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烫头有多少翻车方式# 最近几天，理发店都是人满为患。大家回家过年都要走亲访友，发型一定要凹好。
可做头发这件事，真的要谨慎，因为你不知道，在托尼老师的一顿洗剪吹后，带给你的会是惊喜，还是惊吓。
在豆瓣「烫头失败组」里，就能看到各种翻车造型。女生最容易翻车的是烫发，羊毛卷就是重灾区。
男生更怕的，是托尼老师手里的那把剪刀。哪怕再三强调只要修短一点点，理发师也能用你来不及反应的速度，迅速把你的头发剃平。
大家顶着一头乌烟瘴气的新发型，翻来覆去睡不着，在社交媒体描述着托尼老师给自己设计的新形象：步惊云是大家最常提到的。
当然，也有可能像牛顿、金毛狮王……反正和想要的“青春靓丽”或“高端大气”的形象是沾不了边了。#过年烫头翻车大赏##V光新星#
可做头发这件事，真的要谨慎，因为你不知道，在托尼老师的一顿洗剪吹后，带给你的会是惊喜，还是惊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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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可能像牛顿、金毛狮王……反正和想要的“青春靓丽”或“高端大气”的形象是沾不了边了。#过年烫头翻车大赏##V光新星#
当女性开始写作，是反抗也是治愈。#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
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
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
伍尔夫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你怎样看这一观点？
这五个问题是作家张莉针对作家群体的性别观念调查中针对女性作家提出的五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张莉老师决定重回女性文学研究，并坚持制作女性文学作品年选。究竟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她们自己怎么看待“女性写作”呢？
在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女性视角——字里行间”的这场活动中，克罗地亚的诗人、剧作家莫妮卡·赫尔塞格 (Monika Herceg)，比利时小说家、剧作家米赫雅姆·勒罗伊(Myriam Leroy) 和中国作家张莉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莫妮卡·赫尔塞格是克罗地亚的诗人、剧作家、编辑、女性主义者和科普活动家，也是克罗地亚近代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年轻作家之一。2017 年，她获得了克罗地亚最著名的青年作家奖——戈兰奖（Goran）。她第二本书《封闭的季节》（Lovostaj， The Closed Season）于 2019 年面世。2021 年，莫妮卡·赫尔塞格因其积极行动赢得了先锋女性奖（Fierce Women Award）。
米赫雅姆·勒罗伊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记者、剧作家和纪录片制片人，她从不回避敏感或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其作品经常涉及女性主义、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厌女症。她的第一部作品《寻爱》(Cherche L'amour) （金羊毛剧场）让她获得了 2017 年美国评论家选择奖的最佳作家奖。她的第一部小说《阿丽亚娜》 (Ariane) 入围了龚古尔最佳小说奖。2019 年 8 月，她的第二部小说《红眼睛》 (Les yeux rouges) 由 Seuil 出版社出版，她还以这本书的故事为原型写了一部戏剧。
张莉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持微火者》《远行人必有故事》等。主编《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2019/2020年短篇小说二十家》《2019/2020年中国散文二十家》《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我认出了风暴》《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等。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也是茅盾文学奖长期的评委。2019 年 3 月向 127 位当代中国作家发起“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引起广泛社会影响。
这三位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作品中都体现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对于女性文学的议题有着非常先锋的观点和看法。在本次的对谈活动中，她们也分享了自己如何在创作中呈现女性议题，探讨了互联网时代对于女性的新型暴力等问题。
·当女性开始写作，是反抗
在本次对谈中，莫妮卡分享了写作对于她的意义。她说自己小时候是在比利时的农村长大，所以当她开始写作的时候，她就非常关注这些农村妇女，她书写了这些妇女的生活，她们在家庭里的身份。再加上自己是学物理学的，她注意到很多女性的物理学家是被遗忘的。她说：“虽然我认为这些女性物理学家其实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奖项，可以拥有更高的地位。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些女性科学家是不为人所知的，社会上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和存在。所以对我来说，文学就是这样的一种斗争的方式。”
莫妮卡还强调:“勇敢当然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觉得脆弱也是很重要的，脆弱其实也像是女性的一种‘超能力’。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自我，呈现女性真正的状态，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力量。”
来自比利时的米赫雅姆·勒罗伊之所以开始写作，也跟她所遭遇的性别不平等经历有关。她说：“我所体会到性别的不平等，主要是源自于我早年做记者的经历。我觉得比利时的新闻行业，可能是全球性别最不平等的行业之一， 65%的新闻记者是男性，只有 35% 的女性记者或新闻工作者。我就处在这 35% 当中，在我的工作当中感受到了很多性别暴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转向写作之后，非常倾向于从女性的视角出发书写女性的故事的原因。”
米赫雅姆·勒罗伊表示对于男性书写的那些模式化的故事感到厌烦，她说：“有的时候我在读文学作品或者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像这个作品当中的男生，包括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好像也不太像那些作品中的女孩。所以我想创造的是真真正正的像生活当中的人物。”
·当女性开始写作，是治愈
主持人戴潍娜在活动中谈到，在2000年的时候有人做过一个调查——互联网如果有性别的话，那么你们觉得互联网是男性还是女性？结果绝大部分用户都表示互联网一定是一个女性。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的包容，它是在不断地去跨越界限，同时它又很多元，这些都是女性的特质。但是 20 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曾经是极具女性气质、分享气质的互联网，渐渐地滋生出了很多对于女性的暴力。
莫妮卡指出在她身边的很多女性都会对自己的外表有很大的不安全感，包括她自己在生了两个孩子之后也觉得自己的身体还仍处于调试的状态，对于自己的外表也会有喜欢和不喜欢的地方。这也与模式化的叙事中常常会创建一个所谓完美的女性形象有关，她们年轻美丽、丰满而皮肤好，但是现实中的人并不是这样的。
女性应该如何屏蔽这种对于身体和外貌的不安全感呢？莫妮卡说：“我觉得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经历过这种和性别相关的暴力，有的可能比较轻微，但有的程度会相对的重一些。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觉得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就觉得写作不仅仅是一种斗争，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讲，它也是一种治愈。”
写作对于米赫雅姆来说，同样也是一种治愈。她的第二部小说《红眼睛》，就是讲述一个女性受到一个男性的骚扰和公开羞辱长达四年的时间。“红眼睛”指的这个女性在受到羞辱和骚扰之后，她的眼睛出现了一些病症，这也是对于她所经历的痛苦的一种隐喻。米赫雅姆说到：“书中其实主要是有三个主要的视角。一个是施暴者，一个是旁白叙事，还有一个视角是社会。特别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大数据时代，很多时候这种羞辱是公开的，它可能来自社交媒体，来自那些大 V 和在网上很有影响力的人。”而米赫雅姆的这部小说《红眼睛》就是根据她自己的真实经验改编的。
张莉教授提出莫妮卡所讲的对身体的不安全感，在国内被称之为“外貌焦虑”，而互联网更是强化了这种焦虑。"滤镜的频繁使用实际上是焦虑的内化，每个人自拍完以后都需要滤镜美颜才能给别人看，实际上代表了自己内心的一个不安全感。”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这种隐形的性别暴力，如何建立自己真正的安全感？张莉教授指出:"真正可以治愈我们的是文学作品，正是这种有思考深度的作品，它可以让你在一个夜深人静或者特别安静的时刻，接近你内心对生活或者是对真实自我的这种理解，你会认识到你不会像她们那么完美，但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你要接受自己。女性的美不需要他人来定义，我们要自我确认。我的身体我做主，我的生活我做主，我的美由我来定义。只有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这样想法，我们生活才会自在一些。"
张莉教授在活动的最后还谈到，她希望可以通过文学建立一个女性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一个女性倾诉的空间，一个倾听的空间，同时也是辨认自我主体性的一个空间。建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共同体，然后把那些所谓加之于女性身上的焦虑和不安，尽可能的摒弃。当然这是一个理想的目标，肯定很难完成，但是要慢慢一点一点地推进。我觉得如何接受一个真实的自我，对今天的女性写作者或者是女性本身都非常的重要。”
你认为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你是否愿意自己的写作被称为女性写作？
女性身份在写作中的优长是什么？缺陷或不足是什么？
喜欢的作家或作品及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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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个问题是作家张莉针对作家群体的性别观念调查中针对女性作家提出的五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回答，使张莉老师决定重回女性文学研究，并坚持制作女性文学作品年选。究竟女性写作的意义是什么呢？她们自己怎么看待“女性写作”呢？
在第六届中欧国际文学节“女性视角——字里行间”的这场活动中，克罗地亚的诗人、剧作家莫妮卡·赫尔塞格 (Monika Herceg)，比利时小说家、剧作家米赫雅姆·勒罗伊(Myriam Leroy) 和中国作家张莉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莫妮卡·赫尔塞格是克罗地亚的诗人、剧作家、编辑、女性主义者和科普活动家，也是克罗地亚近代历史上获奖最多的年轻作家之一。2017 年，她获得了克罗地亚最著名的青年作家奖——戈兰奖（Goran）。她第二本书《封闭的季节》（Lovostaj， The Closed Season）于 2019 年面世。2021 年，莫妮卡·赫尔塞格因其积极行动赢得了先锋女性奖（Fierce Women Award）。
米赫雅姆·勒罗伊是一位屡获殊荣的作家、记者、剧作家和纪录片制片人，她从不回避敏感或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其作品经常涉及女性主义、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厌女症。她的第一部作品《寻爱》(Cherche L'amour) （金羊毛剧场）让她获得了 2017 年美国评论家选择奖的最佳作家奖。她的第一部小说《阿丽亚娜》 (Ariane) 入围了龚古尔最佳小说奖。2019 年 8 月，她的第二部小说《红眼睛》 (Les yeux rouges) 由 Seuil 出版社出版，她还以这本书的故事为原型写了一部戏剧。
张莉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持微火者》《远行人必有故事》等。主编《2019/2020年中国女性文学作品选》《2019/2020年短篇小说二十家》《2019/2020年中国散文二十家》《新女性写作专辑：美发生着变化》《我认出了风暴》《京味浮沉与北京文学的发展》等。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女性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也是茅盾文学奖长期的评委。2019 年 3 月向 127 位当代中国作家发起“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引起广泛社会影响。
这三位作家在各自的创作作品中都体现了明确的性别意识，对于女性文学的议题有着非常先锋的观点和看法。在本次的对谈活动中，她们也分享了自己如何在创作中呈现女性议题，探讨了互联网时代对于女性的新型暴力等问题。
·当女性开始写作，是反抗
在本次对谈中，莫妮卡分享了写作对于她的意义。她说自己小时候是在比利时的农村长大，所以当她开始写作的时候，她就非常关注这些农村妇女，她书写了这些妇女的生活，她们在家庭里的身份。再加上自己是学物理学的，她注意到很多女性的物理学家是被遗忘的。她说：“虽然我认为这些女性物理学家其实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奖项，可以拥有更高的地位。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有些女性科学家是不为人所知的，社会上都不知道她们的名字和存在。所以对我来说，文学就是这样的一种斗争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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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赫雅姆·勒罗伊表示对于男性书写的那些模式化的故事感到厌烦，她说：“有的时候我在读文学作品或者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像这个作品当中的男生，包括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好像也不太像那些作品中的女孩。所以我想创造的是真真正正的像生活当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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