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报论》：“经说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即此身受；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受之无主，必由于心。心无定司，感事而应。应有迟速，故报有先后。先后虽异，咸随所遇而为对。对有强弱，故轻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赏罚，三报之大略也。”
“三报”就是指现报、生报和后报这三报。对这个三报的事理、因果来加以讨论，这就叫“三报论”。“三报论”也不是慧远大师自己创立的，经典《阿毗昙心论》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经说业有三报”。“业”的概念就是Karma，就是我们众生举心动念、行为造作所产生的一种功能。“业”就有它的业力。那么业一般分善业、恶业和无记业三种。
所能造的是身、口、意，尤其这个“意”，我们一个微细的念头，都在阿赖耶识播下了一个种子，迟早都会有报应。这个种子生起来，起现行了，这就是它的报显发出来了。如果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是很重的心造作了很重的业，那么这个业力种子的力量大，它显发出来的时间就会快，后果就会大。业，是印度古老文明都谈的，《四韦陀书》婆罗门教都承认这种“业”的存在。
只要造了业，一定会有报，业为因，报为果，这就体现因果的法则。那么业因它的报有三种，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错综复杂的。三种报：一个是“现报”——现世报；一个是来生报，叫“生报”；一个是“后报”，就是多少生以后才去报。那对于这三报，就表明什么呢？表明佛法这种因果的法则，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态里面去展开它的观照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一点，就是佛教的真理所在。
我们凡夫众生是不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所以带着我们的短浅的知见就容易得出：我的一生就是这一辈子，死了就什么都没有——断灭见。这个断灭见——死了就没有，有时候他可能也相信一点因果，但是它叫“一世因果”了。如果你在一世里面，就是在这一期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去建立因果的法则，是没办法建立的，因为它不能诠释错综复杂的因果的情形。
像其他宗教，它也相信因果，但是它是讲二世的因果。二世的因果在今生层面，它会比断灭见的一世的因果要高明一些，要超越一些，但是它仍然解释不了错综复杂的因果法则。唯有佛教这种三世因果——大家去了解十二因缘，叫二重三世因果，那种错综复杂的格局，才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释生命现象的理论体系。
那这样看，“现报”就是我这一世行善或者作恶，就我这个业报身去做，但由于做的业力很大，它感的时间很短，今生就接受了这样的善因的善果，或者恶因的恶报。这就叫“现报”。那来生报——“生报”是什么？就是我们今生的善恶的行为是到下一辈子去报。你一生行善，下一辈子得人天福报；你一生放纵贪、瞋、痴三毒烦恼，什么都敢干，你就到三恶道里面去接受那种果报。这叫来生报，又叫生报。
现在讨论“后报”，后报就更复杂了，就是我们今生所行善或者造恶的业力——Karma，是经过两生——不是来生而是来生的来生，或者三生、十生、百生、千生、万生乃至恒河沙劫之后，才会有果报。那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凡夫的肉眼是只会对这一世因果有所了解，天眼通可以对来生有所了解，证果的圣人比如说阿罗汉，能够了解八万大劫的善恶因果报应的情形，那么八万大劫以后的情况不了解——宿命通他没有，所以恒河沙劫之后，这个过程当中的善恶因果唯有佛才知道。
有一天，佛就指着一个鸽子问舍利弗：你看这只鸽子，它宿世是什么？何时得脱？舍利弗观察，它以前的八万大劫以来，都是一只鸽子；再观察它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子身体，观察它八万大劫后还没有脱离。声闻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佛就告诉他，在八万大劫以前这只鸽子是什么身份，在未来的八万大劫以后，它在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身，能够得人身，能够修五戒做优婆塞，能够慢慢修行得到成佛之果——佛能够展示得清清楚楚。我们要了解果报的三个概念：现报、生报、后报。
那这样的一个受报的过程，又不是我们像一加一可以定义的，它里面太复杂了。比如从那个时代，我们中国的很多佛学学者都在争论：这个受报的主体有没有？谁来受报？难道受报的有个客观的主体吗？如果说有个客观的主体，不符合佛法的精神；但是又没有这种受报的主体吗？也不是。所以这就有一个叫“相似相续”的概念出来了——“不一不异”。受报它没有一个主体——“受之无主”。你接受果报，不是一个一定的东西，不是一个定命的东西——就是主宰。
但是又不能说它没有，它一定要由这个受报起现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怎么起现行？是由于这个“心”。但这个“心”也不是客体的东西，“心”是由于外境才有的。由于外境才生起了这个“心”，所以“心”没有一个决定的掌管的功能。那到底怎么理解呢？这里就提出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感应”这个问题。慧远大师在对一种事情的把握方面——在“感”和“应”这样的一个把握方面，是非常到位的，包括对《周易》也是以“感”作为它的体性的。那么“感应”是宇宙、人生、生命当中至高的原则。
因果报应，是由于我们这个“心”感了外面的事境，原来所造的那个Karma的力才有应，这叫“感事而应”。如果有这个种子，但你没有外部的事境——没有这个条件，它就应不出来。所以受报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法相唯识谈，阿赖耶识的藏识里面有无量劫以来善善恶恶的种子，但这些种子是不是起现行，是取决于外部的条件。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这里面哪些种子可以起现行，哪些种子不起现行，它是复杂的。
你不能说它一定起现行，或者有些种子提前起现行，这都是“感事而应”的产物。“事”千变万化，“心”错综复杂，所以这就决定了受报的表现形态多样，你不能机械地把它定起来。那么业里面有些是定业，有些是不定业，这些都要在“感事而应”里面找到它相应的表现形态。
我们的心是感外面的事境：阿赖耶识的种子产生了一种现行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心”和“境”之间的这种感应，就会使这个“因”：你感得强，感得业力重，它起现报、起现行的速度就快；如果你感得心弱，事境也比较弱，它就会来得比较迟。所以虽然造了恶业，但是是今生报，还是来生报，还是无量劫以后才报，这是不定的。这是根据我们能感之心和所接触的事境的感应强度来决定的，所以果报有先有后。
虽然果报现前有前后时间上的差异，但是它不离开一个原则：都是我们的心随着所遇的人事环境，而显发的一种对境。“对”就是应的意思。对应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原理出来的。那么由于我们能感的心有轻、重，所以所应的果报也就有强、弱的差异。强、弱也就表明这个业有时候来得重，有时候来得轻。果报的轻重追溯它的源头，跟我们当时造业是重心造，还是轻心造，也是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造过杀人的业，在造杀人业的过程当中，也有轻和重的差异。他有时候就想只是教训一下他，用刀背砍一下，说明他的杀心要轻一点；如果他用非常狠毒的心——“我一刀要把他劈成两段”，他这个心就来得重一些。你重心，它的报就来得重；你轻心，它的报就来得轻。这里面常常讲半斤八两。
所以这样的一个因果报应都是法尔自然的，那种赏罚机制没有谁去主宰的：没有上帝去主宰，也没有佛菩萨去主宰。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自己的业所导致的，这就叫“自然之赏罚”。“自然”不是一般道家讲的自然，“自”就是自动，你自性里面法尔自然的种子起现行：轻重、强弱的对应关系——善因给你奖赏，恶因给你惩罚的一种自然的报应。这就是现报、生报、后报大概的发生的基本机制。
慧远大师用非常简略的语言，把大、小乘经典关于三世因果报应的核心的原理揭示出来。如果你要展开这个因果的机制，可以讲很多，但慧远大师只是从“感事而应”这个层面，把它的发生机制给我们表达出来。最后的结论是：这是自然的赏罚。既然是自然的赏罚，它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责任者，是不能逃脱这种行为的责任的。
“三报”就是指现报、生报和后报这三报。对这个三报的事理、因果来加以讨论，这就叫“三报论”。“三报论”也不是慧远大师自己创立的，经典《阿毗昙心论》里面就谈到这个问题，所以“经说业有三报”。“业”的概念就是Karma，就是我们众生举心动念、行为造作所产生的一种功能。“业”就有它的业力。那么业一般分善业、恶业和无记业三种。
所能造的是身、口、意，尤其这个“意”，我们一个微细的念头，都在阿赖耶识播下了一个种子，迟早都会有报应。这个种子生起来，起现行了，这就是它的报显发出来了。如果我们身、口、意三业，都是很重的心造作了很重的业，那么这个业力种子的力量大，它显发出来的时间就会快，后果就会大。业，是印度古老文明都谈的，《四韦陀书》婆罗门教都承认这种“业”的存在。
只要造了业，一定会有报，业为因，报为果，这就体现因果的法则。那么业因它的报有三种，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错综复杂的。三种报：一个是“现报”——现世报；一个是来生报，叫“生报”；一个是“后报”，就是多少生以后才去报。那对于这三报，就表明什么呢？表明佛法这种因果的法则，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态里面去展开它的观照的：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这一点，就是佛教的真理所在。
我们凡夫众生是不了解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所以带着我们的短浅的知见就容易得出：我的一生就是这一辈子，死了就什么都没有——断灭见。这个断灭见——死了就没有，有时候他可能也相信一点因果，但是它叫“一世因果”了。如果你在一世里面，就是在这一期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去建立因果的法则，是没办法建立的，因为它不能诠释错综复杂的因果的情形。
像其他宗教，它也相信因果，但是它是讲二世的因果。二世的因果在今生层面，它会比断灭见的一世的因果要高明一些，要超越一些，但是它仍然解释不了错综复杂的因果法则。唯有佛教这种三世因果——大家去了解十二因缘，叫二重三世因果，那种错综复杂的格局，才能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解释生命现象的理论体系。
那这样看，“现报”就是我这一世行善或者作恶，就我这个业报身去做，但由于做的业力很大，它感的时间很短，今生就接受了这样的善因的善果，或者恶因的恶报。这就叫“现报”。那来生报——“生报”是什么？就是我们今生的善恶的行为是到下一辈子去报。你一生行善，下一辈子得人天福报；你一生放纵贪、瞋、痴三毒烦恼，什么都敢干，你就到三恶道里面去接受那种果报。这叫来生报，又叫生报。
现在讨论“后报”，后报就更复杂了，就是我们今生所行善或者造恶的业力——Karma，是经过两生——不是来生而是来生的来生，或者三生、十生、百生、千生、万生乃至恒河沙劫之后，才会有果报。那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凡夫的肉眼是只会对这一世因果有所了解，天眼通可以对来生有所了解，证果的圣人比如说阿罗汉，能够了解八万大劫的善恶因果报应的情形，那么八万大劫以后的情况不了解——宿命通他没有，所以恒河沙劫之后，这个过程当中的善恶因果唯有佛才知道。
有一天，佛就指着一个鸽子问舍利弗：你看这只鸽子，它宿世是什么？何时得脱？舍利弗观察，它以前的八万大劫以来，都是一只鸽子；再观察它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子身体，观察它八万大劫后还没有脱离。声闻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佛就告诉他，在八万大劫以前这只鸽子是什么身份，在未来的八万大劫以后，它在什么时候能够脱离鸽身，能够得人身，能够修五戒做优婆塞，能够慢慢修行得到成佛之果——佛能够展示得清清楚楚。我们要了解果报的三个概念：现报、生报、后报。
那这样的一个受报的过程，又不是我们像一加一可以定义的，它里面太复杂了。比如从那个时代，我们中国的很多佛学学者都在争论：这个受报的主体有没有？谁来受报？难道受报的有个客观的主体吗？如果说有个客观的主体，不符合佛法的精神；但是又没有这种受报的主体吗？也不是。所以这就有一个叫“相似相续”的概念出来了——“不一不异”。受报它没有一个主体——“受之无主”。你接受果报，不是一个一定的东西，不是一个定命的东西——就是主宰。
但是又不能说它没有，它一定要由这个受报起现行。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怎么起现行？是由于这个“心”。但这个“心”也不是客体的东西，“心”是由于外境才有的。由于外境才生起了这个“心”，所以“心”没有一个决定的掌管的功能。那到底怎么理解呢？这里就提出一个概念，实际上是一种智慧——“感应”这个问题。慧远大师在对一种事情的把握方面——在“感”和“应”这样的一个把握方面，是非常到位的，包括对《周易》也是以“感”作为它的体性的。那么“感应”是宇宙、人生、生命当中至高的原则。
因果报应，是由于我们这个“心”感了外面的事境，原来所造的那个Karma的力才有应，这叫“感事而应”。如果有这个种子，但你没有外部的事境——没有这个条件，它就应不出来。所以受报也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法相唯识谈，阿赖耶识的藏识里面有无量劫以来善善恶恶的种子，但这些种子是不是起现行，是取决于外部的条件。种子起现行，现行熏种子，这里面哪些种子可以起现行，哪些种子不起现行，它是复杂的。
你不能说它一定起现行，或者有些种子提前起现行，这都是“感事而应”的产物。“事”千变万化，“心”错综复杂，所以这就决定了受报的表现形态多样，你不能机械地把它定起来。那么业里面有些是定业，有些是不定业，这些都要在“感事而应”里面找到它相应的表现形态。
我们的心是感外面的事境：阿赖耶识的种子产生了一种现行的作用——那么这样的“心”和“境”之间的这种感应，就会使这个“因”：你感得强，感得业力重，它起现报、起现行的速度就快；如果你感得心弱，事境也比较弱，它就会来得比较迟。所以虽然造了恶业，但是是今生报，还是来生报，还是无量劫以后才报，这是不定的。这是根据我们能感之心和所接触的事境的感应强度来决定的，所以果报有先有后。
虽然果报现前有前后时间上的差异，但是它不离开一个原则：都是我们的心随着所遇的人事环境，而显发的一种对境。“对”就是应的意思。对应出来的东西，都是这个原理出来的。那么由于我们能感的心有轻、重，所以所应的果报也就有强、弱的差异。强、弱也就表明这个业有时候来得重，有时候来得轻。果报的轻重追溯它的源头，跟我们当时造业是重心造，还是轻心造，也是对应的。
比如说我们造过杀人的业，在造杀人业的过程当中，也有轻和重的差异。他有时候就想只是教训一下他，用刀背砍一下，说明他的杀心要轻一点；如果他用非常狠毒的心——“我一刀要把他劈成两段”，他这个心就来得重一些。你重心，它的报就来得重；你轻心，它的报就来得轻。这里面常常讲半斤八两。
所以这样的一个因果报应都是法尔自然的，那种赏罚机制没有谁去主宰的：没有上帝去主宰，也没有佛菩萨去主宰。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自己的业所导致的，这就叫“自然之赏罚”。“自然”不是一般道家讲的自然，“自”就是自动，你自性里面法尔自然的种子起现行：轻重、强弱的对应关系——善因给你奖赏，恶因给你惩罚的一种自然的报应。这就是现报、生报、后报大概的发生的基本机制。
慧远大师用非常简略的语言，把大、小乘经典关于三世因果报应的核心的原理揭示出来。如果你要展开这个因果的机制，可以讲很多，但慧远大师只是从“感事而应”这个层面，把它的发生机制给我们表达出来。最后的结论是：这是自然的赏罚。既然是自然的赏罚，它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行为的责任者，是不能逃脱这种行为的责任的。
【先秦文献的“夏”与《史记》的“夏”真的相同吗？】
《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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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本纪》以大禹开篇，并称大禹在舜崩三年后“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1]《史记》的这一说法成为当今学者理解夏王朝世系及其时空位置的基础。徐兴海先生指出：
司马迁之前文献记载的中国不是按照朝代的，如《尚书》、《左传》以帝王为线索，如《国语》以国别记述事件，而朝代的概念自《夏本纪》开始，标志着关于中国历史记述的新体例、新篇章，这是司马迁独立思考的新成果。[2]
那么，司马迁这种“独立思考的新成果”是否符合先秦人的观念呢？在《清华简〈楚居〉横空出世，〈史记〉三代框架成疑》这篇文章中，笔者谈到清华简《楚居》、郭店简《穷达以时》以及《帝系》反映出来的历史观念是“夏商并行”。现在，我们进一步来看看《尚书》、《墨子》、《竹书纪年》等先秦文献所理解的“夏”又是否与《史记》一书相符合。
一、《尚书》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从被先秦文献大量引用的《尚书》来看，被后人称为《虞书》或《唐虞书》的篇章大多被先秦人称为《夏书》。比如，今传本《尧典》本为伏生所传《尚书》二十八篇之一，后被离析为《尧典》和《舜典》两篇。《尧典》的名称，在早期文献引用时并不稳定，如《孟子·万章上》称作《尧典》，《左传·文公十八年》称作《虞书》，《礼记·大学》称为《帝典》，而更多的文献在引用时则称《夏书》。如《左传·昭公十四年》：
（1）《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这条材料可以对应今本《尧典》中皋陶的“作士，五刑有服”。又比如《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
这条材料在今本《尧典》中作：“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由此可见，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尧典》被相当部分人视为夏代作品，而不是“五帝”时期作品。《左传》还引用了大量《夏书》佚文。比如：
（3）《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左传·庄公八年》引）
（4）《夏书》曰：“地平天成。”（《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
（5）《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文公七年》引）
（6）《夏书》曰：“念兹在兹，释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念功。”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引）
（7）《夏书》曰：“念兹在兹。”（《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引）
（8）《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
（9）《夏书》曰：“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乱其纪纳，乃灭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左传·哀公六年》引）
（10）《夏书》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龟。”（《左传·哀公六年》引）
以上各条，除第九条的“惟彼陶唐”部分见于古文《尚书》的《胤征》，其他全部见于古文《大禹谟》。此外，古文《大禹谟》中还有几条材料曾被其他先秦文献中所引用，我们也列之如下：
（11）《夏书》有之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无与守邦。”（《国语·周语上》）
（12）且不唯《泰誓》为然，虽《禹誓》即亦犹是也。禹曰：“济济有从，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诸群，以征有苗。”（《墨子·兼爱下》）
（13）《书》曰：“洚水警余。”（《孟子·滕文公下》）
（14）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孟子·万章上》）
（15）《书》曰：“祗载见瞽瞍，夔夔斋栗，瞽瞍亦允若。”（《孟子·万章上》）
今传古文《尚书》中有一部分材料确有较早的史源，但总体上系后人伪作，这是当今学术界的普遍看法。上面第12条为《墨子》提到的《禹誓》，也被收入古文《大禹谟》。从《墨子》自身记载看，《墨子》所称的《禹誓》可能是今文《尚书》的《甘誓》别本。如《墨子·明鬼下》所引《禹誓》即与今本《甘誓》基本一致。
按《史记》的三代历史年代框架来说，“禹征三苗”属夏代建立前的历史事件，故《十三经》本《尚书》将古文《大禹谟》列入《虞书》，而这些内容均被《左传》视为出自《夏书》。由此可以证明，《左传》或者说《尚书》最早的版本均把尧、舜、禹视为夏代历史人物。如果这点被确认，就意味着《史记》的三代年代框架并不可用，而这无疑将对我国的夏文化探索带来重大变化。
二、《墨子》与《史记》之“夏”的年代学差异
先秦文献多有将“虞、夏、商、周”并称的例子。如《国语·郑语》太史伯说：
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3]
又如《国语·鲁语上》展禽云：
幕，能率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杼，能率禹者也，夏后氏报焉。上甲微，能帅契者，商人报焉。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4]
《左传》也有这种“虞、夏、商、周”并称的现象，如庄公三十二年内史过说：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故有得神以兴，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又如成公十三年晋侯使吕相绝秦云：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左传·成公十三年》）
基于这些记载，杨向奎教授曾提出有虞氏的历史地位问题[5]，甚至还有学者因此尝试对虞世系进行编制。[6]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左传》、《孟子》、《礼记》等文献里大多都只提“三代”，极少见提“四代”的提法（早期仅见《大戴礼记·四代》等少数文献）[7]。更值得注意的是，《墨子》往往均把尧舜归入三代，这与《尚书》把有关尧、舜的记载称为《夏书》非常相似。如：
（1）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5页）[8]
（2）然则富贵为贤以得其赏者，谁也？曰：“若昔者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尚贤中》，《墨子校注》，第78页）
（3）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天志中》，《墨子校注》，第306页）
（4）何以知贤者之必赏善罚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圣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兼爱天下也，从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志下》，《墨子校注》，第320页）
（4）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国营都日，必择国之正坛，置以为宗庙；必择木之修茂者，立以为位菆必。（《明鬼下》，《墨子校注》，第340页）
（5）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贵义》，《墨子校注》，第686页）
杨宽认为，《墨子》把虞、夏、商、周四代称为“三代”，是“因为三代这一个名词用得太熟了”，“一时改不过口头，所以糊里糊涂的混乱四代为三代”。[9]如果《史记》的古史年代框架确然可信，杨宽所论固然可一说。然而，单就《墨子》一书的内证而言，在《墨子》作者的意识中，似虞夏本就是一代。因此，刘起釪说：
《墨子·明鬼》云：“上者《夏书》，其次商、周之《书》。”《墨子》的《尚贤》、《天志》、《明鬼》、《贵义》诸篇都称尧、舜、禹、汤为三代圣王，把尧舜列在夏代，所以有关尧、舜、禹的篇章都称《夏书》。[10]
三、《竹书纪年》与《史记》的“夏”代时空差异
《竹书纪年》出自战国魏墓，史料价值极高。《史记》有关战国部分的记载问题极大，“清代以来，很多学者利用古本《纪年》校记《史记》战国部分的内容，成效卓著。现在可以说，已经没有人墨守《史记·六国年表》了”。[11]对于夏商历史部分的研究，《竹书纪年》的价值同样不可低估。然而，由于该书原本散失，此后各家整理所得的辑本无不遵从《史记》的三代结构进行所谓“夏代“纪年排列，因此很容易让人误以为《竹书纪年》记载的夏与《史记》一致。然而，检视《竹书纪年》相关记录，可以发现这种预设需要商榷。《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也。[12]
又《夏本纪·集解》引《竹书纪年》说：
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13]
按照《史记》记载的夏商体系来理解《竹书纪年》，则商代积年多于夏代积年。然而，《晋书·束晳传》引《竹书纪年》却说：“夏年多殷。”[14]这说明要么是《竹书纪年》自相矛盾，要么就是《史记》的记载不可信。李学勤教授曾揣测“夏年代殷”有可能是在整理《竹书纪年》的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看法，而不认为是本文，但事实恐怕并非这么简单[15]。《史记·魏世家·集解》引荀勖语：
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终于魏之今王。”[16]
而杜预《左传·后序》言：
《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17]
又《晋书·束皙传》云：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18]
可见，《竹书纪年》所称的夏代纪年是以黄帝为开端的，这与《史记》记录的以禹为开端的夏代大不相同。又《路史·发挥》卷三引《竹书纪年》云：“黄帝至禹，为世三十。”[19]《说文·卅部》有“三十年为一世”之说[20]，可见，就《竹书纪年》的内证而言，“夏年多殷”之说是可以成立的。《竹书纪年》多记有昌意、颛顼、尧、舜等事。如《山海经·海内经》郭璞注：
《竹书》云：“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21]
《大荒西经》郭璞注：
《竹书》曰：“颛顼产伯鲧，是维若阳，居天穆之阳。”[22]
《海内南经》郭璞注：
《竹书》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 [23]
《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竹书》云：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24]
五帝被《竹书纪年》视为夏代人物
同书又说：
《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也。[25]
《广弘明集》卷十一：
《汲冢竹书》云：“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26]
《北堂书钞》卷十七：
《纪年》云：命咎陶作刑。[27]
上引诸条均为唐代及其以前文献提到的《竹书纪年》遗文。根据这些材料可以发现，《竹书纪年》和《尚书》、《左传》、《墨子》等先秦文献一样，均把尧、舜、禹甚至黄帝视为夏代人物，换句话说，先秦人观念中的夏与司马迁观念中的“夏”存在极大差异。按先秦人的眼光来看，夏的年代应以黄帝为开端，至于其结尾在哪里，我们且留到讨论《史记·夏本纪》为什么不记载“后羿代夏”这一重大事件时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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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阻挠西咸一体化？
《陕西省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市全面代管西咸新区指导意见的通知》，不但理清了西安咸阳两市的责权界限，也将西安西咸新区咸阳这三个西安都市圈的核心区域，从行政区划的历史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到协作发展上来，可以说是西安—咸阳一体化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这份文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破产。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并不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问题，只要愿意，甚至可以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讨论一下“三分宇宙”啥的。
但是，张宝通研究员作为前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严肃的社会学者，作为陕西省头牌智囊，为一己之私，背离政府决策，挑动社会民意，罔顾事实，违背基本逻辑，歪曲历史事实，信口开河，指鹿为马，那就越过红线了。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对“专家”这两个字如此敏感？究其原因，就是某些专家太离谱了，甚至经常有人说：专家一发言，上帝就发笑。
本文既是对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批驳，也是对这种批驳的终止，因为随着这次调整，我们看重的，将是未来的协作发展。
█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一体化：西安—咸阳一体化二十年实践的经验教训
府誌君一直有个观点，西安—咸阳一体化之所以饱经挫折，西咸新区建设之所以不如人意，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提出的太早了，早到几乎和全国各地同步。
我们不太善于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当时河里还没石头。
解释一下，就是在西安没有发展房地产之前，西安咸阳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实现一体化。
纵观“西咸一体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期初咸阳卖力，中间省上积极，如今西安得利。
张宝通研究员给咸阳扣上N个反对“咸阳一体化”的帽子，把咸阳塑造成“一体化”中的反面角色，但其实最早真金白银修路，想要靠“西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是咸阳。
不可否认，咸阳当年有着自己的心思，希望主动融入西安，借力西安的人才、经济、金融资源，承接西安的产业转移，借力西安发展咸阳。
咸阳在2000年代进入迷茫期，“电子城”“纺织城”“保健城”“足浴城”相继破产，“咸阳市政府西迁”和“兴平撤市设区”的规划一件都没弄成，和西安搞“西咸经济一体化”，是想在自身发展不给力的情况下，想要“大树底下好乘凉”。
咸阳在自身财力艰难的情况下，在渭河南岸修了世纪大道，在渭河北岸修建了兰池大道，世纪大道从西向东、兰池大道从北向南，可以说都是咸阳对“西咸一体化”的渴望。
但是这种建立在咸阳承接西安产业转移基础上的“西咸一体化”，致命的缺点就是，在当年西安处在自身都不够大不够强的阶段，几乎就是个放大版的咸阳，自己都吃不饱，绕城之外都没有开发，周边县区嗷嗷待哺，再搞产业输出，那不是辐射外溢，那是割肉放血。
现在回过头来看，世纪大道断头在三桥，渭河横桥断头在草滩，都是可以理解的。
2017年西安大力发展房地产后，一是本身需要大量的土地供应，偏偏西安市内因为城改乱局几乎再无发展空间，必须向外扩展，同时，房地产的兴起还会挤迫原有高占地低效益产业外迁，新进产业也会因土地成本主动在外围布局，西安市区、周边县区、西咸新区、咸阳、渭南可以各取所需。
当西安成为一体化的主力军后，纠缠了二十年的乱局一下子盘活了。
如今，从房地产角度来说，不但西安咸阳早就实现了同城化、一体化，曲江新区也同一众房地产巨头们进军西渭东区，这种趋势日益成为西安都市圈建设的主流。
█“行政一体化”与房地产媒体抱团，张宝通研究员一战封神
在2010年之前，尽管一体化发展缓慢，但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民间舆论上，从来都没有咸阳反对“西咸经济一体化”的言论，反倒是在被划走了大批土地和人口后，咸阳被张宝通研究员一班人扣上了拖延乃至对抗“西咸一体化”的帽子。
2011年陕西省委、省政府调整西咸新区体制机制，开启省市共建、以省为主的建设模式，省上提出“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西咸新区土地大部分都在咸阳的地界上，按照三个不变的模式，举全省之力建设西咸新区，相当于是在建设咸阳，西安嘴里虽然不说，但它的心里是不高兴的，因此西安对建设“西咸新区”没有积极性。
这也是为何虽然13年西咸新区有一路一带、14年有国家级新区、15年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16年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诸多的加持，但西咸新区依旧发展不够快原因。
本质上说是西咸新区行政体制没理顺，不如说是出成绩算谁的没理顺，西安不愿意把树种到别人的地里去，对于西安来说是在给别人做嫁衣。
而且与实体经济不同的是，实体经济不太在意土地收益，在意的是产值、税收、就业、未来的长期发展等，这也是西安不惜牺牲巨大土地收益，也要引进三星、华为。但房地产则不同，它几乎没有后继收益，看中的是巨额的、现把清的、一家独吞的土地转让金。
这种模式下，西安西咸新区咸阳之间，没有双赢可言。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民间舆论、智库学者开始营造“西咸一体化”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结论，大西安建设必须进行西咸之间的行政区划调整，“三分咸阳”的观点被抛出达到顶峰。由此开始整个民间舆论可以说渐渐不利于咸阳，不断的被指称“阻碍一体化进程”。
张宝通研究员也就此封神，成为意见领袖。
2017年春节，前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对提出“三分咸阳”张宝通研究员进行拜访，西安的主政者和“大西安”的头号宣讲人会面，并不是没有目的的，领导探望谁背后，都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含义。
永康书记虽然离开了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的事业没有止步，由“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的“学术研究”加码为罔顾事实的对咸阳的肆意攻击。
咸阳对这种舆论压制，可以说完全蒙了，根本无法还手，更加助长了张宝通研究员的胆气和气焰。说好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几波操作下来，被张宝通研究员营造出了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态势，修路最早最积极，甚至划出人口土地给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扣给咸阳的帽子反而一再升级，乃至罔顾事实，口不择言。
舆论先行、学者背书，历来是最常见的试探手法，可以看做是探口风，也可以看做投石问路。
很多时候舆论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带着舆论倒戈、压制的意思，就是要破开省上之前定下的“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一大群房产营销号也把张宝通研究员奉为神明，围绕在张宝通研究员周边，依靠“西咸合体”概念反复炒作，你会发现凡是吹捧“西咸合体”的，都是卖楼的。
至此，依靠市场、产业辐射、规划衔接带动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已经被刻意的扭转为了行政区划变更。
█这次调整的重大现实意义
虽然国家层面对大中小城市全面均衡发展进行了调整，但城镇化建设不可逆转的走上了支持“中心城市”“大城市”“省会城市”的道路，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已经是种共识。
对于西安来说，只有地是自己的、人是自己的，建设起来才踏实，特别是随着西安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更高层面的政策加持和国家定位，对西安来说必须牢牢抓住“大西安”的建设主导权，毕竟，捏到手里和装到口袋，还是有差别的。
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反映了陕西省期待出现经济双子星想法的破灭，咸阳并不具备和西安组成双核心的能力，在优先发展级上，咸阳必须往后排。
但是咸阳再往后排，也是和榆林并列，排在其他地市之前的，和榆林相比，即使失去西咸新区，咸阳还拥有西安辐射、机场、地铁、教育、矿产资源的便利，一定程度上，比榆林更具优势。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咸阳因为包括失去西咸新区、赵正永余毒等在内的各种因素叠加，来了个就此沉沦，急速下滑。所幸省上及时止损，及时换将，才使得咸阳从深坑中爬了出来。
经过这次调整，陕西、西安、咸阳、西咸新区四方理顺了关系，明确了权限，吃下了定心丸，也许这种方式并不是最现代的、最科学的，但却是最符合陕西实际的。
经过这次调整，各方从行政区划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来，这也是陕西各方最愿看到的局面。
█体制中人反体制：咸阳干部市民对抗西咸合并？
咸阳是否“三分”，西安咸阳能否合并，西安咸阳怎样“行政一体化”，且不说它虚无缥缈能否实现吧，一个必须明确的现实是，主导权并不在咸阳，甚至和咸阳没有一点关系，咸阳干部市民更没有理由、没有能力“对抗”，这也是张宝通研究员一系列歪理谬论中最为荒谬的地方。
张宝通研究员说咸阳市长不想做区长，咸阳干部们不想降级，因而对抗“西咸一体化”。
试问几个地市级城市的厅级领导干部，就能影响到地级市、副省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吗？那么多国家正部级机构、几万人的集团军都能说撤就撤，咸阳一个厅级想“对抗”？
当中国是什么呢？全国全省不一盘棋了？中央省上的领导不好使了？
全国大多数合并的区域，对被合并城市在职人员的安排，都坚持就高不就低，宜宽不宜紧的原则，何况西安是副省级城市，如果真要合并，许多干部的级别待遇是升而不是降，西咸新区代管后的现实看不见？
并入西安，对咸阳老百姓更是有好处。
教育、医疗、交通享受省城条件，社保每年也会多几百块钱，如果能选择，咸阳市民们还希望并入北京上海呢。咸阳市民不愿意，真当咸阳市民是傻子呢。
再说，即使咸阳市民不愿意，又能咋地？举行公投，否定中央省上的决策？
“三分咸阳”，更甚的是西安咸阳合并，，从省上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把咸阳发展较好的地方给西安，将不得不考虑背后带来的民生影响、民意看法，剩下的比较穷的地方如何发展？这都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从国家层面来讲，行政区划调整的背后都得评估收益与成本，特别是西安咸阳这样具有广泛历史影响力的城市，所带来的政治影响，甚至后续的跟风效应。
这些道理，民众们不懂，在那瞎咋呼，或者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懂了也装不懂，这些都能理解，但是张宝通研究员则不然，他是体制中人，对体制内的事门清。
不然，怎么只见张宝通研究员攻击指责咸阳，却从来不敢指责对此事负有更大决策责任的西安、省上乃至更高层？
那帮地产营销号们还敢点明“肉食者鄙”、领导们都是庸庸之辈、有人为一己之私反对“西咸一体化”、国家省府里的人都没他们有见地，张宝通研究员对领导层最大的指责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擦边球。
人家明白着呢，知道怎样既能火又安全。
根据张宝通研究员的需要，不但咸阳可以因为“对抗西咸行政一体化”将是死路一条，连陕西都是“多年来经济一体化的思路败给了四川行政一体化的模式”，西安更是“已经边缘化了”“如果陕西再不组建大西安，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的新篇章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社会上有一类“政客型专家”，领导想干啥，咱就去说啥，领导敢说一，咱就敢说十，领导敢骂谁，咱就敢咬谁，节操风骨尽失。
对于张宝通研究员来说，管你什么歪理谬论，管你什么科学不科学，我只管出位，理论越荒谬越博眼球越好，两地民众越对立越好，火越烧越旺越好，这样光环才能更大些，更亮些。
可惜，张宝通研究员烧了十年的火，让一份文件给浇灭了。
别了，“三分咸阳”，别了，“西咸行政一体化”。
谨以此文悼念。
《陕西省推进西安—咸阳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市全面代管西咸新区指导意见的通知》，不但理清了西安咸阳两市的责权界限，也将西安西咸新区咸阳这三个西安都市圈的核心区域，从行政区划的历史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到协作发展上来，可以说是西安—咸阳一体化的一份纲领性文件。
这份文件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破产。
作为一种学术观点，“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并不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问题，只要愿意，甚至可以和否定爱因斯坦相对论一样，讨论一下“三分宇宙”啥的。
但是，张宝通研究员作为前政府工作人员，作为严肃的社会学者，作为陕西省头牌智囊，为一己之私，背离政府决策，挑动社会民意，罔顾事实，违背基本逻辑，歪曲历史事实，信口开河，指鹿为马，那就越过红线了。
为什么现在社会上对“专家”这两个字如此敏感？究其原因，就是某些专家太离谱了，甚至经常有人说：专家一发言，上帝就发笑。
本文既是对张宝通研究员“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歪理谬论的批驳，也是对这种批驳的终止，因为随着这次调整，我们看重的，将是未来的协作发展。
█没有房地产，就没有一体化：西安—咸阳一体化二十年实践的经验教训
府誌君一直有个观点，西安—咸阳一体化之所以饱经挫折，西咸新区建设之所以不如人意，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提出的太早了，早到几乎和全国各地同步。
我们不太善于摸着石头过河，何况当时河里还没石头。
解释一下，就是在西安没有发展房地产之前，西安咸阳再怎么努力，也无法实现一体化。
纵观“西咸一体化”，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来看，期初咸阳卖力，中间省上积极，如今西安得利。
张宝通研究员给咸阳扣上N个反对“咸阳一体化”的帽子，把咸阳塑造成“一体化”中的反面角色，但其实最早真金白银修路，想要靠“西咸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是咸阳。
不可否认，咸阳当年有着自己的心思，希望主动融入西安，借力西安的人才、经济、金融资源，承接西安的产业转移，借力西安发展咸阳。
咸阳在2000年代进入迷茫期，“电子城”“纺织城”“保健城”“足浴城”相继破产，“咸阳市政府西迁”和“兴平撤市设区”的规划一件都没弄成，和西安搞“西咸经济一体化”，是想在自身发展不给力的情况下，想要“大树底下好乘凉”。
咸阳在自身财力艰难的情况下，在渭河南岸修了世纪大道，在渭河北岸修建了兰池大道，世纪大道从西向东、兰池大道从北向南，可以说都是咸阳对“西咸一体化”的渴望。
但是这种建立在咸阳承接西安产业转移基础上的“西咸一体化”，致命的缺点就是，在当年西安处在自身都不够大不够强的阶段，几乎就是个放大版的咸阳，自己都吃不饱，绕城之外都没有开发，周边县区嗷嗷待哺，再搞产业输出，那不是辐射外溢，那是割肉放血。
现在回过头来看，世纪大道断头在三桥，渭河横桥断头在草滩，都是可以理解的。
2017年西安大力发展房地产后，一是本身需要大量的土地供应，偏偏西安市内因为城改乱局几乎再无发展空间，必须向外扩展，同时，房地产的兴起还会挤迫原有高占地低效益产业外迁，新进产业也会因土地成本主动在外围布局，西安市区、周边县区、西咸新区、咸阳、渭南可以各取所需。
当西安成为一体化的主力军后，纠缠了二十年的乱局一下子盘活了。
如今，从房地产角度来说，不但西安咸阳早就实现了同城化、一体化，曲江新区也同一众房地产巨头们进军西渭东区，这种趋势日益成为西安都市圈建设的主流。
█“行政一体化”与房地产媒体抱团，张宝通研究员一战封神
在2010年之前，尽管一体化发展缓慢，但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民间舆论上，从来都没有咸阳反对“西咸经济一体化”的言论，反倒是在被划走了大批土地和人口后，咸阳被张宝通研究员一班人扣上了拖延乃至对抗“西咸一体化”的帽子。
2011年陕西省委、省政府调整西咸新区体制机制，开启省市共建、以省为主的建设模式，省上提出“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西咸新区土地大部分都在咸阳的地界上，按照三个不变的模式，举全省之力建设西咸新区，相当于是在建设咸阳，西安嘴里虽然不说，但它的心里是不高兴的，因此西安对建设“西咸新区”没有积极性。
这也是为何虽然13年西咸新区有一路一带、14年有国家级新区、15年有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16年有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诸多的加持，但西咸新区依旧发展不够快原因。
本质上说是西咸新区行政体制没理顺，不如说是出成绩算谁的没理顺，西安不愿意把树种到别人的地里去，对于西安来说是在给别人做嫁衣。
而且与实体经济不同的是，实体经济不太在意土地收益，在意的是产值、税收、就业、未来的长期发展等，这也是西安不惜牺牲巨大土地收益，也要引进三星、华为。但房地产则不同，它几乎没有后继收益，看中的是巨额的、现把清的、一家独吞的土地转让金。
这种模式下，西安西咸新区咸阳之间，没有双赢可言。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民间舆论、智库学者开始营造“西咸一体化”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结论，大西安建设必须进行西咸之间的行政区划调整，“三分咸阳”的观点被抛出达到顶峰。由此开始整个民间舆论可以说渐渐不利于咸阳，不断的被指称“阻碍一体化进程”。
张宝通研究员也就此封神，成为意见领袖。
2017年春节，前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对提出“三分咸阳”张宝通研究员进行拜访，西安的主政者和“大西安”的头号宣讲人会面，并不是没有目的的，领导探望谁背后，都是有着更为深刻的内在含义。
永康书记虽然离开了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的事业没有止步，由“三分咸阳”“西咸行政一体化”的“学术研究”加码为罔顾事实的对咸阳的肆意攻击。
咸阳对这种舆论压制，可以说完全蒙了，根本无法还手，更加助长了张宝通研究员的胆气和气焰。说好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几波操作下来，被张宝通研究员营造出了非行政一体化不可的态势，修路最早最积极，甚至划出人口土地给西安，但张宝通研究员扣给咸阳的帽子反而一再升级，乃至罔顾事实，口不择言。
舆论先行、学者背书，历来是最常见的试探手法，可以看做是探口风，也可以看做投石问路。
很多时候舆论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无的放矢的，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带着舆论倒戈、压制的意思，就是要破开省上之前定下的“行政区划不变、统计口径不变、利益格局不变”的模式。
一大群房产营销号也把张宝通研究员奉为神明，围绕在张宝通研究员周边，依靠“西咸合体”概念反复炒作，你会发现凡是吹捧“西咸合体”的，都是卖楼的。
至此，依靠市场、产业辐射、规划衔接带动的西咸经济一体化，已经被刻意的扭转为了行政区划变更。
█这次调整的重大现实意义
虽然国家层面对大中小城市全面均衡发展进行了调整，但城镇化建设不可逆转的走上了支持“中心城市”“大城市”“省会城市”的道路，做大做强省会城市已经是种共识。
对于西安来说，只有地是自己的、人是自己的，建设起来才踏实，特别是随着西安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更高层面的政策加持和国家定位，对西安来说必须牢牢抓住“大西安”的建设主导权，毕竟，捏到手里和装到口袋，还是有差别的。
2017年西安代管西咸新区，反映了陕西省期待出现经济双子星想法的破灭，咸阳并不具备和西安组成双核心的能力，在优先发展级上，咸阳必须往后排。
但是咸阳再往后排，也是和榆林并列，排在其他地市之前的，和榆林相比，即使失去西咸新区，咸阳还拥有西安辐射、机场、地铁、教育、矿产资源的便利，一定程度上，比榆林更具优势。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咸阳因为包括失去西咸新区、赵正永余毒等在内的各种因素叠加，来了个就此沉沦，急速下滑。所幸省上及时止损，及时换将，才使得咸阳从深坑中爬了出来。
经过这次调整，陕西、西安、咸阳、西咸新区四方理顺了关系，明确了权限，吃下了定心丸，也许这种方式并不是最现代的、最科学的，但却是最符合陕西实际的。
经过这次调整，各方从行政区划的纠缠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来，这也是陕西各方最愿看到的局面。
█体制中人反体制：咸阳干部市民对抗西咸合并？
咸阳是否“三分”，西安咸阳能否合并，西安咸阳怎样“行政一体化”，且不说它虚无缥缈能否实现吧，一个必须明确的现实是，主导权并不在咸阳，甚至和咸阳没有一点关系，咸阳干部市民更没有理由、没有能力“对抗”，这也是张宝通研究员一系列歪理谬论中最为荒谬的地方。
张宝通研究员说咸阳市长不想做区长，咸阳干部们不想降级，因而对抗“西咸一体化”。
试问几个地市级城市的厅级领导干部，就能影响到地级市、副省级行政区划的调整吗？那么多国家正部级机构、几万人的集团军都能说撤就撤，咸阳一个厅级想“对抗”？
当中国是什么呢？全国全省不一盘棋了？中央省上的领导不好使了？
全国大多数合并的区域，对被合并城市在职人员的安排，都坚持就高不就低，宜宽不宜紧的原则，何况西安是副省级城市，如果真要合并，许多干部的级别待遇是升而不是降，西咸新区代管后的现实看不见？
并入西安，对咸阳老百姓更是有好处。
教育、医疗、交通享受省城条件，社保每年也会多几百块钱，如果能选择，咸阳市民们还希望并入北京上海呢。咸阳市民不愿意，真当咸阳市民是傻子呢。
再说，即使咸阳市民不愿意，又能咋地？举行公投，否定中央省上的决策？
“三分咸阳”，更甚的是西安咸阳合并，，从省上的角度来看，如果只是把咸阳发展较好的地方给西安，将不得不考虑背后带来的民生影响、民意看法，剩下的比较穷的地方如何发展？这都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从国家层面来讲，行政区划调整的背后都得评估收益与成本，特别是西安咸阳这样具有广泛历史影响力的城市，所带来的政治影响，甚至后续的跟风效应。
这些道理，民众们不懂，在那瞎咋呼，或者是一些自媒体为了博眼球，懂了也装不懂，这些都能理解，但是张宝通研究员则不然，他是体制中人，对体制内的事门清。
不然，怎么只见张宝通研究员攻击指责咸阳，却从来不敢指责对此事负有更大决策责任的西安、省上乃至更高层？
那帮地产营销号们还敢点明“肉食者鄙”、领导们都是庸庸之辈、有人为一己之私反对“西咸一体化”、国家省府里的人都没他们有见地，张宝通研究员对领导层最大的指责就是“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的擦边球。
人家明白着呢，知道怎样既能火又安全。
根据张宝通研究员的需要，不但咸阳可以因为“对抗西咸行政一体化”将是死路一条，连陕西都是“多年来经济一体化的思路败给了四川行政一体化的模式”，西安更是“已经边缘化了”“如果陕西再不组建大西安，谱写新时代追赶超越的新篇章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现在社会上有一类“政客型专家”，领导想干啥，咱就去说啥，领导敢说一，咱就敢说十，领导敢骂谁，咱就敢咬谁，节操风骨尽失。
对于张宝通研究员来说，管你什么歪理谬论，管你什么科学不科学，我只管出位，理论越荒谬越博眼球越好，两地民众越对立越好，火越烧越旺越好，这样光环才能更大些，更亮些。
可惜，张宝通研究员烧了十年的火，让一份文件给浇灭了。
别了，“三分咸阳”，别了，“西咸行政一体化”。
谨以此文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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