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 碳中和##节能减排##双碳目标#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10年内超2亿国人要租房#
从国内和国外情况来看，这是大势所趋。
房子，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样东西。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无数中国人组建家庭的基本前提。
但这一状况，很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发生重大变化。
近日，自如研究院和新华网联合编撰了《2021中国城市租住生活蓝皮书》，里面提到，到2030年，中国城市租房的人数将突破2.6亿人，甚至还有58%的城市租客将通过租房结婚来完成“小家”。
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调查报告肯定存在一些疑问，比如说：
1.为什么10年后的中国会有这么多人租房？
2.怎么可能会有58%的人愿意租房结婚？
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时代的变局就在我们眼前，个体的选择在历史的潮流面前根本微不足道，有时候确实由不得我们愿不愿意。
如果你觉得这份报告不够权威，那去年的十四五规划应该算最权威的文件了吧，里面也明确提出了：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我简单总结一下，整顿和扶持租房市场，是被写入了未来国家计划的工作。
所以，未来租房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个判断是不会错的，大家选择相信就对了。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将从两个角度为大家解释：
01中国的楼市格局
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次重复一下我的观点，中国楼市持续上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能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有很多，我按照重要性依次给大家排出来。
1. 中国的人口来到了历史转折点，14亿多一点点会是中国的巅峰人口。
2.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逼近最高峰，63%的城市化率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70%的水平，以中国的国土面积，未来继续进城买房的人十分有限。
3. 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达到了39平米，日本是38.81平米，韩国是33.2平米，工业革命的起源国英国是49.4平米，这意味着中国人建的房子完全够住了，甚至在很多地方还严重溢出，出现了大量的“鬼城”。
4. 中国的经济格局，不支持继续依赖房地产发展，提振实业，进行产业转型是大势所趋。
所以无论是从人口、土地还是金融政策来看，中国的楼市都不具备继续“膨胀”的条件，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中国的楼市会短时间内暴跌，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人天天在喊楼市已完、房价腰斩，就觉得很头疼，这摆明就是在利用部分朋友的买房焦虑博眼球而已。
我们总幻想着一夜之间房价从2万/平降到2000/平，然后大家开开心心，买不起房的人都能住进新房子，可一旦这种事真的发生，对普通人来说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中国人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都在楼市里，如果这部分的财富萎缩到1/10，你猜猜会发生什么？
所以，中国楼市未来的走向，极大概率会是这样的：
1. 整体房价趋于稳定。
2. 小城市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挤出泡沫，房价下跌。
3. 大城市和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核心地段依然会升值。
在稳定楼市的同时，还会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等到10-15年之后，房价自然就相对便宜了，这可以说中国楼市的最好结局，也是国家希望看到的结局。
只有理解了这个，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国家会判断未来租房的人可能会变多。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2021年深圳的平均房价7万/平，深圳的中位数收入是6000/月，在未来十五年的时间里，稳定房价的政策十分有效，深圳的房价还是7万/平，但中位数收入大幅提升，变成了1万/月。
这是不是意味着会有更多人买房？并不是，因为无论是1万/月还是6000/月，在深圳买房都不容易，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性就是买涨不买跌，当一个地区房价长期不涨的时候，会极大的打击人们的购房欲望，所以，那时候绝对会有更多人看清楚生活的真谛，宁愿租房也不愿买房。
当然，这只是从国内楼市现状分析出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全部原因。
真正要清晰地看清买房观念的改变过程，必须得研究一下隔壁日本已经发生的历史。
02日本的历史经验
日本人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三个不同消费观念的时代。
第一次是1945年-1974年，这是日本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期，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如果一定要与中国相对应，我认为是1978年-2008年，在这一阶段，日本人口增长率维持在2%-5%之间，GDP增长常年维持在两位数，财富的急速聚集，让这一阶段的日本人十分的暴发户，有点像中国戴大金项链的煤老板，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的消费观念主要是：
1. 大的就是好的。
2. 大量消费。
3. 每家一辆私家车。
4. 一定要买房居住。
第二次是1975年-1995年，这个阶段是日本的经济巅峰期，GDP占比达到了美国的69%，人均GDP反超美国，是日本人消费观最开放的阶段，打个出租车随便就掏出几百美元，一个家庭买好几辆车，房子成套成套的买，就算不住也可以投资，因为那个时期的日本人相信，房价会永远涨下去。
这个阶段与中国相对应的，应该是2009年-2016年，这一时期的日本处于人口微涨的阶段，和我们类似。
第三次是1996年-2021年，这个阶段的日本已经泡沫破灭，经济萎靡不振，人口也开始负增长，日本人的消费观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总结一下几个特征：
1. 租房的人变多了。
2. 年轻人的消费明显更加谨慎。
3. 共享经济出现。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说是更便捷的生活方式，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共享经济，实际上是因为年轻人比较缺钱，在部分物品上宁可去租，也不愿意花钱去买，租漫画书、租游戏机、租车甚至租房都是一样的道理。
而中国共享经济真正开始大流行，我印象中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017年开始的事情，也就是说，从2017年一直到今天，我们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如果一定要我进行总结，那就是从过去的“重购轻租”变成如今的开始“愿意共享”，这是大的经济环境决定的。
所以，为什么未来租房的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租房结婚？
主要就是两个原因：
1. 中国楼市稳定的大格局，会影响年轻人的买房欲望。
2. 中国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的消费会变得更加理智。
这让未来的00后和10后们，会比现在的80后和90后们，更容易从思想上摆脱一定要买房这种传统思想的束缚。
#微博新知博主#
从国内和国外情况来看，这是大势所趋。
房子，是中国人最看重的一样东西。
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无数中国人组建家庭的基本前提。
但这一状况，很可能会在未来十年发生重大变化。
近日，自如研究院和新华网联合编撰了《2021中国城市租住生活蓝皮书》，里面提到，到2030年，中国城市租房的人数将突破2.6亿人，甚至还有58%的城市租客将通过租房结婚来完成“小家”。
我知道，大家对于这个调查报告肯定存在一些疑问，比如说：
1.为什么10年后的中国会有这么多人租房？
2.怎么可能会有58%的人愿意租房结婚？
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时代的变局就在我们眼前，个体的选择在历史的潮流面前根本微不足道，有时候确实由不得我们愿不愿意。
如果你觉得这份报告不够权威，那去年的十四五规划应该算最权威的文件了吧，里面也明确提出了：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完善土地出让收入分配机制，探索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按照规划建设租赁住房，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
我简单总结一下，整顿和扶持租房市场，是被写入了未来国家计划的工作。
所以，未来租房的人会越来越多，这个判断是不会错的，大家选择相信就对了。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我将从两个角度为大家解释：
01中国的楼市格局
我曾经说过很多次，但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次重复一下我的观点，中国楼市持续上涨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能支撑这一观点的证据有很多，我按照重要性依次给大家排出来。
1. 中国的人口来到了历史转折点，14亿多一点点会是中国的巅峰人口。
2.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逼近最高峰，63%的城市化率已经非常接近发达国家70%的水平，以中国的国土面积，未来继续进城买房的人十分有限。
3. 202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住宅面积达到了39平米，日本是38.81平米，韩国是33.2平米，工业革命的起源国英国是49.4平米，这意味着中国人建的房子完全够住了，甚至在很多地方还严重溢出，出现了大量的“鬼城”。
4. 中国的经济格局，不支持继续依赖房地产发展，提振实业，进行产业转型是大势所趋。
所以无论是从人口、土地还是金融政策来看，中国的楼市都不具备继续“膨胀”的条件，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认为中国的楼市会短时间内暴跌，我看到网上有一些人天天在喊楼市已完、房价腰斩，就觉得很头疼，这摆明就是在利用部分朋友的买房焦虑博眼球而已。
我们总幻想着一夜之间房价从2万/平降到2000/平，然后大家开开心心，买不起房的人都能住进新房子，可一旦这种事真的发生，对普通人来说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中国人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都在楼市里，如果这部分的财富萎缩到1/10，你猜猜会发生什么？
所以，中国楼市未来的走向，极大概率会是这样的：
1. 整体房价趋于稳定。
2. 小城市和人口净流出的城市挤出泡沫，房价下跌。
3. 大城市和人口净流入的城市核心地段依然会升值。
在稳定楼市的同时，还会努力提高居民收入，等到10-15年之后，房价自然就相对便宜了，这可以说中国楼市的最好结局，也是国家希望看到的结局。
只有理解了这个，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国家会判断未来租房的人可能会变多。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2021年深圳的平均房价7万/平，深圳的中位数收入是6000/月，在未来十五年的时间里，稳定房价的政策十分有效，深圳的房价还是7万/平，但中位数收入大幅提升，变成了1万/月。
这是不是意味着会有更多人买房？并不是，因为无论是1万/月还是6000/月，在深圳买房都不容易，而且更重要的是，人性就是买涨不买跌，当一个地区房价长期不涨的时候，会极大的打击人们的购房欲望，所以，那时候绝对会有更多人看清楚生活的真谛，宁愿租房也不愿买房。
当然，这只是从国内楼市现状分析出的一个原因，并不是全部原因。
真正要清晰地看清买房观念的改变过程，必须得研究一下隔壁日本已经发生的历史。
02日本的历史经验
日本人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三个不同消费观念的时代。
第一次是1945年-1974年，这是日本工业化进程的高峰期，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如果一定要与中国相对应，我认为是1978年-2008年，在这一阶段，日本人口增长率维持在2%-5%之间，GDP增长常年维持在两位数，财富的急速聚集，让这一阶段的日本人十分的暴发户，有点像中国戴大金项链的煤老板，那个时代的日本人的消费观念主要是：
1. 大的就是好的。
2. 大量消费。
3. 每家一辆私家车。
4. 一定要买房居住。
第二次是1975年-1995年，这个阶段是日本的经济巅峰期，GDP占比达到了美国的69%，人均GDP反超美国，是日本人消费观最开放的阶段，打个出租车随便就掏出几百美元，一个家庭买好几辆车，房子成套成套的买，就算不住也可以投资，因为那个时期的日本人相信，房价会永远涨下去。
这个阶段与中国相对应的，应该是2009年-2016年，这一时期的日本处于人口微涨的阶段，和我们类似。
第三次是1996年-2021年，这个阶段的日本已经泡沫破灭，经济萎靡不振，人口也开始负增长，日本人的消费观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我总结一下几个特征：
1. 租房的人变多了。
2. 年轻人的消费明显更加谨慎。
3. 共享经济出现。
共享经济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说是更便捷的生活方式，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共享经济，实际上是因为年轻人比较缺钱，在部分物品上宁可去租，也不愿意花钱去买，租漫画书、租游戏机、租车甚至租房都是一样的道理。
而中国共享经济真正开始大流行，我印象中记得非常清楚，就是2017年开始的事情，也就是说，从2017年一直到今天，我们整个社会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如果一定要我进行总结，那就是从过去的“重购轻租”变成如今的开始“愿意共享”，这是大的经济环境决定的。
所以，为什么未来租房的人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可能会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租房结婚？
主要就是两个原因：
1. 中国楼市稳定的大格局，会影响年轻人的买房欲望。
2. 中国经济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人们的消费会变得更加理智。
这让未来的00后和10后们，会比现在的80后和90后们，更容易从思想上摆脱一定要买房这种传统思想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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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经济# 【2020年江苏数字经济规模超4万亿。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让数字经济发展“根深叶茂”】数字经济正成为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2020年，全省数字经济规模超过4万亿元，位居全国前列，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快融合，新业态新模式加速涌现。与此同时，江苏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数字科技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面临“卡脖子”问题、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有待提升等问题。
科技自立自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底气，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可以让数字经济“根深叶茂”。目前，江苏正在定向基础研究、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进行前瞻性部署，夯实数字经济根基，把发展自主权牢牢抓在手中。
创新引领，发力定向基础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石。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演进，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竞争加快向基础研究前移。发力基础研究，使数字经济所依赖的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等实现自主可控，是当务之急。 瞄准数字经济领域的科学前沿，江苏正在加强基础研究前瞻性部署。 10月27日，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纳米技术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公开发布2021年前两批共39个项目指南，聚焦应用基础研究，集智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姑苏实验室副主任景震强介绍，实验室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电子信息材料、能源环境材料和生物健康材料，其中首先启动的是电子信息材料领域的项目，这些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记者从已经公开的第一批项目指南中发现，项目主要聚焦电子信息基础材料与新器件、半导体光电、电子信息装备、功率与微波领域，旨在解决前沿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5G技术是全社会向数字化转型的基石，针对6G研发的布局也已全面拉开帷幕。通信技术的发展对元器件提出了轻量化、高集成化和高频化的要求。此次发布的“面向高频器件应用的介质材料研发”项目，就是希望研发出面向高频（毫米波）应用的低损耗微波介质陶瓷，及相关配套的电子浆料，实现在5G/6G关键基础材料上的自主可控生产。 “我们从物联网、人工智能、未来通信等行业未来发展需求出发，开展光电传感器、材料计算、太赫兹等方面的定向基础研究，从材料角度来实施相对前沿的探索项目，通过材料的优化，让一些器件达到国际顶尖水平，为我国及江苏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供硬件基础支撑。”姑苏实验室战略规划部部长李顺峰说。 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紫金山实验室一直走在前面。成立三年多来，实验室以未来网络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支撑，重点围绕未来网络、超5代/6代移动通信、网络内生安全等重点领域布局一批重大科研任务，自主研制了全球首个大网级网络操作系统，成功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MOS毫米波相控阵芯片与大规模集成阵列天线技术。“下一步，实验室将重点围绕新型开放网络体系架构与基础软件、6G高频无线系统与关键器件等重大任务开展研发攻关。”紫金山实验室科研部部长齐望东说。
加强攻关，突破重点领域“卡脖子”技术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强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并明确了数字经济七大重点产业，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数字经济发展最底层的要素是技术和数据，而数据要素的供给也与算力和算法水平相关。因此必须围绕相关产业最紧迫、最关键、最核心的“卡脖子”技术，集中政企研各方资源加强攻关，夯实数字经济的底层技术基础。 江苏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也提出，现阶段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快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关。 近日，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省科技厅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集中部署136项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坚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项目涉及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经了解，这一批项目均强化前沿战略部署，将瞄准第三代半导体、量子科技、未来网络等重点领域，加强前沿技术布局和战略技术储备。其中，在量子科技领域共组织实施四个前瞻技术项目，研究方向涵盖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三大应用领域，积极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 项目强化关键短板攻关，将围绕国家有需要，江苏有优势的领域，加强攻关部署，争取率先取得突破。其中，针对工业软件国产替代问题，专门设立“国产自主科学工程计算与建模仿真平台软件研发”定向择优任务专题，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重点攻关，有望实现对以Matlab/Simulink平台为代表的国外同类软件的替代。 此外，聚焦江苏重点培育的纳米新材料、集成电路、智能电网等优势产业链，集中部署70余个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加快突破高端装备、高端芯片、核心零部件等瓶颈制约，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为充分激发各方创新活力，集中力量加快攻破关键核心技术，这些项目均强化企业创新联合，支持企业牵头整合高校院所等创新资源，加快构建优势资源互补，攻关力量完备的创新联合体。据了解，本年度由企业牵头承担的项目超60%开展了产学研协同攻关，有效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打好底座，布局数字科技创新载体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是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保障。 夯实数字经济底座，离不开数字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江苏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的另一主要任务就是，统筹布局数字科技创新载体，高起点建设实验室、高水平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标准布局产业创新平台。 规划提出，要重点推动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建设，布局一批辐射带动面大、全局影响力强的省级实验室，在集成电路、智能感知、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计算和量子通信等方向形成一批原创性、突破性、引领性、支撑性重大科技成果，争创国家实验室。围绕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争创国家重点实验室，打造重点实验室“升级版”。 要深化未来网络试验设施等已落地国家级重大设施建设，推动形成更多前沿科技成果。在通信网络与信息科学等重点方向，积极培育若干高水平科技创新基地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持开源软件、生物医学大数据等重大平台建设，培育信息高铁综合试验装置、空间信息综合应用等创新服务平台。 要发挥国家集成电路特色工艺及封装测试创新中心、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江苏中心、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引领作用，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领域系统布局省级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载体。深化与大院大所、中央企业合作，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企业联合创新中心。 自今年3月获批以来，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江苏）一直聚焦第三代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应用方向，旨在重点突破材料、器件、工艺和装备技术瓶颈。7月，创新中心发布8个首批揭榜挂帅项目，以3亿元资金池和500亿元项目计划总投资，吸引全球英才共同参与重大科研攻关。10月27日，创新中心又与8家院校、企业开展合作签约。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前瞻需求，与国内外优势科研力量组建创新共同体，支撑引领相关领域技术创新。 https://t.cn/RIvjQcd
科技自立自强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底气，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可以让数字经济“根深叶茂”。目前，江苏正在定向基础研究、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进行前瞻性部署，夯实数字经济根基，把发展自主权牢牢抓在手中。
创新引领，发力定向基础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是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重要基石。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演进，数字经济领域的科技竞争加快向基础研究前移。发力基础研究，使数字经济所依赖的基础软件、基础材料、关键零部件等实现自主可控，是当务之急。 瞄准数字经济领域的科学前沿，江苏正在加强基础研究前瞻性部署。 10月27日，在第十二届中国国际纳米技术产业博览会开幕式上，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公开发布2021年前两批共39个项目指南，聚焦应用基础研究，集智攻关解决“卡脖子”问题。姑苏实验室副主任景震强介绍，实验室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电子信息材料、能源环境材料和生物健康材料，其中首先启动的是电子信息材料领域的项目，这些与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记者从已经公开的第一批项目指南中发现，项目主要聚焦电子信息基础材料与新器件、半导体光电、电子信息装备、功率与微波领域，旨在解决前沿基础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5G技术是全社会向数字化转型的基石，针对6G研发的布局也已全面拉开帷幕。通信技术的发展对元器件提出了轻量化、高集成化和高频化的要求。此次发布的“面向高频器件应用的介质材料研发”项目，就是希望研发出面向高频（毫米波）应用的低损耗微波介质陶瓷，及相关配套的电子浆料，实现在5G/6G关键基础材料上的自主可控生产。 “我们从物联网、人工智能、未来通信等行业未来发展需求出发，开展光电传感器、材料计算、太赫兹等方面的定向基础研究，从材料角度来实施相对前沿的探索项目，通过材料的优化，让一些器件达到国际顶尖水平，为我国及江苏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供硬件基础支撑。”姑苏实验室战略规划部部长李顺峰说。 开展前瞻性、基础性研究，紫金山实验室一直走在前面。成立三年多来，实验室以未来网络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支撑，重点围绕未来网络、超5代/6代移动通信、网络内生安全等重点领域布局一批重大科研任务，自主研制了全球首个大网级网络操作系统，成功开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CMOS毫米波相控阵芯片与大规模集成阵列天线技术。“下一步，实验室将重点围绕新型开放网络体系架构与基础软件、6G高频无线系统与关键器件等重大任务开展研发攻关。”紫金山实验室科研部部长齐望东说。
加强攻关，突破重点领域“卡脖子”技术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加强关键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并明确了数字经济七大重点产业，包括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 数字经济发展最底层的要素是技术和数据，而数据要素的供给也与算力和算法水平相关。因此必须围绕相关产业最紧迫、最关键、最核心的“卡脖子”技术，集中政企研各方资源加强攻关，夯实数字经济的底层技术基础。 江苏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也提出，现阶段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加快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攻关。 近日，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省科技厅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优势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集中部署136项重点研发计划（产业前瞻与关键核心技术）项目，坚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项目涉及数字经济产业发展。 经了解，这一批项目均强化前沿战略部署，将瞄准第三代半导体、量子科技、未来网络等重点领域，加强前沿技术布局和战略技术储备。其中，在量子科技领域共组织实施四个前瞻技术项目，研究方向涵盖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测量等三大应用领域，积极抢占未来产业竞争制高点。 项目强化关键短板攻关，将围绕国家有需要，江苏有优势的领域，加强攻关部署，争取率先取得突破。其中，针对工业软件国产替代问题，专门设立“国产自主科学工程计算与建模仿真平台软件研发”定向择优任务专题，集中优势力量进行重点攻关，有望实现对以Matlab/Simulink平台为代表的国外同类软件的替代。 此外，聚焦江苏重点培育的纳米新材料、集成电路、智能电网等优势产业链，集中部署70余个关键技术攻关项目，加快突破高端装备、高端芯片、核心零部件等瓶颈制约，推动产业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不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 为充分激发各方创新活力，集中力量加快攻破关键核心技术，这些项目均强化企业创新联合，支持企业牵头整合高校院所等创新资源，加快构建优势资源互补，攻关力量完备的创新联合体。据了解，本年度由企业牵头承担的项目超60%开展了产学研协同攻关，有效带动了产业链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打好底座，布局数字科技创新载体
重大科技创新平台是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保障。 夯实数字经济底座，离不开数字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江苏省“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的另一主要任务就是，统筹布局数字科技创新载体，高起点建设实验室、高水平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标准布局产业创新平台。 规划提出，要重点推动网络通信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建设，布局一批辐射带动面大、全局影响力强的省级实验室，在集成电路、智能感知、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计算和量子通信等方向形成一批原创性、突破性、引领性、支撑性重大科技成果，争创国家实验室。围绕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争创国家重点实验室，打造重点实验室“升级版”。 要深化未来网络试验设施等已落地国家级重大设施建设，推动形成更多前沿科技成果。在通信网络与信息科学等重点方向，积极培育若干高水平科技创新基地平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持开源软件、生物医学大数据等重大平台建设，培育信息高铁综合试验装置、空间信息综合应用等创新服务平台。 要发挥国家集成电路特色工艺及封装测试创新中心、国家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创新中心江苏中心、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等国家级平台引领作用，重点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优势领域系统布局省级产业创新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平台载体。深化与大院大所、中央企业合作，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企业联合创新中心。 自今年3月获批以来，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江苏）一直聚焦第三代半导体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应用方向，旨在重点突破材料、器件、工艺和装备技术瓶颈。7月，创新中心发布8个首批揭榜挂帅项目，以3亿元资金池和500亿元项目计划总投资，吸引全球英才共同参与重大科研攻关。10月27日，创新中心又与8家院校、企业开展合作签约。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聚焦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前瞻需求，与国内外优势科研力量组建创新共同体，支撑引领相关领域技术创新。 https://t.cn/RIvjQ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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