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正在走向“生活化”】春节期间，开业不久的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醉后赢家》《舒克和贝塔》《隐婚男女》等喜剧轮番上演，不少观众走进剧场，感受舞台上的年味儿。
剧场是什么？起初，它似乎只是一个演出场所，“去剧场看戏”，很多人认为这是颇为高端的文化活动；随着它的属性向文化中心拓展，逐渐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品格。
如今，剧场努力在大众生活中扎得更深，正在成为“生活化”的一部分。
“如果剧场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态，那撒下种子，任它发展，戏剧和戏剧文化一定会处处生根发芽。”这是戏剧学家赖声川对剧场发展趋势的某种期待。
不可替代的现场性：
剧场不会消亡的理由
剧场是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起来产生奇妙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也是从创作到接受、从艺术到市场的最终环节。即便大众能够通过电影、电视剧，甚至短视频等形式观赏表演艺术，但剧场凭借其不可替代的现场性，为戏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载体。在剧场里，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在同一个空间，共同感受艺术的场域力量，这是手机、电脑、电视等载体无法替代的仪式感，也是剧场不会消亡的最重要理由。追溯我国剧场的发展，哪怕形态形式多样，现场性一直被重视，以此来保证观众能够获得最佳观赏体验。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实体建筑剧场是戏台，出现在唐代。戏台多为木结构，平面呈四方形，三面敞开，背后有上下场门，观众从三面围观看戏。宋代剧场被称作勾阑，作为中国营业性剧场的开端，勾阑延续到元、明以至清初。
元初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中就有对看戏场景的描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大概可以得知，勾栏（同“勾阑”）看戏先付钱，戏台有顶、上面像个钟楼模样，观众席是个木坡，大家层层围坐，有的甚至坐上了台。这样热闹的演出情况，让当时进城的农民感到新奇不已。
明清时期戏楼出现，剧场的观演建筑变得更为精致，观众能够获取不同的现场观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记载，清代宫苑中的戏楼，不仅面积大，而且变单层为两层或三层。戏楼坐南朝北，和观戏的殿堂组成四合院。正殿明间是皇帝的席位，两廊各间赐王公大臣观戏。
一直以来，剧场被认为是帮助提升鲜活感、现场感等体验感受的特定表演场地。近代，受欧美的影响，我国新式的现代剧场出现。1874年，兰心大剧院重建开幕，观众可以在封闭空间欣赏一场气势磅礴的演出，极为震撼。兰心大剧院“观众席分上下两层，上层有豪华包厢，座位面朝舞台横列，剧场和舞台之间设置乐池。”作为近代上海话剧场的典型舞台样式，这样的观剧氛围感一直保持至今。
综合性剧场的变与不变
当下，现代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对现场性一如既往的追求，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最新数据，2014年至2019年，中国剧场数量从576个增长至977个，但增速逐步放缓，完成了由快速扩张走向冷静发展的转变。
最为普遍的是综合性剧场。一般来说，它们的规模很大，场地可以容纳一千多位观众同时观看，涵盖不同的表演门类，包括音乐剧、话剧、舞剧等，并且采用联合或独自运营演出项目的方式运作。记者梳理发现，2019年，青岛大剧院不断策划高品质、现象级的演出项目，特别引进了当时大热综艺《声入人心》中人气较高的几位演员出演的剧目，如音乐剧《信》《我的遗愿清单》，全年接待观众约29万人次；2021年青岛大剧院引进被誉为“国内话剧界天花板”的话剧《如梦之梦》、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等5个项目，再次引爆青岛演出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用优质的演艺剧目，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仍然是综合性剧场不变的‘拿手好戏’。”
剧场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化。有研究从经营的角度梳理出不同类型的综合性剧场。如表演艺术中心业态，拥有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生产或演出的能力，对所在的城市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能承担文化交流、艺术教育和文创开发的功能，典型代表是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如生产经营性剧院，一般同时拥有剧场和剧团，有“保留剧目制”“场团合一制”的特征，典型代表是首都剧场、中国儿童剧场等。
除此之外，更多剧场着眼于年轻观众的需求，推出相关文化产品及服务。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副总经理杨树聪表示，天桥艺术中心剧目的定位是音乐剧、戏剧、儿童剧、舞剧，其实是基于消费人群的定位。除了剧目创作之外，他们结合自己的优势，在文创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开发和推广，还酝酿了一个商业展览，“在剧场里做商业展览是不多见的。”杨树聪说。
而在行业共识里，剧场的发展已经融入当地城市的整体文化建设，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
小剧场的优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高大上”综合性剧场一路高歌猛进，同时，受专业主义者与相当高品格观众拥趸的小剧场也越来越受欢迎。在剧场正成为“生活化”的努力中，小剧场担负的责任更大。
与综合性剧场的“雄心壮志”不同，有从业者坚持用小剧场营造艺术空间新消费场景抓住观众。从戏剧的存在及传播方式看，小剧场是相对于大剧场而言的一种当代戏剧演出形式。它的表演空间小，演员与观众贴近，各种要素相互协同呈现最佳的演出效果，令观众有完整的戏剧观赏体验。
赖声川曾多次表达了对小剧场形式的认同。他认为，综合性剧场涵盖了很多艺术门类，但每个门类需要的表演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看话剧，座位与舞台最合适的距离应该在24米之内，一旦超过了，观众就看不清演员的表情了，观看体验必定大打折扣。“在很多大剧院，第一排座位与舞台的距离已经有十几米，超过十几排，观众的观看效果就很差了。”赖声川表示。
实际上，做好了小剧场，一条街道甚至一个城市同样会因为它的存在而散发出奇特的吸引力磁场。2015年，赖声川在上海徐汇区美罗城商场5层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剧场——“上剧场”，以此为契机组建“上剧团”。作为为大商城量身定制的精品小剧场，“上剧场”有巧思，其阶梯状的观众席整体高于舞台，避免了观众总是看到前排观众后脑勺的尴尬，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情侣座”。开业7年来，“上剧场”先后推出了《暗恋桃花源》《曾经如是》等剧，一直保持着超高的人气，远近闻名。各种文化活动也将这里作为据点，它不仅是戏剧爱好者的“圣地”，更成为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创立于2003年的开心麻花，在创新剧场表现形式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赚到了“多桶金”。目前，开心麻花已经在全国拥有21家剧场，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演出全产业链公司。拿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来说，自2021年8月正式启幕以来，凭借着独特的小剧场运营模式，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开心麻花剧场配备高科技舞台、先进灯光、音响设备，极具市场号召力的戏剧品牌，将剧中展现的娱乐精神、生活态度、欢乐和感动一一传递给观众。在济南高新区工作的王晨告诉记者，自己花费680元购买了音乐剧《隐婚男女》的门票。2月12日演出当晚，全场600个座位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现场实在是太震撼了，散场后还有很多戏剧发烧友在剧场门口排队‘打卡’拍照。”王晨说，抛开戏剧本身，小剧场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更加别具一格。
“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要在运维角度拓展新的端口，比如优质小剧场作品的生产。”开心麻花集团副总裁刘岩曾在公开场合介绍，未来，他们要把一些在商圈中或者交通便利的合适场所，做成新剧场，推动剧场在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快速成长。
其实，当我们惊叹于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日本宝冢这样的成熟戏剧产业链时，国内剧场正在用实际行动一步步缩小差距，用“诗与远方”和大众生活连得更紧、走得更深。（大众日报）
剧场是什么？起初，它似乎只是一个演出场所，“去剧场看戏”，很多人认为这是颇为高端的文化活动；随着它的属性向文化中心拓展，逐渐成为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一座城市的品格。
如今，剧场努力在大众生活中扎得更深，正在成为“生活化”的一部分。
“如果剧场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生态，那撒下种子，任它发展，戏剧和戏剧文化一定会处处生根发芽。”这是戏剧学家赖声川对剧场发展趋势的某种期待。
不可替代的现场性：
剧场不会消亡的理由
剧场是多种艺术形式组合起来产生奇妙审美效果的艺术空间，也是从创作到接受、从艺术到市场的最终环节。即便大众能够通过电影、电视剧，甚至短视频等形式观赏表演艺术，但剧场凭借其不可替代的现场性，为戏剧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载体。在剧场里，台上的演员、台下的观众，在同一个空间，共同感受艺术的场域力量，这是手机、电脑、电视等载体无法替代的仪式感，也是剧场不会消亡的最重要理由。追溯我国剧场的发展，哪怕形态形式多样，现场性一直被重视，以此来保证观众能够获得最佳观赏体验。
据记载，我国最早的实体建筑剧场是戏台，出现在唐代。戏台多为木结构，平面呈四方形，三面敞开，背后有上下场门，观众从三面围观看戏。宋代剧场被称作勾阑，作为中国营业性剧场的开端，勾阑延续到元、明以至清初。
元初杜善夫的《庄家不识勾栏》套曲中就有对看戏场景的描述：“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见层层叠叠团圞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向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大概可以得知，勾栏（同“勾阑”）看戏先付钱，戏台有顶、上面像个钟楼模样，观众席是个木坡，大家层层围坐，有的甚至坐上了台。这样热闹的演出情况，让当时进城的农民感到新奇不已。
明清时期戏楼出现，剧场的观演建筑变得更为精致，观众能够获取不同的现场观感。《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记载，清代宫苑中的戏楼，不仅面积大，而且变单层为两层或三层。戏楼坐南朝北，和观戏的殿堂组成四合院。正殿明间是皇帝的席位，两廊各间赐王公大臣观戏。
一直以来，剧场被认为是帮助提升鲜活感、现场感等体验感受的特定表演场地。近代，受欧美的影响，我国新式的现代剧场出现。1874年，兰心大剧院重建开幕，观众可以在封闭空间欣赏一场气势磅礴的演出，极为震撼。兰心大剧院“观众席分上下两层，上层有豪华包厢，座位面朝舞台横列，剧场和舞台之间设置乐池。”作为近代上海话剧场的典型舞台样式，这样的观剧氛围感一直保持至今。
综合性剧场的变与不变
当下，现代剧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除了对现场性一如既往的追求，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最新数据，2014年至2019年，中国剧场数量从576个增长至977个，但增速逐步放缓，完成了由快速扩张走向冷静发展的转变。
最为普遍的是综合性剧场。一般来说，它们的规模很大，场地可以容纳一千多位观众同时观看，涵盖不同的表演门类，包括音乐剧、话剧、舞剧等，并且采用联合或独自运营演出项目的方式运作。记者梳理发现，2019年，青岛大剧院不断策划高品质、现象级的演出项目，特别引进了当时大热综艺《声入人心》中人气较高的几位演员出演的剧目，如音乐剧《信》《我的遗愿清单》，全年接待观众约29万人次；2021年青岛大剧院引进被誉为“国内话剧界天花板”的话剧《如梦之梦》、中央芭蕾舞团的《天鹅湖》等5个项目，再次引爆青岛演出市场。一位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用优质的演艺剧目，吸引更多观众走进剧场，仍然是综合性剧场不变的‘拿手好戏’。”
剧场的功能变得更加多元化。有研究从经营的角度梳理出不同类型的综合性剧场。如表演艺术中心业态，拥有多种艺术门类的创作生产或演出的能力，对所在的城市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还能承担文化交流、艺术教育和文创开发的功能，典型代表是国家大剧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如生产经营性剧院，一般同时拥有剧场和剧团，有“保留剧目制”“场团合一制”的特征，典型代表是首都剧场、中国儿童剧场等。
除此之外，更多剧场着眼于年轻观众的需求，推出相关文化产品及服务。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副总经理杨树聪表示，天桥艺术中心剧目的定位是音乐剧、戏剧、儿童剧、舞剧，其实是基于消费人群的定位。除了剧目创作之外，他们结合自己的优势，在文创方面进行了大力的开发和推广，还酝酿了一个商业展览，“在剧场里做商业展览是不多见的。”杨树聪说。
而在行业共识里，剧场的发展已经融入当地城市的整体文化建设，需要在城市发展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拓展更多的发展空间。
小剧场的优势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高大上”综合性剧场一路高歌猛进，同时，受专业主义者与相当高品格观众拥趸的小剧场也越来越受欢迎。在剧场正成为“生活化”的努力中，小剧场担负的责任更大。
与综合性剧场的“雄心壮志”不同，有从业者坚持用小剧场营造艺术空间新消费场景抓住观众。从戏剧的存在及传播方式看，小剧场是相对于大剧场而言的一种当代戏剧演出形式。它的表演空间小，演员与观众贴近，各种要素相互协同呈现最佳的演出效果，令观众有完整的戏剧观赏体验。
赖声川曾多次表达了对小剧场形式的认同。他认为，综合性剧场涵盖了很多艺术门类，但每个门类需要的表演空间是不一样的。如果是看话剧，座位与舞台最合适的距离应该在24米之内，一旦超过了，观众就看不清演员的表情了，观看体验必定大打折扣。“在很多大剧院，第一排座位与舞台的距离已经有十几米，超过十几排，观众的观看效果就很差了。”赖声川表示。
实际上，做好了小剧场，一条街道甚至一个城市同样会因为它的存在而散发出奇特的吸引力磁场。2015年，赖声川在上海徐汇区美罗城商场5层建起了属于自己的剧场——“上剧场”，以此为契机组建“上剧团”。作为为大商城量身定制的精品小剧场，“上剧场”有巧思，其阶梯状的观众席整体高于舞台，避免了观众总是看到前排观众后脑勺的尴尬，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情侣座”。开业7年来，“上剧场”先后推出了《暗恋桃花源》《曾经如是》等剧，一直保持着超高的人气，远近闻名。各种文化活动也将这里作为据点，它不仅是戏剧爱好者的“圣地”，更成为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
无独有偶，创立于2003年的开心麻花，在创新剧场表现形式中找到了生存空间，赚到了“多桶金”。目前，开心麻花已经在全国拥有21家剧场，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演出全产业链公司。拿济南开心麻花剧场来说，自2021年8月正式启幕以来，凭借着独特的小剧场运营模式，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开心麻花剧场配备高科技舞台、先进灯光、音响设备，极具市场号召力的戏剧品牌，将剧中展现的娱乐精神、生活态度、欢乐和感动一一传递给观众。在济南高新区工作的王晨告诉记者，自己花费680元购买了音乐剧《隐婚男女》的门票。2月12日演出当晚，全场600个座位座无虚席，热闹非凡。“现场实在是太震撼了，散场后还有很多戏剧发烧友在剧场门口排队‘打卡’拍照。”王晨说，抛开戏剧本身，小剧场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更加别具一格。
“在内容生产方面，我们要在运维角度拓展新的端口，比如优质小剧场作品的生产。”开心麻花集团副总裁刘岩曾在公开场合介绍，未来，他们要把一些在商圈中或者交通便利的合适场所，做成新剧场，推动剧场在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快速成长。
其实，当我们惊叹于纽约百老汇、伦敦西区、日本宝冢这样的成熟戏剧产业链时，国内剧场正在用实际行动一步步缩小差距，用“诗与远方”和大众生活连得更紧、走得更深。（大众日报）
【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历史上最致命武器背后的非凡头脑和良心不安#【悔悟、道歉、警告……“最强大脑们”为何良心不安】#爱因斯坦的道歉#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近日发表题为《历史上最致命武器背后的非凡头脑及其随后良心的不安》的文章称，在历史上，有许多伟大的头脑曾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这些伟大的发明是人类的里程碑，留下了伟大的遗产，使我们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进步，并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和适应世界的能力。但有些人看到自己的发明成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争工具，使大量的暴力与死亡记到他们的账上。有些天赋异禀的人甚至批驳自己的发现，成为反对过度使用自己发明的积极分子。全文摘编如下：
“原子弹之父”的悔悟
“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这句取自印度教宗教经典《薄伽梵歌》的话，是二战末期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爆炸后，罗伯特·奥本海默最先想到的东西之一。
那时，奥本海默已致力于这种核武器制造多年。此事肇始于另一位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治下的美国政府，纳粹德国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研发出这种大杀器的国家。
这可能是曼哈顿计划的萌芽，该计划由奥本海默领导，目的是研发出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在名为“三位一体”的行动中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
不到一个月后，原子弹被投向日本城市。奥本海默积极参与了这一决策，他不仅研究了从天然铀中分离铀235的过程，并确定制造原子弹所需的临界质量，而且还在确定原子弹的理想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指出广岛和长崎。
据估计，原子弹落下当天的死亡人数在15万至25万人之间。
在那可怕的死亡人数出现后，奥本海默不仅辞去了曼哈顿计划负责人的职务，后来还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成为支持对核能力施加国际控制以防止此类武器在全世界扩散的积极分子。
此外，他主张停止美苏之间贯穿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在冷战中，“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思想阻止了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对另一国实施核武器攻击。
然而，奥本海默阻止世界各国用核武库武装自己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他以“原子弹之父”的身份永载史册。
爱因斯坦的道歉
另一个对这个事件感到后悔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他在去世前为他写给罗斯福的信道歉，这封信为曼哈顿计划铺平道路。
爱因斯坦还在这一人类已知的最致命武器的开发中发挥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因为他著名的公式E=mc2是使原子弹问世的原子研究发展的基础之一。
这个公式是1905年提出的，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40年，本质上是说能量（E）等于质量（m）乘以光速的平方（c2）。换句话说，少量的质量可转化为大量的能量。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超过1.5万吨TNT，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2.5万吨TNT，而在爆炸中仅释放了几公斤铀和钚。
尽管他的公式提出了使原子弹成为可能的物理学原理，但在政治上他把这描述为一生中的“重大错误”。他多次提到这一点，比如在写给日本《改造》杂志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给美国总统写信的动机是担心德国人会先制造出原子弹。
“我看不到其他办法，尽管我一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写道。
多年后的1955年，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给朋友莱纳斯·鲍林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那封信。
鲍林引述爱因斯坦的话说：“当我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名时，我犯了今生一个重大错误。”
卡拉什尼科夫的疑问
如果说核弹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并且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用过，那么AK-47半自动步枪可能是它的完美对应物：制造成本低、维护设计简单，但与前者同样致命，甚至更致命。
这与它的创造者、俄罗斯工程师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的本意相去甚远。他将这种武器视为一种保护苏联免受纳粹侵害的工具。
AK-47步枪本身就是武器世界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它发明于1947年，也就是最早的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后，是一种简单耐用又可靠的步枪。它不仅成为苏联军队和后来的俄罗斯军队的首选武器，也是其他数十个国家，以及恐怖组织、革命游击队或违法犯罪集团的首选武器。
据估计，该步枪自问世至今，全世界生产超过1亿支，大约50个国家的军队现在仍将其用作常规武器。
如果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受害者算在一起，最大死亡人数估计为25万人，那么估计每年由AK-47的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差不多。
这些死亡似乎一度没有让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感到压力，他对自己的致命发明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悔意，甚至在问及时还说自己睡得“很香”。
但在去世前，卡拉什尼科夫给他所信奉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写了一封信，说他总是觉得要为自己的革命性发明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死亡负责。
“我精神上的痛苦难以忍受。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我的步枪夺去了人们的生命，我，这个基督徒和东正教信徒，应该为他们的死负责吗？”
高尔斯顿的警告
亚瑟·高尔斯顿是美国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植物世界，尤其是了解植物激素和光如何影响植物发育。
在他的研究中，他发现一种叫三碘苯甲酸的成分能够刺激大豆开花并使其更快生长，但如果使用过量，可能会导致植物死亡。
这一原理启发其他科学家研发出所谓的“橙剂”，这种强力除草剂在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被用作化学武器。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陆军向越南丛林和田地释放了大约2000万加仑的“橙剂”，越共游击队藏身于这些地区，并赖之给养部队。
这种除草剂能够摧毁农作物并暴露敌人的阵地、路线和动向，但代价非常大，因为它同时会造成巨大且可能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并对人类健康造成危险影响。
高尔斯顿对这种情况发出警告，他指出“橙剂”中最危险的成分二噁英是一种污染物，它可以在环境中残留数十年，此外还会导致癌症、胎儿发育畸形、不孕症以及神经和免疫系统受损。
与奥本海默不同，高尔斯顿的警告对理查德·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后者下令停止喷洒“橙剂”。
诺贝尔的遗产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事也许是科学界最不为人知也最自相矛盾的悔悟故事，因为他的名字与授予有利于人类与和平的最伟大的科学进步的奖项密不可分。但这一奖项的由来，恰恰是对助长了战争、死亡和破坏的悔悟。
诺贝尔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很早就与父亲一起研究炸药的制造。一场悲剧影响了他的一生，1864年，他的弟弟和另外四人在硝酸甘油爆炸中丧生。
这使他专注于寻找一种使这种液体炸药更稳定的方法，以便更容易操纵它。两年后的1866年，他向全世界展示了炸药。
炸药是一项革命性突破，为发明者带来了巨大的名利。但它也打开了通往破坏的新时代的大门，因为它很快就被用于战争，用作炮弹和各种军事武器的填充物。其后，数以百万计人的死亡与炸药的战争用途有关。
这些死亡让诺贝尔感到非常痛惜。他于1896年12月10日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言明了这种负担，并留出个人94%的财富用于创造我们现在所知的诺贝尔奖。
诺贝尔试图借此弥补他认为自己用炸药给人类造成的损害，并使自己的遗产与纪念那些用发明或影响力为人类福祉作出贡献的人联系起来。https://t.cn/A6xpK7sB
“原子弹之父”的悔悟
“我正变成死亡，世界的毁灭者。”这句取自印度教宗教经典《薄伽梵歌》的话，是二战末期广岛和长崎遭遇原子弹爆炸后，罗伯特·奥本海默最先想到的东西之一。
那时，奥本海默已致力于这种核武器制造多年。此事肇始于另一位天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警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治下的美国政府，纳粹德国有可能成为第一个研发出这种大杀器的国家。
这可能是曼哈顿计划的萌芽，该计划由奥本海默领导，目的是研发出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1945年7月16日在名为“三位一体”的行动中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爆炸。
不到一个月后，原子弹被投向日本城市。奥本海默积极参与了这一决策，他不仅研究了从天然铀中分离铀235的过程，并确定制造原子弹所需的临界质量，而且还在确定原子弹的理想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指出广岛和长崎。
据估计，原子弹落下当天的死亡人数在15万至25万人之间。
在那可怕的死亡人数出现后，奥本海默不仅辞去了曼哈顿计划负责人的职务，后来还担任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顾问，成为支持对核能力施加国际控制以防止此类武器在全世界扩散的积极分子。
此外，他主张停止美苏之间贯穿冷战年代的军备竞赛。在冷战中，“相互保证毁灭”的战略思想阻止了两国中的任何一国对另一国实施核武器攻击。
然而，奥本海默阻止世界各国用核武库武装自己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他以“原子弹之父”的身份永载史册。
爱因斯坦的道歉
另一个对这个事件感到后悔的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个称自己是和平主义者的人，他在去世前为他写给罗斯福的信道歉，这封信为曼哈顿计划铺平道路。
爱因斯坦还在这一人类已知的最致命武器的开发中发挥了另一个重要作用，因为他著名的公式E=mc2是使原子弹问世的原子研究发展的基础之一。
这个公式是1905年提出的，也就是原子弹爆炸前40年，本质上是说能量（E）等于质量（m）乘以光速的平方（c2）。换句话说，少量的质量可转化为大量的能量。
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超过1.5万吨TNT，长崎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相当于2.5万吨TNT，而在爆炸中仅释放了几公斤铀和钚。
尽管他的公式提出了使原子弹成为可能的物理学原理，但在政治上他把这描述为一生中的“重大错误”。他多次提到这一点，比如在写给日本《改造》杂志的一封信中，他解释说他给美国总统写信的动机是担心德国人会先制造出原子弹。
“我看不到其他办法，尽管我一直是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写道。
多年后的1955年，在去世前几个月，他在给朋友莱纳斯·鲍林的一封信中再次提到那封信。
鲍林引述爱因斯坦的话说：“当我在写给罗斯福总统建议制造原子弹的信上签名时，我犯了今生一个重大错误。”
卡拉什尼科夫的疑问
如果说核弹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武器，并且迄今为止只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使用过，那么AK-47半自动步枪可能是它的完美对应物：制造成本低、维护设计简单，但与前者同样致命，甚至更致命。
这与它的创造者、俄罗斯工程师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的本意相去甚远。他将这种武器视为一种保护苏联免受纳粹侵害的工具。
AK-47步枪本身就是武器世界的一项重大技术突破。它发明于1947年，也就是最早的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后，是一种简单耐用又可靠的步枪。它不仅成为苏联军队和后来的俄罗斯军队的首选武器，也是其他数十个国家，以及恐怖组织、革命游击队或违法犯罪集团的首选武器。
据估计，该步枪自问世至今，全世界生产超过1亿支，大约50个国家的军队现在仍将其用作常规武器。
如果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造成的受害者算在一起，最大死亡人数估计为25万人，那么估计每年由AK-47的子弹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差不多。
这些死亡似乎一度没有让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感到压力，他对自己的致命发明几乎没有表示任何悔意，甚至在问及时还说自己睡得“很香”。
但在去世前，卡拉什尼科夫给他所信奉的俄罗斯东正教的大牧首写了一封信，说他总是觉得要为自己的革命性发明造成的数以百万计的死亡负责。
“我精神上的痛苦难以忍受。我一直在问自己同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如果我的步枪夺去了人们的生命，我，这个基督徒和东正教信徒，应该为他们的死负责吗？”
高尔斯顿的警告
亚瑟·高尔斯顿是美国生理学家和生物学家，毕生致力于研究植物世界，尤其是了解植物激素和光如何影响植物发育。
在他的研究中，他发现一种叫三碘苯甲酸的成分能够刺激大豆开花并使其更快生长，但如果使用过量，可能会导致植物死亡。
这一原理启发其他科学家研发出所谓的“橙剂”，这种强力除草剂在1955年至1975年的越南战争期间被用作化学武器。
在那场战争中，美国陆军向越南丛林和田地释放了大约2000万加仑的“橙剂”，越共游击队藏身于这些地区，并赖之给养部队。
这种除草剂能够摧毁农作物并暴露敌人的阵地、路线和动向，但代价非常大，因为它同时会造成巨大且可能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并对人类健康造成危险影响。
高尔斯顿对这种情况发出警告，他指出“橙剂”中最危险的成分二噁英是一种污染物，它可以在环境中残留数十年，此外还会导致癌症、胎儿发育畸形、不孕症以及神经和免疫系统受损。
与奥本海默不同，高尔斯顿的警告对理查德·尼克松治下的美国政府产生了影响，后者下令停止喷洒“橙剂”。
诺贝尔的遗产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故事也许是科学界最不为人知也最自相矛盾的悔悟故事，因为他的名字与授予有利于人类与和平的最伟大的科学进步的奖项密不可分。但这一奖项的由来，恰恰是对助长了战争、死亡和破坏的悔悟。
诺贝尔出生于一个工程师家庭，很早就与父亲一起研究炸药的制造。一场悲剧影响了他的一生，1864年，他的弟弟和另外四人在硝酸甘油爆炸中丧生。
这使他专注于寻找一种使这种液体炸药更稳定的方法，以便更容易操纵它。两年后的1866年，他向全世界展示了炸药。
炸药是一项革命性突破，为发明者带来了巨大的名利。但它也打开了通往破坏的新时代的大门，因为它很快就被用于战争，用作炮弹和各种军事武器的填充物。其后，数以百万计人的死亡与炸药的战争用途有关。
这些死亡让诺贝尔感到非常痛惜。他于1896年12月10日在意大利的圣雷莫去世。在他的遗嘱中，他言明了这种负担，并留出个人94%的财富用于创造我们现在所知的诺贝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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