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作家小林裕之与小林希都毕业于东京玻璃研究所，两人已从事玻璃创作20余年，并各自钻研出不同的风格来。四年前，因孩子出生，两人决定共同创作，以“小林裕之·希”的名号来发表作品，创作出可以融入日常生活的器皿。他们同样重视玻璃工艺中的造型与色彩表现，试图以“定型吹制法”将日用器还原出手工的温度和古旧质感。
他们的玻璃作品有着利落的线条和隐约可见的波纹纹理，主要通过自制的模具（如六角模具、十二角模具等）来达到几近建筑美感的玻璃器。将融化的玻璃吹入模具中，鉴证其一点点塑形，感受疾速的紧张感，是小林裕之最为之澎湃的过程。近年来，他们还埋头钻研，研发了适合中国茶的玻璃器皿，如花型公道杯、茶杯等，使道具们兼具美感与实用功效。透明的玻璃器，可以清晰可见茶汤的色泽，是最为茶人热爱的材质之一，小林夫妇的作品细致、温和，是可以带来温暖陪伴的玻璃器。
小林裕之 Kobayashi Hirashi
1999年 毕业于东京玻璃工艺研究所
2001年 在京都伏见设立工作室
2004年 现代玻璃展入选/玻璃工艺品三年展入选
2005年 朝日现代工艺展入选（'06）
2006年 日本工艺展入选（’07）（'11）/金沢碗One大奖优秀奖
小林希 Kobayashi Nozomi
1999年 东京玻璃工艺研究所毕业/世界工艺竞赛金泽入选（2001）
2001年 在京都伏见设立工作室
2004年 入选现代玻璃展/かわさき现代玻璃展/入选玻璃工艺品三年展 伊丹国际工艺展
2005年 朝日现代工艺展亚军（'06入选）
2006年 日本工艺展入选/金沢碗One大奖入选
他们的玻璃作品有着利落的线条和隐约可见的波纹纹理，主要通过自制的模具（如六角模具、十二角模具等）来达到几近建筑美感的玻璃器。将融化的玻璃吹入模具中，鉴证其一点点塑形，感受疾速的紧张感，是小林裕之最为之澎湃的过程。近年来，他们还埋头钻研，研发了适合中国茶的玻璃器皿，如花型公道杯、茶杯等，使道具们兼具美感与实用功效。透明的玻璃器，可以清晰可见茶汤的色泽，是最为茶人热爱的材质之一，小林夫妇的作品细致、温和，是可以带来温暖陪伴的玻璃器。
小林裕之 Kobayashi Hirashi
1999年 毕业于东京玻璃工艺研究所
2001年 在京都伏见设立工作室
2004年 现代玻璃展入选/玻璃工艺品三年展入选
2005年 朝日现代工艺展入选（'06）
2006年 日本工艺展入选（’07）（'11）/金沢碗One大奖优秀奖
小林希 Kobayashi Nozomi
1999年 东京玻璃工艺研究所毕业/世界工艺竞赛金泽入选（2001）
2001年 在京都伏见设立工作室
2004年 入选现代玻璃展/かわさき现代玻璃展/入选玻璃工艺品三年展 伊丹国际工艺展
2005年 朝日现代工艺展亚军（'06入选）
2006年 日本工艺展入选/金沢碗One大奖入选
当你被爱情撞了一下腰
/李勋阳
我也没想到自己虎年读的第一本书，是一本爱情题材的小说，已经有十来年了，我把国内这类小说都打入了“冷宫”。但是这本，推荐一切经历过“维特的烦恼”的人都看看，没经历过的，也看看，看看为什么维特一遭遇爱情就烦恼——原来爱情就是这么烦恼！
不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烦恼的是自己爱上了别人的未婚妻，这还好理解，毕竟有伦理束缚！而这本小说，主人公的苦恼却不在于这种道德约束，而是一种面对爱情的诚惶诚恐。对，就是这种诚惶诚恐，我在前几年多次向别人推荐过诗江湖时代的一个诗人（得儿喝）写的诗:“别人的爱情/伤肾/我的爱情/伤自尊”。
√，这就是一个在爱情面前极度怕伤自尊而自误的故事。或许有些读者看了，说这个主人公也太磨叽了，内心戏也太多了吧。是的，如果单纯看故事看情节，也没什么新鲜的，单恋一枝花，最后不了了之，想看一个爱情虐剧的朋友可以离开本书了，这本书没有你要的那种中二或者狗血情节，有的就是这一股卑微的“磨叽”。如果你不曾真爱过，你不知这种卑微或者“磨叽”——正因为作者写了太多主人公的内心戏，我才为作者的文字击节叫好。
我看过国内作家太多直男YY油腻的文字：什么一个人小有才华，人家女的就要死乞白赖爱上他（才子佳人模式、英雄美女模式都属于这其中，哪怕它以战争为背景，或者狭义，都逃不脱一种YY）——国内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循环的作家都逃不脱这让人厌恶的YY状态，包括那些自以为严肃的小说家也逃不过这点毛病。
所以我一般很腻烦这类故事或小说，也从不把这些小说家放在眼里。之所以前几年对路内那个小说家还略有赞赏，就在于他笔下有些许不那么YY的卑微感。但还不够，而这本文字却让我心生戚戚焉，作者真是真诚到虔诚，在剖写自己在面对爱情时那种可笑又可悲的自尊和卑微，用现在流行话来说，简直就是一只爱情的舔狗。
这本书让人多有会心，我阅读的时候忍不住勾画出九十多处我身（没错，是身，而不止是身）有同感的幽微词句，你说作者写得有多真诚和了不起？！只有两三处我在心里想对作者说“不对啊，这里怎么跳起来了——我们可是舔狗啊！”
作者明显是在给自己心口曾经郁结的暗伤撒盐，这哪是写小说，这明显是在揭自己的伤疤！不过，文学艺术(当然是指好的)就是这样，就是要对自己下手，只有敢于对自己下狠手不惜揭露自己暴露自己的文字才是好的或真诚的文字。
这就是一本充满真诚——真诚到惶恐的文字！在读的过程中，我屡次想到罗斯的《再见，哥伦布》西格尔的《爱情故事》，它们也写到了穷小子爱上另一阶层女孩的故事。但它们主要写男女主人公的生活窘境，但内心煎熬是什么，却往往不得而知。当然，这也是这类小说的套路，包括我很推崇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只写了盖茨比为了赢得黛西的回眸垂怜而做的各种疯狂的事，到最后甚至以“牺牲自己”来成全黛西夫妇(当然他主要也是为了黛西本人)的安然脱身，却没有迎来黛西的一丝丝垂怜，就连葬礼人家都没出现而是出去游玩去了——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怆的一只舔狗！
但我老在想，盖茨比内心到底有多煎熬，或者当年他还是穷小子时，他面对黛西内心都遭遇了什么。《了不起的盖茨比》当然没有写，因为用的是旁观者的“我”视角来写，所以也不应该写。而本书让就让我禁不住联想，可能盖茨比还是穷小子的时候，遇到黛西遭遇爱情，就如本书主人公一样的表现吧，内心一切的煎熬、想法大概都如此这般。有句话说，全球共此凉热，我相信爱情也是这样，古今中外应该都是这样！
不知道你有没有遭遇过这样的情况，我本人就遭遇过——好吧，我也承认有多少次我就当过这样的舔狗，所以我说我读这本书诗，多有同感，身同感受。但是如果你连这样的舔狗都没当过，你还好意思说你遭遇过爱情？至少我不大相信，回想一下一年多前那位“国民老公”，你就知道了，原来这么普遍，不论你是穷小子，好事豪门公子哥儿，爱情就可以让你低到尘埃变得卑微。
还记得周星驰《喜剧之王》里，那个有钱的混蛋跑到夜总会寻找自己的“初恋”，我第一次看到这情节时说这也太夸张了——可能星爷就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和桥段（包括其暗含的悲剧内核）而增加的套路而已——但是现在我就会这样想，即就是这样的混蛋，也许当年也遭遇过这样的爱情吧！
有句歌词，好像是“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换两个字，爱情，我被爱情撞了一下腰，相信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曾遭遇过。就像本书里的文恒一不但撞腰还折腰，为一个自己隐约明知没有结果的爱情当了好几年舔狗，但是又何妨。我在意大利小说《罗马之恋》里读过这样悸动的文字——本书作者在书里自己类比《洛丽塔》，我反而倒认为不是，至少是不合适。《洛丽塔》主要还是在写非常态，而他自己这本书写的却是我们每个人的常态——我欣喜国内也出现了这样让人悸动的文字。
从《罗马之恋》到这本书，看来全世界又是一样的，就连冷傲如张爱玲，都写过这样的话，“我爱你，与你无关”，这是何等的悸动和卑微。借用喜剧门神何广智的口吻来说，没当过舔狗的人啊不足以谈爱情！——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当年到底是如何舔狗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看罢此书，敬请对号入座。
/李勋阳
我也没想到自己虎年读的第一本书，是一本爱情题材的小说，已经有十来年了，我把国内这类小说都打入了“冷宫”。但是这本，推荐一切经历过“维特的烦恼”的人都看看，没经历过的，也看看，看看为什么维特一遭遇爱情就烦恼——原来爱情就是这么烦恼！
不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烦恼的是自己爱上了别人的未婚妻，这还好理解，毕竟有伦理束缚！而这本小说，主人公的苦恼却不在于这种道德约束，而是一种面对爱情的诚惶诚恐。对，就是这种诚惶诚恐，我在前几年多次向别人推荐过诗江湖时代的一个诗人（得儿喝）写的诗:“别人的爱情/伤肾/我的爱情/伤自尊”。
√，这就是一个在爱情面前极度怕伤自尊而自误的故事。或许有些读者看了，说这个主人公也太磨叽了，内心戏也太多了吧。是的，如果单纯看故事看情节，也没什么新鲜的，单恋一枝花，最后不了了之，想看一个爱情虐剧的朋友可以离开本书了，这本书没有你要的那种中二或者狗血情节，有的就是这一股卑微的“磨叽”。如果你不曾真爱过，你不知这种卑微或者“磨叽”——正因为作者写了太多主人公的内心戏，我才为作者的文字击节叫好。
我看过国内作家太多直男YY油腻的文字：什么一个人小有才华，人家女的就要死乞白赖爱上他（才子佳人模式、英雄美女模式都属于这其中，哪怕它以战争为背景，或者狭义，都逃不脱一种YY）——国内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循环的作家都逃不脱这让人厌恶的YY状态，包括那些自以为严肃的小说家也逃不过这点毛病。
所以我一般很腻烦这类故事或小说，也从不把这些小说家放在眼里。之所以前几年对路内那个小说家还略有赞赏，就在于他笔下有些许不那么YY的卑微感。但还不够，而这本文字却让我心生戚戚焉，作者真是真诚到虔诚，在剖写自己在面对爱情时那种可笑又可悲的自尊和卑微，用现在流行话来说，简直就是一只爱情的舔狗。
这本书让人多有会心，我阅读的时候忍不住勾画出九十多处我身（没错，是身，而不止是身）有同感的幽微词句，你说作者写得有多真诚和了不起？！只有两三处我在心里想对作者说“不对啊，这里怎么跳起来了——我们可是舔狗啊！”
作者明显是在给自己心口曾经郁结的暗伤撒盐，这哪是写小说，这明显是在揭自己的伤疤！不过，文学艺术(当然是指好的)就是这样，就是要对自己下手，只有敢于对自己下狠手不惜揭露自己暴露自己的文字才是好的或真诚的文字。
这就是一本充满真诚——真诚到惶恐的文字！在读的过程中，我屡次想到罗斯的《再见，哥伦布》西格尔的《爱情故事》，它们也写到了穷小子爱上另一阶层女孩的故事。但它们主要写男女主人公的生活窘境，但内心煎熬是什么，却往往不得而知。当然，这也是这类小说的套路，包括我很推崇的《了不起的盖茨比》，都只写了盖茨比为了赢得黛西的回眸垂怜而做的各种疯狂的事，到最后甚至以“牺牲自己”来成全黛西夫妇(当然他主要也是为了黛西本人)的安然脱身，却没有迎来黛西的一丝丝垂怜，就连葬礼人家都没出现而是出去游玩去了——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悲怆的一只舔狗！
但我老在想，盖茨比内心到底有多煎熬，或者当年他还是穷小子时，他面对黛西内心都遭遇了什么。《了不起的盖茨比》当然没有写，因为用的是旁观者的“我”视角来写，所以也不应该写。而本书让就让我禁不住联想，可能盖茨比还是穷小子的时候，遇到黛西遭遇爱情，就如本书主人公一样的表现吧，内心一切的煎熬、想法大概都如此这般。有句话说，全球共此凉热，我相信爱情也是这样，古今中外应该都是这样！
不知道你有没有遭遇过这样的情况，我本人就遭遇过——好吧，我也承认有多少次我就当过这样的舔狗，所以我说我读这本书诗，多有同感，身同感受。但是如果你连这样的舔狗都没当过，你还好意思说你遭遇过爱情？至少我不大相信，回想一下一年多前那位“国民老公”，你就知道了，原来这么普遍，不论你是穷小子，好事豪门公子哥儿，爱情就可以让你低到尘埃变得卑微。
还记得周星驰《喜剧之王》里，那个有钱的混蛋跑到夜总会寻找自己的“初恋”，我第一次看到这情节时说这也太夸张了——可能星爷就是为了增加喜剧效果和桥段（包括其暗含的悲剧内核）而增加的套路而已——但是现在我就会这样想，即就是这样的混蛋，也许当年也遭遇过这样的爱情吧！
有句歌词，好像是“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我换两个字，爱情，我被爱情撞了一下腰，相信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曾遭遇过。就像本书里的文恒一不但撞腰还折腰，为一个自己隐约明知没有结果的爱情当了好几年舔狗，但是又何妨。我在意大利小说《罗马之恋》里读过这样悸动的文字——本书作者在书里自己类比《洛丽塔》，我反而倒认为不是，至少是不合适。《洛丽塔》主要还是在写非常态，而他自己这本书写的却是我们每个人的常态——我欣喜国内也出现了这样让人悸动的文字。
从《罗马之恋》到这本书，看来全世界又是一样的，就连冷傲如张爱玲，都写过这样的话，“我爱你，与你无关”，这是何等的悸动和卑微。借用喜剧门神何广智的口吻来说，没当过舔狗的人啊不足以谈爱情！——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当年到底是如何舔狗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看罢此书，敬请对号入座。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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