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硬刚奥密克戎# 【静海“大筛”:用坚守、温暖、信任托起“冬日暖阳”】
1月9日至12日,静海区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展现出她的坚韧与温情。
2022年初始,生活的“魔方”被突如其来的疫情随机打乱。无数党员干部成为寒冷冬夜的“炬火”,冲上“大筛”一线,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夜未央”奋战至“天将明”,使力量与温暖在静海每一个角落汇聚、蔓延。
有一种静海速度,叫争分夺秒;有一种静海担当,叫彻夜不眠。
10日凌晨,街道空寂无声,静海区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灯火通明。筛查人员信息、线索流调溯源、调用防疫物资.....全体党员干部坚守在岗、枕戈待旦,迅速集结到位。
“7时起,天津全员核酸检测!”
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市疫情指挥部的命令,彻底打响了本次“大筛”的“起跑枪”。静海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一声令下,全体医护人员、机关干部、社区(村)工作人员、志愿者迅速行动,广大市民积极响应。寒风刺骨的冬日,418个核酸检测点迅速搭建成功,8000多干部、3000多名志愿者及时入列入队,下沉“大筛”一线,所需物资全部运转到位.....一切工作从严从紧、迅速有序。
战袍未脱,又踏征途。
首轮全员筛查后,静海区广大党员干部没有丝毫放松懈怠,“扔下饭碗”、不知疲惫,立即奔赴抗疫一线,迎战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12日12时,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准时开启,任务重、时间紧。全体工作人员信念坚定、守牢关口、同心同向,共同构筑起抵御疫情的“钢铁防线”。
“坚守,是党员干部的本分!”
12日12时,在实验小学检测点,等待核酸检测的居民有序进场。扫码、登记、检测.....10多名“大白”正在紧张忙碌。陈晔只有一次又一次擦干面罩上的雾气,才能勉强看清电脑屏幕。
作为教育系统下沉干部,陈晔自本轮疫情开始,几乎吃住都在单位,和同事一块挨家挨户宣传动员、摸排数据。丈夫也奋战在“大筛”一线,几天没回家。疫情发生当天,夫妻俩匆匆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就立即奔赴岗位。这段时间,她只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心里始终有些不安。
村里大多数行动不便的老人,没有智能手机,给信息登记带来诸多不便,这就需要更加细致入微的工作。陈晔和同事们耐心解释,主动帮忙,不仅提高了效率,更赢得乡亲们的“点赞”。
有的村民送来了电暖气、捎来了家里的大衣、甚至端来热气腾腾的饺子.....党员干部的付出,老百姓既看在眼里,更记在心上。
其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夫妻档”“父子档”“兄弟连”等“下沉拍档”很是常见。除此之外,即将退休的老干部、刚刚入职的“95后”.....区直部门人员化身下沉基层的“服务员”,用每一个“小我”铸成这座城市的“大爱”。
趁着吃饭的间隙,陈晔赶紧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一个稚嫩的声音传了出来,“妈妈,奶奶说你在忙,不让我打扰你,我们就自己去验核酸了,你不用担心我们!”
陈晔先是沉默了一会,又对着电话说,“宝宝真厉害,我的孩子长大了,懂事了。”言语间,泪水模糊了双眼。
她倚靠的窗前,暮色将至,点点灯光和忙碌的背影却似繁星般璀璨。
“我年轻,我先上!”
“请保持1.8米距离”“提前打开健康码”“小朋友,有没有身份证”.....志愿者的暖心提醒,让正在等待的居民感受到温暖。
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一个个耀眼的“志愿红”往来穿梭,他们中有党员、有学生,也有退役军人、有普通百姓。3000多个发光的红点,映衬在白衣之间,分外夺目。
“我年轻,我先上!”1月11日凌晨,韩蕊刚刚脱下防护服,就在朋友圈发出了这句话。配发的照片是一张志愿者们的合照,她站在中间,比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韩蕊是天津医科大学的学生,也是台头镇胜利村村民。“90后”的她,却已经是一名“资深”志愿者。前几天,韩蕊在手机上看到招募志愿者协助核酸检测的消息,当即写下了一封请愿信,希望参与到“大筛”工作中。信里,她这样写道:“疫情中,我们心系一处,静待春暖花开。”
“心系一处,春暖花开”正是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共克疫情的生动写照,最美的“志愿红”就在静海大地“生根发芽”。
静海区充分组织动员广大志愿者投身“战斗”,每组志愿者都实施“一对一”全程服务,切实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通过上门服务、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引领、扫码……直至完成核酸检测采样,确保应检尽检、不落一人。
“大娘,我们给您做核酸采样来了。”晚上8点多,韩蕊与医务人员来到台头镇新立村的汪奶奶家里,为她做了核酸咽拭子采集。今年81岁的汪奶奶一见工作人员就激动地拍起了手,高兴地说,“感谢党和国家的关心,惦记着俺们的身体健康!”。
不仅如此,24小时交通值守、“移动小喇叭”宣传引导、“四步工作法”忙中有序.....“了不起”的静海人,用实干与担当书写“大考”答卷。
“咱们也得为疫情防控出‘膀子力’”
这两天,一条温暖的倡议在朋友圈传开,而内容只有短短一句话,就是号召网友给“大筛”工作人员带瓶热水暖暖手。这条简单的朋友圈迅速得到了大伙儿的积极响应,许多工作人员都收到了这份难忘的“礼物”。
“今天上午,好多人给我们带了热水,开始我还纳闷,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这心里别提多热乎了。”现场医务人员高兴地说。
榜样,是有形的“正能量”。
在中旺镇,95岁的退役军人张景波身着正装,胸戴军功章,在亲人的搀扶下,步行前往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面对镜头,他热泪盈眶,发自肺腑的感谢党和国家的恩情,号召大家做好防护,注重健康,报效祖国。
每个普通人的点滴温暖,汇成冬日里的涓涓暖流。
在静海区杨成庄乡,村民刘英军一大早,就忙得热火朝天。为了能让“大筛”工作人员吃上免费的热乎饭,20多名村民在做完最后一个营养盒饭后,赶紧把午餐装入保温盒,送往华康第一小学和双窑小学两个核酸检测点。
中午,来做核酸检测的群众依然很多,现场工作人员只能轮流吃饭,确保核酸检测随时有人。刘英军和村民就分多次送餐,保证每位工作人员都能吃上热乎饭。
“大伙儿来给我们做核酸,又冷又累,我们看了心里不落忍,就想着能为他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刘英军笑呵呵地说。
两天时间,村民们送出了爱心营养餐1500多份,还为全乡所有点位的工作人员送去香蕉、苹果、橘子等水果近40箱,温暖着坚守在核酸检测点的每一个人。
1月9日至12日,静海区在这场疫情“大考”中,展现出她的坚韧与温情。
2022年初始,生活的“魔方”被突如其来的疫情随机打乱。无数党员干部成为寒冷冬夜的“炬火”,冲上“大筛”一线,秉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从“夜未央”奋战至“天将明”,使力量与温暖在静海每一个角落汇聚、蔓延。
有一种静海速度,叫争分夺秒;有一种静海担当,叫彻夜不眠。
10日凌晨,街道空寂无声,静海区所有机关事业单位,灯火通明。筛查人员信息、线索流调溯源、调用防疫物资.....全体党员干部坚守在岗、枕戈待旦,迅速集结到位。
“7时起,天津全员核酸检测!”
闻令而动、听令而行。市疫情指挥部的命令,彻底打响了本次“大筛”的“起跑枪”。静海区疫情防控指挥部总指挥一声令下,全体医护人员、机关干部、社区(村)工作人员、志愿者迅速行动,广大市民积极响应。寒风刺骨的冬日,418个核酸检测点迅速搭建成功,8000多干部、3000多名志愿者及时入列入队,下沉“大筛”一线,所需物资全部运转到位.....一切工作从严从紧、迅速有序。
战袍未脱,又踏征途。
首轮全员筛查后,静海区广大党员干部没有丝毫放松懈怠,“扔下饭碗”、不知疲惫,立即奔赴抗疫一线,迎战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12日12时,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准时开启,任务重、时间紧。全体工作人员信念坚定、守牢关口、同心同向,共同构筑起抵御疫情的“钢铁防线”。
“坚守,是党员干部的本分!”
12日12时,在实验小学检测点,等待核酸检测的居民有序进场。扫码、登记、检测.....10多名“大白”正在紧张忙碌。陈晔只有一次又一次擦干面罩上的雾气,才能勉强看清电脑屏幕。
作为教育系统下沉干部,陈晔自本轮疫情开始,几乎吃住都在单位,和同事一块挨家挨户宣传动员、摸排数据。丈夫也奋战在“大筛”一线,几天没回家。疫情发生当天,夫妻俩匆匆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就立即奔赴岗位。这段时间,她只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心里始终有些不安。
村里大多数行动不便的老人,没有智能手机,给信息登记带来诸多不便,这就需要更加细致入微的工作。陈晔和同事们耐心解释,主动帮忙,不仅提高了效率,更赢得乡亲们的“点赞”。
有的村民送来了电暖气、捎来了家里的大衣、甚至端来热气腾腾的饺子.....党员干部的付出,老百姓既看在眼里,更记在心上。
其实,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夫妻档”“父子档”“兄弟连”等“下沉拍档”很是常见。除此之外,即将退休的老干部、刚刚入职的“95后”.....区直部门人员化身下沉基层的“服务员”,用每一个“小我”铸成这座城市的“大爱”。
趁着吃饭的间隙,陈晔赶紧拨通了家里的电话,一个稚嫩的声音传了出来,“妈妈,奶奶说你在忙,不让我打扰你,我们就自己去验核酸了,你不用担心我们!”
陈晔先是沉默了一会,又对着电话说,“宝宝真厉害,我的孩子长大了,懂事了。”言语间,泪水模糊了双眼。
她倚靠的窗前,暮色将至,点点灯光和忙碌的背影却似繁星般璀璨。
“我年轻,我先上!”
“请保持1.8米距离”“提前打开健康码”“小朋友,有没有身份证”.....志愿者的暖心提醒,让正在等待的居民感受到温暖。
鲜红的党旗在疫情防控一线高高飘扬,一个个耀眼的“志愿红”往来穿梭,他们中有党员、有学生,也有退役军人、有普通百姓。3000多个发光的红点,映衬在白衣之间,分外夺目。
“我年轻,我先上!”1月11日凌晨,韩蕊刚刚脱下防护服,就在朋友圈发出了这句话。配发的照片是一张志愿者们的合照,她站在中间,比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韩蕊是天津医科大学的学生,也是台头镇胜利村村民。“90后”的她,却已经是一名“资深”志愿者。前几天,韩蕊在手机上看到招募志愿者协助核酸检测的消息,当即写下了一封请愿信,希望参与到“大筛”工作中。信里,她这样写道:“疫情中,我们心系一处,静待春暖花开。”
“心系一处,春暖花开”正是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共克疫情的生动写照,最美的“志愿红”就在静海大地“生根发芽”。
静海区充分组织动员广大志愿者投身“战斗”,每组志愿者都实施“一对一”全程服务,切实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通过上门服务、开辟绿色通道等方式,引领、扫码……直至完成核酸检测采样,确保应检尽检、不落一人。
“大娘,我们给您做核酸采样来了。”晚上8点多,韩蕊与医务人员来到台头镇新立村的汪奶奶家里,为她做了核酸咽拭子采集。今年81岁的汪奶奶一见工作人员就激动地拍起了手,高兴地说,“感谢党和国家的关心,惦记着俺们的身体健康!”。
不仅如此,24小时交通值守、“移动小喇叭”宣传引导、“四步工作法”忙中有序.....“了不起”的静海人,用实干与担当书写“大考”答卷。
“咱们也得为疫情防控出‘膀子力’”
这两天,一条温暖的倡议在朋友圈传开,而内容只有短短一句话,就是号召网友给“大筛”工作人员带瓶热水暖暖手。这条简单的朋友圈迅速得到了大伙儿的积极响应,许多工作人员都收到了这份难忘的“礼物”。
“今天上午,好多人给我们带了热水,开始我还纳闷,后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这心里别提多热乎了。”现场医务人员高兴地说。
榜样,是有形的“正能量”。
在中旺镇,95岁的退役军人张景波身着正装,胸戴军功章,在亲人的搀扶下,步行前往采样点进行核酸检测,面对镜头,他热泪盈眶,发自肺腑的感谢党和国家的恩情,号召大家做好防护,注重健康,报效祖国。
每个普通人的点滴温暖,汇成冬日里的涓涓暖流。
在静海区杨成庄乡,村民刘英军一大早,就忙得热火朝天。为了能让“大筛”工作人员吃上免费的热乎饭,20多名村民在做完最后一个营养盒饭后,赶紧把午餐装入保温盒,送往华康第一小学和双窑小学两个核酸检测点。
中午,来做核酸检测的群众依然很多,现场工作人员只能轮流吃饭,确保核酸检测随时有人。刘英军和村民就分多次送餐,保证每位工作人员都能吃上热乎饭。
“大伙儿来给我们做核酸,又冷又累,我们看了心里不落忍,就想着能为他们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刘英军笑呵呵地说。
两天时间,村民们送出了爱心营养餐1500多份,还为全乡所有点位的工作人员送去香蕉、苹果、橘子等水果近40箱,温暖着坚守在核酸检测点的每一个人。
#今日长三角# 春节前天津这轮疫情能平息吗?张伯礼院士最新研判!
2022年1月11日,在第165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就天津本轮疫情情况作一一介绍。
发布会上,张伯礼院士介绍,这次奥密克戎的变异比较多,有32个变异点,还有一些逃逸变异点也出现了,因此,这次疫苗对它的保护作用是在下降的。但是这次病情整体比较轻,重症少,这也是疫苗保护作用的体现。“因此,我依然提示大家尽量接种疫苗。”
张伯礼表示,对于症状轻也不能掉以轻心,关于新冠肺炎的后遗症还是一个研究的课题,根据国外报告显示,30%-50%的病人有各种后遗症,比国内的报告要高,国内器质性病变没有那么重,而且康复以后比较好。
“对于儿科的治疗我们非常重视,即使现在没有症状,也要给药,把关口前移,阻断病势发展。在这次治疗中,小朋友非常配合,吃中药都很乖,我们有信心尽快将他们治好。”
张伯礼表示,“我们不主张没有问题的孩子都去吃药。少聚集,戴口罩、勤通风、勤洗手,这些措施是绝对有效的,要坚持下去。对于儿童特殊的群体,特别要注意他的消化道,很多孩子吃的太多,手心热,舌苔厚,是有食热了,一着凉就非常容易感冒。幼儿要注意积和寒,不要捂,积极做好预防。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可以用些有针对性的药来治疗,比如小儿至保定就挺好。”
天津本轮疫情三成患者无症状
张伯礼院士在发布会上介绍,“我们是第一次亲历奥密克戎病毒感染的新冠肺炎,从目前来看,它的隐秘性更强,传播性更强。天津一发现就至少是第三代了。”
张伯礼表示,之所以说隐蔽性强,是患者症状相对轻,有些人没有症状。所以我们在查体或者密接筛查时才发现。说传播性更强,是因为已经有一个人传染十几个人的情况,并且传染很快。
张伯礼院士表示,本轮疫情的症状相对很轻,三成是无症状的,轻症患者占到一半,还有一些是普通型,重症的少。无论是在儿童还是成人中,基本都是这个规律。有一部分人开始时候是无症状,但是在两三天以后慢慢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多为咳嗽、咽痛、发烧,即便是发烧也是中度发热,为38 °C到38.5 °C,喘憋比较轻,病症主要集中在上呼吸道大气管,消化道症状比较少,这一点与之前的新冠肺炎症状是有变化的。
张伯礼院士说,“这次中医症型也有变化,之前湿毒多,而这次为外感风热,出现鼻塞,咽痛,咳嗽等感冒症状,过几天表现为肺热咳嗽。到了后期,部分患者感到乏力、倦怠、疲劳。整体状况和以前德尔塔等有同有异,表现为传染性更强,症状轻。
张伯礼院士特别提到,基于先期治疗的经验,中医药治疗将在这轮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患者转阴的时间比较快,复阳比减少,转重率比较少,以往在中医里体现的作用这次更加突出。
张伯礼表示,这轮疫情发烧患者占的比例不高,且温度不高,中医药效果很好。我们也根据新的情况做了药物调整,开始宣肺解表、清热,第二阶段,甘寒清热,止咳化痰,最后一个阶段益气养阴。“在预防方面,我们出了一个新的处方供密接人员服用。而一般人群服用清感冬饮就可以,这个药去年用了100多万盒,对新冠肺炎有预防作用,群众反映效果也很好。目前,这个药已经纳入医保,市民很方便就可以买到。这轮疫情以外感风热为主,少部分外感风寒,因此用伤风败毒比较对症。外感风热用连花清瘟的效果也很好。”
张伯礼院士还提到,本轮新冠疫情的患者人群开始是儿童比较多,现在看成人不少。所以这个病并不是儿童易感,只是因为最初的爆发地是托管班,后期成年人、老年人发病趋于常态。
张伯礼院士说:“我们对这批感染儿童格外关注,派驻三名医师进入病区,已经查看了所有病人。目前,孩子们整体情况比较好,有几个孩子有发烧症状但体温也并不是很高,其他主要是咳嗽咽痛,无症状孩子占了半数。目前,孩子们的状态很好,我们会尽全力尽快将他们治愈,让家长放心、社会放心。”
天津这次疫情给全国带来什么经验?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天津这次的疫情防控给全国带来了什么经验?
张伯礼院士回答:全国是一个整体,当年的武汉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但是给全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们说武汉人是英雄的,天津这次面对奥密克戎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天津首当其冲,遭遇了第一波的阻击战,全国人民是支持天津的。今天我来的时候,好几个企业联系我,要给天津捐药。
天津有责任,总结好我们的经验,为全国做贡献。从国外的经验看,奥密克戎的传染性确实非常强,但我们寄希望于天津能够尽量减少往外扩散,但是也不能不做好最坏的打算。
目前来看,短短的几天,天津在防控工作中体现了“早”,8日发现,9日开始全市大筛,反应非常快。一个80多岁老太太告诉我,说20分钟就完成了筛查。流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传染性强,3天、5天就是一代,如果不快的话,等到再发现可能又是一代、两代过去了。
二就是“严”,说足不出户就足不出户,并且是三位一体,落实到位。
三就是“准”,整个干预治疗每一步都是准确的,并且都是精准,对全市没有太大影响,分不同的区域精准的进行防控。
另外,既考虑到防控、大筛和病人的救治,也考虑到了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对于就诊就医的问题都是未雨绸缪想到的,做的非常好,老百姓给予充分的肯定。市委市政府给全市老百姓送信,大家读起来感到很亲切,就像自己家人在那说话似的,大家都能理解和体谅。
我来之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召集现场会,来对奥密克戎的感染制定中医药应对的方案。
我们参与救治了许多病人所以有了基础的资料,我们希望把它总结出来,从中医角度怎么去用药。这些经验出来以后,一个对天津尽快把病人治好,第二个对全国也是一个贡献。
独家专访张伯礼:春节前天津这轮疫情能平息吗?
1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院士参加完第165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后,接受了津云新闻记者的独家专访。
张伯礼院士表示,这批患者儿童比较多,第一时间把他们收治在海河医院以后,就派驻了儿童医院的儿科主任作为病房的主管,已经给了很好的医疗照顾。昨天又把中医的儿科主任们派进来了,中西医结合中医药并用。
“我们要求对这批孩子们格外给予关照,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治好他们的病,让他们痊愈。”张伯礼院士说,“我们一直也跟他们保持着动态的联系,孩子们精神状态都挺好,现在一半以上的孩子没有症状,有少部分的孩子有症状,还有几个孩子有发烧的,但是都通过用药得到了控制。”
张伯礼院士说:“我们现在今天把中药给孩子们服用上了,我想,这一两天就会看到明显的好转,儿科的整体治疗比成人要相对简单一些。我让他们把每个孩子都仔细盯住了,随时注重病情的动态变化,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先照顾好孩子,让他们尽快痊愈。”
对于这轮疫情的走势,张伯礼表示,要看整体筛查的状况,乐观估计到春节前,天津疫情整体上应该能够平息,新发的病人就没有了。
张伯礼院士表示,春节是市民聚集的一个高峰期,聚餐聚会都是最多的。因为现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情况,所以特别希望大家顾全大局,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也保护好我们天津,尽量少聚集,少聚餐,少聚会,争取能够平安度过春节。
2022年1月11日,在第165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就天津本轮疫情情况作一一介绍。
发布会上,张伯礼院士介绍,这次奥密克戎的变异比较多,有32个变异点,还有一些逃逸变异点也出现了,因此,这次疫苗对它的保护作用是在下降的。但是这次病情整体比较轻,重症少,这也是疫苗保护作用的体现。“因此,我依然提示大家尽量接种疫苗。”
张伯礼表示,对于症状轻也不能掉以轻心,关于新冠肺炎的后遗症还是一个研究的课题,根据国外报告显示,30%-50%的病人有各种后遗症,比国内的报告要高,国内器质性病变没有那么重,而且康复以后比较好。
“对于儿科的治疗我们非常重视,即使现在没有症状,也要给药,把关口前移,阻断病势发展。在这次治疗中,小朋友非常配合,吃中药都很乖,我们有信心尽快将他们治好。”
张伯礼表示,“我们不主张没有问题的孩子都去吃药。少聚集,戴口罩、勤通风、勤洗手,这些措施是绝对有效的,要坚持下去。对于儿童特殊的群体,特别要注意他的消化道,很多孩子吃的太多,手心热,舌苔厚,是有食热了,一着凉就非常容易感冒。幼儿要注意积和寒,不要捂,积极做好预防。出现一些不适症状,可以用些有针对性的药来治疗,比如小儿至保定就挺好。”
天津本轮疫情三成患者无症状
张伯礼院士在发布会上介绍,“我们是第一次亲历奥密克戎病毒感染的新冠肺炎,从目前来看,它的隐秘性更强,传播性更强。天津一发现就至少是第三代了。”
张伯礼表示,之所以说隐蔽性强,是患者症状相对轻,有些人没有症状。所以我们在查体或者密接筛查时才发现。说传播性更强,是因为已经有一个人传染十几个人的情况,并且传染很快。
张伯礼院士表示,本轮疫情的症状相对很轻,三成是无症状的,轻症患者占到一半,还有一些是普通型,重症的少。无论是在儿童还是成人中,基本都是这个规律。有一部分人开始时候是无症状,但是在两三天以后慢慢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多为咳嗽、咽痛、发烧,即便是发烧也是中度发热,为38 °C到38.5 °C,喘憋比较轻,病症主要集中在上呼吸道大气管,消化道症状比较少,这一点与之前的新冠肺炎症状是有变化的。
张伯礼院士说,“这次中医症型也有变化,之前湿毒多,而这次为外感风热,出现鼻塞,咽痛,咳嗽等感冒症状,过几天表现为肺热咳嗽。到了后期,部分患者感到乏力、倦怠、疲劳。整体状况和以前德尔塔等有同有异,表现为传染性更强,症状轻。
张伯礼院士特别提到,基于先期治疗的经验,中医药治疗将在这轮治疗中发挥更大作用。目前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患者转阴的时间比较快,复阳比减少,转重率比较少,以往在中医里体现的作用这次更加突出。
张伯礼表示,这轮疫情发烧患者占的比例不高,且温度不高,中医药效果很好。我们也根据新的情况做了药物调整,开始宣肺解表、清热,第二阶段,甘寒清热,止咳化痰,最后一个阶段益气养阴。“在预防方面,我们出了一个新的处方供密接人员服用。而一般人群服用清感冬饮就可以,这个药去年用了100多万盒,对新冠肺炎有预防作用,群众反映效果也很好。目前,这个药已经纳入医保,市民很方便就可以买到。这轮疫情以外感风热为主,少部分外感风寒,因此用伤风败毒比较对症。外感风热用连花清瘟的效果也很好。”
张伯礼院士还提到,本轮新冠疫情的患者人群开始是儿童比较多,现在看成人不少。所以这个病并不是儿童易感,只是因为最初的爆发地是托管班,后期成年人、老年人发病趋于常态。
张伯礼院士说:“我们对这批感染儿童格外关注,派驻三名医师进入病区,已经查看了所有病人。目前,孩子们整体情况比较好,有几个孩子有发烧症状但体温也并不是很高,其他主要是咳嗽咽痛,无症状孩子占了半数。目前,孩子们的状态很好,我们会尽全力尽快将他们治愈,让家长放心、社会放心。”
天津这次疫情给全国带来什么经验?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天津这次的疫情防控给全国带来了什么经验?
张伯礼院士回答:全国是一个整体,当年的武汉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但是给全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所以我们说武汉人是英雄的,天津这次面对奥密克戎引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天津首当其冲,遭遇了第一波的阻击战,全国人民是支持天津的。今天我来的时候,好几个企业联系我,要给天津捐药。
天津有责任,总结好我们的经验,为全国做贡献。从国外的经验看,奥密克戎的传染性确实非常强,但我们寄希望于天津能够尽量减少往外扩散,但是也不能不做好最坏的打算。
目前来看,短短的几天,天津在防控工作中体现了“早”,8日发现,9日开始全市大筛,反应非常快。一个80多岁老太太告诉我,说20分钟就完成了筛查。流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传染性强,3天、5天就是一代,如果不快的话,等到再发现可能又是一代、两代过去了。
二就是“严”,说足不出户就足不出户,并且是三位一体,落实到位。
三就是“准”,整个干预治疗每一步都是准确的,并且都是精准,对全市没有太大影响,分不同的区域精准的进行防控。
另外,既考虑到防控、大筛和病人的救治,也考虑到了对群众生活的影响,对于就诊就医的问题都是未雨绸缪想到的,做的非常好,老百姓给予充分的肯定。市委市政府给全市老百姓送信,大家读起来感到很亲切,就像自己家人在那说话似的,大家都能理解和体谅。
我来之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在召集现场会,来对奥密克戎的感染制定中医药应对的方案。
我们参与救治了许多病人所以有了基础的资料,我们希望把它总结出来,从中医角度怎么去用药。这些经验出来以后,一个对天津尽快把病人治好,第二个对全国也是一个贡献。
独家专访张伯礼:春节前天津这轮疫情能平息吗?
1月1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张伯礼院士参加完第165场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后,接受了津云新闻记者的独家专访。
张伯礼院士表示,这批患者儿童比较多,第一时间把他们收治在海河医院以后,就派驻了儿童医院的儿科主任作为病房的主管,已经给了很好的医疗照顾。昨天又把中医的儿科主任们派进来了,中西医结合中医药并用。
“我们要求对这批孩子们格外给予关照,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治好他们的病,让他们痊愈。”张伯礼院士说,“我们一直也跟他们保持着动态的联系,孩子们精神状态都挺好,现在一半以上的孩子没有症状,有少部分的孩子有症状,还有几个孩子有发烧的,但是都通过用药得到了控制。”
张伯礼院士说:“我们现在今天把中药给孩子们服用上了,我想,这一两天就会看到明显的好转,儿科的整体治疗比成人要相对简单一些。我让他们把每个孩子都仔细盯住了,随时注重病情的动态变化,我们的第一任务就是先照顾好孩子,让他们尽快痊愈。”
对于这轮疫情的走势,张伯礼表示,要看整体筛查的状况,乐观估计到春节前,天津疫情整体上应该能够平息,新发的病人就没有了。
张伯礼院士表示,春节是市民聚集的一个高峰期,聚餐聚会都是最多的。因为现在新冠疫情的特殊情况,所以特别希望大家顾全大局,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家人,也保护好我们天津,尽量少聚集,少聚餐,少聚会,争取能够平安度过春节。
【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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