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金销售正在自然「死亡」
带金销售模式在逐渐消亡...
带金模式的营销方式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及其代理人寻找并联络具有药品选择权或推荐权的医生、药师、店员等，给予违规的金钱刺激，且金钱数量与其所促销药品的数量直接相关。以此方式作为药品销量核心驱动力的模式即为带金模式。带金模式可通过公式作简要的表达：带金销售=（销售价格-成本价格）×处方数量×院方驱动力（方向及大小）。
众所周知，带金模式曾经主导中国药品市场尤其是医院处方药市场多年，目前正走向穷途末路。
由于各种政策的打压及条件的制约，MAH无金可带、处方药品无量可查、院方无愿去用，带金销售模式终将“自然死亡”。新医改的顶层设计，是这种传统营销模式的系统性、毁灭性的精准打击，与既往一阵风的运动式反商业贿赂有本质上的不同。
01
三大变化釜底抽薪
01.药企无金可带
首先是药品生产成本或存上升风险。无论企业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总有降无可降之时。而且，随着基础成本（水、电、人工）的上升、环境监测的趋严、原材料的涨价等，刚性生产成本总体上不降反升。
不过，对于大部分药品而言，生产成本上升并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销售价格持续下降。
国家层面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是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如果说“4+7”试点时，药企还在观望，那么，由于现在该政策已经上升为“国策”，药企已经没有退路了。降价既是当下的主旋律，也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主旋律。随着竞争的加剧，药品价格的“水分”迟早挤干。
此外，其他采购模式如GPO、福建招标等，同样都是以降药价为核心目标。事实上，即使是独家品种，医保局也采用价格谈判的方式，以大幅降低价格。
随着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越来越接近，将使药企从根本上丧失大量的中间费用，从而导致带金模式自然死亡。
02.操作难上加难
即使某些药品还有可观的价差，但从操作层面看也是越来越难。
①医药代表与医生接触愈发困难
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已经在全国正式执行，医院对医药代表的管理趋严是事实和趋势。比较典型的是医院对医药代表“三定一有”的要求，使得二者合规的有效沟通机会大幅减少。
②统方困难直至消失
药品统方是带金销售操作的关键之一。相关文件对此已明令禁止。即使由黑客非法获取，也有不菲的成本，且属违法。
③现金提取困难，成本高昂
财政部穿透式监管，税务系统自动化实时监管系统，让中间费用的提取日益困难，直到无法运转。
03.院方机制逆转
医院及医生激励机制及约束机制的变化，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这种机制的逆转已经开始启动，对于带金模式的冲击也将是釜底抽薪式的。
一是药品零加成。DRG改革下，医院和医生的利益来源将彻底改变，从而彻底逆转按项目付费模式下的多用药、用贵药的传统。在新的规则体系下，无明显治疗价值的药品能不用就不用；能用廉价药品替代高价药品的绝不含糊。否则，病人的病虽然治好了，但医院和医生却亏钱了。
二是对于不合理用药，管理部门对医生的处罚更为严厉。对于带金模式的定性即商业贿赂，更是犯罪行为。
显而易见，带金模式的几个关键要素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走向终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2
合规营销的未来演变
笔者认为，关于带金模式的未来演变：一是考虑带金模式的可借鉴之处，二是考虑如何建立起合规地兼顾或维持与MAH和关键人员（如医生、药师、药店店员等）之间的关系。
MAH和关键人员的关系是不可切断的，因为代表着药品的处方来源。单纯就营销而言，关键人员的作用将长期存在。
因此，传统的带金模式必须转型。一是将违规部分全部取消，是真正的取消而不是改头换面；二是建立起新的合规的营销机制。为此，笔者提出两种营销驱动新模式。
01.药品研究驱动
该驱动模式适用于医生及药师，以创新药品及有临床研究价值的药品为对象更佳。
创新药必然需要一个被使用者（如医生、药师）了解的过程，且最新的《药品管理法》也有相关要求。
《药品管理法》（2019版）第七十二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制定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进行进一步确证，加强对已上市药品的持续管理。”
第七十三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已上市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定期开展上市后评价。必要时，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上市后评价。”
由法律条文可以看出，药品上市后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必需”。这种“必需”将完全改变MAH的思路。
药企的传统思路是：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获得药品注册许可，药品上市之后，以高定价、高回扣占领市场，回收利润，完成一个药品项目的商业循环。
MAH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可以在药品上市后以“药品上市后临床研究”为抓手，既满足法律的基本要求，又能积累临床循证证据，还能通过合规的研究费用维系与研究者（通常为医师或药师）的关系，可谓一举三得。
02.培训奖励驱动
该驱动模式适用于药店店员及促销人员。
变化一是将既往不合规的药品促销提成（回扣）改为合规的推广奖励，这比较容易做到。变化二是必须在药品推广知识及技能培训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点对相当多企业而言是有难度的。培训和奖励必须二者兼备，驱动效果才会好。
03
结语
总之，传统的带金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及未来的药品营销，必须进行合规而有效的转型。
笔者认为，药品营销的合规转型，依然要抓住关键群体，即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医生、药师及药店店员。这也是药品营销与一般消费品营销的重大差异。患者虽然是药品的最终使用者，但所用药品的选择权（决策权）是不完整的，医生、药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决策。
尊重原创，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删除。
带金销售模式在逐渐消亡...
带金模式的营销方式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及其代理人寻找并联络具有药品选择权或推荐权的医生、药师、店员等，给予违规的金钱刺激，且金钱数量与其所促销药品的数量直接相关。以此方式作为药品销量核心驱动力的模式即为带金模式。带金模式可通过公式作简要的表达：带金销售=（销售价格-成本价格）×处方数量×院方驱动力（方向及大小）。
众所周知，带金模式曾经主导中国药品市场尤其是医院处方药市场多年，目前正走向穷途末路。
由于各种政策的打压及条件的制约，MAH无金可带、处方药品无量可查、院方无愿去用，带金销售模式终将“自然死亡”。新医改的顶层设计，是这种传统营销模式的系统性、毁灭性的精准打击，与既往一阵风的运动式反商业贿赂有本质上的不同。
01
三大变化釜底抽薪
01.药企无金可带
首先是药品生产成本或存上升风险。无论企业如何降低生产成本，总有降无可降之时。而且，随着基础成本（水、电、人工）的上升、环境监测的趋严、原材料的涨价等，刚性生产成本总体上不降反升。
不过，对于大部分药品而言，生产成本上升并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销售价格持续下降。
国家层面的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是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影响因素。如果说“4+7”试点时，药企还在观望，那么，由于现在该政策已经上升为“国策”，药企已经没有退路了。降价既是当下的主旋律，也是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主旋律。随着竞争的加剧，药品价格的“水分”迟早挤干。
此外，其他采购模式如GPO、福建招标等，同样都是以降药价为核心目标。事实上，即使是独家品种，医保局也采用价格谈判的方式，以大幅降低价格。
随着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越来越接近，将使药企从根本上丧失大量的中间费用，从而导致带金模式自然死亡。
02.操作难上加难
即使某些药品还有可观的价差，但从操作层面看也是越来越难。
①医药代表与医生接触愈发困难
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制度已经在全国正式执行，医院对医药代表的管理趋严是事实和趋势。比较典型的是医院对医药代表“三定一有”的要求，使得二者合规的有效沟通机会大幅减少。
②统方困难直至消失
药品统方是带金销售操作的关键之一。相关文件对此已明令禁止。即使由黑客非法获取，也有不菲的成本，且属违法。
③现金提取困难，成本高昂
财政部穿透式监管，税务系统自动化实时监管系统，让中间费用的提取日益困难，直到无法运转。
03.院方机制逆转
医院及医生激励机制及约束机制的变化，很容易被人忽略。但是，这种机制的逆转已经开始启动，对于带金模式的冲击也将是釜底抽薪式的。
一是药品零加成。DRG改革下，医院和医生的利益来源将彻底改变，从而彻底逆转按项目付费模式下的多用药、用贵药的传统。在新的规则体系下，无明显治疗价值的药品能不用就不用；能用廉价药品替代高价药品的绝不含糊。否则，病人的病虽然治好了，但医院和医生却亏钱了。
二是对于不合理用药，管理部门对医生的处罚更为严厉。对于带金模式的定性即商业贿赂，更是犯罪行为。
显而易见，带金模式的几个关键要素都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走向终点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02
合规营销的未来演变
笔者认为，关于带金模式的未来演变：一是考虑带金模式的可借鉴之处，二是考虑如何建立起合规地兼顾或维持与MAH和关键人员（如医生、药师、药店店员等）之间的关系。
MAH和关键人员的关系是不可切断的，因为代表着药品的处方来源。单纯就营销而言，关键人员的作用将长期存在。
因此，传统的带金模式必须转型。一是将违规部分全部取消，是真正的取消而不是改头换面；二是建立起新的合规的营销机制。为此，笔者提出两种营销驱动新模式。
01.药品研究驱动
该驱动模式适用于医生及药师，以创新药品及有临床研究价值的药品为对象更佳。
创新药必然需要一个被使用者（如医生、药师）了解的过程，且最新的《药品管理法》也有相关要求。
《药品管理法》（2019版）第七十二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制定药品上市后风险管理计划，主动开展药品上市后研究，对药品安全性、有效性进行进一步确证，加强对已上市药品的持续管理。”
第七十三条规定：“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当对已上市药品的安全性、有效性定期开展上市后评价。必要时，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责令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开展上市后评价。”
由法律条文可以看出，药品上市后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必需”。这种“必需”将完全改变MAH的思路。
药企的传统思路是：以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获得药品注册许可，药品上市之后，以高定价、高回扣占领市场，回收利润，完成一个药品项目的商业循环。
MAH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可以在药品上市后以“药品上市后临床研究”为抓手，既满足法律的基本要求，又能积累临床循证证据，还能通过合规的研究费用维系与研究者（通常为医师或药师）的关系，可谓一举三得。
02.培训奖励驱动
该驱动模式适用于药店店员及促销人员。
变化一是将既往不合规的药品促销提成（回扣）改为合规的推广奖励，这比较容易做到。变化二是必须在药品推广知识及技能培训的基础上进行，这一点对相当多企业而言是有难度的。培训和奖励必须二者兼备，驱动效果才会好。
03
结语
总之，传统的带金模式已经不适合当下及未来的药品营销，必须进行合规而有效的转型。
笔者认为，药品营销的合规转型，依然要抓住关键群体，即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医生、药师及药店店员。这也是药品营销与一般消费品营销的重大差异。患者虽然是药品的最终使用者，但所用药品的选择权（决策权）是不完整的，医生、药师的作用至关重要，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患者的决策。
尊重原创，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删除。
【抵押贷款被骗房产遭遇处置 重庆国金中心T3大楼变“不良资产”】抵押房产用于贷款被骗，被抵押的房产也被银行强行处置。受骗企业还能要回被抵押的房产吗？购买了涉案房产的单位和个人，又该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最近，这样一起离奇的抵押贷款诈骗案，就发生在重庆国金中心T3大楼。
抵押贷款一分钱没收到
公开资料显示，重庆国金中心位于江北嘴CBD的中心，主塔楼高度为300米，是江北嘴区域内最先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地标性建筑。
“本来想用大楼抵押贷款融资，结果不仅贷款一分钱没有拿到，现在这幢大楼都即将成为被执行的‘不良资产’。”近日，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委托人熊伟在重庆国金中心T3幢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满脸郁闷和无奈。
据介绍，2015年至2016年期间，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为同一法人代表）因为有贷款融资需求，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便以公司名下拥有的价值10亿元的国金中心T3幢176套房产、江北嘴云锦阁32套房产产权为抵押物，委托汤某向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
经过多次商谈，汤某提出，因为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没有实际开展经营活动，在借款过程中不能通过银行审核，融资业务方式为借壳贷款。也就是说，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委托汤某融资，由两家公司提供房产做抵押担保，由汤某提供空壳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向出资方借款，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才是真实用款人，并且提供银行账户作为受托支付账户。贷款发放后，将受托支付至两家公司提供的银行账户上，汤某则从中收取融资服务费用。
没想到的是，汤某随后却暗中悄悄更换了借款公司，展开了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
他先以其实际控制的公司——重庆新汇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申请贷款，获得了人民币贷款3.998亿元；
同时，他又以其实际控制的多家企业以及冒用他人个人名义，向农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微电子园支行申请贷款，并获得了人民币贷款5650万元。
此后，汤某又以其实际控制及受其指使的多家企业以及一些个人的名义，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申请贷款，并获得了人民币贷款1.1968亿元。
最后，汤某又以三家公司借款的名义，向重庆两江新区信联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进行融资，最终获得了贷款1.2亿元。
汤某以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价值10亿多元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向上述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总共获得的贷款高达7亿多元。然而，本意是提供抵押物用于融资的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最终却没有得到一分钱贷款。
7亿多元巨资都到哪里去了呢？
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被抓
从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和重庆银监局此后先后对此案展开的一系列调查，可以发现7亿多元巨资去向的一些端倪。
2018年5月，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向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报案。江北区公安分局于2019年9月29日出具了渝公江北（刑）立字【2019】256号立案决定书，就两家公司被诈骗案立案侦查。
经调查，公安机关发现，汤某以两家公司房产为抵押物，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共计贷款7亿多元，在为两家公司陆续办理抵押贷款的过程中，汤某私自更换借款公司，将抵押贷款获得的资金转入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中，用于归还自己的借款和其他用途，该案的实际性质为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
公安机关还证实了一个事实，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在提供了大量房产作为抵押物后，未获得任何贷款。
此后，汤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涪陵区公安局逮捕并移送起诉。2021年1月8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对汤轩作出【渝检三分院刑诉(2021)Z1号】起诉书，并于2021年2月24日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起诉汤某及其实际控制的多个公司开展了12起诈骗案。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起诉书中称，汤某1975年9月出生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系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实际控制人，因犯票据诈骗罪，2002年1月19日被沙坪坝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5年10月1日刑满释放。因涉嫌合同诈骗罪，2017年6月13日被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11日经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被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逮捕。
起诉书中审查查明：2011年，汤某收购了重庆市个人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贷款担保、贸易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2014年4月14日，公司更名为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起，汤某个信担保公司及其实际控制的重庆新汇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重庆西南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经济合同，采用隐瞒款项实际发放、更换受托支付合同等方式欺骗他人，并故意不履行合同约定，将本应发放给实际借款人的12笔借款，用于偿还其他债务，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共计1.7亿余元。
而在检察机关起诉汤某的这12起诈骗案中，还没有包括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案件。
重庆银监局确认多家银行违规
2017年3月24日，重庆银监局对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提出的投诉做出了信访答复意见书（渝银监信复[2016]143号）称，经核查发现，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提供房产抵押的贷款共计57598万元。其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贷款16户，11968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微电园支行贷款4户，5650万元；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贷款32户，39980万元。
重庆银监局还核查发现，浦发行、农行部分贷款资金被挪用于偿还本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或支付利息，被偿还的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均由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进出口行部分贷款资金经过用款人受托支付后，存在集中流向部分企业和个人账户的情形；部分借款人及相关方存在提供不真实的贷款资料问题。
为此，重庆银监局认定，浦发行和农行在贷款管理过程中，存在贷款审查不严，贷款用途监控不力等违规行为，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将依据监管法规对两家行进行严肃问责。同时，进出口行在贷款品种设计和贷款业务操作流程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对用款企业审查管理不到位，将督促其及时整改。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未发现相关银行工作人员与借款人及相关方恶意串通行为和违法犯罪线索。对此，重庆银监局将督促浦发行、农行和进出口行继续彻查相关贷款，一旦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20年6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又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渝银保监罚决字〔2020〕31号、渝银保监罚决字〔2020〕35号），认为该行与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合作业务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严重不尽职、管理不到位，借风险化解之名，违反内外部规定发放贷款。
处罚决定认为，该行贷款三查严重不合规，信贷调查流于形式，贷、审未严格分离，贷后管理不到位；同时，还违规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违规以贷收贷，贷款资金在农业银行体系内封闭运行，最终全部用于偿还其他借款人在农业银行的逾期贷款、垫款或支付利息，涉及资金4650万元。此外，还有违规增加借款人成本。
为此，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对该行罚款人民币35万元，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该行负责人刘某，取消5年高管任职资格。
抵押房产难以全部收回
案件已经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也已经抓获了，多家银行存在违规事实也得到了证实。可是，戎御、融寅两家公司被抵押的房产却难以全部收回了。
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委托人熊伟介绍说，汤某利用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房产进行抵押贷款，因为无法偿还贷款，此后被多家银行起诉，被抵押的房产也被法院查封，变成了“不良资产”，被银行方面要求进行处置，并且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为了避免扩大受害企业的损失，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此后也向多个法院做出了《情况说明》，称该案的实际性质为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并且已由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对于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有关规定，市高级人民法院拟通知相关中基层法院暂时中止对汤某系列合同诈骗案相关民事、执行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商情法院暂停对涉及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名下位于重庆江北嘴国金中心3幢及云锦阁的房产处置。
随后，正在执行涉及到浦发银行的担保贷款案件的渝北区法院，做出了中止执行的裁定；正在执行重庆两江新区信联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担保借款案件的江北区法院，做出了暂停执行的决定；正在审理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担保贷款案件的北京西城区法院，取消了开庭。
不过在此之前，涉及到浦发银行的21套房产已于2020年8月24日至9月3日期间，先后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了拍卖，其中11套已被拍卖；涉及到农业银行的7套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的房屋，也已经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被拍卖。
“这起诈骗案对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仅公司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分钱贷款，被抵押的房产也在处置过程中严重贬值。”熊伟告诉记者，此前法院指定评估机构对戎御、融寅两家公司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0号（重庆国金中心T3）的房产评估价格为每平方米21490元，总价超过2500万元。但是，被农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处置为“不良资产”后，按照2020年6月11日农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CQPZ202003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抵押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房产价值为1790万元，房产价值贬值近800万元。
“明明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已经认定这家银行在担保合作业务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对银行和高管都进行了处罚。可是，他们却仍然在要求法院处置我们的房产。”熊伟说，“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投诉，并且向检察机关提出了监督申请。”
律师说法：受害企业可申请执行回转
重庆坤源恒泰律师事务所合作人韩克刚律师对本案进行法律分析后认为，两家公司可通过再审程序主张抵押合同无效，撤销原生效法律文书，通过执行回转程序向银行债权人追偿涉案房产拍卖所得价款和孳息，同时可以通过否定各银行债权人的抵押权，要求各银行债权人配合涂销抵押权登记。
根据案情，作为实际的融资借款主体，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的效果意思实为为自己融资提供担保，而非为汤某及其实际控制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因该意思表示不真实，可以此主张抵押合同无效。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49条之规定，因受第三人欺诈，戎御、融寅两家公司也可主张撤销抵押合同。
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案情，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对涉案房产拥有合法的处分权，且涉案房产已经完成了抵押登记，因此只能通过举证证明抵押合同无效，以求达抵押权并未有效设立，各银行债权人对自己的涉案房产并不享有抵押权，进而主张执行回转和抵押权涂销登记。
此外，如果有证据足可认定银行相关人员在案涉贷款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并导致汤某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得以实现，那么汤某公司和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银行也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韩律师同时指出，善意竞拍房产者权利也依法受到保护。根据《民法典》第22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七条之规定，通过合法竞拍方式取得涉案房产的第三人系因法律规定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即使通过再审程序撤销了原执行依据，在执行回转程序中也只能向原申请执行人（即各银行债权人）主张返还房屋拍卖所得价款和孳息，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返还涉案房屋。（记者 刘斌）
抵押贷款一分钱没收到
公开资料显示，重庆国金中心位于江北嘴CBD的中心，主塔楼高度为300米，是江北嘴区域内最先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地标性建筑。
“本来想用大楼抵押贷款融资，结果不仅贷款一分钱没有拿到，现在这幢大楼都即将成为被执行的‘不良资产’。”近日，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委托人熊伟在重庆国金中心T3幢的一间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满脸郁闷和无奈。
据介绍，2015年至2016年期间，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为同一法人代表）因为有贷款融资需求，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汤某，便以公司名下拥有的价值10亿元的国金中心T3幢176套房产、江北嘴云锦阁32套房产产权为抵押物，委托汤某向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
经过多次商谈，汤某提出，因为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没有实际开展经营活动，在借款过程中不能通过银行审核，融资业务方式为借壳贷款。也就是说，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委托汤某融资，由两家公司提供房产做抵押担保，由汤某提供空壳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向出资方借款，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才是真实用款人，并且提供银行账户作为受托支付账户。贷款发放后，将受托支付至两家公司提供的银行账户上，汤某则从中收取融资服务费用。
没想到的是，汤某随后却暗中悄悄更换了借款公司，展开了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
他先以其实际控制的公司——重庆新汇融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申请贷款，获得了人民币贷款3.998亿元；
同时，他又以其实际控制的多家企业以及冒用他人个人名义，向农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微电子园支行申请贷款，并获得了人民币贷款5650万元。
此后，汤某又以其实际控制及受其指使的多家企业以及一些个人的名义，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重庆分行申请贷款，并获得了人民币贷款1.1968亿元。
最后，汤某又以三家公司借款的名义，向重庆两江新区信联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进行融资，最终获得了贷款1.2亿元。
汤某以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价值10亿多元的房产作为抵押物，向上述多家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融资，总共获得的贷款高达7亿多元。然而，本意是提供抵押物用于融资的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最终却没有得到一分钱贷款。
7亿多元巨资都到哪里去了呢？
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被抓
从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和重庆银监局此后先后对此案展开的一系列调查，可以发现7亿多元巨资去向的一些端倪。
2018年5月，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向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报案。江北区公安分局于2019年9月29日出具了渝公江北（刑）立字【2019】256号立案决定书，就两家公司被诈骗案立案侦查。
经调查，公安机关发现，汤某以两家公司房产为抵押物，向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共计贷款7亿多元，在为两家公司陆续办理抵押贷款的过程中，汤某私自更换借款公司，将抵押贷款获得的资金转入自己实际控制的公司账户中，用于归还自己的借款和其他用途，该案的实际性质为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
公安机关还证实了一个事实，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在提供了大量房产作为抵押物后，未获得任何贷款。
此后，汤某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涪陵区公安局逮捕并移送起诉。2021年1月8日，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对汤轩作出【渝检三分院刑诉(2021)Z1号】起诉书，并于2021年2月24日在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起诉汤某及其实际控制的多个公司开展了12起诈骗案。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起诉书中称，汤某1975年9月出生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系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等公司实际控制人，因犯票据诈骗罪，2002年1月19日被沙坪坝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5年10月1日刑满释放。因涉嫌合同诈骗罪，2017年6月13日被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刑事拘留，2018年1月11日经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检察院批准，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被重庆市涪陵区公安局逮捕。
起诉书中审查查明：2011年，汤某收购了重庆市个人信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经营范围包括贷款担保、贸易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等融资性担保业务。2014年4月14日，公司更名为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起，汤某个信担保公司及其实际控制的重庆新汇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重庆西南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名义与他人签订经济合同，采用隐瞒款项实际发放、更换受托支付合同等方式欺骗他人，并故意不履行合同约定，将本应发放给实际借款人的12笔借款，用于偿还其他债务，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共计1.7亿余元。
而在检察机关起诉汤某的这12起诈骗案中，还没有包括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案件。
重庆银监局确认多家银行违规
2017年3月24日，重庆银监局对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提出的投诉做出了信访答复意见书（渝银监信复[2016]143号）称，经核查发现，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重庆融寅实业有限公司两家公司提供房产抵押的贷款共计57598万元。其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贷款16户，11968万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沙坪坝支行、微电园支行贷款4户，5650万元；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贷款32户，39980万元。
重庆银监局还核查发现，浦发行、农行部分贷款资金被挪用于偿还本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垫款或支付利息，被偿还的贷款和银行承兑汇票均由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担保；进出口行部分贷款资金经过用款人受托支付后，存在集中流向部分企业和个人账户的情形；部分借款人及相关方存在提供不真实的贷款资料问题。
为此，重庆银监局认定，浦发行和农行在贷款管理过程中，存在贷款审查不严，贷款用途监控不力等违规行为，导致贷款资金被挪用，将依据监管法规对两家行进行严肃问责。同时，进出口行在贷款品种设计和贷款业务操作流程方面存在缺陷，导致对用款企业审查管理不到位，将督促其及时整改。
就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尚未发现相关银行工作人员与借款人及相关方恶意串通行为和违法犯罪线索。对此，重庆银监局将督促浦发行、农行和进出口行继续彻查相关贷款，一旦发现违法犯罪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20年6月1日，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又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支行做出了行政处罚决定书（渝银保监罚决字〔2020〕31号、渝银保监罚决字〔2020〕35号），认为该行与重庆市个人信用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的担保合作业务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严重不尽职、管理不到位，借风险化解之名，违反内外部规定发放贷款。
处罚决定认为，该行贷款三查严重不合规，信贷调查流于形式，贷、审未严格分离，贷后管理不到位；同时，还违规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违规以贷收贷，贷款资金在农业银行体系内封闭运行，最终全部用于偿还其他借款人在农业银行的逾期贷款、垫款或支付利息，涉及资金4650万元。此外，还有违规增加借款人成本。
为此，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对该行罚款人民币35万元，对负有领导责任的该行负责人刘某，取消5年高管任职资格。
抵押房产难以全部收回
案件已经被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嫌疑人也已经抓获了，多家银行存在违规事实也得到了证实。可是，戎御、融寅两家公司被抵押的房产却难以全部收回了。
重庆戎御实业有限公司委托人熊伟介绍说，汤某利用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房产进行抵押贷款，因为无法偿还贷款，此后被多家银行起诉，被抵押的房产也被法院查封，变成了“不良资产”，被银行方面要求进行处置，并且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为了避免扩大受害企业的损失，江北区公安分局经侦支队此后也向多个法院做出了《情况说明》，称该案的实际性质为汤某涉嫌合同诈骗案，并且已由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两高一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对于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有关规定，市高级人民法院拟通知相关中基层法院暂时中止对汤某系列合同诈骗案相关民事、执行案件的审理和执行，商情法院暂停对涉及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名下位于重庆江北嘴国金中心3幢及云锦阁的房产处置。
随后，正在执行涉及到浦发银行的担保贷款案件的渝北区法院，做出了中止执行的裁定；正在执行重庆两江新区信联产融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担保借款案件的江北区法院，做出了暂停执行的决定；正在审理中国进出口银行重庆分行担保贷款案件的北京西城区法院，取消了开庭。
不过在此之前，涉及到浦发银行的21套房产已于2020年8月24日至9月3日期间，先后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了拍卖，其中11套已被拍卖；涉及到农业银行的7套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的房屋，也已经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被拍卖。
“这起诈骗案对公司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仅公司从来没有收到过一分钱贷款，被抵押的房产也在处置过程中严重贬值。”熊伟告诉记者，此前法院指定评估机构对戎御、融寅两家公司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庆云路10号（重庆国金中心T3）的房产评估价格为每平方米21490元，总价超过2500万元。但是，被农业银行沙坪坝支行处置为“不良资产”后，按照2020年6月11日农行重庆市分行与重庆渝康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编号为CQPZ202003的《不良资产批量转让协议》，抵押戎御、融寅两家公司的房产价值为1790万元，房产价值贬值近800万元。
“明明中国银保监会重庆监管局已经认定这家银行在担保合作业务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对银行和高管都进行了处罚。可是，他们却仍然在要求法院处置我们的房产。”熊伟说，“我们已经向有关部门提出了投诉，并且向检察机关提出了监督申请。”
律师说法：受害企业可申请执行回转
重庆坤源恒泰律师事务所合作人韩克刚律师对本案进行法律分析后认为，两家公司可通过再审程序主张抵押合同无效，撤销原生效法律文书，通过执行回转程序向银行债权人追偿涉案房产拍卖所得价款和孳息，同时可以通过否定各银行债权人的抵押权，要求各银行债权人配合涂销抵押权登记。
根据案情，作为实际的融资借款主体，戎御、融寅两家公司提供的抵押担保的效果意思实为为自己融资提供担保，而非为汤某及其实际控制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担保，因该意思表示不真实，可以此主张抵押合同无效。同时，根据《民法典》第149条之规定，因受第三人欺诈，戎御、融寅两家公司也可主张撤销抵押合同。
基于以上分析并结合案情，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对涉案房产拥有合法的处分权，且涉案房产已经完成了抵押登记，因此只能通过举证证明抵押合同无效，以求达抵押权并未有效设立，各银行债权人对自己的涉案房产并不享有抵押权，进而主张执行回转和抵押权涂销登记。
此外，如果有证据足可认定银行相关人员在案涉贷款合同签订和履行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并导致汤某公司“骗取银行贷款”的非法目的得以实现，那么汤某公司和银行签订的《借款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合同，银行也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韩律师同时指出，善意竞拍房产者权利也依法受到保护。根据《民法典》第229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物权编的解释（一）》第七条之规定，通过合法竞拍方式取得涉案房产的第三人系因法律规定取得涉案房屋的所有权，戎御、融寅两家公司即使通过再审程序撤销了原执行依据，在执行回转程序中也只能向原申请执行人（即各银行债权人）主张返还房屋拍卖所得价款和孳息，而不能向第三人主张返还涉案房屋。（记者 刘斌）
【#黄奇帆#：#平台应把数据交易收益的20%～30%返还给原始数据生产者#】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在#2021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作为拥有大量个人数据的平台，应当将数据交易收益的20%～30%返还给数据的生产者。他提到，“原始数据生产者与两次加工者都应当享有分配权，数据财产权的分配比例，应当大致模仿知识产权的分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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