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北京70年老楼居民拒绝加固整修#房子对很多人来讲就是命运。你看电视节目里面，这批老北京怎么看怎么像泼皮无赖，大家评论里清一色都那么认为的。可是你现实当中把他们放到房产发展这个历史背景当中，你就知道他们的心态是没办法调整好的。
三代人住在二环这种七十年老房子里的，真的都是老北京人。而且我自己接触的感觉这些老北京人生活工作当中都是有点傲气的。可是你真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人在北京连套有产权的房子都没有。为什么？
真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国家之前是福利分房年代。87年才算正式有房地产市场，03年才真正停止福利分房。那么你去看这些有70年历史的老楼，就知道他们当年就是被分进去，然后根本没有买房这个概念，自己就是个工薪阶层，也没遇到真正的好机会。
但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定有遇到的。因为很可能就是隔了两条街，同样的情况遇到拆迁，现在有三四套房都是少的。因为遇到的政策时间点不一样。
前几年我自己在北京看房的时候也去看过类似的街区。位置大概在西二环，老人家房子没产权只有使用权，安置是在卢沟桥。卢沟桥这地方我没去过，但是历史书上学过，开始时是不知道老人家干嘛不搬。北京那些老房子真的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去卢沟桥起码是分商品房还给钱装修。
站在人家自己角度卢沟桥只是地理区位在北京，可是他从小的认知那地方就不是他们北京人的“北京”。他去那个地方，下一代就不是北京人了。站在对比的角度他心态也没办法平和，就是大家同样亲戚，住了隔一条马路，人家早几年遇到拆迁，到手好几套房子，现在早就财务自由了。
凭什么？
这就是命运。和一个普通小老百姓努力不努力没什么关系。你真去看看北京上海的老房子，把他们的产权调查和时代政策背景放在一起看看，就是能感觉到时代的大潮人力无法抗拒，时代把你拍在哪里，你就在哪里。
认不认，到最后都是要认的。就是辛苦基层工作人员，多做思想工作。所以房子看得多了回过头想想，你真的会信“遇到了就是遇到了”。#v光计划#
三代人住在二环这种七十年老房子里的，真的都是老北京人。而且我自己接触的感觉这些老北京人生活工作当中都是有点傲气的。可是你真去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些人在北京连套有产权的房子都没有。为什么？
真是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国家之前是福利分房年代。87年才算正式有房地产市场，03年才真正停止福利分房。那么你去看这些有70年历史的老楼，就知道他们当年就是被分进去，然后根本没有买房这个概念，自己就是个工薪阶层，也没遇到真正的好机会。
但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定有遇到的。因为很可能就是隔了两条街，同样的情况遇到拆迁，现在有三四套房都是少的。因为遇到的政策时间点不一样。
前几年我自己在北京看房的时候也去看过类似的街区。位置大概在西二环，老人家房子没产权只有使用权，安置是在卢沟桥。卢沟桥这地方我没去过，但是历史书上学过，开始时是不知道老人家干嘛不搬。北京那些老房子真的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去卢沟桥起码是分商品房还给钱装修。
站在人家自己角度卢沟桥只是地理区位在北京，可是他从小的认知那地方就不是他们北京人的“北京”。他去那个地方，下一代就不是北京人了。站在对比的角度他心态也没办法平和，就是大家同样亲戚，住了隔一条马路，人家早几年遇到拆迁，到手好几套房子，现在早就财务自由了。
凭什么？
这就是命运。和一个普通小老百姓努力不努力没什么关系。你真去看看北京上海的老房子，把他们的产权调查和时代政策背景放在一起看看，就是能感觉到时代的大潮人力无法抗拒，时代把你拍在哪里，你就在哪里。
认不认，到最后都是要认的。就是辛苦基层工作人员，多做思想工作。所以房子看得多了回过头想想，你真的会信“遇到了就是遇到了”。#v光计划#
【連載】‖《太上感應篇圖說》（33）：昆蟲草木 猶不可傷
《太上感應篇圖說》（33）
昆蟲草木 猶不可傷
【原文】
细物宜存保护心，
昆虫也解报藏金。
初生草木休戕折，
麟趾他年送好音。
注：“昆”，众也。昆虫，物之至微者也。草木，物之无情者也。存心仁爱者犹不忍伤，况其他乎？高柴（孔子的弟子）启蛰不杀，方长不折，圣贤用心，不忽于细类如此。
案：广南郝宽，字容众，居越王台畔，性仁慈，不杀生命。夏月以纱笼照灯，防有蛾入，便溺必择凈地，恐伤诸虫，蝇蚊丛集，驱之而已，不扑杀也。广南多白蚁，穿箱入箧，为书籍衣服之害，兼能蚀银，惟竹鸡能制之。宽恐伤生，戒家人勿畜。有银千金久藏橱中，被蚁蚀去三百。家人见地下银星，寻至一窟，见一破瓮底，集蚁无数，散处者约有数斗。家人谋曰：“将此蚁入炉炼之，可得原银七八。”宽曰：“为此三百金，害数十万生命，吾不忍也。”急掩之。至夜，梦有甲士数十，皆衣白，驾驷马车来迎曰：“蜉蝣王奉邀。”宽恍惚登车，至一城中，人民富庶，房屋华丽，乃大都会也。又有无数官员伏道迎接，请赴宫阙。王着绛袍玉簪朱履，威仪整肃，降阶携手，叙宾主礼。王曰：“寡人托庇仁人之宇，不闻翰音，保全性命。奈智浅德薄，政刑不修，百姓为盗，伤君之财。昨猎瓮山，又蒙佑宥，厚德岂容不报？越王台左侧槐树下有银一窖，乃汉时赵佗所藏，君可取而有之。寡人闻麒麟不食生物，不践生草，君乃人中之麟也。惜君老矣，无可成就，留贻后人可也。”仍命原甲士送回。宽醒，思曰：“蜉蝣者，蝼蝈之名；翰音者，竹鸡之声。殆前所救之蚁显梦报德耳。”着人至槐树下，挖之果得银一窖。后生子名瑞麟，登榜作翰林，以文章名世。
【注释】赵佗：嬴姓，赵氏，名佗。秦朝著名宗室将领，华夏族（汉族先民），南越国创建者。是南越国第一代王，公元前207年至前137年在位，号称“南越武帝”。秦朝恒山郡真定县人（今河北省正定县）。
附：宋程颐号伊川，明道先生之弟也，哲宗朝为崇政殿说书。一日，讲书毕，哲宗偶起，凭栏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草木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又问：“陛下在宫中盥吐漱水，必避蝼蚁，信有之乎？”帝曰：“然诚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嗟乎！仁人之言，其利甚溥。程之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非仰体好生之大德，岂能念及昆虫草木哉？
【注释】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河南洛阳人。其兄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同为北宋大儒、理学家，人称“二程夫子”，二人早年受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基础。
明胡僖，字伯安，家兰溪，官至按察使。生平全活龟鳖螺蛤之属无算。初为诸生时，入省，谋徙僻地，得潘氏园，群蚁聚于室，以数十万计。诸童子构火将爇之，公蹙额曰：“以吾一夕安，伤数十万命，不忍。”亟返故邸。既入试，文思窘甚。至暮，蚁戢戢笔端，麾不去。久之，思忽泉涌，七艺立就，蚁遂不见。既获荐，司试者谓有神助。公心知为蚁报，好生戒杀，行之弥力。
宋郊救蚁又胡僖，万命回生寸念慈。下笔飙驰有神助，报恩多在入闱时。（徐太史诗）
【注释】宋郊救蚁：宋朝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学读书。有僧为他们看相说：“小宋大魁天下，大宋不失科甲。”春试结束后，僧见大宋贺曰：“似曾活数百万生命者。”宋郊笑着说：“贫儒何力及此？”僧曰：“蠕动之物皆命也。”宋郊说：“有蚁穴为暴雨所浸，吾编竹桥渡之。岂此是耶？”僧曰：“是矣。小宋今当大魁，公终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状元。章献太后谓弟不可先兄，乃易郊第一，祁第十。始信僧言不谬。
【译文】
注：“昆”，是众多的意思。昆虫，是生命当中最细微的。草木，是生命当中没有感情的。对于昆虫草木，存心仁爱的人尚且不忍加以伤害，何况其他？孔子的弟子高柴，不伤害蛰伏的昆虫，不攀折正在生长的树木，这是圣贤的用心，不忽略细小的生命。
案：广南的郝宽，字容众，家住越王台旁边。天性仁慈，从不杀生害命。夏天用纱笼罩住灯火，以防有飞蛾靠近被火烧死。大小便都选择干净地方，以免伤害到各种小虫。蚊蝇飞来的时候，只是驱赶掉，并不扑杀。广南多有白蚁，经常钻进木箱，咬坏书籍、衣服，而且能吞蚀银子，只有竹鸡能制服。郝宽恐怕伤生，禁止家人蓄养竹鸡。有银子一千两放在橱子里很久了，被白蚁吞蚀掉三百两。家人看见地上零星的碎银子，寻到一个蚁洞，见一个破瓮的底下，聚集了无数的白蚁，分散在别处的还有很多。家人出主意说：“把这些白蚁放到炉子里熔炼，能得到原来银子的七八成。”郝宽说：“因为这三百两银子，杀害数十万生命，我于心不忍。”急忙掩盖上。到了夜里，郝宽梦见有身穿铠甲的兵士几十个，都穿白色，驾着四匹马拉的车，来迎接他说：“蜉蝣王邀请您。”郝宽恍惚之间，登上马车，到了一座城市，人民富庶，房屋豪华壮丽，乃是大都会。又有很多官员跪伏在道旁迎接，请他到王宫去。王者身着绛色袍服，头戴玉簪，脚穿朱靴，威仪严整肃穆，降阶而迎，拉着他的手，叙宾主之礼。王者说：“寡人依托于仁人府中，听不到‘翰音’，得以保全性命。怎奈我智识浅陋，德行浅薄，政令刑罚不严，以致于有百姓为盗，损伤了您的财物。昨日前去瓮山打猎，又蒙您的保护和赦宥，如此深厚的恩德，怎能不报？越王台左侧槐树下有银子一窖，乃是汉朝时候赵佗所藏，你可以取出来归你所有。寡人听说麒麟不吃有生命的东西，不践踏生长的野草，您是人中麒麟。可惜您已经年老，不会有什麽成就了，就留给您的后人吧。”于是又命令原来那些兵士把他送回来。郝宽醒后，心想：“蜉蝣，乃是蝼蝈的名子；翰音，是竹鸡的叫声。难道是原来救护的白蚁托梦报恩？”派人到槐树下，挖掘果然得到银子一窖。后来生子，取名瑞麟，考中进士，入朝为翰林，以文章著名。
附：宋代大儒程颐，号伊川，明道先生的胞弟，宋哲宗时期担任崇政殿说书一职。一天，给皇帝讲书完毕，哲宗皇帝起立，凭栏攀折柳枝玩，程颐进言说：“现在是春天，草木生发的季节，不可无故摧折。”又问道：“听说陛下在宫中盥洗，吐漱口水，都要避开蝼蚁，有这回事吧！”皇帝说：“这样恐怕伤害到它们。”程颐说：“将此仁爱之心推广到四海之大，正是帝王之要道。”嗟乎！仁人说的话，真是有无穷的利益。程颐的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如果不是仰体上天好生之德，怎能如此为昆虫草木着想呢？
明朝胡僖，字伯安，家住兰溪，官至按察使，平生放生救活龟鳖、螺蛳、蛤蜊等动物无数。当初他在做秀才时，到省城参加考试，准备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找到潘家花园。有很多蚂蚁聚集在房间里，数以十万计。童子准备点火烧死蚂蚁，胡公皱眉头说：“爲了我一晚上的舒服，伤害数十万生命，我于心不忍。”于是急忙返回原来住的地方。等到入考场参加考试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写不出文章。到了晚上，有很多蚂蚁聚集在笔端，蠕蠕而动，赶也赶不走。过了一会，忽然文思泉涌，七道题目，很快写成，蚂蚁就不见了。试卷被推荐上去后，阅卷官说这些文章如有神助。胡公自己清楚这是他救下的蚂蚁来报恩，从此以后，戒杀放生，更加尽全力实行。
徐太史诗：“宋郊救蚁又胡僖，万命回生寸念慈。下笔飙驰有神助，报恩多在入闱时。”
《太上感應篇圖說》（33）
昆蟲草木 猶不可傷
【原文】
细物宜存保护心，
昆虫也解报藏金。
初生草木休戕折，
麟趾他年送好音。
注：“昆”，众也。昆虫，物之至微者也。草木，物之无情者也。存心仁爱者犹不忍伤，况其他乎？高柴（孔子的弟子）启蛰不杀，方长不折，圣贤用心，不忽于细类如此。
案：广南郝宽，字容众，居越王台畔，性仁慈，不杀生命。夏月以纱笼照灯，防有蛾入，便溺必择凈地，恐伤诸虫，蝇蚊丛集，驱之而已，不扑杀也。广南多白蚁，穿箱入箧，为书籍衣服之害，兼能蚀银，惟竹鸡能制之。宽恐伤生，戒家人勿畜。有银千金久藏橱中，被蚁蚀去三百。家人见地下银星，寻至一窟，见一破瓮底，集蚁无数，散处者约有数斗。家人谋曰：“将此蚁入炉炼之，可得原银七八。”宽曰：“为此三百金，害数十万生命，吾不忍也。”急掩之。至夜，梦有甲士数十，皆衣白，驾驷马车来迎曰：“蜉蝣王奉邀。”宽恍惚登车，至一城中，人民富庶，房屋华丽，乃大都会也。又有无数官员伏道迎接，请赴宫阙。王着绛袍玉簪朱履，威仪整肃，降阶携手，叙宾主礼。王曰：“寡人托庇仁人之宇，不闻翰音，保全性命。奈智浅德薄，政刑不修，百姓为盗，伤君之财。昨猎瓮山，又蒙佑宥，厚德岂容不报？越王台左侧槐树下有银一窖，乃汉时赵佗所藏，君可取而有之。寡人闻麒麟不食生物，不践生草，君乃人中之麟也。惜君老矣，无可成就，留贻后人可也。”仍命原甲士送回。宽醒，思曰：“蜉蝣者，蝼蝈之名；翰音者，竹鸡之声。殆前所救之蚁显梦报德耳。”着人至槐树下，挖之果得银一窖。后生子名瑞麟，登榜作翰林，以文章名世。
【注释】赵佗：嬴姓，赵氏，名佗。秦朝著名宗室将领，华夏族（汉族先民），南越国创建者。是南越国第一代王，公元前207年至前137年在位，号称“南越武帝”。秦朝恒山郡真定县人（今河北省正定县）。
附：宋程颐号伊川，明道先生之弟也，哲宗朝为崇政殿说书。一日，讲书毕，哲宗偶起，凭栏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草木发生，不可无故摧折。”又问：“陛下在宫中盥吐漱水，必避蝼蚁，信有之乎？”帝曰：“然诚恐伤之耳。”颐曰：“推此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嗟乎！仁人之言，其利甚溥。程之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非仰体好生之大德，岂能念及昆虫草木哉？
【注释】程颐：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河南洛阳人。其兄程颢，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同为北宋大儒、理学家，人称“二程夫子”，二人早年受学于周敦颐，共创“洛学”，为理学奠定基础。
明胡僖，字伯安，家兰溪，官至按察使。生平全活龟鳖螺蛤之属无算。初为诸生时，入省，谋徙僻地，得潘氏园，群蚁聚于室，以数十万计。诸童子构火将爇之，公蹙额曰：“以吾一夕安，伤数十万命，不忍。”亟返故邸。既入试，文思窘甚。至暮，蚁戢戢笔端，麾不去。久之，思忽泉涌，七艺立就，蚁遂不见。既获荐，司试者谓有神助。公心知为蚁报，好生戒杀，行之弥力。
宋郊救蚁又胡僖，万命回生寸念慈。下笔飙驰有神助，报恩多在入闱时。（徐太史诗）
【注释】宋郊救蚁：宋朝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学读书。有僧为他们看相说：“小宋大魁天下，大宋不失科甲。”春试结束后，僧见大宋贺曰：“似曾活数百万生命者。”宋郊笑着说：“贫儒何力及此？”僧曰：“蠕动之物皆命也。”宋郊说：“有蚁穴为暴雨所浸，吾编竹桥渡之。岂此是耶？”僧曰：“是矣。小宋今当大魁，公终不出其下。”及唱第，祁果状元。章献太后谓弟不可先兄，乃易郊第一，祁第十。始信僧言不谬。
【译文】
注：“昆”，是众多的意思。昆虫，是生命当中最细微的。草木，是生命当中没有感情的。对于昆虫草木，存心仁爱的人尚且不忍加以伤害，何况其他？孔子的弟子高柴，不伤害蛰伏的昆虫，不攀折正在生长的树木，这是圣贤的用心，不忽略细小的生命。
案：广南的郝宽，字容众，家住越王台旁边。天性仁慈，从不杀生害命。夏天用纱笼罩住灯火，以防有飞蛾靠近被火烧死。大小便都选择干净地方，以免伤害到各种小虫。蚊蝇飞来的时候，只是驱赶掉，并不扑杀。广南多有白蚁，经常钻进木箱，咬坏书籍、衣服，而且能吞蚀银子，只有竹鸡能制服。郝宽恐怕伤生，禁止家人蓄养竹鸡。有银子一千两放在橱子里很久了，被白蚁吞蚀掉三百两。家人看见地上零星的碎银子，寻到一个蚁洞，见一个破瓮的底下，聚集了无数的白蚁，分散在别处的还有很多。家人出主意说：“把这些白蚁放到炉子里熔炼，能得到原来银子的七八成。”郝宽说：“因为这三百两银子，杀害数十万生命，我于心不忍。”急忙掩盖上。到了夜里，郝宽梦见有身穿铠甲的兵士几十个，都穿白色，驾着四匹马拉的车，来迎接他说：“蜉蝣王邀请您。”郝宽恍惚之间，登上马车，到了一座城市，人民富庶，房屋豪华壮丽，乃是大都会。又有很多官员跪伏在道旁迎接，请他到王宫去。王者身着绛色袍服，头戴玉簪，脚穿朱靴，威仪严整肃穆，降阶而迎，拉着他的手，叙宾主之礼。王者说：“寡人依托于仁人府中，听不到‘翰音’，得以保全性命。怎奈我智识浅陋，德行浅薄，政令刑罚不严，以致于有百姓为盗，损伤了您的财物。昨日前去瓮山打猎，又蒙您的保护和赦宥，如此深厚的恩德，怎能不报？越王台左侧槐树下有银子一窖，乃是汉朝时候赵佗所藏，你可以取出来归你所有。寡人听说麒麟不吃有生命的东西，不践踏生长的野草，您是人中麒麟。可惜您已经年老，不会有什麽成就了，就留给您的后人吧。”于是又命令原来那些兵士把他送回来。郝宽醒后，心想：“蜉蝣，乃是蝼蝈的名子；翰音，是竹鸡的叫声。难道是原来救护的白蚁托梦报恩？”派人到槐树下，挖掘果然得到银子一窖。后来生子，取名瑞麟，考中进士，入朝为翰林，以文章著名。
附：宋代大儒程颐，号伊川，明道先生的胞弟，宋哲宗时期担任崇政殿说书一职。一天，给皇帝讲书完毕，哲宗皇帝起立，凭栏攀折柳枝玩，程颐进言说：“现在是春天，草木生发的季节，不可无故摧折。”又问道：“听说陛下在宫中盥洗，吐漱口水，都要避开蝼蚁，有这回事吧！”皇帝说：“这样恐怕伤害到它们。”程颐说：“将此仁爱之心推广到四海之大，正是帝王之要道。”嗟乎！仁人说的话，真是有无穷的利益。程颐的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如果不是仰体上天好生之德，怎能如此为昆虫草木着想呢？
明朝胡僖，字伯安，家住兰溪，官至按察使，平生放生救活龟鳖、螺蛳、蛤蜊等动物无数。当初他在做秀才时，到省城参加考试，准备寻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找到潘家花园。有很多蚂蚁聚集在房间里，数以十万计。童子准备点火烧死蚂蚁，胡公皱眉头说：“爲了我一晚上的舒服，伤害数十万生命，我于心不忍。”于是急忙返回原来住的地方。等到入考场参加考试的时候，大脑一片空白，写不出文章。到了晚上，有很多蚂蚁聚集在笔端，蠕蠕而动，赶也赶不走。过了一会，忽然文思泉涌，七道题目，很快写成，蚂蚁就不见了。试卷被推荐上去后，阅卷官说这些文章如有神助。胡公自己清楚这是他救下的蚂蚁来报恩，从此以后，戒杀放生，更加尽全力实行。
徐太史诗：“宋郊救蚁又胡僖，万命回生寸念慈。下笔飙驰有神助，报恩多在入闱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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