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小棋局与大格局：大格局中的俄罗斯也许就是小棋局中的乌克兰
这是一个会深刻影响未来历史进程的重要时刻，但呈现的画面却扑朔迷离。看清这当中的谜团，特别是要预见这一事件对未来的影响，我们也许需要两个概念：小棋局与大格局。
小棋局：再大也是小
俄国入侵乌克兰，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中最大的事件之一。这个事件无疑很大很大，但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事件仍然是大格局中的一盘小棋局。决定未来的是大格局。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普京及挺俄派是如何讲述这个棋盘上的故事的：
事情源于北约的东扩。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原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以及由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演变而来的独立国家，纷纷倒向西方。其中，不少国家或是加入北约，或是表达出加入北约的意愿。北约与俄罗斯的边界越来越近。这就是北约东扩。这也是所谓俄罗斯安全焦虑的由来，至少是普京摆在桌面上的俄罗斯安全焦虑的由来。
对于普京有关安全焦虑的说法，很多人不认同。人们怀疑这里面起作用的，实际上是普京个人的一个更小的算盘。这种小算盘，又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为了摆脱国内的困境，为继续连任创造条件。二是恢复沙俄帝国或是苏联时期那种往日的荣光。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而有之。
对于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动机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因为这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而且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也不大。还有，这次如果俄罗斯一败涂地，很多问题也不用讨论了。
我们就假定俄罗斯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成立的，我们还假定俄罗斯这次能如愿以偿地征服乌克兰，实现其对所谓安全的需求，也就是说普京的这盘棋完全走赢了，是一个彻底的胜利者，未来的事情会怎么样？现在看，局势陷入胶着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的讨论也许就更有意义。
我们在这样一个假设性的基础上讨论问题。陷阱已经挖好，其他都不重要。
大格局：真正的关键之所在
前些天，我提出了一个双后时代的概念，即后疫情、后全球化时代。这是一个国际秩序大重构的时代，也是当今时代世界上许多重要事情发生的基本背景。
如果从这个大格局来看，这个大格局中的俄罗斯，其实可能就是前面那盘小棋局中的乌克兰。即使俄罗斯是这次小棋局中的完胜者，最终也逃不过大格局所设定的命运。小棋局再大也是小。
事实上，在双后时代的大格局中，已经越来越没有俄罗斯的位置。双后时代的基本格局是大国对峙，而俄罗斯已经不是大国。在这次俄乌冲突中，与其说表现出的是俄罗斯对安全的关切，不如说表现出的是对失去大国感的不甘。但历史将会表明：无可奈何花落去，俄罗斯已经不是世界舞台的主角，充其量是大格局中的一个棋子。
有人说，这次的乌克兰战争，将会使俄罗斯重新夺回美国头号对手的位置。这是一个没有分析的说法。我原来就说过，美国不会将经济实力只相当于广东一个省的国家作为头号对手的。这也可以解释这次美国和西方为何不实行直接军事干预。可以说，如果世界有朝一日能找到应对核武器，或使核武器不能升空的办法，俄罗斯将会在世界上无足轻重。
刻薄一点说，这位被一些人尊为“大帝”者，可能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他现在忙活的是什么，是在帮大格局中的甲方削弱乙方，还是在帮大格局中的乙方消耗甲方？但无论是那种情况，俄罗斯的衰落将不可遏止。到时候，欧罗斯成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带，就如同今天的乌克兰一样，也说不一定。
从长时段的角度看，这次乌克兰战事也许是俄罗斯帝国梦的一次回光返照。在分析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时候，有人用战术上的胜利者与战略上的失败者的说法来概括。俄罗斯现在所处的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未来可能的演变：消耗战中决胜负
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人们有不同的判断。乌克兰战事又为这种走势添加了新的变数。
对此，现在人们有种种说法，特别值得注意，同时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就有如下几种：
一是认为，美国与西方对乌克兰战事的爆发是乐见其成，因为一来可以强化美国与欧洲的团结，强化欧洲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二来可以以此为契机，削弱甚至瓦解俄罗斯的经济。二是认为，如果处理得好，可以用乌克兰战事，以俄罗斯钳制美欧，分散其对亚太的注意力和压力，从而为中国赢得一个战略机遇期。三是有谨慎的人提醒说，中国千万不要卷入其中，不要成为这场消耗战的输血者，不要陷入其中可能深不可测的陷阱。
我原来曾经说过，现在中美之间的任何对抗都是战略性的，任何缓和都是策略性的。这是我们考虑国际上任何重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而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对抗，也许更多地是以经济消耗战的形式来实现。专注自身的发展，实行对对方的遏制，促使对方资源与实力的消耗，都是这种对抗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乌克兰危机则有可能成为一部大国资源与实力的消耗机器，甚至是有意铸造的这样一部机器。有人说，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真正起作用。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例，这是俄罗斯外汇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中国的因素，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但有了中国的大单，这种制裁就会大打折扣。其实，这种说法的背后充满陷阱和误导。
最应该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可能：世界反俄大联盟的形成。
有人说，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进行得朴实无华。普京虽然发表两次讲话，而且每次的讲话都不短，但没有编造过于华丽的理由，赤裸裸就是强权逻辑，为了我的安全，我就要打你。甚至连用词，都不多加修饰。有人说，世界会不会由此进入一个不讲道义与公理的强权时代？
但我们要明白，这次俄罗斯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处于下风，是无疑的。因为即使是你面临现实的威胁，这也不是武力侵略一个主权国家的理由，凭什么让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成为你的战略缓冲带？这种置国际法和公理于不顾的做法，完全可以为全球反俄大联盟的形成提供道义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明确表态，大部分国家对俄罗斯纷纷进行谴责，世界许多地方爆发民众抗议俄罗斯的游行示威，甚至在俄罗斯国内，也有强烈的反战声音。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俄罗斯在军事上获得成功，这种大联盟形成的可能性会更大。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全球反俄大联盟形成，将会另有含义，因为俄罗斯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分量。
这是一个会深刻影响未来历史进程的重要时刻，但呈现的画面却扑朔迷离。看清这当中的谜团，特别是要预见这一事件对未来的影响，我们也许需要两个概念：小棋局与大格局。
小棋局：再大也是小
俄国入侵乌克兰，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中最大的事件之一。这个事件无疑很大很大，但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这个事件仍然是大格局中的一盘小棋局。决定未来的是大格局。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普京及挺俄派是如何讲述这个棋盘上的故事的：
事情源于北约的东扩。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原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以及由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演变而来的独立国家，纷纷倒向西方。其中，不少国家或是加入北约，或是表达出加入北约的意愿。北约与俄罗斯的边界越来越近。这就是北约东扩。这也是所谓俄罗斯安全焦虑的由来，至少是普京摆在桌面上的俄罗斯安全焦虑的由来。
对于普京有关安全焦虑的说法，很多人不认同。人们怀疑这里面起作用的，实际上是普京个人的一个更小的算盘。这种小算盘，又有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为了摆脱国内的困境，为继续连任创造条件。二是恢复沙俄帝国或是苏联时期那种往日的荣光。其实，这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而有之。
对于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动机我们暂且不去讨论，因为这是一个谁也说不清楚的事情，而且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关系也不大。还有，这次如果俄罗斯一败涂地，很多问题也不用讨论了。
我们就假定俄罗斯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成立的，我们还假定俄罗斯这次能如愿以偿地征服乌克兰，实现其对所谓安全的需求，也就是说普京的这盘棋完全走赢了，是一个彻底的胜利者，未来的事情会怎么样？现在看，局势陷入胶着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这样的话，下面的讨论也许就更有意义。
我们在这样一个假设性的基础上讨论问题。陷阱已经挖好，其他都不重要。
大格局：真正的关键之所在
前些天，我提出了一个双后时代的概念，即后疫情、后全球化时代。这是一个国际秩序大重构的时代，也是当今时代世界上许多重要事情发生的基本背景。
如果从这个大格局来看，这个大格局中的俄罗斯，其实可能就是前面那盘小棋局中的乌克兰。即使俄罗斯是这次小棋局中的完胜者，最终也逃不过大格局所设定的命运。小棋局再大也是小。
事实上，在双后时代的大格局中，已经越来越没有俄罗斯的位置。双后时代的基本格局是大国对峙，而俄罗斯已经不是大国。在这次俄乌冲突中，与其说表现出的是俄罗斯对安全的关切，不如说表现出的是对失去大国感的不甘。但历史将会表明：无可奈何花落去，俄罗斯已经不是世界舞台的主角，充其量是大格局中的一个棋子。
有人说，这次的乌克兰战争，将会使俄罗斯重新夺回美国头号对手的位置。这是一个没有分析的说法。我原来就说过，美国不会将经济实力只相当于广东一个省的国家作为头号对手的。这也可以解释这次美国和西方为何不实行直接军事干预。可以说，如果世界有朝一日能找到应对核武器，或使核武器不能升空的办法，俄罗斯将会在世界上无足轻重。
刻薄一点说，这位被一些人尊为“大帝”者，可能到现在也没弄清楚他现在忙活的是什么，是在帮大格局中的甲方削弱乙方，还是在帮大格局中的乙方消耗甲方？但无论是那种情况，俄罗斯的衰落将不可遏止。到时候，欧罗斯成为大国之间的缓冲带，就如同今天的乌克兰一样，也说不一定。
从长时段的角度看，这次乌克兰战事也许是俄罗斯帝国梦的一次回光返照。在分析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时候，有人用战术上的胜利者与战略上的失败者的说法来概括。俄罗斯现在所处的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未来可能的演变：消耗战中决胜负
对于未来世界格局的走向，人们有不同的判断。乌克兰战事又为这种走势添加了新的变数。
对此，现在人们有种种说法，特别值得注意，同时与我们的讨论有关的就有如下几种：
一是认为，美国与西方对乌克兰战事的爆发是乐见其成，因为一来可以强化美国与欧洲的团结，强化欧洲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二来可以以此为契机，削弱甚至瓦解俄罗斯的经济。二是认为，如果处理得好，可以用乌克兰战事，以俄罗斯钳制美欧，分散其对亚太的注意力和压力，从而为中国赢得一个战略机遇期。三是有谨慎的人提醒说，中国千万不要卷入其中，不要成为这场消耗战的输血者，不要陷入其中可能深不可测的陷阱。
我原来曾经说过，现在中美之间的任何对抗都是战略性的，任何缓和都是策略性的。这是我们考虑国际上任何重大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而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对抗，也许更多地是以经济消耗战的形式来实现。专注自身的发展，实行对对方的遏制，促使对方资源与实力的消耗，都是这种对抗的题中应有之意。而乌克兰危机则有可能成为一部大国资源与实力的消耗机器，甚至是有意铸造的这样一部机器。有人说，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真正起作用。以石油和天然气为例，这是俄罗斯外汇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中国的因素，西方的制裁对俄罗斯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但有了中国的大单，这种制裁就会大打折扣。其实，这种说法的背后充满陷阱和误导。
最应该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可能：世界反俄大联盟的形成。
有人说，这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进行得朴实无华。普京虽然发表两次讲话，而且每次的讲话都不短，但没有编造过于华丽的理由，赤裸裸就是强权逻辑，为了我的安全，我就要打你。甚至连用词，都不多加修饰。有人说，世界会不会由此进入一个不讲道义与公理的强权时代？
但我们要明白，这次俄罗斯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处于下风，是无疑的。因为即使是你面临现实的威胁，这也不是武力侵略一个主权国家的理由，凭什么让另外一个主权国家成为你的战略缓冲带？这种置国际法和公理于不顾的做法，完全可以为全球反俄大联盟的形成提供道义的基础。于是我们看到，联合国秘书长明确表态，大部分国家对俄罗斯纷纷进行谴责，世界许多地方爆发民众抗议俄罗斯的游行示威，甚至在俄罗斯国内，也有强烈的反战声音。
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俄罗斯在军事上获得成功，这种大联盟形成的可能性会更大。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全球反俄大联盟形成，将会另有含义，因为俄罗斯本身并没有这样的分量。
那个天天表演脱粉的真搞笑，你要记住他本人没黑点别人想黑他也只会拿cp粉说事，我就问问cp粉能粉他几年以后慢慢不就脱粉了去磕别的cp了，只要他有新作品播出就会吸引新的粉丝。再说了cp粉天天的拿他意/淫凭什么不付出点代价买代言做sj这个是cp粉欠他的，你天天的发表这个觉得有几个人会在意要是因为这个脱粉的那就好走不送。
企业刑事合规的前提是企业涉嫌犯罪，既然企业涉嫌犯罪就说明企业的行为符合刑法第13条之规定，再具体到罪名就是符合刑法分则某个条文。既然符合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触犯了具体的罪名，自然也就具备了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联系电话：182--3110--1111（同微信），欢迎咨询、交流、指导，感谢您无私的分享！ https://t.cn/z8Irasy
既然是单位犯罪，必须要按照单位犯罪的概念来界定。我国单位犯罪规定在刑法第30条，即“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毕竟单位不是自然人，单位并没有主观思想，所谓犯罪故意或者犯罪过失也只能通过单位工作人员的主观意识予以表达。从这个角度上看，表面上是单位犯罪实质上还是自然人具体实施犯罪。既然是企业刑事合规，表明上是对涉案企业进行合法化规制和考察，其实还是对自然人进行教育和感化，预防其继续犯罪。故，企业刑事合规的深层背后还是对自然人合规，这就必须反思和重新厘定我国单位犯罪的现状，真正实现企业刑事合规的目的，即将“企业保住”，将“责任人交出去”。
按照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按照上述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犯罪负责的自然人也要进行刑事追究，我国单位犯罪并不是单单处罚单位，而是采取双罚制，既对单位处罚的同时也处罚自然人，不过只对犯罪单位中两类人进行刑事处罚，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主管人员；一类是对单位犯罪负责的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之所以要处罚这两类人，就是因为这两类人在单位犯罪时是主观犯意发起者或者是主观上存在过失，且在客观上实施了危害行为，故对单位犯罪中起决定作用的自然人追究其刑事责任完全符合刑罚的应有之义。但需要特别指出，一个单位往往有很多员工，而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可能就是几个负责人，故单位犯罪中对自然人惩罚并不能按照共同犯罪的理论进行，而是对单位犯罪中不起重要作用或者不起主要作用的人不作为犯罪处理，这也是实践中单位犯罪打击面要远远小于自然人共同犯罪的原因。
因为目前我国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故单位犯罪后进行企业刑事合规时对单位犯罪起到决定作用自然人很有动力，因为企业刑事合规计划达成后就不再对单位提起公诉，自然也就不再追究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但需要注意涉案企业不被追诉是按照刑事合规计划的要求去做的，而犯罪单位两类人不被提起公诉并没有做任何合规计划，只是基于刑法上单位犯罪的处罚规定而不被追诉，按照企业刑事合规的要求，检察机关重点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是否合法、合理和合规等，但企业刑事合规并未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进行重点分析和评判。按照当前司法实践，被告人被判处缓刑也必须进行社会矫正，在法院判决之前都要做社会矫正调查报告，主要围绕被告人是否会给居住的社会带来社会危险性、社区能否接受其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如果被告人符合社区调查报告要求，法院才可以判处缓刑，而且缓刑期间必须要由社区对被告人进行缓刑期间的考察，相当于“社区服刑”。而企业刑事合规计划通过后犯罪单位两类人的社会危险性根本没有进行任何考察，检察机关只是考察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就将真正实施犯罪的自然人不加任何调查而不予追究，这是否符合司法正义呢？检察机关对企业刑事合规后作出不起诉是否存在潜在的风险呢？这些诸多问题都需要慎重考虑。
故，笔者认为首先要认真分析到底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目的或犯意都是由自然人发起，单位犯罪的危害行为也是由自然人具体实施，惩罚单位犯罪其实实质是就是惩罚自然人犯罪。刑法上认定自然人犯罪要按照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即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主观上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同理，认定单位犯罪也要基于上述构成要件进行认定。但到底是单位犯罪还是自然人犯罪，仅仅从构成要件上未必能够区分开来，因为单位本身并不是真正有“意识的人”，单位的“主观意志”是依靠自然人的主观意志体现出来，在认定单位犯罪时必须要紧紧围绕单位犯罪的刑法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比如1999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第3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2003年最高院研究室《关于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内犯罪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答复》规定：“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你院高法[2003]30号《关于韩国注册企业在我国犯走私普通物品罪能否按照单位犯罪处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符合我国法人资格条件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在我国领域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应当按照我国《刑法》关于单位犯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外国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拟设立后在我国领域内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
既然法律上对于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必须严格按照刑法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不能将本来属于自然人犯罪的企业进行企业刑事合规，这样不但违背了企业刑事合规的初衷，而且为犯罪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
既然我国自然人犯罪和单位犯罪有明确的界限，开展企业刑事合规制度本来是为了挽救企业、为了响应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六稳”“六保”政策，绝对不能让别有用心的犯罪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检察机关在启动企业刑事合规时并不单单将涉案单位合规计划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审查即可，相反在受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后要认真审查，只有确定属于单位犯罪才能结合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企业刑事合规制度。
按照当前试点开展工作的情况看，涉案企业出具企业合规计划后交由第三方监管机构评估后，符合企业刑事合规要求的，可以对涉案企业不起诉。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双罚制，对涉案企业不起诉就意味着对犯罪单位的两类人不起诉。笔者建议，为了避免企业刑事合规制度被犯罪分子利用，可以尝试改变单位犯罪的惩罚模式，即对犯罪单位两类人是否起诉并不依据企业刑事合规报告，而是采取单独的调查程序。这样相当于将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追诉区分开来，只是在定罪上采取一致观点，在追究刑事责任上严格区分。这样可以避免对两类人的人身危险性及社会危害性评估不足，也能够防止犯罪分子利用单位犯罪逃避法律打击。
当然，为了避免企业在刑事合规过程中委曲求全、违心认罪，在企业刑事合规中也应该引进刑法上期待可能性原理、主观过错归责原则等为涉案企业出罪寻找更多的路径和借口，直接对涉案企业作出法定不起诉，进而为企业刑事合规提供多视角的路径和思路。
以上在厘清企业刑事合规中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区别之外，笔者认为对于企业刑事合规诉讼模式也有必要进行改造，这样不但可以彻底解放检察机关的手脚，而且可以减轻检察机关的责任、消除潜在的风险。
按照当前的试点，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刑事合规起主导作用，但检察机关的责任却远不是简单的主导，绝对不能改变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职责，所谓企业刑事合规只是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过程中一种处理方式而已。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76条和177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审查后依法对案件做出起诉或者不起诉决定，企业刑事合规只是一种特殊方式的不起诉。从目前试点情况上看，企业刑事合规后不起诉一般是按照酌定不起诉处理，当然有的学者建议对于企业刑事合规不起诉应该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而不宜采取酌定不起诉。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笔者普通主张应该扩大附条件不起诉的范围（毕竟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只是适用于未成年案件），应该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运用到企业刑事合规之中，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要比酌定不起诉更符合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内涵和要求。因为酌定不起诉后检察机关就没有继续对涉案企业考察的权力，而附条件不起诉要求在作出附条件不起诉之后，给予一定的考验期，如果在考验期内违反相关规定，则可以重新提起公诉。从法理上讲，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酌定不起诉后，就没有必要再规定附条件不起诉，但是因为酌定不起诉适用过程中太过谨慎，适用的比率低，故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而特意增加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282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规定的犯罪，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做出附条件的不起诉。”
其实按照上述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其适用条件太苛刻，不但要求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而且要求判处一年以下刑罚，还需要具有悔罪表现。所谓“悔罪表现”在实践中就是自愿认罪认罚，积极赔偿被害人损失及退赃、退赔等。当上述条件全部具备才可能做出附条件不起诉。按照当前司法改革趋势和刑事政策，既然要搞企业刑事合规，无形中就要加大对涉刑企业不起诉的力度和比例，那么酌定不起诉就应该得到大量应用。同时2021年4月份我国将“少捕慎诉慎押”司法理念正式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增加不起诉案件的比例势在必行，自然企业刑事合规就要大量运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但是按照酌定不起诉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作出酌定不起诉，也就没有权力继续对企业跟踪考察，那么企业到底是否真正按照合规计划规范经营，犯罪单位的两类人是否能够痛改前非等，这些问题往往无法进行评估和预测。这也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作出酌定不起诉最为顾虑的问题，再加上当前开展的政法教育整顿工作，一旦检察机关不起诉案件出现了问题，则案件就要接受复查。面对严峻的现实，检察机关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比率不高，检察机关不敢真正放开手脚去干。
故，笔者认为企业刑事合规更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更为适宜。鉴于目前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只是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故要改造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其改造为真正适合我国企业刑事合规现状的不起诉制度（比如将罪刑条件改为有期徒刑3年以下，将考验期延长至1到3年等），更好地实现我国企业刑事合规制度的目标，顺应我国保护民营企业产权的政策和背景！
同时，对企业刑事合规采取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检察机关享有考验期内的监督权，这样对企业真正按照企业刑事合规计划合法经营以及犯罪单位两类人彻底丧失人身危险性并遵守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都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然，这无形中又给检察机关增加了巨大的工作量，在当前刑事案件激增、司法资源相对于短缺的情况下，赋予检察机关如此神圣的职责，将是对检察队伍最严峻的考验！
李世清律师让思绪飞于释然厅
2021年12月20日20点50分
作者简介：李世清,中共党员，法学副教授，资深学院派刑辩律师。专注刑辩多年，研究刑事理论数载，办理刑事案件若干，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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