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问我座右铭是什么，煞有介事的东西，我反而想轻轻地对待，临时想了一个：用爱的眼光弥合世界。
好中二啊，讲什么爱、世界的。可是这个念头是从骆老师那儿来的。

新年的时候，括号大王给我读了一个故事，是《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的一段“麦穗儿”。
麦穗儿好像是一个孤儿，总是去捡人们秋收后留在地里的麦穗，就有了这个名字。长大一些，她开始卖（分隔号）淫。

括号大王念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麦穗儿在小酒店后面，在灌木丛中接受他们的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妻子，接受了他们的孩子，接受了他们环绕金龟子山的那些空气污浊、臭烘烘的小木头房子。在某种程度上她接受了整个村子，接受了村子里每一种痛苦，每一种希望。”

我想麦穗儿是个伟大的人。这种感受再次涌现，是在读骆大的《荒败的海水浴场》。骆大一家去海边，撞见人家拍A（分隔号）V出外景。结束后，拍片子的也上来冲凉，骆大写：

“女人的脸消瘦年轻，带着一种说不出原因的风尘味，还叼着根烟，裹着一条大浴巾发抖着，有两三个工作人员围着，用纸巾擦着发梢上的水。她的脸在黄昏的暗影中停滞在一种职业演员下戏后目空一切的巨傲，很空白，使得她有那一瞬在这放眼四顾，一片凋敝惨败的废弃海水浴场，竟然有一种大明星的风华与架势。”

开始读骆大的故事以后，有两个感悟。一，牡羊座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星座。二，骆大真的很喜欢送钱给人家。遇到要被房东赶走的出租车司机，把身上的五张一百块捋好，说“我也是穷鬼，我们互相祝福”。按摩店阿姨讲起去世的先生是他的读者，他多给500小费希望帮助她们母女。还有在爱荷华，他和一位作家散步，对方讲起自己家吃不起巧克力，有一回梦见一个巧克力人，明明是人，却是巧克力做的，她和孩子把那个人吃了。骆大把包里所有的美金都塞给她，那位作家不收，他就劝：“我希望你小孩以后可以叫我巧克力叔叔。”

《故事便利店2》的推文里，同事说骆大把人物一一解构，我看到后摇头，他明明是在弥合啊，世界丢给人们一些结果，这结果带来的巨大割裂，他在用爱的目光一一弥合。我也想这样，用爱的目光弥合所见。这是最最最最后的，却永恒的精神武器。

注：图是马蒂斯的画。
马蒂斯在一生中曾经历了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在战争期间很多画家选择用揭露、讽刺表现战争的悲痛、凄惨，但马蒂斯选择了用一种宁静、欢快、舒适的艺术形式来表现战争时期的一种情绪。
这是因为他选择了另外一种“武器”，一种能够带给人们乐观情绪的方式，他把这个叫做“责任”。他想让当时的人们相信，像画面中这样坐在阳光下的舒适生活仍然是可能的，这是他的责任——对于艺术的责任，对于每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责任，亦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责任。（凤凰艺术）

刚毕业的时候也没啥钱，但就不知道为啥能够那么勇，每年至少一次10天以上的国际旅行
当时想，这样保持下来，等我30时候，就可以打卡完几大洲了吧？
谁曾想疫情之后，再回想之前的旅行简直像空中楼阁。
也庆幸自己年轻时候那么勇，没把所有机会都留在之后，真是未来不可预测。
下图是Queens Town，我世界上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了 #K的旅行回忆#

《德勒兹的块茎思想》

“块茎” 本指一种植物，可在地下水平延伸、抽枝发芽。很多禾本科植物（如日常饮食中的芦笋、生姜、马铃薯等）都具有块茎。德勒兹和瓜塔里在他们的著作《千高原》中，使用这个意象性概念来指述一种全新的思想方式。他们认为，水平延伸的块茎这一形象所概括的一种思维模式，可以超越西方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向心性思维。后者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总是以因果关系、等级体系、二元结构（一/多、我/他、男/女等）为特点统治西方社会已长达数千年之久。

由于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思维模式强调因果关系，制造种种等级体制，德勒兹和瓜塔里将其形象地喻为垂直的树：一是因为树本身实际的形象（种子为因，树为果）；二是因其可以象征谱系结构（它可以表达一种认祖归宗式的族谱结构，反映包括单一源点/父亲与其后嗣之间清晰的因果关系）。因此，树的形象表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思想模式创造了单一的真理（可理解为一棵仿佛是单独存在的树，当然也可理解为一位父亲、一个家族），然后以此来定义“他者”（以区别出树的周围空间或可称之为“不是树”的部分）。虽然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已经指明了另外一种思想方法的方向，但这种二元思维模式由来已久，至今仍占据优势。

德勒兹和瓜塔里建立的块茎思想，并非要对抗西方主导思想，绝不是树与块茎的简单对决。倘若如此，又只会创造出又一个二元区分（区分孰是孰非），这恰恰暗合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打算予以重新思考的西方主导思维模式。相反，他们认为，应当重新思考人们的思维方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尽管块茎的形象的确暗示要“取代”树的形象，但德勒兹和瓜塔里试图说明，块茎思想不是一种对抗式思维模式，它并不打算一统天下。将树放至森林中来理解，也许才是理解这两种思维模式的差异的最佳途径。森林中没有单一真实，没有单一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唯一的“真实的”树。森林是由无数的树或者无数的“真实”组成的单一实体。不能仅仅因为可能无法判定哪棵树最早出现，就为森林假定一个起源。任何树都是群落水、阳光和土壤的创造物。若无这些条件，即便有种子也无法长成树。因为事物是由诸多不同要素构成的组合关系所生成的，并不存在单一的起因，因此不能将树看成单独的存在。就此而言，任何事物都是块茎，树的思维模式充其量只是使用了块茎的一个方面而已。

在德勒兹和瓜塔里看来，我们不应该总是把事物简化为“一个事物和它的诸多他者”之间的关系，简化为一种真实的思考方式和其他诸多与之相竞争的思考方式之间的关系，相反，我们应该认为每个事物总是已经包含了许多真实。出于这个原因，他们认为树的思维所体现出来的等级结构形象不切实际，应加以扬弃，代之以块茎的水平延伸形象。不是树，而是块茎；不是一，而由多组成的一不是一和多重他者的关系，而是单一的多重性。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来说，就像森林一样，块茎“既无开端，也无终结，只有中间状态（境遇），它从中生长，又蔓延开去。

一些具体实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块茎那庞大的分叉和思维属性。德勒兹和瓜塔里曾用块茎来描述生命实体（群居动物，如老鼠、狼），也描述像地穴这样的地理实体，描述“其在栖居、储藏、移动、躲避、逃脱等各方面的功能”。以群居动物为例，移动的动物群持续不断地形成和再形成一个单一的形态，这是一个流动的实体它既是一也是多。一群野马，一群盘旋的飞鸟，就是块茎思想很好的例子。地穴，则为我们思考块茎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视角。卡夫卡的小说《地洞》就为块茎式思维提供了生动具象的文学形式（前提是，不去做狭隘的谱系政治学或精神病理学解读）。

需要提醒读者，一旦我们用块茎思维来理解思想（或其他任何事物），就难免会有一种深深的不确定之感。块茎像一个没有中心、不断延展的迷宫，既能开启新的范围，也能终止这种可能性。块茎有制造巨变的潜能，或者用德勒兹在《千高原》中所使用的术语来说，有解域的潜力。但同时，它还具有一种互补性变动总是涉及一种企图重新创造稳定和秩序的力量，即再建域。块茎是一种变化的形态（不论是鸟群迅速变换的阵形还是森林缓慢的扩展），它持续不断地创造新的“逃逸线”，从而实现解域。沿着逃逸线，块茎就有潜力进入（和迈上）新域。逃逸线来自块茎形态的边缘，在这里多元性体验到一种外在性，然后发生变形和改变。这一边缘存在着双重的生成，既改变块茎，也改变块茎所面临的事物（实际上，块茎面临的总是另一个块茎的边界）。德勒兹和瓜塔里以黄蜂为兰花授粉为例来解释这一进程：解域的运动和再建域的进程是相互关联、不断联结、彼此牵涉的：通过追踪一只黄蜂的形象，一株兰花得以解域；靠这一形象，黄蜂得以再建域。然而黄蜂同时也被解域，因为它自身已变为兰花繁殖器官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传播花粉，黄蜂又使兰花再建域。作为异质的兰花和黄蜂最终形成了块茎。这个例子表明任何解域都会伴随着共时、同步的再建域。当遇到黄蜂，兰花就不再完全是兰花，就会发生解域（即生成黄蜂的过程），但由于花粉被黄蜂带至别处，它也发生再建域。这一过程反过来，就是黄蜂的解域和再建域。所有这样的相遇都在创造一种汇聚现象，而聚合的两种事物之间则产生双重生成。

尽管块茎概念提供了一种新思维，但由于相互生成—他者的解域和再建域过程中存在着复杂的领域、势力的不均衡，不能将块茎视作解决所有树状思维模式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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