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附中举办首届青年才艺秀暨2022年新年联欢会】壬寅虎年到来之际，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委举办“百年接力心向党，踔厉奋发再起航”首届青年才艺秀暨2022年教职工新年联欢会。在红歌联唱后，青年教师们的独唱、合唱、诗歌朗诵、乐器演奏、歌舞情景剧等20余个才艺展示节目依次上演。本次才艺秀与联欢会采用“提前录制、线上播出、网络互动”的形式，汇演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发现名校毕业生就业背后的理性信号】#中教君评论# 近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布的2021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显示，两校学生毕业去向落实率均较高，清华为98.4%、北大为98.29%（校本部为98.45%）。有关媒体还关注到，两校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趋同，均有超过70%的本科毕业生升学深造，均有超五成的博士留京就业。

其实，相较往年，两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并未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但为什么一些媒体总还是热衷于拿来品评一番？想必这里面的确存在着一些特殊原因，例如名校毕业生是国家重要而宝贵的人才资源，大学生就业工作向来是全国就业工作的一大重心，毕业生就业质量历来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等，使得这个话题本身就自带流量。而且，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作为全国高校的标杆榜样，其学生就业动向更容易挑动社会公众的敏感神经。

然而，除了前述原因之外，笔者倒也欣喜地从中挖掘到不少理性“宝藏”，即应怎样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理性表现，理性的毕业生就业动向又是什么样的，如何理性地看待毕业生就业选择问题等。

先来谈一谈应怎样分析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理性表现。这里可将北大、清华两校毕业生就业单位所属行业作为切入点：两校本科、硕士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均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广泛应用于产业创新，信息服务、新兴技术相关产业领域对专业人才需求增长较快。而两校正是通过及早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提升专业价值品质、加强创新创业教育等方式提高人才供给质量，健全完善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深度参与教育的体制机制，综合运用招生计划、就业反馈、拨款、评估方式，加强急需学科专业创新人才培养，真正做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显然，这就是两校在发展战略实施中应势的理性选择。

另据报告数据，两校博士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行业均为教育，就业占比均超40%。从理论上看，教育具有的筛选功能将不同层次教育的社会成员输送到特定工作岗位，形成基本的就业选择模式。如大量学术型博士会到院所从事学术职业相关工作，这符合教育人才流动规律。事实上，从博士生教育和学术系统内部来看，国家和地方“双一流”建设持续加力，极大调动了各高校招揽高层次人才的积极性，加之高校在薪酬福利、发展空间等方面可以提供富有竞争力的优渥条件，两校博士生集中流向高校从事教学工作也是顺势而为。况且，两校不断提升博士生教育质量。例如，清华大学连续多年开展针对研究生的教学能力提升项目。在京各大院校向两校博士毕业生纷纷伸出橄榄枝，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接着，再来论一论理性的毕业生就业动向问题。值得关注的是，两校本科毕业生中均有超过70%的人将升学深造，且均有超过半数的博士毕业生留在北京就业。升学深造是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学历进而强化就业竞争力的直接体现，已然成为多数学生的理性自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毕业生留学虽受到一定影响，但仍有一些高校本科毕业生升学率不降反升。除两校之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升学率也超过了70%。有学者研究发现，成绩优异、专业兴趣浓厚的毕业生更倾向于选择继续升学，并且随着院校选拔性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毕业生升学深造概率增加。

而超半数博士生愿意留在北京就业，当然也应该是毕业生经过理性权衡后的一种自主选择行为。北京的高校院所和大型国企云集，经济活力十足、创业氛围浓郁，传递给高校学子的就业政策和发展信心更是显著的。加之两校地属北京，毕业生更容易建立稳固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事业起步发展的积累性以及属地的地缘亲近性，更加增强了他们选择留在北京的信心和决心。

最后，再来说一说社会公众当如何理性看待毕业生就业选择问题，如清华大学的灵活就业（含自主创业）比例为13.6%。高校毕业生是我国重要的人才储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能力量。既然说到“储备”，论及“动能”，那么势必不能依照传统的就业观念认识毕业生就业选择。一方面，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意味着更多毕业生或者家长应把接受高等教育视为人生的一种有益经历，或作为一种丰富自我的储备。年轻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看待“慢就业”等现象离不开宽松宽容的社会环境，当然也需要全社会形成多元开放的就业观念。另一方面，公众应对自主创业、自由职业或灵活就业等非传统型就业选择，持有更多包容性。高等教育不仅要使学生能适应形势“就业”，而且更要使之能引导潮流“创业”。青年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青年创新创业也必定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中的新引擎。 （作者：张立迁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副研究员）

一早收到耶鲁朋友的消息，才知道 Jonathan Spence 去世了，的确是非常意外，我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很可能是新一届的唐奖获得者，假若结果的确如此的话，那真是可惜了，因为他完全 deserve 这个奖。我只见过 Spence 两次，有一次是他陪夫人来普林斯顿讲座，结束后我参加了晚餐聚会。但他对我的影响应该是相当大的。1990 年夏天，我待在南加州 Monrovia 家中，当时准备申请普大和哈佛，Monrovia 镇虽不大，却有一个很不错的镇图书馆，我在南加州的一年半都从那个图书馆里借书看，凡是我有兴趣读的都读了，包括 Renou 的印度哲学，布罗代尔的地中海，还有就是 Spence 新出的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这是我通读的第一本介绍中国现代史的英文书，巨厚的一本书，当时却欲罢不能。里面有些部分印象极为深刻，甚至让人感动，比如讲到三十年代左翼青年投奔延安，让我觉得 Spence 富有历史的温情，但也可以清楚感觉到他最后一章是仓促写成，也就是面对突然的变化历史学家往往会捉襟见肘。这也让我觉得再好的叙事史也会有摆脱不了的困境，尤其像 Seaech for Modern China 这类大叙事更难避免线性的结构，不然没法讲大故事，但历史本身绝非线性。我当时还没进普大读史，这一切只是感觉，并没成为自觉的观念，后来则成为我的信念。进入普大随余师读史，余氏经常提到的就是 Spence。余师和他在耶鲁是惺惺相惜，甚为融洽。我可以不夸张的说余先生是 Spence 最钦佩的学人，恐怕没有之一。第一年秋季学期上余先生课，余先生讲到清代时就特别提到 Spence 曹寅一书，说这是 Spence 真正下过功夫的，当然也是他的成名作。如果不是这本书，Spence 不会在 Yale，不在 Yale，他后来的著作也不大可能有那样的影响力。余先生是很赞赏 Jonathan Spence 的史学书写的，尤其是英文原文。按理说以余先生这样级别的中国文史巨人，是很容易从 Spence 书里挑出毛病的，但余先生从来是看人长处。他一再提醒我们 Spence 对史料的重点有很高的悟性，之所以是悟性，是因为他的古典汉语并不好，需要靠人帮助才能读通难度高的史料，余先生和余师母就帮过他很多忙。但他抓住要点，找出叙事线索和构成历史图景的能力的确一时无两。我很喜欢他的 English prose和对场景的捕捉，只是很难模仿。而且我也一直认为他之所以能在这条叙事史的道路上走得成功，和他是英国人并接受了最好的英国人文教育有关。

普大以前有老师对我开玩笑说，Spence 的写作主要是给曼哈顿 Upper West Side 的 intellegentia 写的，这话不无道理，他在纽约知识圈的影响力只要看看他给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写的书评就可以感受到。但他的读者群之广大也远远超出了那个范围。Spence 的学术脉络的确和中国学术传统相距较远，也就是中国学术本身的发展基本不在他的聚光灯照射范围之内。这种情况也许到他和金毓黼先生的孙女金安平教授结为连理之后有所明改变，但他和周锡瑞这样的学者就在这点上完全不同。他的弟子，后来也是在普大长期执教的韩书瑞教授就常跟我们说，Spence 这一脉的最大弱点就是和中国学术界的渊源不深，另一方面从 institutional 的角度讲也特别靠近西方史学的视角。但同时我们也绝不能低估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力。今天美国学界不像费正清的时代，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一所著名大学聘用自己的学生，但 Spence 在他影响力最大的时候恐怕多多少少还可以做到这一点。余先生常说，就像费正清指导过那么多重要的博士论文，Spence 就算原始材料掌握有限，以其学术参与度，特别是耶鲁几十年来的中国史博士论文的指导，也已经不得了了，视野不开阔都不行。我个人和 Spence 之间因为领域完全不同，没啥直接关联，但却从他手上抢了一个学生。这位学生就是现在在美国任教的左娅。左娅是北大本科时追随荣老师的学生，是个极有才华而其才华早露的学生，以本科直接申请。当时我在普大东亚系招生委员会上，而且负责中国古代方面研究。左娅同时申请普大和耶鲁，Spence 据说非常欣赏她。耶鲁的录取决定比普大稍早大概一周，早早就录取了左娅，给了很好的奖学金，而且 Spence 据说热情加以“笼络”，但这是我不愿看到的结果，普大虽然有钱，但光靠钱是绝对吸引不了最好的学生的，于是我们以极大的耐心对左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左娅决定放弃耶鲁，投身普大。我至今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

Spence 的著作我经常用于教学，感觉对本科生特别有用。但我也感觉这些年来 Spence 的影响力在衰退，有时甚至还很快。这种衰退是双重的，在学术圈和一般阅读界，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和一般读书圈。我的观察不一定很准确，但我想目前中国史学的路数使 Spence 著作的问题会暴露得更为突出，他的权威性便自然会下降。我原本以为台湾唐奖名单上，Spence 无论以影响力还是贡献都应该在最初几届的名单上，但却并没有，这的确让我感到意外。因为这个奖是学术界代表性学者遴选出来的，连续几届都没有Spence 多少说明他的学术地位的下沉趋势。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他的叙事史也有了替代品，虽然这些替代品往往是拙劣的，所以这些年他的确很少出现在读书界的排行榜上。当然这也和他已经退休多年有关，中国社会是很实际的，虽然学术圈依然有很强的老人体制。

说来也巧，这两年我教的一门英文中国史 seminar，一直会用 Spence 有关张岱的书作为了解古代士大夫文人文化的读物。这不是 Spence 最好的著作，但我觉得这部著作可能是英文读物里比较容易让学生感受到文人与社会的互动以及文化景观的氛围的一本，其他的不是过于专门就是很 pedantic，从 pedagogy 的角度不大合适。这堂课的十几位各国学生都是极为优秀的，每次讨论都能有各种锐见，他们虽然不能读张岱原作，但却不约而同对 Spence 书的结构和方法提出种种看法，批评意见居多。我觉得这一方面让人觉得 Spence 的时代也许的确开始过去了，但另一方面又让我觉得史学最重要的还是对历史的敏感，他们身上都有 Spence 的才华，这也许更为重要。
最后想拿在九日山上看见的明日丘凌霄的一首七律中的一联作结，以纪念这位影响了我多年的杰出史家：“海上孤峰常若此，人间万事转成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