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罕見刊文：中國“動態清零”政策對其他國家有借鑒意義[并不简单]】“中國‘（動態）清零’政策對其他國家有借鑒意義”，美國《華爾街日報》當地時間16日罕見刊文肯定中國防疫政策，儘管文章里一些內容還是帶有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傳統偏見和“有色眼鏡”，但文章也承認：西方人很難心平氣和地看待中國的抗疫政策，而這種態度容易使人忽視中國“動態清零”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他國家、包括那些所謂“民主國家”能夠從中借鑒些什麽。
這篇評論文章開篇寫道，自從中國針對新冠疫情採取“動態清零”政策以來，外界就一直猜測這樣的政策能否長久。每當傳染性更強的新變異毒株出現，“動態清零”政策就意味著人們要提高警惕，日常生活也會更頻繁地被限制。文章稱，但這種政策卻延續了下來，而且從中國內部看來效果明顯。
“西方人很難心平氣和地看待中國的抗疫政策。”但接下來，文章並未擺脫西方媒體一貫的“上帝視角”，開始指責起所謂中國疫情信息公開“不透明”，以及所謂“民主國家尊重個人權利”等等，但文章也承認，西方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緊張卻容易使人忽視了中國‘動態清零’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他國家、包括‘民主國家’能夠從中借鑒些什麽”。
文章認為：“動態清零”政策實現了兩個目標，即死亡人數和經濟干擾最小化。“而這是每個國家在兩年前都渴望達到的結果。”文章引用公開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新冠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而且2021年GDP也基本符合疫情前趨勢。
“值得研究的是，中國內地是如何做到在這麽長時間內堅持動態清零政策的。為了執行這項政策，中國投入了大量資源，特別是在病毒檢測方面。例如，人口小於500萬的城市需要在兩天內通過PCR檢測實現全員篩查，超過500萬的城市則需要在3天內完成。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上個月，中國港口城市天津在4.5個小時內完成了全市1400萬人口的檢測。而反觀奧密克戎困擾下的美國，許多城市檢測工作積壓，很多人無法獲得檢測。”
文章提到，中國政府還對“動態清零”政策做了調整，以減少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干擾。在更有針對性的“動態清零”政策下，限制措施通常只涉及城市中的一個轄區、一個社區或是一棟樓。不過，文章也宣稱中國“動態清零”政策“並非沒有代價”，比如封鎖和限制出行嚴重打擊了中國的消費支出。
不過，文章援引高盛(Goldman Sachs)編制的一項衡量限制措施和出行情況的指數顯示，與其他國家相比，去年中國的日常生活受新冠疫情的影響要小得多。而在其他地方，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衝擊了企業，導致學校關閉，並觸發了口罩令，疾病和死亡方面的代價更是無法估量。文章同時承認：“普通中國民眾似乎支持也願意配合清零行動，因為他們認識到這樣做的好處。”
此外，對於西方經常借所謂“民主”攻擊中國防疫政策，文章援引《柳葉刀》(Lancet)最近一項試圖解釋為什麽從疫情開始到去年9月一些國家的新冠感染和死亡率較低的研究。這項綜合考察了諸如人口密度、人均收入、年齡和既有條件的研究發現：“在這場疫情大流行中，我們找不到民主與抗疫表現之間的關聯”，文章的作者之一、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健康項目主任托馬斯·博利基（Thomas Bollyky）說。
《華爾街日報》該篇文章接下來指出，研究發現，造成抗疫效果差異的是信任。公民越信任政府，或彼此間的信任度越高，國家就越能有效地應對新冠疫情。“直觀地說，信任政府的民眾更有可能遵守社交距離、密接者追蹤、佩戴口罩和接種疫苗的規定。而在缺乏信任的地方，民眾不太可能遵守相關規定，政府也不太可能要求民眾。人與人之間的互信鼓勵民眾去做可以保護他人的事情，並相信他人也會這樣做。”文章援引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很高，在美國則很低。
在《華爾街日報》之後將這篇文章發布在社交媒體推特上後，雖然有美國網民“毫無意外”地給這家美媒“挑刺”、不滿其肯定中國，但還是不乏一些敢“說真話”的網友。
一位網友寫道：“與大多數美國媒體和共和黨政客不同，中國不否認或淡化“新冠病毒能夠在空氣中傳播”這一事實。在那些擁有購物中心、辦公樓和公寓樓的億萬富翁們修復他們的通風系統之前，疫情不會在美國結束。” #美国# #美国疫情# #特朗普在自创社交媒体上首次发文# #今日起未打针香港公务员禁上班#
這篇評論文章開篇寫道，自從中國針對新冠疫情採取“動態清零”政策以來，外界就一直猜測這樣的政策能否長久。每當傳染性更強的新變異毒株出現，“動態清零”政策就意味著人們要提高警惕，日常生活也會更頻繁地被限制。文章稱，但這種政策卻延續了下來，而且從中國內部看來效果明顯。
“西方人很難心平氣和地看待中國的抗疫政策。”但接下來，文章並未擺脫西方媒體一貫的“上帝視角”，開始指責起所謂中國疫情信息公開“不透明”，以及所謂“民主國家尊重個人權利”等等，但文章也承認，西方與中國的“地緣政治緊張卻容易使人忽視了中國‘動態清零’政策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他國家、包括‘民主國家’能夠從中借鑒些什麽”。
文章認為：“動態清零”政策實現了兩個目標，即死亡人數和經濟干擾最小化。“而這是每個國家在兩年前都渴望達到的結果。”文章引用公開數據顯示：中國是全球新冠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之一，而且2021年GDP也基本符合疫情前趨勢。
“值得研究的是，中國內地是如何做到在這麽長時間內堅持動態清零政策的。為了執行這項政策，中國投入了大量資源，特別是在病毒檢測方面。例如，人口小於500萬的城市需要在兩天內通過PCR檢測實現全員篩查，超過500萬的城市則需要在3天內完成。據中國官方媒體報道，上個月，中國港口城市天津在4.5個小時內完成了全市1400萬人口的檢測。而反觀奧密克戎困擾下的美國，許多城市檢測工作積壓，很多人無法獲得檢測。”
文章提到，中國政府還對“動態清零”政策做了調整，以減少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干擾。在更有針對性的“動態清零”政策下，限制措施通常只涉及城市中的一個轄區、一個社區或是一棟樓。不過，文章也宣稱中國“動態清零”政策“並非沒有代價”，比如封鎖和限制出行嚴重打擊了中國的消費支出。
不過，文章援引高盛(Goldman Sachs)編制的一項衡量限制措施和出行情況的指數顯示，與其他國家相比，去年中國的日常生活受新冠疫情的影響要小得多。而在其他地方，一波又一波的疫情衝擊了企業，導致學校關閉，並觸發了口罩令，疾病和死亡方面的代價更是無法估量。文章同時承認：“普通中國民眾似乎支持也願意配合清零行動，因為他們認識到這樣做的好處。”
此外，對於西方經常借所謂“民主”攻擊中國防疫政策，文章援引《柳葉刀》(Lancet)最近一項試圖解釋為什麽從疫情開始到去年9月一些國家的新冠感染和死亡率較低的研究。這項綜合考察了諸如人口密度、人均收入、年齡和既有條件的研究發現：“在這場疫情大流行中，我們找不到民主與抗疫表現之間的關聯”，文章的作者之一、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健康項目主任托馬斯·博利基（Thomas Bollyky）說。
《華爾街日報》該篇文章接下來指出，研究發現，造成抗疫效果差異的是信任。公民越信任政府，或彼此間的信任度越高，國家就越能有效地應對新冠疫情。“直觀地說，信任政府的民眾更有可能遵守社交距離、密接者追蹤、佩戴口罩和接種疫苗的規定。而在缺乏信任的地方，民眾不太可能遵守相關規定，政府也不太可能要求民眾。人與人之間的互信鼓勵民眾去做可以保護他人的事情，並相信他人也會這樣做。”文章援引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顯示：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很高，在美國則很低。
在《華爾街日報》之後將這篇文章發布在社交媒體推特上後，雖然有美國網民“毫無意外”地給這家美媒“挑刺”、不滿其肯定中國，但還是不乏一些敢“說真話”的網友。
一位網友寫道：“與大多數美國媒體和共和黨政客不同，中國不否認或淡化“新冠病毒能夠在空氣中傳播”這一事實。在那些擁有購物中心、辦公樓和公寓樓的億萬富翁們修復他們的通風系統之前，疫情不會在美國結束。” #美国# #美国疫情# #特朗普在自创社交媒体上首次发文# #今日起未打针香港公务员禁上班#
【剧场：正在走向“生活化”】春节期间，开业不久的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醉后赢家》《舒克和贝塔》《隐婚男女》等喜剧轮番上演，不少观众走进剧场，感受舞台上的年味儿。
剧场是什么？起初，它似乎只是一个演出场所，“去剧场看戏”，很多人认为这是颇为高端的文化活动；随着它的属性向文化中心拓展，逐渐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品格。
如今，剧场努力在大众生活中扎得更深，正在成为“生活化”的一部分。
“如果剧场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态，那撒下种子，任它发展，戏剧和戏剧文化一定会处处生根发芽。”这是戏剧学家赖声川对剧场发展趋势的某种期待。
不可替代的现场性：
剧场不会消亡的理由
剧场是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起来产生奇妙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也是从创作到接受、从艺术到市场的最终环节。即便大众能够通过电影、电视剧，甚至短视频等形式观赏表演艺术，但剧场凭借其不可替代的现场性，为戏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载体。在剧场里，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在同一个空间，共同感受艺术的场域力量，这是手机、电脑、电视等载体无法替代的仪式感，也是剧场不会消亡的最重要理由。追溯我国剧场的发展，哪怕形态形式多样，现场性一直被重视，以此来保证观众能够获得最佳观赏体验。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实体建筑剧场是戏台，出现在唐代。戏台多为木结构，平面呈四方形，三面敞开，背后有上下场门，观众从三面围观看戏。宋代剧场被称作勾阑，作为中国营业性剧场的开端，勾阑延续到元、明以至清初。
元初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中就有对看戏场景的描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大概可以得知，勾栏（同“勾阑”）看戏先付钱，戏台有顶、上面像个钟楼模样，观众席是个木坡，大家层层围坐，有的甚至坐上了台。这样热闹的演出情况，让当时进城的农民感到新奇不已。
明清时期戏楼出现，剧场的观演建筑变得更为精致，观众能够获取不同的现场观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记载，清代宫苑中的戏楼，不仅面积大，而且变单层为两层或三层。戏楼坐南朝北，和观戏的殿堂组成四合院。正殿明间是皇帝的席位，两廊各间赐王公大臣观戏。
一直以来，剧场被认为是帮助提升鲜活感、现场感等体验感受的特定表演场地。近代，受欧美的影响，我国新式的现代剧场出现。1874年，兰心大剧院重建开幕，观众可以在封闭空间欣赏一场气势磅礴的演出，极为震撼。兰心大剧院“观众席分上下两层，上层有豪华包厢，座位面朝舞台横列，剧场和舞台之间设置乐池。”作为近代上海话剧场的典型舞台样式，这样的观剧氛围感一直保持至今。
综合性剧场的变与不变
当下，现代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对现场性一如既往的追求，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最新数据，2014年至2019年，中国剧场数量从576个增长至977个，但增速逐步放缓，完成了由快速扩张走向冷静发展的转变。
最为普遍的是综合性剧场。一般来说，它们的规模很大，场地可以容纳一千多位观众同时观看，涵盖不同的表演门类，包括音乐剧、话剧、舞剧等，并且采用联合或独自运营演出项目的方式运作。记者梳理发现，2019年，青岛大剧院不断策划高品质、现象级的演出项目，特别引进了当时大热综艺《声入人心》中人气较高的几位演员出演的剧目，如音乐剧《信》《我的遗愿清单》，全年接待观众约29万人次；2021年青岛大剧院引进被誉为“国内话剧界天花板”的话剧《如梦之梦》、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等5个项目，再次引爆青岛演出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用优质的演艺剧目，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仍然是综合性剧场不变的‘拿手好戏’。”
剧场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化。有研究从经营的角度梳理出不同类型的综合性剧场。如表演艺术中心业态，拥有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生产或演出的能力，对所在的城市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能承担文化交流、艺术教育和文创开发的功能，典型代表是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如生产经营性剧院，一般同时拥有剧场和剧团，有“保留剧目制”“场团合一制”的特征，典型代表是首都剧场、中国儿童剧场等。
除此之外，更多剧场着眼于年轻观众的需求，推出相关文化产品及服务。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副总经理杨树聪表示，天桥艺术中心剧目的定位是音乐剧、戏剧、儿童剧、舞剧，其实是基于消费人群的定位。除了剧目创作之外，他们结合自己的优势，在文创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开发和推广，还酝酿了一个商业展览，“在剧场里做商业展览是不多见的。”杨树聪说。
而在行业共识里，剧场的发展已经融入当地城市的整体文化建设，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
小剧场的优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高大上”综合性剧场一路高歌猛进，同时，受专业主义者与相当高品格观众拥趸的小剧场也越来越受欢迎。在剧场正成为“生活化”的努力中，小剧场担负的责任更大。
与综合性剧场的“雄心壮志”不同，有从业者坚持用小剧场营造艺术空间新消费场景抓住观众。从戏剧的存在及传播方式看，小剧场是相对于大剧场而言的一种当代戏剧演出形式。它的表演空间小，演员与观众贴近，各种要素相互协同呈现最佳的演出效果，令观众有完整的戏剧观赏体验。
赖声川曾多次表达了对小剧场形式的认同。他认为，综合性剧场涵盖了很多艺术门类，但每个门类需要的表演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看话剧，座位与舞台最合适的距离应该在24米之内，一旦超过了，观众就看不清演员的表情了，观看体验必定大打折扣。“在很多大剧院，第一排座位与舞台的距离已经有十几米，超过十几排，观众的观看效果就很差了。”赖声川表示。
实际上，做好了小剧场，一条街道甚至一个城市同样会因为它的存在而散发出奇特的吸引力磁场。2015年，赖声川在上海徐汇区美罗城商场5层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剧场——“上剧场”，以此为契机组建“上剧团”。作为为大商城量身定制的精品小剧场，“上剧场”有巧思，其阶梯状的观众席整体高于舞台，避免了观众总是看到前排观众后脑勺的尴尬，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情侣座”。开业7年来，“上剧场”先后推出了《暗恋桃花源》《曾经如是》等剧，一直保持着超高的人气，远近闻名。各种文化活动也将这里作为据点，它不仅是戏剧爱好者的“圣地”，更成为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创立于2003年的开心麻花，在创新剧场表现形式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赚到了“多桶金”。目前，开心麻花已经在全国拥有21家剧场，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演出全产业链公司。拿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来说，自2021年8月正式启幕以来，凭借着独特的小剧场运营模式，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开心麻花剧场配备高科技舞台、先进灯光、音响设备，极具市场号召力的戏剧品牌，将剧中展现的娱乐精神、生活态度、欢乐和感动一一传递给观众。在济南高新区工作的王晨告诉记者，自己花费680元购买了音乐剧《隐婚男女》的门票。2月12日演出当晚，全场600个座位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现场实在是太震撼了，散场后还有很多戏剧发烧友在剧场门口排队‘打卡’拍照。”王晨说，抛开戏剧本身，小剧场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更加别具一格。
“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要在运维角度拓展新的端口，比如优质小剧场作品的生产。”开心麻花集团副总裁刘岩曾在公开场合介绍，未来，他们要把一些在商圈中或者交通便利的合适场所，做成新剧场，推动剧场在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快速成长。
其实，当我们惊叹于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日本宝冢这样的成熟戏剧产业链时，国内剧场正在用实际行动一步步缩小差距，用“诗与远方”和大众生活连得更紧、走得更深。（大众日报）
剧场是什么？起初，它似乎只是一个演出场所，“去剧场看戏”，很多人认为这是颇为高端的文化活动；随着它的属性向文化中心拓展，逐渐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品格。
如今，剧场努力在大众生活中扎得更深，正在成为“生活化”的一部分。
“如果剧场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态，那撒下种子，任它发展，戏剧和戏剧文化一定会处处生根发芽。”这是戏剧学家赖声川对剧场发展趋势的某种期待。
不可替代的现场性：
剧场不会消亡的理由
剧场是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起来产生奇妙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也是从创作到接受、从艺术到市场的最终环节。即便大众能够通过电影、电视剧，甚至短视频等形式观赏表演艺术，但剧场凭借其不可替代的现场性，为戏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载体。在剧场里，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在同一个空间，共同感受艺术的场域力量，这是手机、电脑、电视等载体无法替代的仪式感，也是剧场不会消亡的最重要理由。追溯我国剧场的发展，哪怕形态形式多样，现场性一直被重视，以此来保证观众能够获得最佳观赏体验。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实体建筑剧场是戏台，出现在唐代。戏台多为木结构，平面呈四方形，三面敞开，背后有上下场门，观众从三面围观看戏。宋代剧场被称作勾阑，作为中国营业性剧场的开端，勾阑延续到元、明以至清初。
元初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中就有对看戏场景的描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大概可以得知，勾栏（同“勾阑”）看戏先付钱，戏台有顶、上面像个钟楼模样，观众席是个木坡，大家层层围坐，有的甚至坐上了台。这样热闹的演出情况，让当时进城的农民感到新奇不已。
明清时期戏楼出现，剧场的观演建筑变得更为精致，观众能够获取不同的现场观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记载，清代宫苑中的戏楼，不仅面积大，而且变单层为两层或三层。戏楼坐南朝北，和观戏的殿堂组成四合院。正殿明间是皇帝的席位，两廊各间赐王公大臣观戏。
一直以来，剧场被认为是帮助提升鲜活感、现场感等体验感受的特定表演场地。近代，受欧美的影响，我国新式的现代剧场出现。1874年，兰心大剧院重建开幕，观众可以在封闭空间欣赏一场气势磅礴的演出，极为震撼。兰心大剧院“观众席分上下两层，上层有豪华包厢，座位面朝舞台横列，剧场和舞台之间设置乐池。”作为近代上海话剧场的典型舞台样式，这样的观剧氛围感一直保持至今。
综合性剧场的变与不变
当下，现代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对现场性一如既往的追求，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最新数据，2014年至2019年，中国剧场数量从576个增长至977个，但增速逐步放缓，完成了由快速扩张走向冷静发展的转变。
最为普遍的是综合性剧场。一般来说，它们的规模很大，场地可以容纳一千多位观众同时观看，涵盖不同的表演门类，包括音乐剧、话剧、舞剧等，并且采用联合或独自运营演出项目的方式运作。记者梳理发现，2019年，青岛大剧院不断策划高品质、现象级的演出项目，特别引进了当时大热综艺《声入人心》中人气较高的几位演员出演的剧目，如音乐剧《信》《我的遗愿清单》，全年接待观众约29万人次；2021年青岛大剧院引进被誉为“国内话剧界天花板”的话剧《如梦之梦》、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等5个项目，再次引爆青岛演出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用优质的演艺剧目，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仍然是综合性剧场不变的‘拿手好戏’。”
剧场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化。有研究从经营的角度梳理出不同类型的综合性剧场。如表演艺术中心业态，拥有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生产或演出的能力，对所在的城市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能承担文化交流、艺术教育和文创开发的功能，典型代表是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如生产经营性剧院，一般同时拥有剧场和剧团，有“保留剧目制”“场团合一制”的特征，典型代表是首都剧场、中国儿童剧场等。
除此之外，更多剧场着眼于年轻观众的需求，推出相关文化产品及服务。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副总经理杨树聪表示，天桥艺术中心剧目的定位是音乐剧、戏剧、儿童剧、舞剧，其实是基于消费人群的定位。除了剧目创作之外，他们结合自己的优势，在文创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开发和推广，还酝酿了一个商业展览，“在剧场里做商业展览是不多见的。”杨树聪说。
而在行业共识里，剧场的发展已经融入当地城市的整体文化建设，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
小剧场的优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高大上”综合性剧场一路高歌猛进，同时，受专业主义者与相当高品格观众拥趸的小剧场也越来越受欢迎。在剧场正成为“生活化”的努力中，小剧场担负的责任更大。
与综合性剧场的“雄心壮志”不同，有从业者坚持用小剧场营造艺术空间新消费场景抓住观众。从戏剧的存在及传播方式看，小剧场是相对于大剧场而言的一种当代戏剧演出形式。它的表演空间小，演员与观众贴近，各种要素相互协同呈现最佳的演出效果，令观众有完整的戏剧观赏体验。
赖声川曾多次表达了对小剧场形式的认同。他认为，综合性剧场涵盖了很多艺术门类，但每个门类需要的表演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看话剧，座位与舞台最合适的距离应该在24米之内，一旦超过了，观众就看不清演员的表情了，观看体验必定大打折扣。“在很多大剧院，第一排座位与舞台的距离已经有十几米，超过十几排，观众的观看效果就很差了。”赖声川表示。
实际上，做好了小剧场，一条街道甚至一个城市同样会因为它的存在而散发出奇特的吸引力磁场。2015年，赖声川在上海徐汇区美罗城商场5层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剧场——“上剧场”，以此为契机组建“上剧团”。作为为大商城量身定制的精品小剧场，“上剧场”有巧思，其阶梯状的观众席整体高于舞台，避免了观众总是看到前排观众后脑勺的尴尬，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情侣座”。开业7年来，“上剧场”先后推出了《暗恋桃花源》《曾经如是》等剧，一直保持着超高的人气，远近闻名。各种文化活动也将这里作为据点，它不仅是戏剧爱好者的“圣地”，更成为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创立于2003年的开心麻花，在创新剧场表现形式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赚到了“多桶金”。目前，开心麻花已经在全国拥有21家剧场，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演出全产业链公司。拿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来说，自2021年8月正式启幕以来，凭借着独特的小剧场运营模式，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开心麻花剧场配备高科技舞台、先进灯光、音响设备，极具市场号召力的戏剧品牌，将剧中展现的娱乐精神、生活态度、欢乐和感动一一传递给观众。在济南高新区工作的王晨告诉记者，自己花费680元购买了音乐剧《隐婚男女》的门票。2月12日演出当晚，全场600个座位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现场实在是太震撼了，散场后还有很多戏剧发烧友在剧场门口排队‘打卡’拍照。”王晨说，抛开戏剧本身，小剧场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更加别具一格。
“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要在运维角度拓展新的端口，比如优质小剧场作品的生产。”开心麻花集团副总裁刘岩曾在公开场合介绍，未来，他们要把一些在商圈中或者交通便利的合适场所，做成新剧场，推动剧场在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快速成长。
其实，当我们惊叹于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日本宝冢这样的成熟戏剧产业链时，国内剧场正在用实际行动一步步缩小差距，用“诗与远方”和大众生活连得更紧、走得更深。（大众日报）
【钮文新：#谨防经济舆论高级黑#——#辟谣也是一门很大的学问#】2月8日，中国A股市场“深V”收红，而晚间则有一条源自国内财经媒体的消息：今天下午，有外媒报道中国政府相关资金入市。据接近监管部门人士表示，该消息不属实。
这是什么意思？在网上看到中国股市投资者评论：莫名其妙。哪家“外媒”报道？为什么是“接近监管部门人士”辟谣？他们说：我们这些天天泡在股市信息里的投资者，今天下午从未听闻这样的“外媒”消息，你一个大号财经媒体就凭“接近监管部门人士”的“表示”就来辟谣？太不严肃了吧？
这些发表评论的投资者是希望政府资金入市吗？不是。从言辞看，他们只是对这种没头没脑的“辟谣”表示反感，认为国内一些财经媒体对外国媒体说的话太当回事儿。我们必须意识到：国际间的所有博弈和斗争，最终都将作用于经济、市场，落到利益的激烈争夺，而当下发生在中美之间的矛盾，核心也不过如此。我们同时必须意识到：无论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都离不开“舆论战”的助力。
千万别忘了，2021年4月23日，美国“驴象两党”联合推出的“反华法案”中就明确提出：美国政府从2022至2026年，每年都将拨付3亿美元预算，专门用于所谓的“反制中国影响力”。这是一个重要背景吗？实际上，我们最近看到美国对华舆论战可谓“全覆盖”，不仅有抹黑、造谣，更有暗地里的各种网络段子；不仅在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扩展到体育、生活、文教等等领域。
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忽视经济领域的舆论战？而在我们看来，这其中的高级黑、低级红言论到处存在。比如，前不久就有网络文章，标题赫然是《2022年中央定调，资本时代即将结束！老百姓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标题表面看是在唱“赞歌”，但“中国的资本时代即将结束”这一判断成立吗？老百姓的好日子和资本是对立的吗？这样的观点，明显在歪曲中央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可以说“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了”，但我们必然会开启一个资本有序、健康发展的“新资本时代”。问题是：这篇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的文章，采用如此耸人听闻的标题，仅仅是“无脑”？还是精心策划的“阴谋”？
还有，一些人刻意把共同富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发展民营经济对立起来，以个别资本大鳄“出事儿”去恐吓广大民营资本。有的甚至打着拥护共同富裕的旗号，去暗示民营企业家必须“吐出财富”。很显然，这是在刻意制造舆论乱象。再有就是当中国央行“降准降息”之后，不久就有人用隐晦的方式暗示市场，央行宽松“不及预期”，这些人所说的预期是谁的预期？股市投资者真有这样的预期吗？这是要废掉中国货币政策的武功吗？
这些情况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警惕！我们必须谨防中国经济舆论场的“高级黑、低级红”，这绝非小事，甚至往往比坚守政治舆论的正确导向更加复杂。
说回到造谣和辟谣，这是“阴谋家”破坏中国金融市场稳定常用的手段，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2015年中国股市剧烈波动之时。当时，股市下跌凶猛，所有散户投资者都在期盼政府出手稳住股市。于是，“利好”的谣言就来了，然后等着权威部门辟谣，只要辟谣就被解读为“利空”，股市就会进一步恐慌。实际上，2月8日下午的“外媒造谣”如出一辙。
怎么办？首先需要我们的财经媒体强化识别能力。遇到这样的事情，感觉需要有关政府部门辟谣，应当报告有关部门，请他们斟酌是否需要辟谣？用怎样的语言方式辟谣？而不是自行其是，用什么“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的言论简单处置。这不是苛求，而是我们新闻人在此特殊时代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敏感。
此外，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大舆论洞察力，有针对性地及时发布正确的信息，回答市场关切。尤其在辟谣问题上，必须谨防陷阱，它绝非简单地一否了之，而必须字斟句酌，避免因为辟谣而造成金融市场更大的动荡。
（文|《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姚坤）
这是什么意思？在网上看到中国股市投资者评论：莫名其妙。哪家“外媒”报道？为什么是“接近监管部门人士”辟谣？他们说：我们这些天天泡在股市信息里的投资者，今天下午从未听闻这样的“外媒”消息，你一个大号财经媒体就凭“接近监管部门人士”的“表示”就来辟谣？太不严肃了吧？
这些发表评论的投资者是希望政府资金入市吗？不是。从言辞看，他们只是对这种没头没脑的“辟谣”表示反感，认为国内一些财经媒体对外国媒体说的话太当回事儿。我们必须意识到：国际间的所有博弈和斗争，最终都将作用于经济、市场，落到利益的激烈争夺，而当下发生在中美之间的矛盾，核心也不过如此。我们同时必须意识到：无论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都离不开“舆论战”的助力。
千万别忘了，2021年4月23日，美国“驴象两党”联合推出的“反华法案”中就明确提出：美国政府从2022至2026年，每年都将拨付3亿美元预算，专门用于所谓的“反制中国影响力”。这是一个重要背景吗？实际上，我们最近看到美国对华舆论战可谓“全覆盖”，不仅有抹黑、造谣，更有暗地里的各种网络段子；不仅在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而且扩展到体育、生活、文教等等领域。
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忽视经济领域的舆论战？而在我们看来，这其中的高级黑、低级红言论到处存在。比如，前不久就有网络文章，标题赫然是《2022年中央定调，资本时代即将结束！老百姓的好日子就要来了》。标题表面看是在唱“赞歌”，但“中国的资本时代即将结束”这一判断成立吗？老百姓的好日子和资本是对立的吗？这样的观点，明显在歪曲中央精神。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我们可以说“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的时代结束了”，但我们必然会开启一个资本有序、健康发展的“新资本时代”。问题是：这篇在网络上被广泛传播的文章，采用如此耸人听闻的标题，仅仅是“无脑”？还是精心策划的“阴谋”？
还有，一些人刻意把共同富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发展民营经济对立起来，以个别资本大鳄“出事儿”去恐吓广大民营资本。有的甚至打着拥护共同富裕的旗号，去暗示民营企业家必须“吐出财富”。很显然，这是在刻意制造舆论乱象。再有就是当中国央行“降准降息”之后，不久就有人用隐晦的方式暗示市场，央行宽松“不及预期”，这些人所说的预期是谁的预期？股市投资者真有这样的预期吗？这是要废掉中国货币政策的武功吗？
这些情况应该引起大家的高度警惕！我们必须谨防中国经济舆论场的“高级黑、低级红”，这绝非小事，甚至往往比坚守政治舆论的正确导向更加复杂。
说回到造谣和辟谣，这是“阴谋家”破坏中国金融市场稳定常用的手段，最典型的例子出现在2015年中国股市剧烈波动之时。当时，股市下跌凶猛，所有散户投资者都在期盼政府出手稳住股市。于是，“利好”的谣言就来了，然后等着权威部门辟谣，只要辟谣就被解读为“利空”，股市就会进一步恐慌。实际上，2月8日下午的“外媒造谣”如出一辙。
怎么办？首先需要我们的财经媒体强化识别能力。遇到这样的事情，感觉需要有关政府部门辟谣，应当报告有关部门，请他们斟酌是否需要辟谣？用怎样的语言方式辟谣？而不是自行其是，用什么“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的言论简单处置。这不是苛求，而是我们新闻人在此特殊时代必须具备的基本政治敏感。
此外，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大舆论洞察力，有针对性地及时发布正确的信息，回答市场关切。尤其在辟谣问题上，必须谨防陷阱，它绝非简单地一否了之，而必须字斟句酌，避免因为辟谣而造成金融市场更大的动荡。
（文|《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 钮文新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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