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单项冠军是怎样“炼”成的？制胜法宝是……】
日前，国家工信部印发了第六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天津市组织申报的10家企业全部通过初审，华海智汇技术有限公司、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博思特能源装备（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科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7家企业成功入选最终名单，成为国家级单项冠军。
据介绍，制造业单项冠军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已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制造强国战略，是优质企业梯度培育的重要环节。
此次天津市入选的企业均在所属细分领域位居全国第一的水平。近日，记者走访多家冠军企业，探究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制胜法宝”。
数十年如一日诠释工匠精神
来到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龙股份”）展厅，这里展示了各种型号的螺旋肋预应力钢丝。“此次入选成为国家级单项冠军，我们凭借的优势产品之一就是螺旋肋预应力钢丝。”银龙股份总工程师余景岐介绍，公司的预应力钢材产品产能规模超过年60万吨。
一提起公司的“明星产品”，余景岐自豪地说：“我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高强度钢筋全部从我们公司进行采购，公司的预应力产品也应用到了京沪高铁、哈大高铁、沪昆高铁、京石武高铁等国家‘八纵八横’高铁路线当中。产品还出口到全球90余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已成为全球预应力钢材领域品种最全、规模最大、创新能力最强的预应力钢材研发制造企业。”
优异成绩的获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需要长期的专注和探索。余景岐告诉记者：“公司1978年创立，始终以工匠精神专注于预应力钢材及研发和制造。1993年，第一根螺旋肋预应力钢丝试制成功，这在世界上是首创，开辟了预应力钢丝的新纪元。1996年，螺旋肋钢丝首次出口。螺旋肋预应力钢丝相较于国外的刻痕钢丝具备更优的力学性能，因此也被国际广泛认可。”
今年78岁的余景岐见证了公司一步步的壮大，他说：“企业的不断发展，靠的就是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坚持。”
无独有偶，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发电气”）总工程师王传启同样告诉记者：“此次入选单项冠军企业，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一直专注于自身行业。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研制和生产高速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自动化系统的制造商。在发展过程中，企业没有被其他领域所‘诱惑’，没有盲目扩张，我们就是追求在轨道交通行业里更高更强。”
据了解，凯发电气单项冠军产品是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综合自动化系统，这是国内第一套针对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研发的自动化系统，其基于GPS同步方式的具有自适应能力的故障点标定技术，故障点标定精度优于500米，技术指标国际领先。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在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领域中拥有多项成熟的系列产品，积极参与到国内电气化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王传启介绍，该公司已为天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0座城市的120余条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提供系统和服务，全国城市覆盖率达90%，已发展成为国内同领域市场上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自身行业建设、技术研发能力位居前列等品质是这些“优等生”的共通之处。除了长期的技术耕耘，在冠军们看来，他们制胜的招数还在于重视持续不断的创新发展。
创新引领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走进凯发电气的电子车间内，“精益无终点，创新无止境”的标语引人注意。“创新是企业进步的不竭动力。我们拥有完整专业配置的研发中心，配备高标准的研发实验基地，始终以自主研发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产品系列，做到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实现可持续发展。”凯发电气总工程师王传启说道。
作为技术密集型生产企业，凯发电气坚持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方向，共获授权专利136项（其中：国外专利24项，发明专利42项），拥有300项软件著作权。21项科技成果被鉴定为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其中1项技术为国内首创。2项产品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4项产品被列为天津市重点新产品，3项产品被列为天津市自主创新产品。
王传启表示：“这次捧回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招牌，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统筹海内外研发体系。同时紧密结合用户需求，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加大与客户、科研院所合作，寻求新的在轨道交通应用的专业方向的重大项目，为未来公司业务的持续增长提供原动力。”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象科技）副总经理王红军同样告诉记者：“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广泛应用光机电一体化、物联网、自动控制及机器人等一系列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了我国传统橡机制造业的水平，开发和研制了二十多个系列，八十余种规格的子午线轮胎系列设备，其中半数为国内首创，技术和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整体技术水平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
目前，赛象科技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天津市企业工程中心、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技术创新平台。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轮胎装备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次，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六次。
坚持不懈地自主创新发展，让公司产品得以“飘洋过海”并获得国外客户认可。王红军说：“在欧洲空客A320飞机总装生产线落户天津滨海新区后,赛象科技以自身的实力，通过了法国空客技术人员多次检验和考评，成为欧洲空客在欧洲之外的第一家总承包企业。自2007年以来分别承担了天津空客总装线A320、A350、美国空客总装线A320的运输夹具项目，为空客总装线的飞机生产和按期交付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次，赛象科技全钢子午线轮胎成型机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是我们创新理念的又一次认证。”王红军说道。
政府悉心培育让企业“过五关斩六将”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评选有着诸多‘硬杠杠’，这让我们在申报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畏难心理。但是后来在市工信局相关部门的精心帮助下，我们逐渐理清了思路，梳理起材料来变得得心应手。很感谢政府！”银龙股份总工程师余景岐说。
天津市工信局深入落实“制造业立市”战略部署，把推动单项冠军培育工作纳入地方立法内容，在《天津市促进智能制造发展条例》中设专条，为全国首创；同时，加强智能制造及优质企业培育政策宣传，持续推动政策落实；提高培育质量，将单项冠军与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工作紧密结合，对标工信部重点领域，以产业链为抓手，加强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引导，真正让单项冠军培育做到优中选优；加大培育力度，2020年启动市级培育，初步形成近100家企业规模的国家级、市级培育、市级种子培育的单项冠军梯度培育体系，覆盖天津市12条重点产业链。
政府的精心帮助，同样让赛象科技副总经理王红军感受深刻：“申报过程中，市工信局相关负责同志给我们面对面辅导，这种重视程度让我们很受感动。不仅如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市工信局还在‘企业上云’和首台套重大装备的研发和推广方面给了我们持续的支持和帮扶。尤其在疫情期间，他们主动和我们对接，一对一、点对点进行协调，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这样优秀的营商环境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日前，国家工信部印发了第六批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名单，天津市组织申报的10家企业全部通过初审，华海智汇技术有限公司、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华海清科股份有限公司、博思特能源装备（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科迈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7家企业成功入选最终名单，成为国家级单项冠军。
据介绍，制造业单项冠军是指长期专注于制造业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球前列的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培育，已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制造强国战略，是优质企业梯度培育的重要环节。
此次天津市入选的企业均在所属细分领域位居全国第一的水平。近日，记者走访多家冠军企业，探究制造业单项冠军的“制胜法宝”。
数十年如一日诠释工匠精神
来到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龙股份”）展厅，这里展示了各种型号的螺旋肋预应力钢丝。“此次入选成为国家级单项冠军，我们凭借的优势产品之一就是螺旋肋预应力钢丝。”银龙股份总工程师余景岐介绍，公司的预应力钢材产品产能规模超过年60万吨。
一提起公司的“明星产品”，余景岐自豪地说：“我国第一条高铁京津城际高强度钢筋全部从我们公司进行采购，公司的预应力产品也应用到了京沪高铁、哈大高铁、沪昆高铁、京石武高铁等国家‘八纵八横’高铁路线当中。产品还出口到全球90余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已成为全球预应力钢材领域品种最全、规模最大、创新能力最强的预应力钢材研发制造企业。”
优异成绩的获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需要长期的专注和探索。余景岐告诉记者：“公司1978年创立，始终以工匠精神专注于预应力钢材及研发和制造。1993年，第一根螺旋肋预应力钢丝试制成功，这在世界上是首创，开辟了预应力钢丝的新纪元。1996年，螺旋肋钢丝首次出口。螺旋肋预应力钢丝相较于国外的刻痕钢丝具备更优的力学性能，因此也被国际广泛认可。”
今年78岁的余景岐见证了公司一步步的壮大，他说：“企业的不断发展，靠的就是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坚持。”
无独有偶，天津凯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发电气”）总工程师王传启同样告诉记者：“此次入选单项冠军企业，原因之一在于我们一直专注于自身行业。公司是国内最早开始研制和生产高速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自动化系统的制造商。在发展过程中，企业没有被其他领域所‘诱惑’，没有盲目扩张，我们就是追求在轨道交通行业里更高更强。”
据了解，凯发电气单项冠军产品是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综合自动化系统，这是国内第一套针对高速铁路牵引供电研发的自动化系统，其基于GPS同步方式的具有自适应能力的故障点标定技术，故障点标定精度优于500米，技术指标国际领先。
“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在电气化铁路牵引供电领域中拥有多项成熟的系列产品，积极参与到国内电气化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王传启介绍，该公司已为天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40座城市的120余条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项目提供系统和服务，全国城市覆盖率达90%，已发展成为国内同领域市场上最强有力的竞争者之一。
数十年如一日地专注于自身行业建设、技术研发能力位居前列等品质是这些“优等生”的共通之处。除了长期的技术耕耘，在冠军们看来，他们制胜的招数还在于重视持续不断的创新发展。
创新引领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
走进凯发电气的电子车间内，“精益无终点，创新无止境”的标语引人注意。“创新是企业进步的不竭动力。我们拥有完整专业配置的研发中心，配备高标准的研发实验基地，始终以自主研发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产品系列，做到生产一代、研发一代、储备一代，实现可持续发展。”凯发电气总工程师王传启说道。
作为技术密集型生产企业，凯发电气坚持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方向，共获授权专利136项（其中：国外专利24项，发明专利42项），拥有300项软件著作权。21项科技成果被鉴定为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其中1项技术为国内首创。2项产品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4项产品被列为天津市重点新产品，3项产品被列为天津市自主创新产品。
王传启表示：“这次捧回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招牌，给予了我们极大的鼓舞。未来，公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引进海内外高端人才，统筹海内外研发体系。同时紧密结合用户需求，在自主创新的基础上，加大与客户、科研院所合作，寻求新的在轨道交通应用的专业方向的重大项目，为未来公司业务的持续增长提供原动力。”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象科技）副总经理王红军同样告诉记者：“多年来，公司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广泛应用光机电一体化、物联网、自动控制及机器人等一系列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了我国传统橡机制造业的水平，开发和研制了二十多个系列，八十余种规格的子午线轮胎系列设备，其中半数为国内首创，技术和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整体技术水平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
目前，赛象科技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天津市企业工程中心、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技术创新平台。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轮胎装备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一次、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两次，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一次，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六次。
坚持不懈地自主创新发展，让公司产品得以“飘洋过海”并获得国外客户认可。王红军说：“在欧洲空客A320飞机总装生产线落户天津滨海新区后,赛象科技以自身的实力，通过了法国空客技术人员多次检验和考评，成为欧洲空客在欧洲之外的第一家总承包企业。自2007年以来分别承担了天津空客总装线A320、A350、美国空客总装线A320的运输夹具项目，为空客总装线的飞机生产和按期交付提供了坚实保障。”
“这次，赛象科技全钢子午线轮胎成型机入选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是我们创新理念的又一次认证。”王红军说道。
政府悉心培育让企业“过五关斩六将”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评选有着诸多‘硬杠杠’，这让我们在申报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畏难心理。但是后来在市工信局相关部门的精心帮助下，我们逐渐理清了思路，梳理起材料来变得得心应手。很感谢政府！”银龙股份总工程师余景岐说。
天津市工信局深入落实“制造业立市”战略部署，把推动单项冠军培育工作纳入地方立法内容，在《天津市促进智能制造发展条例》中设专条，为全国首创；同时，加强智能制造及优质企业培育政策宣传，持续推动政策落实；提高培育质量，将单项冠军与产业链、专精特新“小巨人”等工作紧密结合，对标工信部重点领域，以产业链为抓手，加强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引导，真正让单项冠军培育做到优中选优；加大培育力度，2020年启动市级培育，初步形成近100家企业规模的国家级、市级培育、市级种子培育的单项冠军梯度培育体系，覆盖天津市12条重点产业链。
政府的精心帮助，同样让赛象科技副总经理王红军感受深刻：“申报过程中，市工信局相关负责同志给我们面对面辅导，这种重视程度让我们很受感动。不仅如此，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市工信局还在‘企业上云’和首台套重大装备的研发和推广方面给了我们持续的支持和帮扶。尤其在疫情期间，他们主动和我们对接，一对一、点对点进行协调，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这样优秀的营商环境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发展信心！”
清朝从一品的直隶总督，权力非常大，为何管不了正三品的顺天府尹？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那些事#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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