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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 展望2022： 美联储的底牌和中国的应对
原创 沈建光 FT中文网
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受益于新货币理论下的财政货币强刺激。在抑通胀和复苏之间，美联储今年仍面临极大挑战。这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文丨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2022开年，美国增长和就业数据均超市场预期，复苏态势良好，但1月通胀却创下了近四十年来的新高。上述情况似乎支持美联储加速加息，诚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强硬表态“不排除每次会议都加息（全年加息7次）”，圣路易斯联储布拉德最新表态称希望未来三次FOMC会议合计加息1%。
去年美联储曾坚持通胀暂时论，但笔者在本专栏发布《拜登刺激新政的风险和机会》（FT中文网，2021年3月11日），提出通胀是美国实践现代货币理论（MMT）政策的致命伤，并反复强调六大因素将推动美国通胀大幅上升。据笔者在海外央行十年工作经验的判断看，美联储并非没有认识到通胀风险，只是迫于增长压力下的政策选择，不得已而言不由衷，正如社科院李扬在近期文章中提出“不要轻蔑地评论美国货币当局及其货币政策”。
在笔者看来，尽管表面上正大步转向紧缩，但在抑制通胀和经济复苏之间，美联储今年依旧面临极大挑战。目标冲突显然对美联储本轮紧缩操作构成了制约，其对加息节奏的选择已成为影响202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变量。如能摸清美联储的选择和底牌，将有助于中国准确把握2022年外部形势，进而针对性做好应对。
近年美联储政策目标越发多元，但通胀和增长（就业）依然是其核心关注。当前条件下，有效抑制狂奔的通胀需要更快加息，这大概率将威胁到美国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目标冲突使紧缩节奏选择变得困难。
一方面，通胀水平空前，抑制难度加大。1月CPI同比大幅提速至7.5%、创40年来最高水平、连续9个月高于5%。笔者在去年《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三大挑战》（《中国外汇》2021年第22期）中曾提出“六大因素”将共同推升美国通胀，当前不仅得到充分验证，且多数因素依然存在。例如，持续带来困扰的供给瓶颈在疫情反复冲击下迟迟不能有效缓解；职位空缺率、离职率居高不下，就业结构失衡仍在推动工资上行，1月美国工资增速达到5.7%；房价和租金上涨也成主要助推因素，1月住房和租金分别上涨4.4%和3.8%；此外，全球能源供应持续紧张、近期油价连续飙升，进口品价格也仍然保持高位、输入通胀压力不减。
另一方面，货币紧缩制约财政扩张，威胁经济复苏。去年四季度GDP实际环比折年率6.9%、同比达到5.5%；今年1月新增非农就业46.7万人，失业率4%，显示经济复苏颇为强劲。但疫情反复冲击下：供给瓶颈仍在。1月美国制造业PMI创2020年10月以来新低；去年四季度私人投资对GDP增长贡献中，建筑、设备机械投资表现较差，对制造业生产恢复和扩大产能不利。全球运力紧张仍未缓解，1月末CCFI运价指数飙升至3565.3，再创新高。需求拉动也在减弱。政府补贴退坡后美国私人储蓄率已降至疫前水平，2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12月零售额创10个月来最大跌幅。
去年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主要受益于新货币理论实践下的财政货币强刺激，货币紧缩不仅对经济和市场有负面影响，也将限制财政扩张，进而对经济复苏带来挑战。IMF最新预测已大幅下调美国2022年经济增速1.2个百分点至4%。
美联储本轮紧缩的底牌何在？
短期来看，压制通胀预期已成为美联储决策的首要目标，货币政策加速转向紧缩已成定局。美国1月CPI公布后，CME利率期货隐含的3月加息50bp的预期直接跃升至90%以上，全年加息幅度预期也提升至175bp（对应6—7次加息）。但全年而言，面对抑制通胀和经济复苏双重目标挑战，美联储仍面临不同选择。笔者针对四种可能情景，对美联储最可能采取的加息路径及政策效果进行了研判。
第一种情景，加息遏制通胀，但增长稳定。这是美联储所希望的最优结果。如果美联储紧缩政策操作得当，存在既有效抑制了通胀、又能保持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但实际来看，由于对政策把握要求过高，前文分析的基本面条件也不支持，最终出现这一理想状况的可能性极低。
第二种情景：加息没能遏制通胀，但导致经济停滞，即滞涨。如前文所述，当前通胀持续飙升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加快紧缩步伐，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本轮通胀受到多重因素推动、并非单一的货币现象。仅依靠货币紧缩手段来抑制当前通胀，就需要美联储更快加息。如力度不足，则存在高通胀持续更长时间的可能。这意味着，加息力度不足以抑制通胀，同时又因为紧缩政策伤害到经济复苏，导致滞涨局面。此为美联储的下下策，发生可能性也较低。
第三种情景，加息遏制了通胀，但导致经济衰退。此情景下，美联储为控制通胀预期，选择更快、更大力度的加息，推动通胀快速下行，但同时制约到经济复苏，最终引发“衰退”局面。通胀之外，当前美联储对经济复苏的担忧未有丝毫减轻，也导致了内部对于加息节奏的意见并不统一，如克利夫兰联储梅斯特、亚特兰大联储博斯蒂克等官员的最新表态就有所缓和。因此，“衰退”结果同样是美联储不愿意看到的，发生可能性也不高。
详情链接：https://t.cn/A6isjw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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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沈建光 FT中文网
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受益于新货币理论下的财政货币强刺激。在抑通胀和复苏之间，美联储今年仍面临极大挑战。这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文丨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2022开年，美国增长和就业数据均超市场预期，复苏态势良好，但1月通胀却创下了近四十年来的新高。上述情况似乎支持美联储加速加息，诚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强硬表态“不排除每次会议都加息（全年加息7次）”，圣路易斯联储布拉德最新表态称希望未来三次FOMC会议合计加息1%。
去年美联储曾坚持通胀暂时论，但笔者在本专栏发布《拜登刺激新政的风险和机会》（FT中文网，2021年3月11日），提出通胀是美国实践现代货币理论（MMT）政策的致命伤，并反复强调六大因素将推动美国通胀大幅上升。据笔者在海外央行十年工作经验的判断看，美联储并非没有认识到通胀风险，只是迫于增长压力下的政策选择，不得已而言不由衷，正如社科院李扬在近期文章中提出“不要轻蔑地评论美国货币当局及其货币政策”。
在笔者看来，尽管表面上正大步转向紧缩，但在抑制通胀和经济复苏之间，美联储今年依旧面临极大挑战。目标冲突显然对美联储本轮紧缩操作构成了制约，其对加息节奏的选择已成为影响202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变量。如能摸清美联储的选择和底牌，将有助于中国准确把握2022年外部形势，进而针对性做好应对。
近年美联储政策目标越发多元，但通胀和增长（就业）依然是其核心关注。当前条件下，有效抑制狂奔的通胀需要更快加息，这大概率将威胁到美国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目标冲突使紧缩节奏选择变得困难。
一方面，通胀水平空前，抑制难度加大。1月CPI同比大幅提速至7.5%、创40年来最高水平、连续9个月高于5%。笔者在去年《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三大挑战》（《中国外汇》2021年第22期）中曾提出“六大因素”将共同推升美国通胀，当前不仅得到充分验证，且多数因素依然存在。例如，持续带来困扰的供给瓶颈在疫情反复冲击下迟迟不能有效缓解；职位空缺率、离职率居高不下，就业结构失衡仍在推动工资上行，1月美国工资增速达到5.7%；房价和租金上涨也成主要助推因素，1月住房和租金分别上涨4.4%和3.8%；此外，全球能源供应持续紧张、近期油价连续飙升，进口品价格也仍然保持高位、输入通胀压力不减。
另一方面，货币紧缩制约财政扩张，威胁经济复苏。去年四季度GDP实际环比折年率6.9%、同比达到5.5%；今年1月新增非农就业46.7万人，失业率4%，显示经济复苏颇为强劲。但疫情反复冲击下：供给瓶颈仍在。1月美国制造业PMI创2020年10月以来新低；去年四季度私人投资对GDP增长贡献中，建筑、设备机械投资表现较差，对制造业生产恢复和扩大产能不利。全球运力紧张仍未缓解，1月末CCFI运价指数飙升至3565.3，再创新高。需求拉动也在减弱。政府补贴退坡后美国私人储蓄率已降至疫前水平，2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12月零售额创10个月来最大跌幅。
去年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主要受益于新货币理论实践下的财政货币强刺激，货币紧缩不仅对经济和市场有负面影响，也将限制财政扩张，进而对经济复苏带来挑战。IMF最新预测已大幅下调美国2022年经济增速1.2个百分点至4%。
美联储本轮紧缩的底牌何在？
短期来看，压制通胀预期已成为美联储决策的首要目标，货币政策加速转向紧缩已成定局。美国1月CPI公布后，CME利率期货隐含的3月加息50bp的预期直接跃升至90%以上，全年加息幅度预期也提升至175bp（对应6—7次加息）。但全年而言，面对抑制通胀和经济复苏双重目标挑战，美联储仍面临不同选择。笔者针对四种可能情景，对美联储最可能采取的加息路径及政策效果进行了研判。
第一种情景，加息遏制通胀，但增长稳定。这是美联储所希望的最优结果。如果美联储紧缩政策操作得当，存在既有效抑制了通胀、又能保持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但实际来看，由于对政策把握要求过高，前文分析的基本面条件也不支持，最终出现这一理想状况的可能性极低。
第二种情景：加息没能遏制通胀，但导致经济停滞，即滞涨。如前文所述，当前通胀持续飙升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加快紧缩步伐，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本轮通胀受到多重因素推动、并非单一的货币现象。仅依靠货币紧缩手段来抑制当前通胀，就需要美联储更快加息。如力度不足，则存在高通胀持续更长时间的可能。这意味着，加息力度不足以抑制通胀，同时又因为紧缩政策伤害到经济复苏，导致滞涨局面。此为美联储的下下策，发生可能性也较低。
第三种情景，加息遏制了通胀，但导致经济衰退。此情景下，美联储为控制通胀预期，选择更快、更大力度的加息，推动通胀快速下行，但同时制约到经济复苏，最终引发“衰退”局面。通胀之外，当前美联储对经济复苏的担忧未有丝毫减轻，也导致了内部对于加息节奏的意见并不统一，如克利夫兰联储梅斯特、亚特兰大联储博斯蒂克等官员的最新表态就有所缓和。因此，“衰退”结果同样是美联储不愿意看到的，发生可能性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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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而陶聊茶：二十五．三红七绿为青茶 （1、青茶溯源谈虎丘）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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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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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 展望2022： 美联储的底牌和中国的应对
原创 沈建光 FT中文网
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受益于新货币理论下的财政货币强刺激。在抑通胀和复苏之间，美联储今年仍面临极大挑战。这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文丨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2022开年，美国增长和就业数据均超市场预期，复苏态势良好，但1月通胀却创下了近四十年来的新高。上述情况似乎支持美联储加速加息，诚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强硬表态“不排除每次会议都加息（全年加息7次）”，圣路易斯联储布拉德最新表态称希望未来三次FOMC会议合计加息1%。
去年美联储曾坚持通胀暂时论，但笔者在本专栏发布《拜登刺激新政的风险和机会》（FT中文网，2021年3月11日），提出通胀是美国实践现代货币理论（MMT）政策的致命伤，并反复强调六大因素将推动美国通胀大幅上升。据笔者在海外央行十年工作经验的判断看，美联储并非没有认识到通胀风险，只是迫于增长压力下的政策选择，不得已而言不由衷，正如社科院李扬在近期文章中提出“不要轻蔑地评论美国货币当局及其货币政策”。
在笔者看来，尽管表面上正大步转向紧缩，但在抑制通胀和经济复苏之间，美联储今年依旧面临极大挑战。目标冲突显然对美联储本轮紧缩操作构成了制约，其对加息节奏的选择已成为影响202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变量。如能摸清美联储的选择和底牌，将有助于中国准确把握2022年外部形势，进而针对性做好应对。
近年美联储政策目标越发多元，但通胀和增长（就业）依然是其核心关注。当前条件下，有效抑制狂奔的通胀需要更快加息，这大概率将威胁到美国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目标冲突使紧缩节奏选择变得困难。
一方面，通胀水平空前，抑制难度加大。1月CPI同比大幅提速至7.5%、创40年来最高水平、连续9个月高于5%。笔者在去年《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三大挑战》（《中国外汇》2021年第22期）中曾提出“六大因素”将共同推升美国通胀，当前不仅得到充分验证，且多数因素依然存在。例如，持续带来困扰的供给瓶颈在疫情反复冲击下迟迟不能有效缓解；职位空缺率、离职率居高不下，就业结构失衡仍在推动工资上行，1月美国工资增速达到5.7%；房价和租金上涨也成主要助推因素，1月住房和租金分别上涨4.4%和3.8%；此外，全球能源供应持续紧张、近期油价连续飙升，进口品价格也仍然保持高位、输入通胀压力不减。
另一方面，货币紧缩制约财政扩张，威胁经济复苏。去年四季度GDP实际环比折年率6.9%、同比达到5.5%；今年1月新增非农就业46.7万人，失业率4%，显示经济复苏颇为强劲。但疫情反复冲击下：供给瓶颈仍在。1月美国制造业PMI创2020年10月以来新低；去年四季度私人投资对GDP增长贡献中，建筑、设备机械投资表现较差，对制造业生产恢复和扩大产能不利。全球运力紧张仍未缓解，1月末CCFI运价指数飙升至3565.3，再创新高。需求拉动也在减弱。政府补贴退坡后美国私人储蓄率已降至疫前水平，2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12月零售额创10个月来最大跌幅。
去年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主要受益于新货币理论实践下的财政货币强刺激，货币紧缩不仅对经济和市场有负面影响，也将限制财政扩张，进而对经济复苏带来挑战。IMF最新预测已大幅下调美国2022年经济增速1.2个百分点至4%。
美联储本轮紧缩的底牌何在？
短期来看，压制通胀预期已成为美联储决策的首要目标，货币政策加速转向紧缩已成定局。美国1月CPI公布后，CME利率期货隐含的3月加息50bp的预期直接跃升至90%以上，全年加息幅度预期也提升至175bp（对应6—7次加息）。但全年而言，面对抑制通胀和经济复苏双重目标挑战，美联储仍面临不同选择。笔者针对四种可能情景，对美联储最可能采取的加息路径及政策效果进行了研判。
第一种情景，加息遏制通胀，但增长稳定。这是美联储所希望的最优结果。如果美联储紧缩政策操作得当，存在既有效抑制了通胀、又能保持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但实际来看，由于对政策把握要求过高，前文分析的基本面条件也不支持，最终出现这一理想状况的可能性极低。
第二种情景：加息没能遏制通胀，但导致经济停滞，即滞涨。如前文所述，当前通胀持续飙升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加快紧缩步伐，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本轮通胀受到多重因素推动、并非单一的货币现象。仅依靠货币紧缩手段来抑制当前通胀，就需要美联储更快加息。如力度不足，则存在高通胀持续更长时间的可能。这意味着，加息力度不足以抑制通胀，同时又因为紧缩政策伤害到经济复苏，导致滞涨局面。此为美联储的下下策，发生可能性也较低。
第三种情景，加息遏制了通胀，但导致经济衰退。此情景下，美联储为控制通胀预期，选择更快、更大力度的加息，推动通胀快速下行，但同时制约到经济复苏，最终引发“衰退”局面。通胀之外，当前美联储对经济复苏的担忧未有丝毫减轻，也导致了内部对于加息节奏的意见并不统一，如克利夫兰联储梅斯特、亚特兰大联储博斯蒂克等官员的最新表态就有所缓和。因此，“衰退”结果同样是美联储不愿意看到的，发生可能性也不高。
详情链接：https://t.cn/A6idAkz0
沈建光 | 展望2022： 美联储的底牌和中国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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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强势复苏受益于新货币理论下的财政货币强刺激。在抑通胀和复苏之间，美联储今年仍面临极大挑战。这对中国经济有何影响？
文丨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
2022开年，美国增长和就业数据均超市场预期，复苏态势良好，但1月通胀却创下了近四十年来的新高。上述情况似乎支持美联储加速加息，诚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强硬表态“不排除每次会议都加息（全年加息7次）”，圣路易斯联储布拉德最新表态称希望未来三次FOMC会议合计加息1%。
去年美联储曾坚持通胀暂时论，但笔者在本专栏发布《拜登刺激新政的风险和机会》（FT中文网，2021年3月11日），提出通胀是美国实践现代货币理论（MMT）政策的致命伤，并反复强调六大因素将推动美国通胀大幅上升。据笔者在海外央行十年工作经验的判断看，美联储并非没有认识到通胀风险，只是迫于增长压力下的政策选择，不得已而言不由衷，正如社科院李扬在近期文章中提出“不要轻蔑地评论美国货币当局及其货币政策”。
在笔者看来，尽管表面上正大步转向紧缩，但在抑制通胀和经济复苏之间，美联储今年依旧面临极大挑战。目标冲突显然对美联储本轮紧缩操作构成了制约，其对加息节奏的选择已成为影响202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关键变量。如能摸清美联储的选择和底牌，将有助于中国准确把握2022年外部形势，进而针对性做好应对。
近年美联储政策目标越发多元，但通胀和增长（就业）依然是其核心关注。当前条件下，有效抑制狂奔的通胀需要更快加息，这大概率将威胁到美国经济复苏和金融市场稳定，目标冲突使紧缩节奏选择变得困难。
一方面，通胀水平空前，抑制难度加大。1月CPI同比大幅提速至7.5%、创40年来最高水平、连续9个月高于5%。笔者在去年《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三大挑战》（《中国外汇》2021年第22期）中曾提出“六大因素”将共同推升美国通胀，当前不仅得到充分验证，且多数因素依然存在。例如，持续带来困扰的供给瓶颈在疫情反复冲击下迟迟不能有效缓解；职位空缺率、离职率居高不下，就业结构失衡仍在推动工资上行，1月美国工资增速达到5.7%；房价和租金上涨也成主要助推因素，1月住房和租金分别上涨4.4%和3.8%；此外，全球能源供应持续紧张、近期油价连续飙升，进口品价格也仍然保持高位、输入通胀压力不减。
另一方面，货币紧缩制约财政扩张，威胁经济复苏。去年四季度GDP实际环比折年率6.9%、同比达到5.5%；今年1月新增非农就业46.7万人，失业率4%，显示经济复苏颇为强劲。但疫情反复冲击下：供给瓶颈仍在。1月美国制造业PMI创2020年10月以来新低；去年四季度私人投资对GDP增长贡献中，建筑、设备机械投资表现较差，对制造业生产恢复和扩大产能不利。全球运力紧张仍未缓解，1月末CCFI运价指数飙升至3565.3，再创新高。需求拉动也在减弱。政府补贴退坡后美国私人储蓄率已降至疫前水平，2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十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美国12月零售额创10个月来最大跌幅。
去年美国经济强势复苏主要受益于新货币理论实践下的财政货币强刺激，货币紧缩不仅对经济和市场有负面影响，也将限制财政扩张，进而对经济复苏带来挑战。IMF最新预测已大幅下调美国2022年经济增速1.2个百分点至4%。
美联储本轮紧缩的底牌何在？
短期来看，压制通胀预期已成为美联储决策的首要目标，货币政策加速转向紧缩已成定局。美国1月CPI公布后，CME利率期货隐含的3月加息50bp的预期直接跃升至90%以上，全年加息幅度预期也提升至175bp（对应6—7次加息）。但全年而言，面对抑制通胀和经济复苏双重目标挑战，美联储仍面临不同选择。笔者针对四种可能情景，对美联储最可能采取的加息路径及政策效果进行了研判。
第一种情景，加息遏制通胀，但增长稳定。这是美联储所希望的最优结果。如果美联储紧缩政策操作得当，存在既有效抑制了通胀、又能保持经济复苏的可能性。但实际来看，由于对政策把握要求过高，前文分析的基本面条件也不支持，最终出现这一理想状况的可能性极低。
第二种情景：加息没能遏制通胀，但导致经济停滞，即滞涨。如前文所述，当前通胀持续飙升迫使美联储不得不加快紧缩步伐，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本轮通胀受到多重因素推动、并非单一的货币现象。仅依靠货币紧缩手段来抑制当前通胀，就需要美联储更快加息。如力度不足，则存在高通胀持续更长时间的可能。这意味着，加息力度不足以抑制通胀，同时又因为紧缩政策伤害到经济复苏，导致滞涨局面。此为美联储的下下策，发生可能性也较低。
第三种情景，加息遏制了通胀，但导致经济衰退。此情景下，美联储为控制通胀预期，选择更快、更大力度的加息，推动通胀快速下行，但同时制约到经济复苏，最终引发“衰退”局面。通胀之外，当前美联储对经济复苏的担忧未有丝毫减轻，也导致了内部对于加息节奏的意见并不统一，如克利夫兰联储梅斯特、亚特兰大联储博斯蒂克等官员的最新表态就有所缓和。因此，“衰退”结果同样是美联储不愿意看到的，发生可能性也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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