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画德兴】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德兴# 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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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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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通行线·铁路#【珠机城际铁路金海特大桥最长最重钢箱梁完成架设】9月1日上午，随着3600吨的“大桥海鸥号”浮吊缓慢松钩，重达2600吨的钢箱梁精确就位于30号和31号桥墩上，世界最宽公铁同层多塔斜拉桥——珠机城际铁路金海特大桥最长最重的钢箱梁成功吊装到位，顺利完成了鹤洲侧首孔钢箱梁架设任务。
此段钢箱梁长达80.25米，宽50.2米，高4.7米，面积约4028平方米。所有钢箱梁都采用工厂整体制造方式进行加工，有利于缩短工期，减少现场焊接、栓接等工作量。大桥鹤洲侧水域属于浅滩，必须对作业范围进行清淤，且桥址区还有石油管道下穿，限制了浮吊抛锚和运输船就位，只能利用高潮位时通过石油管道区域，低平潮时起吊钢箱梁。整个施工过程难度大、耗时长，从船舶就位、吊具安装到起吊拖带、绞锚就位等工序持续时间长达36个小时。
施工中采用的“大桥海鸥号”浮吊，是我国自主打造的目前国内起重量最大、起升高度最高的双臂起重船。金海特大桥钢箱梁大节段顺利完成安装，展现了“大国重器”能力，提高了效率，确保了安全和质量。
（图源：广东铁投社交媒体）
#交通有多凡尔赛#
此段钢箱梁长达80.25米，宽50.2米，高4.7米，面积约4028平方米。所有钢箱梁都采用工厂整体制造方式进行加工，有利于缩短工期，减少现场焊接、栓接等工作量。大桥鹤洲侧水域属于浅滩，必须对作业范围进行清淤，且桥址区还有石油管道下穿，限制了浮吊抛锚和运输船就位，只能利用高潮位时通过石油管道区域，低平潮时起吊钢箱梁。整个施工过程难度大、耗时长，从船舶就位、吊具安装到起吊拖带、绞锚就位等工序持续时间长达36个小时。
施工中采用的“大桥海鸥号”浮吊，是我国自主打造的目前国内起重量最大、起升高度最高的双臂起重船。金海特大桥钢箱梁大节段顺利完成安装，展现了“大国重器”能力，提高了效率，确保了安全和质量。
（图源：广东铁投社交媒体）
#交通有多凡尔赛#
《澳门文献信息学刊》总第二〇七期，邓骏捷主编
2011年5月，蒙北大教授潘建国之邀，我前往澳门参加目录版本学会议，得以结识会议的主办人邓骏捷先生，自此之后，每过半年，我都会收到这份学术含量很高的刊物。然我却未对该刊做出任何贡献，故每接此刊，我在感念邓先生情谊之时，也会有惭愧之感。该刊每期都会刊出澳门文献信息学会活动报道，让我能了解到邓先生仍然在努力的经营着目录版本研究之业，同时也让我回忆起当年在澳门时受到他以及副主编杨开荆女史热情招待的场景。
本期所收文章依然涉及到了文史专业的方方面面，但以我狭窄的视角，我更关注版本方面新的研究成果，而该刊的第一篇乃是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陈东辉教授所撰《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若干思考》一文。该文为本期最长的一篇，可见陈教授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做了系统的研究，拜读此文，可以看到他已经关注到了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关的各类古今文献。
关于《四库全书》七阁，北四阁的情况容易说得清楚，因为其每一阁都钤盖着不同的阁宝，而南三阁则不同，这三阁所钤之印完全相同，而三阁在战火中两阁全毁、一阁半毁，半毁者即是文澜阁。而后经过当地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的努力，找到一些该阁原物所缺部分进行了补抄，后来的管理者以接力棒的形式继续着该刊的补抄过程。在正常的思维中，会认为补抄之物当然不如原装好，但有些学者却有着相反的见解，陈东辉在文中就引用了黄爱平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的所言：
文澜阁《四库全书》作为江浙三阁全书中唯一幸存的一部书籍，其原钞本固足珍贵，补钞本也同样不可忽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因补抄而变得与他本不同，这个视角的确独特，而顾志兴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一文中称：
就版本角度说，即有原钞、丁钞、钱钞、张钞四个版本，是部名副其实的‘百衲本’。可是，正因为此，文澜阁库书便有了独特的价值。从版本的角度说，优于现存之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堪称举世无双、文澜独一。
陈东辉在以上两段引文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事实上，因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本所据多为足本、善本，故其版本价值往往高于原写本。
这样的结论是我以往不能接受者。站在收藏角度，原装原函之书最能体现古籍善本的三性之一――历史文物性，而补抄之物会大大降低其文物性，所以以上几位专家论述基本上是站在学术资料性而言者。比如陈东辉在文中摘引了邓子勉所撰《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中的所言：
如同其他书一样，这些词集所据与原四库本所据是不同的，就已知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词集而言，所据多为毛晋刻本，而丁氏补钞文澜阁本，广采藏书名家所有，其间所据词集，为善本者也应不少，如瞿氏恬裕斋、朱氏结一庐、陆氏皕宋楼等，都是富藏词集珍本的。周泳先辑《唐宋金元词钩沉》，自文澜阁藏库本宋元人别集中所见的就有不少与文渊阁库本所收有不同。丁氏藏善本词集多为钞本，且丰富多样，其所补钞文澜阁库本词集应有不少采自所藏，与文渊阁等库本主要采录毛晋刻词集的单一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就内容而言，这样的论述当然很正确。但《四库全书》在编纂之时就只重内容，并且在著录时，基本上只是说该书的底本采自哪里，并没有谈到所用之书的具体版本，故而《四库全书》本历来不被版本学家所重视。该书的名气主要在于它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其整体性具有很强的文物价值，但从使用的角度而言，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删改，故无法做为校勘典籍的底本，因此说，拿后世所见的版本来比勘《四库全书》所抄之本，显然没有可比拟性。
《四库全书》编于两百年前，而在此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当时没有看到的更善之本，所以《四库全书》所用底本也确实并非都是那个时代的最佳之本。然而弘历编纂该书的目的，乃是为了保留一部那个时代所认为最好的文献，当然，其所用文献不能够影响到他的统治，所以要做一些删改与撤毁。即便撇开这个不谈，弘历编纂《四库全书》也并不是为了汇集那个时代最好的善本，如果是这样考量的话，那他没有必要编这部大书，只要动用国家之力，将这些底本经过挑选后留下最好的善本，而后花钱买下，就可以建成一座那个时代最大的善本书藏书楼。
读完这篇文章，可以感觉到陈东辉先生的视野十分开阔，因为他下气力查看了国内几乎所有藏《四库全书》零本之处，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市面上出现的《四库全书》零本，当然他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在文澜阁零本方面。而其在文中还提到了我在公微号中的所言：
而文宗、文汇、文澜等南三阁《四库全书》，每册卷首均钤盖“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大方印，卷末都盖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小方印，并且采用同样的纸张，开本大小也一致。因此，对于一些新发现的面三阁《四库全书》之残本，要进一步确定究为其中哪一阁的本子，往往难度较大，相关专家有时也无法辨别。因此，当代著名藏书家韦力在其微信公众号“芷兰斋”之“2016春泰和嘉成古籍拍卖综述”一文中，所提到的“这10册《明文海》究属南三阁中的哪一阁，则无法断定”，是有其道理的。
由此可见，陈东辉先生为了研究文澜阁确实巨细无遗地搜集到了方方面面的资料，而通过他文中的征引，也使我了解到许多未曾留意到的研究成果，而这也正是我得到本刊后所得到的收益。当然，这本刊物内还有多篇文章为我所喜爱，然限于篇幅，只是无法一一道及。
2011年5月，蒙北大教授潘建国之邀，我前往澳门参加目录版本学会议，得以结识会议的主办人邓骏捷先生，自此之后，每过半年，我都会收到这份学术含量很高的刊物。然我却未对该刊做出任何贡献，故每接此刊，我在感念邓先生情谊之时，也会有惭愧之感。该刊每期都会刊出澳门文献信息学会活动报道，让我能了解到邓先生仍然在努力的经营着目录版本研究之业，同时也让我回忆起当年在澳门时受到他以及副主编杨开荆女史热情招待的场景。
本期所收文章依然涉及到了文史专业的方方面面，但以我狭窄的视角，我更关注版本方面新的研究成果，而该刊的第一篇乃是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陈东辉教授所撰《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若干思考》一文。该文为本期最长的一篇，可见陈教授对文澜阁《四库全书》做了系统的研究，拜读此文，可以看到他已经关注到了与文澜阁《四库全书》有关的各类古今文献。
关于《四库全书》七阁，北四阁的情况容易说得清楚，因为其每一阁都钤盖着不同的阁宝，而南三阁则不同，这三阁所钤之印完全相同，而三阁在战火中两阁全毁、一阁半毁，半毁者即是文澜阁。而后经过当地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的努力，找到一些该阁原物所缺部分进行了补抄，后来的管理者以接力棒的形式继续着该刊的补抄过程。在正常的思维中，会认为补抄之物当然不如原装好，但有些学者却有着相反的见解，陈东辉在文中就引用了黄爱平在《四库全书纂修研究》中的所言：
文澜阁《四库全书》作为江浙三阁全书中唯一幸存的一部书籍，其原钞本固足珍贵，补钞本也同样不可忽视，它们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
因补抄而变得与他本不同，这个视角的确独特，而顾志兴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文澜阁与四库全书》一文中称：
就版本角度说，即有原钞、丁钞、钱钞、张钞四个版本，是部名副其实的‘百衲本’。可是，正因为此，文澜阁库书便有了独特的价值。从版本的角度说，优于现存之文渊阁本、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堪称举世无双、文澜独一。
陈东辉在以上两段引文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
事实上，因文澜阁《四库全书》补钞本所据多为足本、善本，故其版本价值往往高于原写本。
这样的结论是我以往不能接受者。站在收藏角度，原装原函之书最能体现古籍善本的三性之一――历史文物性，而补抄之物会大大降低其文物性，所以以上几位专家论述基本上是站在学术资料性而言者。比如陈东辉在文中摘引了邓子勉所撰《宋金元词籍文献研究》中的所言：
如同其他书一样，这些词集所据与原四库本所据是不同的，就已知的文渊阁《四库全书》词集而言，所据多为毛晋刻本，而丁氏补钞文澜阁本，广采藏书名家所有，其间所据词集，为善本者也应不少，如瞿氏恬裕斋、朱氏结一庐、陆氏皕宋楼等，都是富藏词集珍本的。周泳先辑《唐宋金元词钩沉》，自文澜阁藏库本宋元人别集中所见的就有不少与文渊阁库本所收有不同。丁氏藏善本词集多为钞本，且丰富多样，其所补钞文澜阁库本词集应有不少采自所藏，与文渊阁等库本主要采录毛晋刻词集的单一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就内容而言，这样的论述当然很正确。但《四库全书》在编纂之时就只重内容，并且在著录时，基本上只是说该书的底本采自哪里，并没有谈到所用之书的具体版本，故而《四库全书》本历来不被版本学家所重视。该书的名气主要在于它是一项庞大的文化工程，其整体性具有很强的文物价值，但从使用的角度而言，因为里面有大量的删改，故无法做为校勘典籍的底本，因此说，拿后世所见的版本来比勘《四库全书》所抄之本，显然没有可比拟性。
《四库全书》编于两百年前，而在此之后可能会发现一些当时没有看到的更善之本，所以《四库全书》所用底本也确实并非都是那个时代的最佳之本。然而弘历编纂该书的目的，乃是为了保留一部那个时代所认为最好的文献，当然，其所用文献不能够影响到他的统治，所以要做一些删改与撤毁。即便撇开这个不谈，弘历编纂《四库全书》也并不是为了汇集那个时代最好的善本，如果是这样考量的话，那他没有必要编这部大书，只要动用国家之力，将这些底本经过挑选后留下最好的善本，而后花钱买下，就可以建成一座那个时代最大的善本书藏书楼。
读完这篇文章，可以感觉到陈东辉先生的视野十分开阔，因为他下气力查看了国内几乎所有藏《四库全书》零本之处，同时他也关注到了市面上出现的《四库全书》零本，当然他的主要关注点仍然在文澜阁零本方面。而其在文中还提到了我在公微号中的所言：
而文宗、文汇、文澜等南三阁《四库全书》，每册卷首均钤盖“古稀天子之宝”白文大方印，卷末都盖有“乾隆御览之宝”朱文小方印，并且采用同样的纸张，开本大小也一致。因此，对于一些新发现的面三阁《四库全书》之残本，要进一步确定究为其中哪一阁的本子，往往难度较大，相关专家有时也无法辨别。因此，当代著名藏书家韦力在其微信公众号“芷兰斋”之“2016春泰和嘉成古籍拍卖综述”一文中，所提到的“这10册《明文海》究属南三阁中的哪一阁，则无法断定”，是有其道理的。
由此可见，陈东辉先生为了研究文澜阁确实巨细无遗地搜集到了方方面面的资料，而通过他文中的征引，也使我了解到许多未曾留意到的研究成果，而这也正是我得到本刊后所得到的收益。当然，这本刊物内还有多篇文章为我所喜爱，然限于篇幅，只是无法一一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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