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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箱收到了（如图）问题 刚好借此机会 我也可以阐述自己对于“金泰妍的音乐人格”这件事的理解 欢迎交流( ´▽` )ﾉ：
啊，这是一个好问题，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的关键词刚好构成了我对于金泰妍“音乐人格”理解的闭环。
首先，音乐人格的体现，在于创作。
需要说明一个常见的误区，这里的“创作”绝对不仅仅是指实打实的创作，例如作词、作曲、编曲。一首好歌被写出来，还不足以被称之为完整的作品，直到它被演绎出来—演唱者赋予其“戏剧性”，让它可以直接面对欣赏者，使听众能对其进行直接的感知与理解，方才成为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说演唱者没有对歌曲进行“创作”呢？作为演唱者，对于歌曲的情感上的创作，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过谱面创作的。与作品相遇后，利用自身对于音乐的敏感和理解，通过声乐技巧为作品注入情绪（生命），而当这一套“创作”完整和成熟到无法被复制，已经自成一套体系，并且能被听者感知和识别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说一个演唱者构建起ta的音乐人格了。我们常说的“还是原唱最有那味儿”、“这个歌手唱商好高”、“一听就是xx的处理”等等，都是已经建立起音乐人格的体现。
关于金泰妍音乐人格的体现，想先引入一个“声乐艺术指导”的概念。
我所在的音乐学院（或者说起码古典音乐行业）里，有一个很常见的角色，ta们最被看得见的表现形式是歌者登台演唱时的钢琴伴奏，但是ta们的作用又远不止如此，那就是声乐艺术指导（声乐艺术指导可以做钢琴伴奏，反之不能）。与声乐老师的不同之处在于，比起声乐技能的开发和指导，声乐艺术指导更关注语言的准确性（德/意大利歌曲需要扣词，不同语言有不同的逻辑重音）、歌曲的情感表达、音乐风格的变化等等。用学声乐的朋友的话来说“声乐老师是帮我把石皮磨开，露出里面的玉，而声乐艺术指导老师则根据每首歌曲的不同，问我想要玉佩、玉璧还是手镯，然后把我雕琢成什么样子。” 简单概括，就是帮助演唱者从“能唱”到“会唱”的过程。而金泰妍，她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声乐艺术指导。
金泰妍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音乐演唱体系并对此驾轻就熟。
从“唱”这件事本身来讲，她的咬字和共鸣真的非常好，二者结合使她的高音变得非常“入耳”，给人开阔和力量感，这是很多技术型选手都做不到的（有些歌手能飙很高的音但是刺耳，或者听久了觉得非常累）。迪士尼选她唱Into the Unknown绝对是有理由的，这首歌有很多翻唱，其中不乏单论声乐技术比金泰妍更好的的歌手，但是将高音音色和传递歌曲主旨（坚韧、勇敢的女性力量）融合最好的，听来听去还只有咱们原唱这一位。还有就是，我知道“音质”通常更多用来形容音响设备，但是金泰妍还在组合里的时候，常给我一种音质突出的感觉。她一开口，整首歌的质感都被拉上去了，并不是她总被分到高光part，而是她总能把自己的部分唱成高光part。
金泰妍最常被路人和粉丝的评价—“太会唱了”“唱商好高”、“离过八次婚的女人”，就是她除了“唱”外“演”的部分，即情感表达和情绪传达的能力，尤其是对悲剧的演绎能力。我真的推荐所有人听听时间三部曲来直接感受：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抒情演唱，整首歌的起承转合收放自如，像一部完整的电影；<游走记忆的时间>是温柔的悲伤，清清淡淡的故事感；
提问箱收到了（如图）问题 刚好借此机会 我也可以阐述自己对于“金泰妍的音乐人格”这件事的理解 欢迎交流( ´▽` )ﾉ：
啊，这是一个好问题，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的关键词刚好构成了我对于金泰妍“音乐人格”理解的闭环。
首先，音乐人格的体现，在于创作。
需要说明一个常见的误区，这里的“创作”绝对不仅仅是指实打实的创作，例如作词、作曲、编曲。一首好歌被写出来，还不足以被称之为完整的作品，直到它被演绎出来—演唱者赋予其“戏剧性”，让它可以直接面对欣赏者，使听众能对其进行直接的感知与理解，方才成为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说演唱者没有对歌曲进行“创作”呢？作为演唱者，对于歌曲的情感上的创作，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超过谱面创作的。与作品相遇后，利用自身对于音乐的敏感和理解，通过声乐技巧为作品注入情绪（生命），而当这一套“创作”完整和成熟到无法被复制，已经自成一套体系，并且能被听者感知和识别的时候，我认为就可以说一个演唱者构建起ta的音乐人格了。我们常说的“还是原唱最有那味儿”、“这个歌手唱商好高”、“一听就是xx的处理”等等，都是已经建立起音乐人格的体现。
关于金泰妍音乐人格的体现，想先引入一个“声乐艺术指导”的概念。
我所在的音乐学院（或者说起码古典音乐行业）里，有一个很常见的角色，ta们最被看得见的表现形式是歌者登台演唱时的钢琴伴奏，但是ta们的作用又远不止如此，那就是声乐艺术指导（声乐艺术指导可以做钢琴伴奏，反之不能）。与声乐老师的不同之处在于，比起声乐技能的开发和指导，声乐艺术指导更关注语言的准确性（德/意大利歌曲需要扣词，不同语言有不同的逻辑重音）、歌曲的情感表达、音乐风格的变化等等。用学声乐的朋友的话来说“声乐老师是帮我把石皮磨开，露出里面的玉，而声乐艺术指导老师则根据每首歌曲的不同，问我想要玉佩、玉璧还是手镯，然后把我雕琢成什么样子。” 简单概括，就是帮助演唱者从“能唱”到“会唱”的过程。而金泰妍，她可以自己做自己的声乐艺术指导。
金泰妍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音乐演唱体系并对此驾轻就熟。
从“唱”这件事本身来讲，她的咬字和共鸣真的非常好，二者结合使她的高音变得非常“入耳”，给人开阔和力量感，这是很多技术型选手都做不到的（有些歌手能飙很高的音但是刺耳，或者听久了觉得非常累）。迪士尼选她唱Into the Unknown绝对是有理由的，这首歌有很多翻唱，其中不乏单论声乐技术比金泰妍更好的的歌手，但是将高音音色和传递歌曲主旨（坚韧、勇敢的女性力量）融合最好的，听来听去还只有咱们原唱这一位。还有就是，我知道“音质”通常更多用来形容音响设备，但是金泰妍还在组合里的时候，常给我一种音质突出的感觉。她一开口，整首歌的质感都被拉上去了，并不是她总被分到高光part，而是她总能把自己的部分唱成高光part。
金泰妍最常被路人和粉丝的评价—“太会唱了”“唱商好高”、“离过八次婚的女人”，就是她除了“唱”外“演”的部分，即情感表达和情绪传达的能力，尤其是对悲剧的演绎能力。我真的推荐所有人听听时间三部曲来直接感受：
【#书评# | “小镇做题家”何以成为“985废物”？】近两年在国内，“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等词汇在网络热传，成为一些高校学生自嘲的标签。这些学生往往出身小城镇，他们埋头苦读、擅长应试，因此考入顶级高校，但又自觉缺乏一定的视野和资源，也因此在学业和工作上受到一定阻碍。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美国，也有类似的群体，他们通常被称为家庭里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成长于贫困的家庭、混乱的社区，凭借天赋与努力考入精英大学。但进入大学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发现自己很难融入这里的环境，他们在与同学和教授的交往中感到困窘和局促，也不知道怎样利用学校里的资源。
“在一个属于有钱人的校园，做一名穷学生，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关注的问题。他用三年时间在美国一所著名大学（书中称为“英杰大学”）展开田野调查，面对面访问了上百位本科生，积累了几百小时的访谈资料。他发现，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美国精英大学，政策和环境正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文化的差异驱动着不平等的再生产。
这些访谈故事和思考构成了《寒门子弟上大学》一书。在书中，杰克将寒门子弟群体分为寒门幸运儿和双重贫困生两类，前者幸运地通过奖学金项目进入精英私立高中，提前领略了富有阶层的生活，掌握了与同学和教授的相处之道；而后者从凋敝的社区、破败的高中直接升入精英大学，他们既有经济上的穷，又有文化上的困。而一旦涉及经济问题，比如春假期间学校食堂关闭时，这两类学生又回到同一困境之中。
在《寒门子弟上大学》译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看来，在中国，这个问题更多地体现在文化的困上。
“精英大学里的各种‘玩法’，对于有些学生来说平淡无奇，不过是‘顺义妈妈’或者海淀家庭教养孩子的日常，故而他们能从容不迫、如鱼得水，与各类资源分配者谈笑风生。但对于另一些学生而言，可能就是‘我来了，我震撼了，我退缩了，我废物了’。”田雷在该书“译后记”中写道，“作为大学老师，我们要关注学生群体中的文化资本不平等问题。”他希望，这本书的出版有助于关于“小镇做题家”的讨论再纵深些、再宽广些。
《中国科学报》：在《寒门子弟上大学》之前，您已经翻译了另外两本关于美国教育的书《我们的孩子》和《娇惯的心灵》。作为一位法学学者,您为什么对教育议题感兴趣？
田雷：在当前的中国社会，谁又能对教育问题不感兴趣呢？我的研究领域是法学，但同时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为人父母，关注教育是自然而然的。我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为关于教育的公共讨论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和素材。
作为一个法学学者，我理解美国是从研究它的宪法开始的。可是现在，人们常说越来越看不懂美国社会，其实就是因为缺少对美国社会图景的了解，而教育就是其中戏剧张力最强的一个舞台。翻译这三本书，也让我从“教育”这个领域重新发现了美国当前的社会图景，一方面更深刻地理解美国社会，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
《中国科学报》：1998年，您从家乡江苏沛县考入南京大学。那时候，您有感受到冲击吗？
田雷：如果那时有“小镇做题家”这个词，我就是。从家乡的县中到省城大学，当然会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发现身边很多同学都比自己优秀，但我属于比较迟钝那种，或者说当时大家都不懂什么是焦虑。我是“小镇做题家”，但这个词当时并不自动等同于“985废物”，我们那代人都是这样，我们更像朴树当时唱的New Boy。我想是因为那时候从学校到社会，都没有对大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已经很好了。这跟现在的状况有很大不同。
《中国科学报》：与现在的状况有什么不同？
田雷：从“小镇做题家”“985废物”的流行就可以看到，大学生越来越焦虑，而平民子弟受到的文化冲击越来越强了。
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们太着急了。大学生从刚入校开始，就要面临各种考核和选拔，对于很多寒门子弟来说，当你开始懂得大学生活是怎么回事时，也许就为时已晚了。我观察，现在的大学有明显的“先发优势”，从大一开始很快能适应大学生活的学生，通常能把优势保持到最后。
另一个现象是“胜者通吃”。你会发现，拿奖学金、得到各种资源和机会的基本上是同一批学生——极少数被拔出的尖。为什么有些学生用生命去“卷”？因为不“卷”就没有机会，现在都要用绩点的小数点后两位来分高下。“小镇做题家”不是不努力，而是他们的努力难以被发现或不再被承认。
《中国科学报》：《寒门子弟上大学》这本书里写到的美国贫困学生的处境，与国内学生有何类似的地方？
田雷：我觉得文化上的困是比较接近的。如果一个学生在原生环境里没有接触过大学里与师长、同学交流的方式，他到了大学可能就会不适应，会产生文化上的冲击或者说震撼。
《寒门子弟上大学》里写到，很多寒门子弟不知道“办公室时间”（教师专门预留出与学生交流的时间）为何物。我所在的学院也有制度，本科生进校后，会分配一个学业导师，但很少有学生会与导师联系交流。
书里写，双重贫困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打交道，甚至认为自己找老师是在打扰老师、耽误老师的时间，而富家子弟和寒门幸运儿则会把这当作自己的正当权利。国内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希望学生知道，不要觉得找老师交流是占用老师的时间，了解你们是谁、在想什么，对老师来说也很重要。
《中国科学报》：两者又有何不同？
田雷：我觉得经济上的穷不太一样。书里写到，美国孩子考上常青藤大学，有时候父母甚至不让去上，觉得去了就是抛弃他们。这一点中国人很难理解。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父母来说，孩子考上好大学，是要举全家之力支持的，甚至亲戚朋友都会支持。
在中国，高校对贫困学生的支持也是很多的。书里写到春假时，学校食堂会关闭，穷学生没饭吃、饿肚子，我想这种情况在我们这里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最近，美国有好几本书在探讨美国大学生的学业贷款还款问题，他们在毕业后相当长时间里要去还这笔钱，可见是很大的经济负担。
当然，我们作为教师，未必能设身处地站在学生的角度去想，也许很多孩子的困窘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在书里，杰克写的一段话让我很感动。他说，富有的同学会说，去吃龙虾吧，才30美元一盘。当穷人家的孩子捉襟见肘没法去时，他常常需要找个理由为自己解释。“为什么穷孩子需要解释，而富孩子从不需要解释？”我们需要像杰克一样，去追问这背后的原因和它产生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书里写到高校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贫富差距带来的影响，比如发放“奖学金+”券使贫困学生也能参与校园的文化和艺术活动，但发放过程却在不断强化贫富、种族等标签。在您看来，这反映出什么问题？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和管理者，又有什么启发？
田雷：我们对寒门学子的帮扶要做得更细致、更人性化一点。行政体系的运转有它自己的逻辑，有时会倾向于敲锣打鼓。但如果我们学生的心态也像杰克所描写的那样，认为穷是一种可耻的现象。那么，我们就要警惕在帮扶他的同时，别再给他贴上一个身份的标签。
同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那就是贫困且成绩表现不好的学生。在“绩点为王”“胜者通吃”的环境下，他们可能会遭遇双重打击。但他们就是失败者吗？我们需要在文化意义上对他们有一种承认或者说信任，给他们一些机会。
我之前翻译《我们的孩子》，作者帕特南就讲到，美国历史上也有个人主义和集体意识比较平衡的时代。书名《我们的孩子》就是指，“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当美国父母谈到“我们的孩子”时，不是指自己家的孩子，而是指社区里所有的孩子。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共同的东西，而现在，这种共同消失了。
在中国，我们还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在。如果班级里有家庭遭遇变故的学生，老师和同学都会觉得自己在道义上有义务去帮助他。但现在，在不断竞争和拔尖的环境下，同学变成了竞争者。我们不应该去摧毁这种共同的东西。全文：https://t.cn/A6xegJpR
在现象级电影《你好，李焕英》席卷全国票房之后，贾玲彻底成为了娱乐圈的“顶流”。虽然贾玲之前已经是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你好，李焕英》却让她更受欢迎。
由她自己导演和表演的贾玲第一部电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在人们看来，她很幸运。事实上，贾玲的艺术生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她的努力和贵人的支持。
也许贾玲自己也不会想到她会走上喜剧明星的道路。当贾玲第一次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时，她还是一个苗条、清纯的女孩。以前人们常说说相声的人很少好看的。看看马三立，侯宝林和马季。他们不是瘦子就是大头。那些看起来像周正的人会因为他们的脸而痛苦。
而且自从相声艺术产生以来，女生说相声说得好的就不多见了。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女相声演员基本上被用作背景板，现在被称为花瓶。在艺术形式上，大部分上台讲相声的女性都做了噱头。当然，也有著名的女相声演员，比如小福，于佑福，刘玉凤和魏文华，但总的来说，女性说相声在成就上很难赶上男性，她们也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贾玲出生了。在春晚的舞台上，贾玲和白凯南凭借《大话捧逗》一炮走红。然而，在贾玲，的背后，有一个男人是她成功的关键。他就是贾玲大师冯巩
冯巩在音韵学领域一直享有良好的声誉。他也关心贾玲和白凯南，并在他的弟子的职业生涯中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他在教弟子做人做事的时候非常严格，说他活着教艺术。
在观众眼中，贾玲和白凯南多才多艺，天赋异禀，白凯南甚至有“小冯巩”.”的美称，每次表演都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但冯巩大师对他们的要求更高。
白凯南曾在节目《说出我世界》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旦白凯南从舞台上下来，一个表演问题就出现了一些瑕疵。在众人面前，师父没有给白凯南留一点面子，骂了他一个小时。
作为大师父，白凯南被师父骂的时候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作为女生，贾玲就更不能忍受了，冯巩并没有因为贾玲是女生而降低她的要求，因为在冯巩看来，她可以包容她，包容她，但是社会不会因为她是女生就给她留下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候，她需要像男人一样战斗。
有一次冯巩给贾玲对词，连续练了好久贾玲都不得要领，冯巩是越听越生气，心想教给你的东西是真都就着饭吃了吗？
他冷着脸一言不发，贾玲也只好一遍一遍重复，连续说了不下几十遍的时候，冯巩的火气实在绷不住了：“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些天你都练什么呢？”。
贾玲甚至都不敢当着冯巩的面哭，她以去卫生间为由，把自己关在里面大哭了一场。当贾玲和白凯南的水平开始有了长进之后，冯巩动用自己的老关系，带着他们到处上台演出。其实冯巩有二、三十个学生，但都是只授艺，不在名义上拜师的徒弟，白凯南当时就算一个。
作为相声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冯巩对收徒这件事情极为谨慎，一方面他要对收的徒弟负责，另一方面他也要为自己负责，否则当徒弟出去闯了祸，人们不会说某某某相声演员不地道，他们只会谴责冯巩教出了一个混账徒弟。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然而有一天，冯巩给贾玲和白凯南说活的时候，白凯南的节奏方面总是欠些火候，冯巩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你能这么说相声吗？你把相声说成这样你对得起谁呀？你就打算这么把自己放弃了吗？”。
白凯南越听越难受，一脸的委屈，甚至眼泪都要夺眶而出，而这时候冯巩说了一句话：“你别觉得委屈！如果是别人，我能这么说他吗？”。
白凯南显得有些不解，一旁的贾玲搭话：“就是呀，师父说得对，是自己的徒弟才会这么说呢”。贾玲说完冯巩在一边还点了点头。
这时候的白凯南非常激动，他当即就打算磕头拜师，然而师父冯巩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你早就是我徒弟了，但你和贾玲都记住，出门在外好好做人，干好事了，干出名堂了说是我徒弟，干不露脸的事就别说是我徒弟”。
至今师父的谆谆教诲仍然萦绕在贾玲和白凯南耳边，不管两位徒弟各自的发展如何，他们都始终秉承一个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理念。从不因为自己是冯巩的徒弟就肆无忌惮。
冯巩是一个经验极为丰富的艺术家，所以冯巩对弟子严厉苛责的要求也是良苦用心，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一个优秀的艺术家难，但培养出一个个优秀的弟子，更让人心生敬意。
由她自己导演和表演的贾玲第一部电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在人们看来，她很幸运。事实上，贾玲的艺术生涯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她的努力和贵人的支持。
也许贾玲自己也不会想到她会走上喜剧明星的道路。当贾玲第一次进入中央戏剧学院时，她还是一个苗条、清纯的女孩。以前人们常说说相声的人很少好看的。看看马三立，侯宝林和马季。他们不是瘦子就是大头。那些看起来像周正的人会因为他们的脸而痛苦。
而且自从相声艺术产生以来，女生说相声说得好的就不多见了。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女相声演员基本上被用作背景板，现在被称为花瓶。在艺术形式上，大部分上台讲相声的女性都做了噱头。当然，也有著名的女相声演员，比如小福，于佑福，刘玉凤和魏文华，但总的来说，女性说相声在成就上很难赶上男性，她们也需要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贾玲出生了。在春晚的舞台上，贾玲和白凯南凭借《大话捧逗》一炮走红。然而，在贾玲，的背后，有一个男人是她成功的关键。他就是贾玲大师冯巩
冯巩在音韵学领域一直享有良好的声誉。他也关心贾玲和白凯南，并在他的弟子的职业生涯中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他在教弟子做人做事的时候非常严格，说他活着教艺术。
在观众眼中，贾玲和白凯南多才多艺，天赋异禀，白凯南甚至有“小冯巩”.”的美称，每次表演都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但冯巩大师对他们的要求更高。
白凯南曾在节目《说出我世界》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旦白凯南从舞台上下来，一个表演问题就出现了一些瑕疵。在众人面前，师父没有给白凯南留一点面子，骂了他一个小时。
作为大师父，白凯南被师父骂的时候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作为女生，贾玲就更不能忍受了，冯巩并没有因为贾玲是女生而降低她的要求，因为在冯巩看来，她可以包容她，包容她，但是社会不会因为她是女生就给她留下更多的机会。更多的时候，她需要像男人一样战斗。
有一次冯巩给贾玲对词，连续练了好久贾玲都不得要领，冯巩是越听越生气，心想教给你的东西是真都就着饭吃了吗？
他冷着脸一言不发，贾玲也只好一遍一遍重复，连续说了不下几十遍的时候，冯巩的火气实在绷不住了：“你怎么这么笨呢？这些天你都练什么呢？”。
贾玲甚至都不敢当着冯巩的面哭，她以去卫生间为由，把自己关在里面大哭了一场。当贾玲和白凯南的水平开始有了长进之后，冯巩动用自己的老关系，带着他们到处上台演出。其实冯巩有二、三十个学生，但都是只授艺，不在名义上拜师的徒弟，白凯南当时就算一个。
作为相声界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冯巩对收徒这件事情极为谨慎，一方面他要对收的徒弟负责，另一方面他也要为自己负责，否则当徒弟出去闯了祸，人们不会说某某某相声演员不地道，他们只会谴责冯巩教出了一个混账徒弟。正所谓“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然而有一天，冯巩给贾玲和白凯南说活的时候，白凯南的节奏方面总是欠些火候，冯巩又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你能这么说相声吗？你把相声说成这样你对得起谁呀？你就打算这么把自己放弃了吗？”。
白凯南越听越难受，一脸的委屈，甚至眼泪都要夺眶而出，而这时候冯巩说了一句话：“你别觉得委屈！如果是别人，我能这么说他吗？”。
白凯南显得有些不解，一旁的贾玲搭话：“就是呀，师父说得对，是自己的徒弟才会这么说呢”。贾玲说完冯巩在一边还点了点头。
这时候的白凯南非常激动，他当即就打算磕头拜师，然而师父冯巩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你早就是我徒弟了，但你和贾玲都记住，出门在外好好做人，干好事了，干出名堂了说是我徒弟，干不露脸的事就别说是我徒弟”。
至今师父的谆谆教诲仍然萦绕在贾玲和白凯南耳边，不管两位徒弟各自的发展如何，他们都始终秉承一个高调做事，低调做人的理念。从不因为自己是冯巩的徒弟就肆无忌惮。
冯巩是一个经验极为丰富的艺术家，所以冯巩对弟子严厉苛责的要求也是良苦用心，人们常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一个优秀的艺术家难，但培养出一个个优秀的弟子，更让人心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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