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峰人物# 【科技史上永远铭记的赤峰科学家沙尔夫和“中国草原红牛”】牛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现在大家喝的许多牛奶都是电视上出现的那种黑白花奶牛产的，它的产量很高，但这种牛是舶来品。对于草原来说，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千百年来的奶牛仍然是本地的红牛、黄牛、黑牛等传统品种。而在一个条件不太好的时间和地点要把传统的品种改良一下不是个轻松的事。但总是有些执着的人，在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上投入了毕生的精力，终于使事物向前迈进了一步。往往科学上的一小步，就是人类历史的一大步。在赤峰畜牧所工作的工程师、研究员沙尔夫就成功地培育了“中国草原红牛”这个品种，它们比本地牛在产肉量和产奶量方面都增加了许多。沙尔夫也因此获得了各种荣誉，载入了中国畜牧业的发展史册。
1987年10月9日的《光明日报》报道：“一个新的牛种家族——中国草原红牛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培育成功。目前这一新牛种已推广、改良三十五万余头，创造经济效益七亿多元。”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七亿元也是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数字，因为那时沙尔夫这样的科研人员的工资也就是几十元而已。报道还说：“50年代末，我国北方牛的品种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引起了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培育高标准种牛成为畜牧科研单位的重要任务。”
目前世界上有两大类牛，一是产奶量高的荷兰黑白花奶牛，二是肉乳兼用型的如法国夏洛来牛和德国的西门塔尔牛。世世代代在草原上生长的红牛黄牛们个头不大，产肉量和产奶量都不算高，却也耐寒，耐饥饿。但是面临世界上迅猛发展的畜牧业，草原本地的品种显然跟不上形势，改良势在必行。而这个工作从1953年就开始了。涉及到的省份有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这是国家有计划地培育肉乳型新牛种。到1985年由国家农牧渔业部正式命名为“中国草原红牛”，凝聚了几代科技工作者和广大牧民的心血。这其中，沙尔夫在功劳簿上名列榜首。
1936年，沙尔夫出生在昭乌达盟（现赤峰市）巴林右旗，是个独生子。家境贫困，爹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沙尔夫，就是“黄小子”的意思，可能是希望他长大了像草原上的黄牛犊子那样健壮吧。这个黄小子上了小学上中学，一直上到内蒙古农牧学院（今内蒙古农业大学）畜牧专业。1961年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在赤峰市畜牧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在内蒙古只有赤峰和呼伦贝尔有这样的研究所。搞科研不光是瓶瓶罐罐加白大褂，畜牧研究可是个“体力活”。
毕业后的头两年，他先到了老家进行提高母牛繁殖率的试验，后来又到赤峰的克什克腾旗搞地方良种“岗更牛”的选育课题。这些工作是极为枯燥的，而且在“牛棚”里的生活也是艰苦的。说是科学家，其实整天和牛在一起，倒像个牧民。每天给牛测量，收集数据。那时条件简陋，没有什么高科技。比如给牛测量产奶量，如果挤出来就可以知道，但是小牛犊吃了的话，怎么才能知道它吃了多少呢？沙尔夫想了个办法：牛犊吃奶前给它量体重，吃完后再量就知道了。就用这样的土办法，他们收集了一万多个数据，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这期间，他写出了第一篇论文《岗更牛的生产性能研究报告》，在《中国畜牧》杂志上发表了。
1963年他转入了中国草原红牛（开始时叫“翁牛特牛”，后来又叫“西拉沐沦牛”，都是以地名为名）的研究工作。和他同时在研究的还有吉林农科院的科学家们，也包括他的老师王振起。
改良就是要注入新鲜血液，这一点似乎适用于很多事物上。草原红牛首先选用英国的短角公牛与本地母牛杂交，这样产下来的是第一代杂交牛。从第一代到最后稳定的种牛形成，需要好几代，10年甚至20年的过程才能正式确立这个品种的诞生。这个新的品种还必须比原来的品种在产奶、产肉量上要明显提高，还要有较强的抗病能力，较高的受胎率，以及对饲草的适应力等。这期间，杂交牛还会出现质量不稳、成年牛体重下降、幼畜死亡率高等现象。这些困难就需要沙尔夫和同事们一个一个地去克服。
他到了一个叫海金山的牧场里一住就是20年。住在简陋的屋子里，吃的是玉米粥，还有土豆咸菜，烧的是牛粪，冬天穿的是皮帽子、毡疙瘩（一种用羊毛制成的靴子），有时去很远的锡盟或河北取公牛精液，还得每人身背着两个粗口保温瓶——那时没有液氮瓶，只能在保温瓶里放上干冰代替，有时往返100华里都要走路。算下来他们一年里有3/4的时间是在下面，孩子出生、妻子患病，他都不在家，欠账太多了。这样的研究工作在“文革”中也没中断。1972年，王振起退休，课题组就由沙尔夫主持。从这时起，一直到通过国家验收，整整13年，他们的努力终于见到成果了。加上他毕业后就投入的时间，他在这个项目上花了整整20年的光阴。
1973年，农牧渔业部召开了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奶牛育种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草原红牛的育种方案，沙尔夫的担子重了。毕竟他搞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毕竟在北方来说，内蒙古是个畜牧大区，在育种方面走在前面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责任。
草原红牛的出世公式是这样的：外国公牛+本地母牛=第一代杂交牛；以此杂交母牛+外国公牛=第二代杂交牛；第二代杂交公牛+杂交母牛=草原红牛。1984年，草原红牛被内蒙古有关方面通过验收，1985年被农牧渔业部验收通过。从此，一个新的牛品种在古老的草原上诞生了。它的产奶量比本地牛提高了5—10倍， 产肉量提高了40%，体重比本地牛增加了3倍。早在1979年，农牧渔业部就在其文件《关于加强草原红牛育种工作的意见》中称：“……出口试销，客商反映良好，骨细肉多，售价较高，对当地自然条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深受广大农牧民的欢迎……草原红牛是我国重点科研新品种之一，既是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又是重要的生产任务。它对我国养牛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都将起一定作用。”
培育成功之后还要稳定、推广。沙尔夫随后又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个项目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推广和应用。他也因此获得了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进步一等奖、农牧渔业部科学进步二等奖。1985年他被授予全国总工会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并获“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特等劳模称号，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他退休后仍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与卢森堡关于肉牛生产技术合作项目”的中方执行单位——内蒙古天蒙沐沦牧业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他还著有《草原红牛》一书，写有一百多篇论文。
现在，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前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为代表的新一代畜牧专家成功地掌握了良种牛的胚胎移植技术，使良种培育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草原红牛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科技还在进步，但是中国科技史上记住了沙尔夫的名字，记载了草原红牛。沙尔夫和广大的科学家们，也像牛一样，“吃的是草，贡献出来的是奶和血”。
1987年10月9日的《光明日报》报道：“一个新的牛种家族——中国草原红牛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培育成功。目前这一新牛种已推广、改良三十五万余头，创造经济效益七亿多元。”想想看，那个时候的七亿元也是一个几乎无法企及的数字，因为那时沙尔夫这样的科研人员的工资也就是几十元而已。报道还说：“50年代末，我国北方牛的品种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引起了国家有关方面的重视。培育高标准种牛成为畜牧科研单位的重要任务。”
目前世界上有两大类牛，一是产奶量高的荷兰黑白花奶牛，二是肉乳兼用型的如法国夏洛来牛和德国的西门塔尔牛。世世代代在草原上生长的红牛黄牛们个头不大，产肉量和产奶量都不算高，却也耐寒，耐饥饿。但是面临世界上迅猛发展的畜牧业，草原本地的品种显然跟不上形势，改良势在必行。而这个工作从1953年就开始了。涉及到的省份有吉林、辽宁、河北、内蒙古。这是国家有计划地培育肉乳型新牛种。到1985年由国家农牧渔业部正式命名为“中国草原红牛”，凝聚了几代科技工作者和广大牧民的心血。这其中，沙尔夫在功劳簿上名列榜首。
1936年，沙尔夫出生在昭乌达盟（现赤峰市）巴林右旗，是个独生子。家境贫困，爹妈给他起了个名字叫沙尔夫，就是“黄小子”的意思，可能是希望他长大了像草原上的黄牛犊子那样健壮吧。这个黄小子上了小学上中学，一直上到内蒙古农牧学院（今内蒙古农业大学）畜牧专业。1961年毕业后就回到了家乡，在赤峰市畜牧科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在内蒙古只有赤峰和呼伦贝尔有这样的研究所。搞科研不光是瓶瓶罐罐加白大褂，畜牧研究可是个“体力活”。
毕业后的头两年，他先到了老家进行提高母牛繁殖率的试验，后来又到赤峰的克什克腾旗搞地方良种“岗更牛”的选育课题。这些工作是极为枯燥的，而且在“牛棚”里的生活也是艰苦的。说是科学家，其实整天和牛在一起，倒像个牧民。每天给牛测量，收集数据。那时条件简陋，没有什么高科技。比如给牛测量产奶量，如果挤出来就可以知道，但是小牛犊吃了的话，怎么才能知道它吃了多少呢？沙尔夫想了个办法：牛犊吃奶前给它量体重，吃完后再量就知道了。就用这样的土办法，他们收集了一万多个数据，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这期间，他写出了第一篇论文《岗更牛的生产性能研究报告》，在《中国畜牧》杂志上发表了。
1963年他转入了中国草原红牛（开始时叫“翁牛特牛”，后来又叫“西拉沐沦牛”，都是以地名为名）的研究工作。和他同时在研究的还有吉林农科院的科学家们，也包括他的老师王振起。
改良就是要注入新鲜血液，这一点似乎适用于很多事物上。草原红牛首先选用英国的短角公牛与本地母牛杂交，这样产下来的是第一代杂交牛。从第一代到最后稳定的种牛形成，需要好几代，10年甚至20年的过程才能正式确立这个品种的诞生。这个新的品种还必须比原来的品种在产奶、产肉量上要明显提高，还要有较强的抗病能力，较高的受胎率，以及对饲草的适应力等。这期间，杂交牛还会出现质量不稳、成年牛体重下降、幼畜死亡率高等现象。这些困难就需要沙尔夫和同事们一个一个地去克服。
他到了一个叫海金山的牧场里一住就是20年。住在简陋的屋子里，吃的是玉米粥，还有土豆咸菜，烧的是牛粪，冬天穿的是皮帽子、毡疙瘩（一种用羊毛制成的靴子），有时去很远的锡盟或河北取公牛精液，还得每人身背着两个粗口保温瓶——那时没有液氮瓶，只能在保温瓶里放上干冰代替，有时往返100华里都要走路。算下来他们一年里有3/4的时间是在下面，孩子出生、妻子患病，他都不在家，欠账太多了。这样的研究工作在“文革”中也没中断。1972年，王振起退休，课题组就由沙尔夫主持。从这时起，一直到通过国家验收，整整13年，他们的努力终于见到成果了。加上他毕业后就投入的时间，他在这个项目上花了整整20年的光阴。
1973年，农牧渔业部召开了北方13个省市自治区奶牛育种工作会议，制定了中国草原红牛的育种方案，沙尔夫的担子重了。毕竟他搞了这么长时间的研究，毕竟在北方来说，内蒙古是个畜牧大区，在育种方面走在前面是一种必然，更是一种责任。
草原红牛的出世公式是这样的：外国公牛+本地母牛=第一代杂交牛；以此杂交母牛+外国公牛=第二代杂交牛；第二代杂交公牛+杂交母牛=草原红牛。1984年，草原红牛被内蒙古有关方面通过验收，1985年被农牧渔业部验收通过。从此，一个新的牛品种在古老的草原上诞生了。它的产奶量比本地牛提高了5—10倍， 产肉量提高了40%，体重比本地牛增加了3倍。早在1979年，农牧渔业部就在其文件《关于加强草原红牛育种工作的意见》中称：“……出口试销，客商反映良好，骨细肉多，售价较高，对当地自然条件具有良好的适应性，深受广大农牧民的欢迎……草原红牛是我国重点科研新品种之一，既是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又是重要的生产任务。它对我国养牛业的发展、实现现代化、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都将起一定作用。”
培育成功之后还要稳定、推广。沙尔夫随后又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这个项目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推广和应用。他也因此获得了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科学进步一等奖、农牧渔业部科学进步二等奖。1985年他被授予全国总工会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并获“五一”劳动奖章。1986年获内蒙古自治区特等劳模称号，1993年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6年他退休后仍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国与卢森堡关于肉牛生产技术合作项目”的中方执行单位——内蒙古天蒙沐沦牧业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他还著有《草原红牛》一书，写有一百多篇论文。
现在，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前内蒙古大学校长旭日干为代表的新一代畜牧专家成功地掌握了良种牛的胚胎移植技术，使良种培育又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草原红牛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科技还在进步，但是中国科技史上记住了沙尔夫的名字，记载了草原红牛。沙尔夫和广大的科学家们，也像牛一样，“吃的是草，贡献出来的是奶和血”。
《常态化管理》
仰望星空亮晶晶，听奶奶讲：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人。有谁知道，天上的哪颗星星，代表地下哪一个人！
解除封闭后，生活中多了这几项内容：戴口罩，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记载登记簿。为了安全，为了排除隐患，为了遵循指示：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四月中单位全员进行了核酸检测，三天后通知＂没有问题＂。门口的执勤点照常上班。
又过了一个月，5月10日，武汉新增确诊5例新冠肺炎。5月12日中午开始，对1100万全员核酸筛查。为什么晚了一个月。
常态之下也有很大的隐患：境外输入的，无症状的，复阳的，漏报漏检的。病毒未消灭之前，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八卦日记42】
仰望星空亮晶晶，听奶奶讲：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人。有谁知道，天上的哪颗星星，代表地下哪一个人！
解除封闭后，生活中多了这几项内容：戴口罩，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记载登记簿。为了安全，为了排除隐患，为了遵循指示：应检尽检，愿检尽检，四月中单位全员进行了核酸检测，三天后通知＂没有问题＂。门口的执勤点照常上班。
又过了一个月，5月10日，武汉新增确诊5例新冠肺炎。5月12日中午开始，对1100万全员核酸筛查。为什么晚了一个月。
常态之下也有很大的隐患：境外输入的，无症状的，复阳的，漏报漏检的。病毒未消灭之前，谁也不能独善其身，鲁迅先生曾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八卦日记42】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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