别人的；有些事情是即使告诉了别人，别人也理解不了的。所以，有些话，只能放在心里，让时间告诉你一切。"
【️不tun必复】
有时候你会特别渴望找个人谈一谈，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往往都谈不出个所以然，慢慢地你领悟到，有些事情是不能告诉别人的；有些事情是不必告诉别人的；有些事情是根本没办法用言语告诉别人的；有些事情是即使告诉了别人，别人也理解不了的。所以，有些话，只能放在心里，让时间告诉你一切。"
【来吸欧气！#逛菜市场也能发现新物种#】“没准儿是个新种！”这句玩笑话，成了真。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2021年春季，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朱滨清等人正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时，撞见几只米粒大小的小黑虫，由于飞得很“笨”——“挺着胸、直挺挺的”，引起朱滨清注意，他们迅速掏出捕虫网采集下来，还打趣或许是个新物种，没想到一语中的。
这种小黑虫，正是近日武夷山国家公园公布的4个新物种之一——三叉诺襀。
新物种的发现有何意义？靠“找”还是靠“碰”？如何验证真“新”？野外考察会面临哪些危险？日前，《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新物种发现者，探寻新物种发现背后的故事。
【发现：靠积累 也是意外】
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朱滨清都在野外考察，但他不会刻意去找新物种。
“新物种的发现有一定随机性，有时跑一晚上什么都没看见，有时只是停车休息下，就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朱滨清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运气，调查人员的耐心和积累也必不可少，尤其是要提前做准备工作。
图1：朱滨清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本底调查 朱滨清供图
例如，朱滨清本人对昆虫中的襀翅目非常熟悉，但为了此次本底调查，他还是查阅许多资料，充分掌握武夷山当地“老种”特征，这才能在发现三叉诺襀和武夷山诺襀两个新种时一目了然。
“襀翅目对环境非常敏感，和蜉蝣目、毛翅目一起，是国际上常用的水质监测类群，它们的存在说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非常好。”朱滨清说，保护物种最重要的是保护原生环境。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标本馆副馆长金效华亦认为，发现认识新物种，一方面是认识自然进化本身，另一方面是摸清“家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
图2：金效华在西藏米林考察 金效华供图
金效华对兰科植物有着20多年的研究，先后发表了60多个新物种。他表示，发现新物种需要发现者有深厚的积累，但大部分新物种是可遇不可求的。
2016年，金效华在缅甸葡萄地区考察，在经过村旁一颗树时，他抬头间猛然发现一株看起来像兰花的奇怪植物，仔细分辨后确认它是一株蝴蝶兰，而且是一个新物种。
“意外”之喜接踵而至。2017年在同一片地区，金效华在一片被烧光的竹林中看到几棵还未烧毁的竹子，蹲下来仔细一看，竹子底部竟然长了植物。“是天麻！”他立刻意识到，这可能是个新物种。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验证，这株天麻确实是新物种。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吴刚则有一段长达10年“可遇不可求”的经历。
2010年，吴刚在菜市场购买了一种叫作见手青的牛肝菌，看着似曾相识，但又与其他见手青不一样。“这种见手青个头大很容易被采摘，但是菜市场卖的绝大部分是不成熟的，没有孢子产生，所以缺少用于真菌物种鉴定的重要形态数据。再加上我们一直没有在野外采到标本，鉴定工作停滞不前。”
直到2020年，吴刚的师弟终于在云南大理的松林中采集到它，这才证明这种见手青代表了一个新属和新种。
图3：吴刚正在察看牛肝菌切开后的受伤变色情况 吴刚供图
身在云南，经常能发现“躺”在菜市场上的野生菌新物种。“拿我研究的牛肝菌来说，在菜市场上有很多俗名，比如黄癞头、紫见手、红葱、白葱等。其中红葱就是我发表的新属新种，但我从来没有在野外采到过，可能是被老百姓采了，因为卖价不错。”吴刚说，为了做研究，他们也会去菜市场购买野生菌。
【验证：靠眼缘，更要证据】
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依靠外貌差异；一个新物种的验证，则需要充分可靠的证据。
吴刚告诉记者，目前物种分类中，普遍流行的方式是结合分子系统发育分析、形态学特征以及生态学数据来认识物种。
但他也提出，分子手段在极大地提升发现新种效率的同时，也可能会衍生其他问题，例如“同物异名”，即不同人给同一物种取了不同的名字，但最先发表的、符合命名法规的才是有效名。
吴刚就犯过这样的“错误”。2016年，他发表了一个牛肝菌新种，但2019年却有同行质疑这个新种是“同物异名”。
模式标本是物种“名称的携带者”，该同行对相似物种的模式标本重新研究后发现，模式标本的子实体是不成熟的，论文中的原始数据并不完全正确，再通过进一步研究证实吴刚发表的并不是一个新物种。
“实际上，我对前人发表的物种原始数据进行了比较，发现两个物种在孢子大小上的明显区别，我就认定是新物种，问题就出在我没有研究已发表物种的模式标本。当你对自己研究类群不够了解的时候，就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吴刚说。
在金效华看来，发现的新物种与前人发现的物种“撞车”，是比较正常的事情。但随着文献上网、标本上网，学者在查阅文献和标本时也更加便利，这种情况和风险也随之降低。
对于此次发现的两个新物种，朱滨清等人在收集到标本后，又经过近半年的整理、筛选、观察、比对，才最终确定为新种。
朱滨清认为，DNA测序、基因拓扑结构分析等现代手段提高了对隐存种，近似种等表型不易被区分的物种的身份界定，但不能代替传统的分类学，终归要回归物种表型上的差异，而这也是许多从业人员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爱好研究昆虫，我的同事、同行也基本是因为热爱从事的这行。”
【野外：有惊吓 也有惊喜】
从开始研究兰科植物，金效华有80多个月的时间在野外考察。
他认为，发表文章是为了解决科学问题，不应该局限于野外还是实验室的形式，但野外考察非常重要，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获得感性认识，是培养学生热爱自然、对科学敏感度和对生物进化现象敏锐性的重要过程。
但野外考察，也是与危险共存和搏斗的过程。
图4：金效华在西藏墨脱县考察 金效华供图
2004年，不到30岁的金效华前往海南的热带雨林考察兰科植物，由于向导也喜欢观察植物，他们不知不觉地走散了。更糟糕的是，又下起了暴雨。
金效华冷静了一下，凭借经验判断村庄应该在低处，于是一路往低处走，所幸下了山。又搭乘老乡的摩托车，再步行到达90公里外的县城，终于与大部队取得联系。
还有一次更“要命”。2007年金效华等10多人从云南的贡山独龙江步行走到西藏察隅时，在穿过无人区，翻过海拔4700米的垭口后，他们发现快断粮了。
所幸，一行人几经辗转找到了当地的部队。由于大雪封山，部队粮食也十分紧缺，但依然为他们挤出了前行的口粮，而原计划三四天的路程，实际上走了七天。
为此，金效华总结了几点野外考察经验：安全第一，一定要用当地向导，带够粮食。
图5：吴刚在浙江景宁开展大型真菌多样性本底调查 吴刚供图
吴刚则有一次因“祸”得“福”的经历。
2011年，他们一行10多人前往云南怒江州考察，原本计划爬过怒江边上的一座陡山，再通过一座吊桥过去。但当爬至山顶时，才发现没有了前进的路。
碰巧一位老乡路过，他们赶紧问了路并沿着这条路走，结果还是没走出去。焦急中，他们又“摸”到一条小水沟，于是沿着小水沟往下走，终于走到了怒江江边。
令吴刚惊喜的是，迷路当天，他竟然采到了一个牛肝菌新属的物种，“不枉此次迷路”，他笑着说。
朱滨清也有一次在山里跋涉的经历。那天突降暴雨，导致山路塌方，他们不得不放弃汽车，背着设备从早上9点走到凌晨2点才出山。
图6：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璀璨星河 朱滨清摄
常年在野外，科考人员也得到了老乡、摄影爱好者、护林员的许多帮助。朱滨清表示，很多老乡看见稀奇的物种都会拍照发给他们，提供了很多信息。“有时候我们也会住在老乡家里，山里的夜间真的能看见灿烂的银河，太震撼了！”https://t.cn/A6JH8WNf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