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民警”——“千里追逃”周引翔】
重庆之声1月18日讯 最美档案——
警龄：11年
警种：刑侦民警
警声：“我将打击犯罪融入生命，才能给百姓看得见的心安。”
侦破案件，他想尽办法，攻坚克难；缉拿嫌犯，他赶赴千里之外，义无反顾。怀着对警察职业的热爱，他用实际行动履行着人民警察的铮铮誓言。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触犯法律者，虽远必追！从警11年来，他从未停下追逃的脚步，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就是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歇台子派出所副所长——周引翔。
十年追逃
三年除夕都在大巴上度过
2017年1月27日，丁酉年除夕当天，时任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反侵财大队探长的周引翔，并没有与家人们团聚。而是在距重庆1500多公里的海南省澄迈县将抓捕的15名在逃嫌犯一一押送到大巴车上。“呲咔”随着车门关起，周引翔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春节，本是一个举国欢庆、阖家团圆的日子，为什么他却依旧执着于追逃呢？这还要从前一年说起。
2016年下半年，大队接到多起同类型诈骗报警，受害人均是在网上购买“游戏币”被骗，受骗金额在几百到一千元不等。接到报警的周引翔立即对这些案件进行并案侦查，通过调查发现，这些案件很可能系一大型诈骗团伙所为，团伙在网上通过售卖低价“游戏币”诈骗钱财，该团伙的窝点设在海南澄迈。
抓捕时机很快到来，临近2017年春节，周引翔带队前往海南，准备对该团伙实施抓捕。“春节归家团圆是中国人的传统，对嫌疑人也是一样，所以在春节期间进行抓捕的成功率最高”，周引翔说道。他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除夕当晚，警方就抓捕了该犯罪团伙成员15人，并将其一一抓捕回重庆。接下来的两年，周引翔依然向犯罪分子送上“新春问候”，其中包括一个作案千余起、涉案金额超100万、成员50余人的大型诈骗团伙被捣毁。而破案的代价则是三年的除夕夜，他都在大巴上度过。
“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我很愧疚。但是，为了更多的家庭能幸福，我必须将嫌疑人缉拿归案。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谈起这段因公忘私的经历，周引翔无怨无悔。
千里作战
途中上演浪漫婚礼
跨省作案是诈骗案件的一大特点，这也导致周引翔长期在外奔波，从2016年到2021年的五年间，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所在的部门也被分局同事们戏称为“旅游大队”。
2019年一月，九龙坡警方接到辖区居民李某报警，称有人忽悠自己办理信用卡，被诈骗五万余元。通过李某的信用卡快递地址，周引翔很快锁定了作案地点。
事不宜迟，周引翔立即带队奔赴湖北进行调查，通过初期调查得知，这是当地一个利用办理信用卡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所为，该团伙作案600起，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案情复杂，参与人员众多，这起案件很快引起上级部门高度重视，成为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
然而由于证据不足，警方暂时还不能对该团伙进行抓捕。为收集足够证据早日破案，周引翔和同事驻扎在湖北长达半年，期间不停地收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并调查诈骗团伙人员结构。
在长达半年的追逃期间，周引翔遇到了一件人生中的大事——他结婚了。“我跟妻子已经相恋多年，但是因为工作原因，导致婚礼一拖再拖，在外蹲守的半年，每天都很想她，这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不能再拖下去了！”在保证工作有条不紊推进的情况下，周引翔向队里请了假，回到重庆举行了婚礼。在陪伴妻子5天后，他又立即归队，继续执行任务。
在蹲守期间，他和同事们克服了上火、感冒、发烧、水土不服等困难，最终将该团伙的所有证据一一掌握，并最终在2019年7月集中收网，将该案成员全部抓获。
披星戴月、四处奔波，早已成为了周引翔的工作常态。在担任反侵财大队探长期间，他带头连续破获了十余起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为群众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
十年时光转瞬即逝，凭借着敢拼敢闯的勇气和踏实肯干的精神，让这位曾经的翩翩少年蜕变为一名稳重干练的成熟青年。他始终怀揣着对公安工作的无限热爱，对人民群众无比深厚的感情，用奋斗书写了对青春的最好注解。
迎难而上
从“千里追逃”转变到“关键帧”
300天，可以有多少变化？执法办案水平显著提高、民警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辖区群众的安全感直线上升……
这些看起来短期内很难实现的变化，在歇台子派出所及其辖区，却是实实在在完成了蜕变。追溯带来这些变化的“来源”，去年二月刚上任的派出所副所长周引翔，无疑是这场变化的“关键帧”。
周引翔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资料，一旁的小桌上则摆着牙刷、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在塞满卷宗的文件柜后，则铺着一张小床。“同事们都在奋战，我没有理由离开。”由于家离派出所路程较远，周引翔索性住进了所里，每周仅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回家换衣服、带娃。
此时的歇台子派出所正处于亟需转型的阶段，大量案件让派出所民警疲于奔命，导致案件破获效率低下。为此，他积极与每一位案侦民警进行谈心谈话，了解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同时，还“删繁就简”将原本的六个小组合理分配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探长带领，让每位民警在工作中都能发挥出自身长处，大大提高了派出所的办案效率，现在基本能实现一天结一案。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这件案子你应该从这个方向来办……”在采访的短短一个小时中，周引翔共接到十个电话，都是所里民警向他寻求帮助，在电话中，他会以自己丰富的办案经验以及对案件的深刻了解，为办案民警提供最快的侦破方向。
周引翔告诉记者，以前的工作是出差多，现在的工作是电话多，常常都是接完一个电话之后，发现又有两个未接来电。据他统计，平均每天都会接打50多个电话，为了能够早日破案，这样的“咨询热线”他都是来者不拒。
善于思考、敢于突破、注重实效，推己及人、推心置腹，让民警干得舒心、让队伍充满活力、让辖区满满安全感，这就是上任才300多天的“关键帧”副所长的从警担当！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重庆之声1月18日讯 最美档案——
警龄：11年
警种：刑侦民警
警声：“我将打击犯罪融入生命，才能给百姓看得见的心安。”
侦破案件，他想尽办法，攻坚克难；缉拿嫌犯，他赶赴千里之外，义无反顾。怀着对警察职业的热爱，他用实际行动履行着人民警察的铮铮誓言。他的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触犯法律者，虽远必追！从警11年来，他从未停下追逃的脚步，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他就是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歇台子派出所副所长——周引翔。
十年追逃
三年除夕都在大巴上度过
2017年1月27日，丁酉年除夕当天，时任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反侵财大队探长的周引翔，并没有与家人们团聚。而是在距重庆1500多公里的海南省澄迈县将抓捕的15名在逃嫌犯一一押送到大巴车上。“呲咔”随着车门关起，周引翔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春节，本是一个举国欢庆、阖家团圆的日子，为什么他却依旧执着于追逃呢？这还要从前一年说起。
2016年下半年，大队接到多起同类型诈骗报警，受害人均是在网上购买“游戏币”被骗，受骗金额在几百到一千元不等。接到报警的周引翔立即对这些案件进行并案侦查，通过调查发现，这些案件很可能系一大型诈骗团伙所为，团伙在网上通过售卖低价“游戏币”诈骗钱财，该团伙的窝点设在海南澄迈。
抓捕时机很快到来，临近2017年春节，周引翔带队前往海南，准备对该团伙实施抓捕。“春节归家团圆是中国人的传统，对嫌疑人也是一样，所以在春节期间进行抓捕的成功率最高”，周引翔说道。他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除夕当晚，警方就抓捕了该犯罪团伙成员15人，并将其一一抓捕回重庆。接下来的两年，周引翔依然向犯罪分子送上“新春问候”，其中包括一个作案千余起、涉案金额超100万、成员50余人的大型诈骗团伙被捣毁。而破案的代价则是三年的除夕夜，他都在大巴上度过。
“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我很愧疚。但是，为了更多的家庭能幸福，我必须将嫌疑人缉拿归案。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谈起这段因公忘私的经历，周引翔无怨无悔。
千里作战
途中上演浪漫婚礼
跨省作案是诈骗案件的一大特点，这也导致周引翔长期在外奔波，从2016年到2021年的五年间，他的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他所在的部门也被分局同事们戏称为“旅游大队”。
2019年一月，九龙坡警方接到辖区居民李某报警，称有人忽悠自己办理信用卡，被诈骗五万余元。通过李某的信用卡快递地址，周引翔很快锁定了作案地点。
事不宜迟，周引翔立即带队奔赴湖北进行调查，通过初期调查得知，这是当地一个利用办理信用卡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所为，该团伙作案600起，涉案金额高达1000余万，案情复杂，参与人员众多，这起案件很快引起上级部门高度重视，成为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
然而由于证据不足，警方暂时还不能对该团伙进行抓捕。为收集足够证据早日破案，周引翔和同事驻扎在湖北长达半年，期间不停地收集该团伙的犯罪证据，并调查诈骗团伙人员结构。
在长达半年的追逃期间，周引翔遇到了一件人生中的大事——他结婚了。“我跟妻子已经相恋多年，但是因为工作原因，导致婚礼一拖再拖，在外蹲守的半年，每天都很想她，这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不能再拖下去了！”在保证工作有条不紊推进的情况下，周引翔向队里请了假，回到重庆举行了婚礼。在陪伴妻子5天后，他又立即归队，继续执行任务。
在蹲守期间，他和同事们克服了上火、感冒、发烧、水土不服等困难，最终将该团伙的所有证据一一掌握，并最终在2019年7月集中收网，将该案成员全部抓获。
披星戴月、四处奔波，早已成为了周引翔的工作常态。在担任反侵财大队探长期间，他带头连续破获了十余起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为群众挽回损失1000多万元。
十年时光转瞬即逝，凭借着敢拼敢闯的勇气和踏实肯干的精神，让这位曾经的翩翩少年蜕变为一名稳重干练的成熟青年。他始终怀揣着对公安工作的无限热爱，对人民群众无比深厚的感情，用奋斗书写了对青春的最好注解。
迎难而上
从“千里追逃”转变到“关键帧”
300天，可以有多少变化？执法办案水平显著提高、民警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辖区群众的安全感直线上升……
这些看起来短期内很难实现的变化，在歇台子派出所及其辖区，却是实实在在完成了蜕变。追溯带来这些变化的“来源”，去年二月刚上任的派出所副所长周引翔，无疑是这场变化的“关键帧”。
周引翔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资料，一旁的小桌上则摆着牙刷、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在塞满卷宗的文件柜后，则铺着一张小床。“同事们都在奋战，我没有理由离开。”由于家离派出所路程较远，周引翔索性住进了所里，每周仅有一天的休息时间回家换衣服、带娃。
此时的歇台子派出所正处于亟需转型的阶段，大量案件让派出所民警疲于奔命，导致案件破获效率低下。为此，他积极与每一位案侦民警进行谈心谈话，了解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同时，还“删繁就简”将原本的六个小组合理分配为三个小组，每个小组由一名探长带领，让每位民警在工作中都能发挥出自身长处，大大提高了派出所的办案效率，现在基本能实现一天结一案。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喂，这件案子你应该从这个方向来办……”在采访的短短一个小时中，周引翔共接到十个电话，都是所里民警向他寻求帮助，在电话中，他会以自己丰富的办案经验以及对案件的深刻了解，为办案民警提供最快的侦破方向。
周引翔告诉记者，以前的工作是出差多，现在的工作是电话多，常常都是接完一个电话之后，发现又有两个未接来电。据他统计，平均每天都会接打50多个电话，为了能够早日破案，这样的“咨询热线”他都是来者不拒。
善于思考、敢于突破、注重实效，推己及人、推心置腹，让民警干得舒心、让队伍充满活力、让辖区满满安全感，这就是上任才300多天的“关键帧”副所长的从警担当！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官方回应四川不能自家杀年猪#】“就这样吧。”近日，巴中市通江县泥溪镇大柏树村屠宰户杨波，封存了自家的杀猪刀。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相关链接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数百公里之外，等不到屠宰生猪定点屠宰许可证的徐忠云，也开始遣返员工。徐忠云的身份，是凉山州金阳县生猪屠宰场法人。
8月，新修订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这也被认为是史上“最严”的生猪屠宰条例：明确了建立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信用档案，并明确进入市场流通的猪肉必须在证件齐全的定点屠宰场点完成屠宰。而杨波和徐中云的屠宰场点，均未能取得全部证件。
业内人士看来，这无疑是对小型屠宰场点命运的“最后裁决”。实际上，结合疫情防控和环保要求等，目前四川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仅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如此大规模的压缩，不仅对生猪第一大省——四川的屠宰产业格局影响深远，也可能对群众的饮食习惯产生影响。
压减小型屠宰场点的背景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条例》实施后，2个多月来，不少网友通过四川日报全媒体问政四川平台和民情热线（028-86968696）发出疑问，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2020年1月18日，泸州市江阳区分水岭镇董允坝蔬式生活广场举办的一场年猪宴。（资料图 摄影：刘学懿）
年猪还能不能杀？
“我们还能不能杀年猪自己吃？”“还能不能杀猪到场镇上卖？”“年猪宴还能搞吗？”……这是《条例》实施后，“前屠户”们和一些群众最大的疑惑。
“前屠户”杨波说，离自家村庄最近的定点屠宰场，远在上百公里外的通江县城。只有在那里，养殖户们才能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也正是因为距离远，不少周边村社的乡亲在遇到红白喜事杀猪或者杀年猪时，仍然请杨波操刀——他自小跟着父亲杀猪，练就了一身手艺，“往年杀的年猪吃不完，还能在周边去卖。”
2015年1月，位于丹棱县杨场镇狮子村4组定点屠宰场的彭师傅在忙着“开边”。（资料图 摄影 视觉四川 刘敬宗）
年猪宴还能继续办吗？
同样困惑的，还有苍溪县农家乐业主赵元。往年，杀年猪和举办年猪宴、年猪节，是他家农家乐创收来源之一。赵元说，自己在2018年和2017年的春节，最多时候一天杀过五头年猪，能置办上百桌宴席。眼下《条例》的实施，让这项创收活动前景变得扑朔迷离。
那么，杀年猪、年猪宴等还能继续吗？
“这的确是灰色地带。”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条例》，群众或养殖户的自养自食不受限制。
四川省畜牧业协会相关负责人坦言，从《条例》来看，杀年猪用于自己食用合乎相关规定。但如要上市销售的猪肉或相关制品（含菜肴），销售方必须到定点屠宰场点完成检验检疫和屠宰才能进入流通环节。照此规定，年猪宴举行之前，农家乐等业主应将生猪送至指定屠宰场点检验检疫或完成屠宰。
2014年8月29日17点，在雷波县天缘定点屠宰场，穿着工作服的检疫员手脚麻利地进行检疫。（资料图 摄影 吴梦琳）
卖猪杀猪吃肉成本提升怎么办？
不过，相较于杀年猪面临着取消，村民们卖猪杀猪吃肉成本增加所波及的范围更广。
“太远了，我们不想去（收）。”近日，达州万源市猪贩刘立本谢绝了几位养殖户和肉贩子的邀请。在国庆节前后的消费旺季，刘立本不愿意“接单”的原因很简单：对方所在的乡镇距离有资质的屠宰点太远，往返的成本太高，“跑一趟好几个小时，挣得还不多，不如就做县城这一块的生意。”
有多高？
杨波给出的数据更为直白：此前，运到场镇上屠宰便可就地销售，两头猪的运费最多50元。但眼下运到县城附近的定点屠宰场，运费则要300元，“到最后，还是要买肉的老百姓自己分摊。”杨波介绍，眼下附近场镇的肉价，每斤高于县城及县城临近场镇1-2元。
很多乡镇的小型屠宰点被取消了，谁来填补这个空白？提升的屠宰成本如何控制？记者采访中，不少基层群众和业内人士都有这样的疑惑。
重建新的农村屠宰网点，能否引导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
“这其实是一次行业转型，希望和出路应该在规模企业上。”谈到眼下群众所反映出的困惑，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并非无的放矢——今年以来，在越发严格的管理制度下，小型屠宰场点不断退出之际，大型企业开始大举进场。
江油市华丰肉联厂机械化屠宰生产车间内屠宰现场（资料图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今年，四川德康农牧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宜宾市、眉山市分别计划布局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00万头。而另一家上市公司龙大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公司与成都佳享食品有限公司携手，在成都蒲江县布局生猪屠宰产能。
实力相对雄厚的大型屠宰企业，成了重建乡镇生猪和猪肉屠宰销售网点的希望。
业内看来，除开拥有“不受限制”的运营资质外，大企业可以通过布局连锁销售、下沉冷藏库点等形式，附带配套生猪收储、屠宰网点。而与传统的小屠宰场比，这些网点最大的特征将是标准化运行。“当然，也要精心选址，以降低运行维护的成本。”四川农业大学教授李学伟介绍，只要区域内的潜在消费者能够达到一定数量，大企业自然就有布局的动力。只是，这还需要跨越规划缺位、驱动政策不足等门槛。
“我们是想把触角向下延伸，但不知道布局在哪里好。”川内某大型屠宰企业负责人呼吁，业务主管部门应尽快依据养殖产能和居民点分布，合理规划生猪收储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为企业布局提供依据。
此外，不少企业则提到：与大中城市相比，布局乡镇屠宰和猪肉销售网点，利润空间不大。在没有对应的奖补政策前提下，大型企业向乡镇（特别是偏远乡镇）进军的意愿并不高。
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
对此，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四川正在梳理现有定点屠宰点位布局，力求尽可能找出屠宰点位覆盖的盲区和边远区域，进而编制解决方案。而至于是否鼓励巨头企业“下乡杀猪”，前述负责人表示，将会根据相关情况演变而定，政策还在拟定中。
新闻多一点
四川屠宰点大规模压减的背后故事
“其实大家心里应该有准备，因为整个过程持续七年多了。”四川省畜牧兽医局副调研员朱磊介绍，过去多年，从中央到省上，一直在压减小型屠宰点的数量。
从2014年起，四川开始对屠宰点清理整顿、整合重组。根据相关统计分析，这一年，四川尚有在册生猪定点屠宰场点2816家。
“主要出发点是保障卫生水平和猪肉产品安全。”巴中市农业农村局总畜牧师苟斌才回忆，村镇一级的屠宰场点规模普遍偏小、卫生和检验检疫等设施投入有限，因此整改的方向就是对小型定点屠宰场点和私自宰杀场点的取缔退出。
2016年起，这样的清理整顿和整合重组，并先后加入了环保和疫情防控两个元素。
“过去杀了猪，都是拿着自来水管冲一遍地。”资阳市安岳县屠宰户周大杰回忆，2016年前后的省级和中央环保督察中，自家的屠宰点因为无法解决污水处理问题而关门。2016年，全省累计取缔关闭不合格屠宰点1160个，取缔关闭率达39%。
非洲猪瘟疫情传入，则给了剩下一部分小型屠宰场点最后一击。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李宗林说，感染非洲猪瘟后，生猪的致死率为100%，应对当年的非洲猪瘟疫情，强化生猪屠宰点的管控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将四川列为全国压减小型生猪屠宰场点的15个重点省（直辖市、自治区）之一，并派出专家组来川逐县开展复核小型屠宰场点退出情况。
结合疫情防控要求等，四川于去年再压减小型屠宰点180余个，目前全省开门营业的生猪屠宰点还有780余个，比2014年前后减少了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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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体现“最严格的监管”要求
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7月23日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公布，此次条例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施行以后能更有效保障“舌尖上的安全”。
条例此次修订体现了“最严格的监管”要求，在五大制度方面有所体现：一是生猪进厂查验制度；二是屠宰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制度；三是生猪产品的出厂记录制度；四是问题生猪产品的召回制度；五是风险监测制度。
你家杀年猪吗？（四川日报微信公众号）
【这个派出所社区民警为百余名空巢老人建起健康档案】
重庆之声9月6日讯 “小韩你今天又来了呀，怎么还有医生啊？”上周五，重庆市九龙坡区杨渡一村的独居老人周婆婆打开家门，民警韩海生的造访不令她意外，这位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九龙派出所的“韩户籍”和社区们的老年人已经是老朋友了，几乎每周都会来跟叔叔阿姨们聊聊天，意外的是跟韩海生一起到来的，还有九龙坡区中医院的医护人员，派出所邀请医生上门为空巢老人进行义诊——韩海生一边熟悉血压计等医疗器械的使用方法，一边记录辖区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他要完成一本健康档案，专门针对辖区上百名空巢老人的档案。
新接手的社区，空巢老人超百名
2021年1月1日，因九龙坡区行政区划调整，杨渡路社区成为九龙派出所辖区。警区负责人韩海生之前在水碾社区工作，那个社区和九龙派出所其他辖区一样，建成较早，已经不太“入时”，被称为是主城核心区里的一片“飞地”。可水碾的老旧小区再多，也基本上是2000年左右开发的小区，杨渡路社区显然更有历史感。下社区的第一天，从派出所出发，刚走进九建支路，在老旧社区工作多年的“韩户籍”就吃了一惊，九建家属区的5栋老楼竟然全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建筑！老厂区的格局、具有年代感的楼梯间花窗、除了石桌石凳没有其他配套设施……这样的小区恐怕大多数“00后”都没见过。“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已经是整个杨渡路社区最新的一片建筑了。”
谁住在这些地方？数据说话，居住在杨渡路社区的3600名实有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二年龄都在60岁以上，而7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超过百名！
民警就是老人的“菜篮子”
子女不在身边、有的甚至还是独居，老人们住在这样的老旧小区方便吗？
当然会有各种具体的生活不便，比如九建老员工马爷爷和刘奶奶。在走访到马爷爷家时，韩海生和老两口相谈甚欢，“平时都和老邻居们一起玩，年轻人来了是有生气许多。”临走时，韩海生照例问了问他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困难。刘奶奶想了很久，“我没有什么困难，唯一有一点希望，就是解决下吃饭的困难。”原来，马爷爷因为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影响，视力极差，几乎看不见，基本上无法外出，刘奶奶身体倒还不错，但毕竟也是80岁的老人，上下五楼去一公里外的农贸市场买菜，长此以往也吃不消，何况刘奶奶去买菜时，也不放心马爷爷一个人在家。
韩海生一开始的想法，是让老人们到九建食堂打饭吃，老两口都是该公司老员工，这事情好协调。可吃了几天下来，老两口有点受不了，原来，50年前，马爷爷和刘奶奶因为支援三线建设来渝，他们本是华东沿海一带的人，口味比较清淡，上了年纪后更是吃不了重油盐、多辣椒的食物，食堂菜难以兼顾到他们的口味。
坚持每周探望空巢老人的韩海生第二个星期就了解到了这件事，看样子，还是得刘奶奶亲自下厨才行，他要帮忙解决的，是老人买菜的困难。从此开始，每到周中，韩海生就会给刘奶奶打电话，询问老两口有没有买菜的需要，需要哪些菜，他来社区时就在菜市场顺手买过来，“老年人食量不大，因此我买一次菜能吃好几天，老人的女儿只是不在这边住，有空也会过来，所以我这个‘买菜员’倒也不怎么累，从天气热起来到现在，也就是帮他们买了三五回菜，都是分内的小事情。”韩海生说道，得益于警务机制改革，九龙坡的社区民警每天的工作场景就是在社区里，在社区里解决群众的困难，自己只是举手之劳，可对于行动不便、无人照料的老人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便民之举。
他给空巢老人建起健康档案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片老旧社区的生活或许并不方便，可在这里住了3、40年，老居民也舍不得搬走。马爷爷的女儿不止一次劝父母搬到自己的小区一起住，可劝过多少次，刘奶奶就拒绝过多少次，“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有感情了，身边都是几十年的好朋友，老年人在一起，最不缺说话的伴儿。”马大姐说，去年初因为疫情，老两口在自己家里住了几个月，可疫情稍有稳定，父母马上就搬回了九建家属区，“还是这里舒服。”韩海生对此也有体会，他是湖南人，父母来重庆看他总是待不久，“你们城里的高楼像鸟笼子一样，哪有老家住起舒服啊？”
也许是这种慢生活方式，老人们生活规律、心情也好，韩海生接手社区后倒也没听说过有什么突发的健康问题，“叔叔嬢嬢们确实身体硬朗，可谁不怕个万一啊？年龄摆在那里，哪怕就是在家里一点小磕碰，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韩海生在社区里做过一个测试，询问每一位老人，如果遇到突发疾病或者受伤，第一时间给谁打电话？得到的答案让他有点担心，打给子女或是打给民警几乎各占一半，记得给120打电话的微乎其微。“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警察，老人们才这么跟我说，但是在工作事件中，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去年还在水碾社区工作时，韩海生就接过一次警，一名老人在晒太阳时突然晕倒，到达现场后，民警用自己的急救知识让老人恢复了意识，建议“救护车来后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可这时一旁报警求助的老邻居才说，当时情况紧急，只想到报警，没有通知医生。
这件事对韩海生触动很大，当时恰好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把老人救了过来，可要是有更复杂的情况怎么办？韩海生想，既然群众信任民警，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民警，那么民警就不能辜负这样的信任——7月起，他开始着手做一件事情。
住在杨渡一村的罗婆婆发现，这个常来看她的年轻人这次带来一个大本子，翻到写有罗婆婆名字的一页，韩海生已经将老人的基本信息填充得十分详细，这次上门入户，是要把罗婆婆的健康情况做一个摸底。“从是否有基础性疾病，患病好多年，到近期身体有无异常感受，急救时需要吃一些什么药品，这些我都要登记下来。”韩海生说，登记完成后，自己要制作成电子档案，存在手机里，一旦出现意外情况，自己接到群众报警后，可以第一时间做好准备，到了现场如何应对、给老人吃什么药，“即使是通过我们民警拨打120，也可以将信息告知医生，提高急救的针对性和效率。”
目前，韩海生的健康档案已经完成了60余份，还在加紧走访、不断完善中。说起来，100多份的工作量不算大，但他知道，一定要尽快搞好。“目前这个健康档案还没有派上用场，我们也希望它永远没有‘用武之地’。”派出所所长魏敏如是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旦这些空巢老人突然发病，子女不在身边，身旁也是老年人没办法处置，我们社区警务站的民警就是离他们最近的‘亲人’，如果因为不了解‘亲人’的身体状况而延误了治疗，那我们会有多后悔？”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重庆之声9月6日讯 “小韩你今天又来了呀，怎么还有医生啊？”上周五，重庆市九龙坡区杨渡一村的独居老人周婆婆打开家门，民警韩海生的造访不令她意外，这位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九龙派出所的“韩户籍”和社区们的老年人已经是老朋友了，几乎每周都会来跟叔叔阿姨们聊聊天，意外的是跟韩海生一起到来的，还有九龙坡区中医院的医护人员，派出所邀请医生上门为空巢老人进行义诊——韩海生一边熟悉血压计等医疗器械的使用方法，一边记录辖区空巢老人的健康状况，他要完成一本健康档案，专门针对辖区上百名空巢老人的档案。
新接手的社区，空巢老人超百名
2021年1月1日，因九龙坡区行政区划调整，杨渡路社区成为九龙派出所辖区。警区负责人韩海生之前在水碾社区工作，那个社区和九龙派出所其他辖区一样，建成较早，已经不太“入时”，被称为是主城核心区里的一片“飞地”。可水碾的老旧小区再多，也基本上是2000年左右开发的小区，杨渡路社区显然更有历史感。下社区的第一天，从派出所出发，刚走进九建支路，在老旧社区工作多年的“韩户籍”就吃了一惊，九建家属区的5栋老楼竟然全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建筑！老厂区的格局、具有年代感的楼梯间花窗、除了石桌石凳没有其他配套设施……这样的小区恐怕大多数“00后”都没见过。“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已经是整个杨渡路社区最新的一片建筑了。”
谁住在这些地方？数据说话，居住在杨渡路社区的3600名实有人口中，超过三分之二年龄都在60岁以上，而7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超过百名！
民警就是老人的“菜篮子”
子女不在身边、有的甚至还是独居，老人们住在这样的老旧小区方便吗？
当然会有各种具体的生活不便，比如九建老员工马爷爷和刘奶奶。在走访到马爷爷家时，韩海生和老两口相谈甚欢，“平时都和老邻居们一起玩，年轻人来了是有生气许多。”临走时，韩海生照例问了问他们，生活中有没有什么困难。刘奶奶想了很久，“我没有什么困难，唯一有一点希望，就是解决下吃饭的困难。”原来，马爷爷因为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影响，视力极差，几乎看不见，基本上无法外出，刘奶奶身体倒还不错，但毕竟也是80岁的老人，上下五楼去一公里外的农贸市场买菜，长此以往也吃不消，何况刘奶奶去买菜时，也不放心马爷爷一个人在家。
韩海生一开始的想法，是让老人们到九建食堂打饭吃，老两口都是该公司老员工，这事情好协调。可吃了几天下来，老两口有点受不了，原来，50年前，马爷爷和刘奶奶因为支援三线建设来渝，他们本是华东沿海一带的人，口味比较清淡，上了年纪后更是吃不了重油盐、多辣椒的食物，食堂菜难以兼顾到他们的口味。
坚持每周探望空巢老人的韩海生第二个星期就了解到了这件事，看样子，还是得刘奶奶亲自下厨才行，他要帮忙解决的，是老人买菜的困难。从此开始，每到周中，韩海生就会给刘奶奶打电话，询问老两口有没有买菜的需要，需要哪些菜，他来社区时就在菜市场顺手买过来，“老年人食量不大，因此我买一次菜能吃好几天，老人的女儿只是不在这边住，有空也会过来，所以我这个‘买菜员’倒也不怎么累，从天气热起来到现在，也就是帮他们买了三五回菜，都是分内的小事情。”韩海生说道，得益于警务机制改革，九龙坡的社区民警每天的工作场景就是在社区里，在社区里解决群众的困难，自己只是举手之劳，可对于行动不便、无人照料的老人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便民之举。
他给空巢老人建起健康档案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片老旧社区的生活或许并不方便，可在这里住了3、40年，老居民也舍不得搬走。马爷爷的女儿不止一次劝父母搬到自己的小区一起住，可劝过多少次，刘奶奶就拒绝过多少次，“在一个地方住久了，有感情了，身边都是几十年的好朋友，老年人在一起，最不缺说话的伴儿。”马大姐说，去年初因为疫情，老两口在自己家里住了几个月，可疫情稍有稳定，父母马上就搬回了九建家属区，“还是这里舒服。”韩海生对此也有体会，他是湖南人，父母来重庆看他总是待不久，“你们城里的高楼像鸟笼子一样，哪有老家住起舒服啊？”
也许是这种慢生活方式，老人们生活规律、心情也好，韩海生接手社区后倒也没听说过有什么突发的健康问题，“叔叔嬢嬢们确实身体硬朗，可谁不怕个万一啊？年龄摆在那里，哪怕就是在家里一点小磕碰，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韩海生在社区里做过一个测试，询问每一位老人，如果遇到突发疾病或者受伤，第一时间给谁打电话？得到的答案让他有点担心，打给子女或是打给民警几乎各占一半，记得给120打电话的微乎其微。“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警察，老人们才这么跟我说，但是在工作事件中，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去年还在水碾社区工作时，韩海生就接过一次警，一名老人在晒太阳时突然晕倒，到达现场后，民警用自己的急救知识让老人恢复了意识，建议“救护车来后到医院进一步检查”，可这时一旁报警求助的老邻居才说，当时情况紧急，只想到报警，没有通知医生。
这件事对韩海生触动很大，当时恰好通过自己掌握的知识把老人救了过来，可要是有更复杂的情况怎么办？韩海生想，既然群众信任民警，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民警，那么民警就不能辜负这样的信任——7月起，他开始着手做一件事情。
住在杨渡一村的罗婆婆发现，这个常来看她的年轻人这次带来一个大本子，翻到写有罗婆婆名字的一页，韩海生已经将老人的基本信息填充得十分详细，这次上门入户，是要把罗婆婆的健康情况做一个摸底。“从是否有基础性疾病，患病好多年，到近期身体有无异常感受，急救时需要吃一些什么药品，这些我都要登记下来。”韩海生说，登记完成后，自己要制作成电子档案，存在手机里，一旦出现意外情况，自己接到群众报警后，可以第一时间做好准备，到了现场如何应对、给老人吃什么药，“即使是通过我们民警拨打120，也可以将信息告知医生，提高急救的针对性和效率。”
目前，韩海生的健康档案已经完成了60余份，还在加紧走访、不断完善中。说起来，100多份的工作量不算大，但他知道，一定要尽快搞好。“目前这个健康档案还没有派上用场，我们也希望它永远没有‘用武之地’。”派出所所长魏敏如是说：“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旦这些空巢老人突然发病，子女不在身边，身旁也是老年人没办法处置，我们社区警务站的民警就是离他们最近的‘亲人’，如果因为不了解‘亲人’的身体状况而延误了治疗，那我们会有多后悔？”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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