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而陶聊茶：二十五．三红七绿为青茶 （1、青茶溯源谈虎丘）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版权声明：本文为新浪微博认证美食博主"耕而陶一茶"原创撰写，欢迎博友在微博上转发，交流茶知识。但，任何单位、媒体、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复制转载，违者必究。
六大茶类中的青茶也叫乌龙茶，俗称半发酵茶，它的主要产地在我们国家的福建、广东、台湾三省。最具代表的品种就是闽北岩骨花香的武夷岩茶，闽南安溪铁观音，广东潮州的凤凰单丛，台湾的乌龙茶。从历史文献上看，这四个地区产生乌龙茶的先后顺序首先是福建武夷，其次安溪，再次台湾，最晚为广东潮州。
青茶制作讲究，鲜叶的采摘，不能过嫩也不能过老。太嫩，咖啡碱、茶多酚含量高，糖类跟形成芳香物的前导物低，成茶滋味苦涩、香气低。过老，内含物质低，纤维素含量高，茶汤亦差。所以要在茶树新梢的顶芽形成驻芽的时候采摘小开面儿或大开面儿，俗称“开面采”。这时候茶树鲜叶中呈苦涩味道的脂型儿茶素减少，糖类增加,嫩梗里产生了较多的氨基酸，香叶醇、苯乙醛等香气成份增加。接着通过萎凋使鲜叶轻度失水，破坏叶绿素，令氨基酸与可溶性糖类增多；蛋白质分解，低沸点的青草气得以挥发，如此就为香高、味醇、耐泡的优质成品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接下来开始做青。做青用一个词来讲就是叶片的“死去活来”，这形容的是摇青跟凉青交替过程中茶树鲜叶的状态。通过摇青，鲜叶跟嫩梗里的水分缓慢散发，使得生机勃勃的叶片一下子变得“垂头丧气”；把摇过的叶片放置一会儿，嫩梗里残留的水又重新分布到了叶子表面，叶片接着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样子。如此反复交替，我们就看到了鲜叶不停地“死去活来”，也有人把这个过程称作“走水”、“还阳”。摇青过程会让叶片边缘不断受到震动和摩擦，令边缘细胞逐步损伤，使得多酚氧化酶对儿茶素渐进氧化。当鲜叶的含水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叶子的颜色由绿转淡绿、黄绿，叶片边缘出现红斑并且花香开始出现，就要果断杀青，钝化叶片中酶的活性，终止叶片内儿茶素的氧化，保留巩固茶的内在品质。再经过揉捻、烘干、焙火等工艺终成青茶。
清崇安知县陆廷灿的《续茶经》约作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书中他援引王草堂《茶说》所述：“茶采后，以竹筐匀铺，架于风日中，名曰晒青。俟其青色渐收，然后再加炒焙。阳羡闬片，只蒸不炒，火焙以成。松罗、龙井皆炒而不焙，故其色纯。独武夷炒焙兼施，烹出之时，半青半红，青者乃炒色，红者乃焙色也。茶采而摊，摊而摝，香气发越即炒，过时、不及皆不可。既炒既焙，复拣去其中老叶、枝蒂，使之一色。”。看，采后晒青、摇青、炒、焙、拣梗，在那时候主要的青茶工艺已经展现无遗。王草堂即王复礼，是明代心学大家王阳明的后人，《茶说》成书应为清初。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已六十有七的王草堂受福建抚台之聘来闽，寓居武夷山。后一直隐居于此，潜心向学，前后经历了王梓、梅廷隽、陆廷灿三任崇安令，终老于武夷。王草堂在《茶说》中记录的有关武夷茶制法的文字对考证乌龙茶起源来讲弥为珍贵，泽被后人。
新事物的出现是有前提条件的，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也不例外。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一道诏旨，令茶废团改散，“岁贡上贡茶，罢造龙团，听茶户惟采芽茶以进”，把团茶都废掉，喝散茶。明代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补遗》里也记载：“国初四方贡茶，以建宁阳羡为上，犹仍宋制，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上以重劳民力，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其品有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笋。茶加香味，捣为细末，已失真味。今人惟取初萌之精，汲泉置鼎，一瀹便饮，遂开千古茗饮之宗，不知我太祖实首辟此法。陆羽有灵，必俯首服。蔡君谟在地下，亦咋舌退矣。”。沈德符的歌功颂德稍显肉麻，但放小牛出身的朱皇帝废团改散可真是对茶的一次大变革，条索型散茶方便揉捻、发酵，它的大量出现，为自明以降茶类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
说乌龙茶的诞生，不得不从明代冠绝天下的虎丘茶讲起。有朋友说，虎丘茶不是绿茶吗，跟乌龙茶有啥子关系。外行了不是，没有虎丘茶，就引不出两百多年后乌龙茶在武夷山的诞生。静下心来，慢慢听吧。
到过苏州的朋友都知道，苏州的虎丘，相传是吴王阖闾墓冢所在地，其墓道口就在剑池深处。《史记》记载吴王阖闾葬于此，传说葬后三日有“白虎蹲其上”，故名虎丘。《苏州府志》说茶圣陆羽在贞元年间（约796年）曾长期寓居苏州虎丘，一边著书，一边研究茶学。他发现虎丘处有一泉水，汲水饮茶，质甘清凛，为水之美者。于是就在虎丘山上挖石筑井一眼，此井被后人称为“陆羽井”，亦称“陆羽泉”。
陆羽泉被唐代品泉家刑部侍郎刘伯刍评为“天下第三泉”。明代王鏊曾赋诗：“翠壑无声滑碧鲜，品题谁许惠山先？沉埋断础颓垣里，搜剔松根石罅边，云乳一林沆瀣分，天光千丈落虚圆。闲来弃置行多恻，好谢东山悟道泉。”。现在的陆羽井为一长方形水池，约一丈多见方，井四周石壁陡峭如削。石肌天然，色呈褐赭，秀若铁花。从前宋代苏东坡来此游赏赞其为“铁华秀岩壁”，后人遂将其称作“铁华岩”。“铁华岩”这三个字后来被清代范承勋手书，并将其刻于石壁之上。凡今游山的怀古之士无不至此一睹这“陡崖垂碧湫，古苔铁花冷,中横一线天,倒挂浮图影”的泉石盎然之境。
说到这儿，要澄清一个事情，有人说虎丘茶是陆羽带到苏州种植培育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虎丘茶的种植跟陆羽没有一点关系。从两点可以看出来，一，陆羽的《茶经》大约是在公元780年完成的，陆羽《茶经》里并没有关于虎丘茶的记述。这也是后来清顺治年间广东人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的原因。二，唐代诗人韦应物（737年～791年）在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七月到苏州任刺史，至德宗贞元七年（791年）卒于苏州官舍。陆羽是在韦应物逝后五年才来虎丘。在任上，韦应物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茶诗<<喜虎丘园中茶生>>，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仙源。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可见，彼时虎丘山上早已长有茶树，非陆鸿渐所植。
《元和县志》记载虎丘所产之茶：“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烹之色白如玉，而作豌豆香，性不能耐久，宋人呼为‘白云茶’。”。在宋代，已经出现了虎丘茶的影子。明末苏州状元文震孟（1574年～1636年）就说：“吴山之虎丘，名艳天下。其所产茗柯，亦为天下最，色香与味在常品外。如阳羡、天池、北源、松萝俱堪作奴也。”。卜万祺，明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崇祯时官广东韶州知府。他在清顺治年间（约1644年～1661年）著述的《松寮茗政》里写到:“虎丘茶，色味香韵，无可比拟。必亲诣茶所，手摘监制，乃得真产。且难久贮，即百端珍护，稍过时，即全失其初矣。殆如彩云易散，故不入供御耶。”。
清顺治年（1655年）广东人陈鉴侨居苏州，感：“陆桑苎翁《茶经》漏虎丘，窃有疑焉。陆尝隐虎丘者也，井焉、泉焉、品水焉，茶何漏?....予乙未迁居虎丘，因注之、补之；其于《茶经》无以别也，仍以注、补别之，而《经》之十品备焉矣。桑苎翁而在，当哑然一笑。”。于是陈鉴著《虎丘茶经注补》。他在文中对虎丘茶的生长、品饮做了记载，他说虎丘茶树“花开比白蔷薇而小，茶子如小弹”，生长在“虎丘之西，正阳崖阴林”，“虎丘紫绿，笋芽卷舒皆上”，“鉴亲采数嫩叶，与茶侣汤愚公小焙烹之，真作豆花香。”。
清朝的《虎丘山志》载：“虎丘茶，出金粟房。叶微带黑，不甚苍翠，点之色如白玉，而作豌豆香。”。金粟房是虎丘山上寺院之一，这段文字点出了“虎丘茶”的出处。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名艳天下的虎丘茶是明代虎丘山中寺庙和尚种植、制作的。
版权声明：本文为新浪微博认证美食博主"耕而陶一茶"原创撰写，欢迎博友在微博上转发，交流茶知识。但，任何单位、媒体、个人未经允许不得复制转载，违者必究。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 唐代·元稹《遣悲怀三首·其三》
译文
闲坐无事为你悲伤为我感叹，人生短暂百年时间又多长呢！
邓攸没有后代是命运的安排，潘岳悼念亡妻只是徒然悲鸣。
即使能合葬也无法倾诉衷情，来世结缘是多么虚幻的企望。
唯有以彻夜不眠、辗转反侧的思念，报答你生前为我奔波劳累的苦心。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 唐代·元稹《遣悲怀三首·其三》
译文
闲坐无事为你悲伤为我感叹，人生短暂百年时间又多长呢！
邓攸没有后代是命运的安排，潘岳悼念亡妻只是徒然悲鸣。
即使能合葬也无法倾诉衷情，来世结缘是多么虚幻的企望。
唯有以彻夜不眠、辗转反侧的思念，报答你生前为我奔波劳累的苦心。
【创作谈｜161.6米的黄河长卷如何绘就】黄河自古以来便是文学艺术创作的绝佳对象。以黄河为主题的美术创作，持续诞生了大量经典之作，展示了大河的壮阔、文化的深厚。近年来，这类创作更是掀起了新的高潮。日前，“黄河——王克举”美术展在山东美术馆举办，一幅161.6米恢弘油画长卷，全景式、多角度地展示了黄河或质朴，或厚重，或瑰丽的多个侧面。这幅作品广受关注，得到业内高度评价的同时，还成为了新的网红打卡地。
“一笔笔从黄河的源头画到黄河入海口，我将心中的黄河镌刻在画布上，每一笔都充满憧憬，就像藏民匍匐在长满草丛的路上……那是一种朝圣的感觉。”长卷作者、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克举说。
“游观”引领“沉浸”
160多米长卷如何绘就？王克举告诉记者，他构思10年，用了4年时间，驾车超过4万公里，跨越沿黄九省（区），36个景别共101单幅画面都是现场完成的即兴创作。年过六旬的他，就这样自黄河发源地一路画到入海口。“黄河流域的地理风貌粗犷、苍茫，特别适合用油画来展现。而在西方油画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文化的写意特征，更能展示一条中国人心目中的黄河。”王克举说。
在这幅长卷中，王克举借用了移动视线的方式，将中国绘画的意象性和油画写生的焦点透视进行了有机结合——每个场景的视角都在跟随景别需要而上下左右变换，时而仰视，时而俯视，这种“游观”的空间观念，对于观众而言，会不自觉地产生“沉浸式”的绝妙欣赏体验——由《星宿海》开始，画家用苍莽而舒缓的节奏拉开帷幕，呈现了黄河深沉神秘的源头；紧接着，《扎陵湖》《鄂陵湖》《果洛草原》《阿尼玛卿雪山》徐徐展开，王克举以线条驰骋表现水流的轻重缓急，以色彩明暗冷暖丰富画面节奏，从涓涓细流汇为银海微澜，再到水银泻地般地穿越峡谷，构成飞流夹巘之壮景；从《贵德丹霞》《冰凌丹霞》开始，画面色调逐渐由冷变暖，深沉的蓝黑色与朱红色、深红、赭石，构成了自由而跳跃的节奏，与静静的长河相望；继续向前，《壶口》《三门峡—小浪底》陡然出现，黄河以撞击天地之势发出巨龙般的吼声，恍然间如临“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境界；转而入《豫鲁大地》《泰山·黄河玉带》《鹊华春色》《齐鲁大地》，黄河又尽显母亲般的慈爱祥和，稻谷肥硕、草木幽香、晴空浩然，终而入海；在《黄河》的终章，色彩的运用被发挥到了极致，玫瑰色、橘黄色交织而成的绯红色巨流，缓缓涌入湛蓝澄明的大海，满目光华，预示着母亲河更加美好时代的到来……长卷带来的丰富画面与情绪的跌宕，超出了“图像”营造的艺术范畴，俨然是一部交响诗，以丰富的音色和节奏的起落，糅合景色的绝美与人文的感怀，吟唱出激昂的诗篇。
“我从黄河的源头画到入海口，越发觉得黄河的伟大与不朽。虽然我画的是一条自然的黄河，但在我的内心里，它始终是汹涌澎湃的，所以我要把整条黄河画得波涛汹涌、气势磅礴。不过，画到家乡山东段的时候，广袤的大平原上，黄河已经没有了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我便在画那些庄稼的时候，也让它们像黄河水一样，呈现汹涌澎湃的状态。”谈起创作心得，王克举说，“黄河从上游到下游，河道基本上是被镶嵌在峡谷之间，中上游除壶口外，基本上没有河水奔腾的展现，小浪底是我后期有意增加的一段，放大了翻滚汹涌的河水，用以增加汹涌澎湃的气势。壶口是我画黄河的开端，为的是给整条黄河的创作定下一个气势磅礴、波涛汹涌的基调。小浪底是整幅作品的收笔之作，画到这里的时候，我异常地兴奋，画得特别快，也特别爽。笔法来自于我被小浪底放水冲沙的那种气势震撼后的抒发，当然画的时候也需要同样的激越，这种激烈的感觉非常贴切地表达了当时汹涌澎湃的心情。”
为母亲河做整体性造像
其实，在中国美术史上，虽然有很多画家画过黄河，知名的作品有吴作人的油画《三门峡工地》、李仲耘的中国画《向黄河进军》、傅抱石的中国画《黄河清》、艾中信的油画《夜渡黄河》、尚扬的油画《爷爷的河》、周韶华的中国画《黄河魂》、蒋志鑫的中国画《母亲的咆哮》等等，但此前没有艺术家画出黄河五千公里的路线、尽展黄河全貌。而且，受题材、尺幅的局限，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几乎成为黄河在视觉形态上的唯一符号。王克举的创作，无疑是开创性的。
“我觉得只有大尺幅才能表现出黄河的气魄，要连贯成卷，才能完整展现出黄河万古奔流、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意象。”王克举告诉记者，这个想法的萌发已有十年。2009年，他带领学生前往山西碛口写生时，画了《天下黄河》和《溪镇》，再想到张大千画的《长江万里图》、王希孟画的《千里江山图》后，他就决心要为黄河绘就一幅“全身像”。自此，他开始反复写生、锤炼语言，研究前人的长卷巨制经验，制订环环相扣的创作计划和路线。直至2016年，《黄河》长卷创作正式启程，王克举以自驾的形式，身临其境、深度对话，熟悉黄河历史、了解黄河文化，沿河作画，为母亲河做整体性造像。
翻开王克举创作时用的笔记本，有几页写满了黄河沿线的地名。海拔3000米以上的，就有玛多的星宿海、鄂陵湖、扎陵湖、阿尼玛卿雪山、同德县、龙羊峡水电站等等，在乾坤湾、炳灵寺、果洛草原、泰山黄河玉带、泰山等，也都留下了他和团队的足迹。创作条件的艰苦也显而易见：黄河源头位于青藏高原，高原作画，就要克服当地低温、道路不便、饮食不便与高原反应等一系列困难；大河流经山区，路窄难行，各式画具、实木画框画架等装备，货车载不进去，就人背肩扛……
不过，王克举和他的团队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其中，反而甘之如饴。“从一开始的把握不好到后来的驾轻就熟；从开始的被动描写到主动的绘画语言转换；从对画面的理性把握到情绪的注入，由此逐渐到达自己的内心并从中发现一片更为宽阔的天地。这个天地不管怎样，它是自己走过来的，是承载个人理想的天地，是内心世界最真实的表白。”
这表白中，还传递了艺术家独特的艺术思想与审美意志。特别是在绘图的色彩运用上，画家大量运用互补色释放了画作的空间张力，视觉上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感受，给予其画作在视觉上强烈的“在场性”。“在场性有着现实的意境和强烈的象征性。比如说有些水的地方画成黄色、橙黄色，这就是作者强烈的人文精神驱动所使，传达了一种个性化的精神诉求，暗含着非常浪漫的想象力。浪漫的情怀有两个，一是构图的浪漫，二是色彩的浪漫。他在色彩方面突破了以往中国人看山水的意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顾黎明评价。
“追寻黄河魂”
“现在回想起来，如何画黄河对我来说难度并不是最大的，因为毕竟对景写生、画大画创作20年了，好像前20年的探索、积累就是为了画黄河，所以在技术上或者是在艺术处理上都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难度是如何能靠近黄河，黄河在哪里？黄河魂在何处？”王克举坦言。
“追寻黄河魂”，或许也是黄河主题创作中，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在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当下，如何避免“蹭热点”式的“营销创作”，能将展现母亲河的历史脉络、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展望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相结合，这些问题都考验着艺术家们的创作力和创新力。总体来看，这一题材的经典之作还不够多。
王克举的《黄河》为这一题材的创新作了良好的示范。画家努力通过对黄河沿岸自然风貌的描绘和再现，概括几千年来中国人对黄河的认知、记忆和想象，把自然的黄河、人文的黄河和精神的黄河融合起来，凸显黄河不屈不挠、排除千难万险、奋勇向前的顽强精神，表达对黄河母亲及对民族的崇高敬意。“他表现黄河的节奏呼应生命之流从缘起到百转千回汇入大海的自然节奏，而且铺陈刻画着黄河所饱含的历史气息、生活脉络和民族精神，作品细节带有微妙而又充满力度的韧性。油画长卷表现的不仅是黄河的景观、黄河的文化，更是黄河的精神和境界，那是‘忽听浪声浩长空，唯见黄河天上来’人与自然的碰撞，是小我与天地的交融；那是‘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历史沧桑、人生浮沉的雍容豁达和坚韧顽强；那是先民历经自然洗礼、顽强生活、创造辉煌文明的智慧和生命力，是我们透过长卷感受到的震撼和感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高度评价。
而要做出精品，还可以围绕IP进行立体化打造。在山东美术馆的此次展览中，可见这样的探索。一方面，是展览本身的丰富。现场特别陈设了艺术家写生过程中的装备，画材画具、泥沙石块，一辆SUV直接“开”入场地中，支起的帐篷下可以观看《黄河》创作诞生的纪录片，这无疑延展了创作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与展览内容相呼应，山东美术馆在161.6米的《黄河》巨制前，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与朗诵会，《将进酒》《黄河序曲》《母亲河》，吉他弹唱《龙的传人》《你就是黄河，你就是泰山》……不同的艺术表演形式在同一空间里相见，共同为现场观众奏响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乐章。此外，该馆近日还进一步梳理馆藏精品，挖掘出一批与黄河有关的美术作品，在不同时间节点陆续推出馆藏展，并同步在官网、官微进行推介，其中有毛岱宗的《黄河东去》，有王刚的《黄河三号》《老万》等系列作品，有张永见的雕塑作品《黄河四重奏》等等。山东美术馆特邀艺术家撰写创作思路、分享创作历程，详述作品诞生背后的故事，站在创作者或者评论家的专业视角，对馆藏作品进行解读，看见不同的艺术创作方式之下，隐含着共通的民族血脉和家国情怀。
“黄河主题创作，需要更多这样的整合、策划。”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艺术创作伸出多个触角，吸纳融合更多的艺术形式进行联动，引领着观众不仅能“看到”黄河，还能“看懂”黄河，也就是在不断唤醒越来越多人骨子里的‘黄河文化基因’。这最终会带动观众体量的扩大、创作质量的双丰，“那时，艺术歌咏生命之河、人文之河、发展之河的这曲大合唱将愈加雄壮。”
“一笔笔从黄河的源头画到黄河入海口，我将心中的黄河镌刻在画布上，每一笔都充满憧憬，就像藏民匍匐在长满草丛的路上……那是一种朝圣的感觉。”长卷作者、中国油画学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克举说。
“游观”引领“沉浸”
160多米长卷如何绘就？王克举告诉记者，他构思10年，用了4年时间，驾车超过4万公里，跨越沿黄九省（区），36个景别共101单幅画面都是现场完成的即兴创作。年过六旬的他，就这样自黄河发源地一路画到入海口。“黄河流域的地理风貌粗犷、苍茫，特别适合用油画来展现。而在西方油画的基础上，融入中国文化的写意特征，更能展示一条中国人心目中的黄河。”王克举说。
在这幅长卷中，王克举借用了移动视线的方式，将中国绘画的意象性和油画写生的焦点透视进行了有机结合——每个场景的视角都在跟随景别需要而上下左右变换，时而仰视，时而俯视，这种“游观”的空间观念，对于观众而言，会不自觉地产生“沉浸式”的绝妙欣赏体验——由《星宿海》开始，画家用苍莽而舒缓的节奏拉开帷幕，呈现了黄河深沉神秘的源头；紧接着，《扎陵湖》《鄂陵湖》《果洛草原》《阿尼玛卿雪山》徐徐展开，王克举以线条驰骋表现水流的轻重缓急，以色彩明暗冷暖丰富画面节奏，从涓涓细流汇为银海微澜，再到水银泻地般地穿越峡谷，构成飞流夹巘之壮景；从《贵德丹霞》《冰凌丹霞》开始，画面色调逐渐由冷变暖，深沉的蓝黑色与朱红色、深红、赭石，构成了自由而跳跃的节奏，与静静的长河相望；继续向前，《壶口》《三门峡—小浪底》陡然出现，黄河以撞击天地之势发出巨龙般的吼声，恍然间如临“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境界；转而入《豫鲁大地》《泰山·黄河玉带》《鹊华春色》《齐鲁大地》，黄河又尽显母亲般的慈爱祥和，稻谷肥硕、草木幽香、晴空浩然，终而入海；在《黄河》的终章，色彩的运用被发挥到了极致，玫瑰色、橘黄色交织而成的绯红色巨流，缓缓涌入湛蓝澄明的大海，满目光华，预示着母亲河更加美好时代的到来……长卷带来的丰富画面与情绪的跌宕，超出了“图像”营造的艺术范畴，俨然是一部交响诗，以丰富的音色和节奏的起落，糅合景色的绝美与人文的感怀，吟唱出激昂的诗篇。
“我从黄河的源头画到入海口，越发觉得黄河的伟大与不朽。虽然我画的是一条自然的黄河，但在我的内心里，它始终是汹涌澎湃的，所以我要把整条黄河画得波涛汹涌、气势磅礴。不过，画到家乡山东段的时候，广袤的大平原上，黄河已经没有了大江大河的波澜壮阔，我便在画那些庄稼的时候，也让它们像黄河水一样，呈现汹涌澎湃的状态。”谈起创作心得，王克举说，“黄河从上游到下游，河道基本上是被镶嵌在峡谷之间，中上游除壶口外，基本上没有河水奔腾的展现，小浪底是我后期有意增加的一段，放大了翻滚汹涌的河水，用以增加汹涌澎湃的气势。壶口是我画黄河的开端，为的是给整条黄河的创作定下一个气势磅礴、波涛汹涌的基调。小浪底是整幅作品的收笔之作，画到这里的时候，我异常地兴奋，画得特别快，也特别爽。笔法来自于我被小浪底放水冲沙的那种气势震撼后的抒发，当然画的时候也需要同样的激越，这种激烈的感觉非常贴切地表达了当时汹涌澎湃的心情。”
为母亲河做整体性造像
其实，在中国美术史上，虽然有很多画家画过黄河，知名的作品有吴作人的油画《三门峡工地》、李仲耘的中国画《向黄河进军》、傅抱石的中国画《黄河清》、艾中信的油画《夜渡黄河》、尚扬的油画《爷爷的河》、周韶华的中国画《黄河魂》、蒋志鑫的中国画《母亲的咆哮》等等，但此前没有艺术家画出黄河五千公里的路线、尽展黄河全貌。而且，受题材、尺幅的局限，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几乎成为黄河在视觉形态上的唯一符号。王克举的创作，无疑是开创性的。
“我觉得只有大尺幅才能表现出黄河的气魄，要连贯成卷，才能完整展现出黄河万古奔流、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意象。”王克举告诉记者，这个想法的萌发已有十年。2009年，他带领学生前往山西碛口写生时，画了《天下黄河》和《溪镇》，再想到张大千画的《长江万里图》、王希孟画的《千里江山图》后，他就决心要为黄河绘就一幅“全身像”。自此，他开始反复写生、锤炼语言，研究前人的长卷巨制经验，制订环环相扣的创作计划和路线。直至2016年，《黄河》长卷创作正式启程，王克举以自驾的形式，身临其境、深度对话，熟悉黄河历史、了解黄河文化，沿河作画，为母亲河做整体性造像。
翻开王克举创作时用的笔记本，有几页写满了黄河沿线的地名。海拔3000米以上的，就有玛多的星宿海、鄂陵湖、扎陵湖、阿尼玛卿雪山、同德县、龙羊峡水电站等等，在乾坤湾、炳灵寺、果洛草原、泰山黄河玉带、泰山等，也都留下了他和团队的足迹。创作条件的艰苦也显而易见：黄河源头位于青藏高原，高原作画，就要克服当地低温、道路不便、饮食不便与高原反应等一系列困难；大河流经山区，路窄难行，各式画具、实木画框画架等装备，货车载不进去，就人背肩扛……
不过，王克举和他的团队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其中，反而甘之如饴。“从一开始的把握不好到后来的驾轻就熟；从开始的被动描写到主动的绘画语言转换；从对画面的理性把握到情绪的注入，由此逐渐到达自己的内心并从中发现一片更为宽阔的天地。这个天地不管怎样，它是自己走过来的，是承载个人理想的天地，是内心世界最真实的表白。”
这表白中，还传递了艺术家独特的艺术思想与审美意志。特别是在绘图的色彩运用上，画家大量运用互补色释放了画作的空间张力，视觉上增强了作品的视觉感受，给予其画作在视觉上强烈的“在场性”。“在场性有着现实的意境和强烈的象征性。比如说有些水的地方画成黄色、橙黄色，这就是作者强烈的人文精神驱动所使，传达了一种个性化的精神诉求，暗含着非常浪漫的想象力。浪漫的情怀有两个，一是构图的浪漫，二是色彩的浪漫。他在色彩方面突破了以往中国人看山水的意境。”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顾黎明评价。
“追寻黄河魂”
“现在回想起来，如何画黄河对我来说难度并不是最大的，因为毕竟对景写生、画大画创作20年了，好像前20年的探索、积累就是为了画黄河，所以在技术上或者是在艺术处理上都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难度是如何能靠近黄河，黄河在哪里？黄河魂在何处？”王克举坦言。
“追寻黄河魂”，或许也是黄河主题创作中，每一位文艺工作者都在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特别是在当下，如何避免“蹭热点”式的“营销创作”，能将展现母亲河的历史脉络、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展望高质量发展的美好未来相结合，这些问题都考验着艺术家们的创作力和创新力。总体来看，这一题材的经典之作还不够多。
王克举的《黄河》为这一题材的创新作了良好的示范。画家努力通过对黄河沿岸自然风貌的描绘和再现，概括几千年来中国人对黄河的认知、记忆和想象，把自然的黄河、人文的黄河和精神的黄河融合起来，凸显黄河不屈不挠、排除千难万险、奋勇向前的顽强精神，表达对黄河母亲及对民族的崇高敬意。“他表现黄河的节奏呼应生命之流从缘起到百转千回汇入大海的自然节奏，而且铺陈刻画着黄河所饱含的历史气息、生活脉络和民族精神，作品细节带有微妙而又充满力度的韧性。油画长卷表现的不仅是黄河的景观、黄河的文化，更是黄河的精神和境界，那是‘忽听浪声浩长空，唯见黄河天上来’人与自然的碰撞，是小我与天地的交融；那是‘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历史沧桑、人生浮沉的雍容豁达和坚韧顽强；那是先民历经自然洗礼、顽强生活、创造辉煌文明的智慧和生命力，是我们透过长卷感受到的震撼和感动。”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高度评价。
而要做出精品，还可以围绕IP进行立体化打造。在山东美术馆的此次展览中，可见这样的探索。一方面，是展览本身的丰富。现场特别陈设了艺术家写生过程中的装备，画材画具、泥沙石块，一辆SUV直接“开”入场地中，支起的帐篷下可以观看《黄河》创作诞生的纪录片，这无疑延展了创作的深度和广度。另一方面，与展览内容相呼应，山东美术馆在161.6米的《黄河》巨制前，还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与朗诵会，《将进酒》《黄河序曲》《母亲河》，吉他弹唱《龙的传人》《你就是黄河，你就是泰山》……不同的艺术表演形式在同一空间里相见，共同为现场观众奏响中华民族心灵深处的乐章。此外，该馆近日还进一步梳理馆藏精品，挖掘出一批与黄河有关的美术作品，在不同时间节点陆续推出馆藏展，并同步在官网、官微进行推介，其中有毛岱宗的《黄河东去》，有王刚的《黄河三号》《老万》等系列作品，有张永见的雕塑作品《黄河四重奏》等等。山东美术馆特邀艺术家撰写创作思路、分享创作历程，详述作品诞生背后的故事，站在创作者或者评论家的专业视角，对馆藏作品进行解读，看见不同的艺术创作方式之下，隐含着共通的民族血脉和家国情怀。
“黄河主题创作，需要更多这样的整合、策划。”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艺术创作伸出多个触角，吸纳融合更多的艺术形式进行联动，引领着观众不仅能“看到”黄河，还能“看懂”黄河，也就是在不断唤醒越来越多人骨子里的‘黄河文化基因’。这最终会带动观众体量的扩大、创作质量的双丰，“那时，艺术歌咏生命之河、人文之河、发展之河的这曲大合唱将愈加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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