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值得一读！重读陶行知：“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 #阅读##陶行知#在1919年7月一次关于“新教育”的演讲中，提到了新教育对新教员的要求，第一条就是“要有信仰心”，他认为，对教育的“信仰心”，不仅来自教育本身的意义，“是永久有益于世的”，而且还来自教育所带来的快乐。
陶行知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里头还有一种快乐——照我们自己想想，小学校里学生小，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哪有快乐？其实，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那无论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陶行知教育文集》）
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时也有教师抱怨“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丝毫看不到教育职业有什么快乐可言。这和今天不少教师的心态不是一样的吗？
教育的快乐源于何处？陶行知认为，教育的快乐首先源于对教育本身的信仰，“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
说到“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我想到有一年我去参观青海塔尔寺的时候看到酥油花的情景。寺庙的一个僧人告诉我，酥油花塑造工艺复杂，要进行大量的选料、配制、做模等前期工作。由于酥油易融化，艺僧们徒手捏塑酥油花时只能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阴冷房间里封闭工作。在制作过程中，艺僧手指被冻得疼痛难忍，失去触觉，但他们依然将酥油做成一朵朵精美的花。这些酥油花只能“存活”几个月，因为天气转暖便要融化，于是每年都要重做酥油花。因此，最后艺僧们的手指都会溃烂，且终身残疾。这些艺僧都是自愿做酥油花的，没有谁强迫他们，哪怕手指溃烂，他们也无怨无悔。这些美丽的酥油花都不是为市场而制作，唯一的用途就是放在寺庙里供奉神灵。没有半点儿功利色彩，而完全是出于心灵深处的信仰，而自觉自愿地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健康。在世俗的人看来，他们很苦，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很幸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回头说教育。并不是每一个教育者都会把教育当信仰，但要看到，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魏书生、崔其升等人的确是对教育有一种类似于宗教一般的信仰，他们不但为中国教育作出了贡献，也因此而获得内心的自由、宁静与幸福。我们也许不应苛求每一个教师都把教育当信仰，但如果教育者有了一份陶行知所说的对教育的“信仰心”，一定会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幸福。
陶行知还认为，教育的幸福源于看着孩子成长：“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读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从教几十年来所教过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我带班常常是“大循环”——从初一到高三，一教六年；当然，也有只带初中三年或高中三年的“小循环”。但无论“大循环”还是“小循环”，几年中，看着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他们刚进校时，还是刚毕业的小学生，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活泼调皮的小男孩，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当他们高三毕业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是英俊健壮的小伙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然后我又回头带初一，又迎接一批可爱的小不点儿，然后又陪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成人……多年后，他们回来看我，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作曲家，有的是医学专家，有的是科研专家，有的是飞行员，有的是足球教练，有的是摇滚歌手，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乡村教师……无论他们从事什么，只要他们善良、正直、勤劳，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幸福的源泉。
有一个叫王红川的孩子，是我大学毕业所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当初的他，瘦瘦的，小小的，戴个小眼镜，特别机灵可爱，因为体质较弱，我特别呵护他，有一次还帮他揍高年级欺负他的学生，为此我还挨了学校的处分。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要经过他家附近，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晨都在街边等我，我到了以后，他便跳上我的自行车后座，我载着他上学去。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西医骨科专家。还有一个女生叫“周惠”，高一新生报名的当天晚上，她就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我用自行车送她到医院急诊室，结果医生说必须住院，于是，我又背着她到了山上的住院部。在山路上，为了安慰趴在我背上轻轻呻吟的周惠，我一边喘息一边给她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多年后，在德国大学教书的周惠，带着女儿回来看我。回忆当年我背她上医院的事，她说当时她疼得说不出话，但在心里默念着：“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2018年8月，应学生的要求，我为他们上了一堂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来了。从几年前教毕业的“关门弟子”，到已经年过半百的第一批学生……18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挤满了400余人。王红川带着妻子和女儿来了，周惠专程从德国赶回来了，还有当年的“差生”如今的省足球教练张凌，还有当年的学霸如今的飞行员、机长吴镝……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年轻，但看到他们，浮现我眼前的，依然是他们当年稚气可爱的面容。当我讲课时，他们一双双痴迷的眼睛凝视着我，已经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当年十二三岁的光芒。那一刻，我感到我面对着属于我的一片星辰大海！
我想到了加拿大学者马克斯·范梅南的话：“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不过，我要补充一句：“迷恋他人成长的人也必将被他人迷恋！”
我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育人三部曲》）我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也想补上一句：“以及孩子对我的爱！”
我想到了陶行知的话：“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我还想补充一句：“不只是看孩子开花与成熟，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开花，也成熟，同样有极大的快乐。”（作者 李镇西 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陶行知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里头还有一种快乐——照我们自己想想，小学校里学生小，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哪有快乐？其实，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一定要看教育是大事业，有大快乐，那无论做小学教员，做中学教员，或做大学教员，都是一样的。”（《陶行知教育文集》）
从这里可以知道，当时也有教师抱怨“房子小，薪水少，功课多，辛苦得很”，丝毫看不到教育职业有什么快乐可言。这和今天不少教师的心态不是一样的吗？
教育的快乐源于何处？陶行知认为，教育的快乐首先源于对教育本身的信仰，“那不信仰这事的，可以不必在这儿做小学教员。一国之中，并非个个人要做这事的，有的做兵，有的做工，有的做官……各人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
说到“依了他的信仰，去做他的事”，我想到有一年我去参观青海塔尔寺的时候看到酥油花的情景。寺庙的一个僧人告诉我，酥油花塑造工艺复杂，要进行大量的选料、配制、做模等前期工作。由于酥油易融化，艺僧们徒手捏塑酥油花时只能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的阴冷房间里封闭工作。在制作过程中，艺僧手指被冻得疼痛难忍，失去触觉，但他们依然将酥油做成一朵朵精美的花。这些酥油花只能“存活”几个月，因为天气转暖便要融化，于是每年都要重做酥油花。因此，最后艺僧们的手指都会溃烂，且终身残疾。这些艺僧都是自愿做酥油花的，没有谁强迫他们，哪怕手指溃烂，他们也无怨无悔。这些美丽的酥油花都不是为市场而制作，唯一的用途就是放在寺庙里供奉神灵。没有半点儿功利色彩，而完全是出于心灵深处的信仰，而自觉自愿地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健康。在世俗的人看来，他们很苦，但他们自己却觉得很幸福——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回头说教育。并不是每一个教育者都会把教育当信仰，但要看到，陶行知、苏霍姆林斯基、魏书生、崔其升等人的确是对教育有一种类似于宗教一般的信仰，他们不但为中国教育作出了贡献，也因此而获得内心的自由、宁静与幸福。我们也许不应苛求每一个教师都把教育当信仰，但如果教育者有了一份陶行知所说的对教育的“信仰心”，一定会享受到更多的教育幸福。
陶行知还认为，教育的幸福源于看着孩子成长：“看小学生天天生长大来，从没有知识，变为有知识，如同一颗种子由萌芽而生枝叶，而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读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从教几十年来所教过的一批又一批学生。我带班常常是“大循环”——从初一到高三，一教六年；当然，也有只带初中三年或高中三年的“小循环”。但无论“大循环”还是“小循环”，几年中，看着孩子的成长，真的是一件很美妙的事。他们刚进校时，还是刚毕业的小学生，十一二岁，十二三岁，活泼调皮的小男孩，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当他们高三毕业离开我的时候，已经是英俊健壮的小伙子，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了。然后我又回头带初一，又迎接一批可爱的小不点儿，然后又陪着他们一天天长大成人……多年后，他们回来看我，有的是企业家，有的是作曲家，有的是医学专家，有的是科研专家，有的是飞行员，有的是足球教练，有的是摇滚歌手，有的是大学教授，有的是乡村教师……无论他们从事什么，只要他们善良、正直、勤劳，就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也是我幸福的源泉。
有一个叫王红川的孩子，是我大学毕业所教的第一个班的学生，当初的他，瘦瘦的，小小的，戴个小眼镜，特别机灵可爱，因为体质较弱，我特别呵护他，有一次还帮他揍高年级欺负他的学生，为此我还挨了学校的处分。我每天早晨骑自行车上班要经过他家附近，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早晨都在街边等我，我到了以后，他便跳上我的自行车后座，我载着他上学去。多年后，他成了一位著名的西医骨科专家。还有一个女生叫“周惠”，高一新生报名的当天晚上，她就病了，肚子疼得厉害。我用自行车送她到医院急诊室，结果医生说必须住院，于是，我又背着她到了山上的住院部。在山路上，为了安慰趴在我背上轻轻呻吟的周惠，我一边喘息一边给她开玩笑：“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多年后，在德国大学教书的周惠，带着女儿回来看我。回忆当年我背她上医院的事，她说当时她疼得说不出话，但在心里默念着：“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
2018年8月，应学生的要求，我为他们上了一堂退休前的“最后一课”，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来了。从几年前教毕业的“关门弟子”，到已经年过半百的第一批学生……180个座位的阶梯教室，挤满了400余人。王红川带着妻子和女儿来了，周惠专程从德国赶回来了，还有当年的“差生”如今的省足球教练张凌，还有当年的学霸如今的飞行员、机长吴镝……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不再年轻，但看到他们，浮现我眼前的，依然是他们当年稚气可爱的面容。当我讲课时，他们一双双痴迷的眼睛凝视着我，已经二三十岁、四五十岁的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当年十二三岁的光芒。那一刻，我感到我面对着属于我的一片星辰大海！
我想到了加拿大学者马克斯·范梅南的话：“教育学就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不过，我要补充一句：“迷恋他人成长的人也必将被他人迷恋！”
我想到了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我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对孩子的爱。”（《育人三部曲》）我根据自己切身的感受，也想补上一句：“以及孩子对我的爱！”
我想到了陶行知的话：“看他开花，看他成熟，这里有极大的快乐。”我还想补充一句：“不只是看孩子开花与成熟，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我也开花，也成熟，同样有极大的快乐。”（作者 李镇西 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
#音乐v视界[超话]# 香本丹不愧为几代人的性文化教员，不愧为性教母之头衔用来标榜，她从来都是笑谈人生，她曾经说她自己的来就是为了恶心死一批人而来，她不用刀不用抢只需要陪她睡上一觉就能至对方与死地而后生！她真的做到了，恶心死了成批的英雄好汉，熏死了成批量的政客要人！她的人生真的是e的四个音标！
【#抗美援朝老兵回忆啃不动土豆用牙刮# ：战场上食物不足时只能吃土豆和雪】没有国，哪有家？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71周年，伴随着电影《长津湖》在国庆期间的热映，大河报记者再次把镜头对准这群“最可爱的人”。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驻马店两位老兵邹玉振、袁国章回国退伍后各自忙于各自的生活，如今生活平静。邹玉振身体相对比较健康，夫妻均在家养老，由儿子照顾，老兵自己也养了一群“扁嘴”（鸭子），平时也会帮家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干些轻松的活，偶尔还会有些志愿者来看望，他总是忍不住给大家讲述曾经的烽火岁月。
2020年，记者就曾去采访过邹玉振和袁国章，两家相距不远，两位老兵不在同一个部队，没有一起打过仗，碰了面却用朝鲜语对起话来。说着说着，两位老兵的眼眶湿润了，互相拥抱着，久久不愿分开。今年随着《长津湖》的热映，记者再次与老兵们聊起了战斗岁月，电影里面美军飞机让志愿军吃了不少苦头，老兵们作为机炮连战士，他们经历的战场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河报记者：你在朝鲜战场上吃过土豆没有？
邹玉振：吃过，吃土豆喝盐水，那时候咱们国家穷，在战场上不能像美国兵那样吃细米白面，还有啤酒、咖啡喝，咱们只能吃高梁面，供应不上就吃土豆吃雪，战争结束后回到国内才能吃饱肚子。
袁国章：吃过，（吃的时候得）再热热，粮食送不过去，冻土豆，啃也啃不动，用牙刮着吃，渴了，抓一把雪填嘴里。后期不吃冻土豆了，后方送去什么就吃什么。吃的什么多？国家那时候很穷，大米很少，有时候送去高粱米，高粱米吃的也不算很多。大河报记者：在雪地里埋伏过没有？
邹玉振：在雪地里趴过两天一夜，身体弱的冻死了，身体好的熬过来了。有冻伤的，有的人脚趾头都截了，有的腿都截了。
袁国章：经常在雪地里趴着，趴那里也不动，经常在战壕里一趴就是一天一夜，（打仗）谁敢动一下？
大河报记者：打落过美军敌机没？
邹玉振：打落过不少，在青双江大桥，打落过敌人的飞机，高炮也多，高射机枪也多。我们当时有20个高炮团，100个高炮营。
袁国章：我的部队打过，打过飞机，也用炮打下来过一架。
邹玉振：指挥战士打落美军飞机
我从小命苦，几岁时因家乡发洪水被冲走，后来被人收留才捡回一条命。
十几岁的时候参加国军，开始和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投降之后，我投诚当了八路。
在1949年的时候，我跟着部队一路南下，有时候是后勤做饭，有时候是老百姓做饭，以米饭为主，我们步行到重庆，后来又过江，然后得到消息，朝鲜战争打起来了，我们部队又坐船三天到武汉休息了一阵子，期间我们在广播上听到领导人多次讲朝鲜战场的重要意义，美国虽然在打朝鲜，但是紧挨着朝鲜的就是我们中国，我们国家经不起折腾了，必须去支援朝鲜！
我们没休息多久又出发了，这次走了七天到东北凤凰山，然后又倒回来到沈阳歇脚，这一年我永远不会忘记，是1950年，我和我的战友们暗暗发誓，一定要守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
我们最终到了东北海城，休息了一个月，白天跟着部队训练，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学习朝鲜战场的知识。直到1951年，我们开始坐车出发，这次上战场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活着回来，我让我的战友给我照了张相，寄到我养父养母家里，并且写了信告诉他们我的情况，让他们别再挂念我了。
1952年，我们到军事线待了大概两三个月，我当时所属的部队是十五军三十二师九十五团一营机炮连，负责防空，主要对付美国人的飞机，我们的武器是高射炮，带着耳机，看到飞机后，等排长下令，我们就开炮，不知道打落了多少架飞机。再后来我的部队去守下惠山打了一天一夜，战争极为惨烈，我们的排长受伤了，临时让班长顶替排长的位置。
当我当上排长职位那一刻，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这个时候西南方向飞过来了美国兵的战斗机，我来不及学习了，赶紧去指挥，按照以前我的排长的指挥方式，对着对讲机喊道“西南五百，高度八百，放！”然后炮弹“嘟”“嘟”“嘟”“嘟”的发射了出去，目睹着这架飞机被打落，心中满满的成就感，当时激动地得我全身都在颤抖。
1953年，我们突然接到命令，两个小时以内，200里以内的重武器都得就位，要去守清川江大桥了。我们赶紧坐上汽车，前往清川江大桥，地图上都已经标好了位置，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后，天空的飞机扔下来了一个汽油桶炸弹，可把我们吓坏了，还好是个哑弹，我们的人赶紧上去把炸弹排除了，至今想起来也是一阵阵的后怕。我的部队都是高射机枪，攻击距离6里地，主要负责保护高射炮。在清川江大桥边上，我们打了7天7夜，打着打着，停战了，我们下了汽车换乘火车，去了师指挥所，守了两年的师指挥所。
虽然我是临时代理排长，但是把我的兵管理的还算可以，起码没有出意外，领导就认命我为12号指挥排长了。
袁国章：长相秀气的老乡战友在眼前牺牲
我被分配在18兵团62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然后我在榆次县学习了六七天的文化课和政治教育的知识，又跟着部队一起去解放西北，十一月的时候又去了四川，又从四川坐汽车到贵州，然后步行到长沙，到1950年的时候，我成为了文化教员。
1951年3月，我们这里听到了朝鲜战场的消息，同一时间我被调到了16军186师557团2营机炮连，我跟随着我的部队从长沙坐火车到汉口，河北，吉林，一直到1951年年底我们到了普兰店，住在老百姓的家里，训练了四五个月，然后给我分配了步枪，被子，糯米，然后又坐火车。
一进朝鲜就是战场，那时候的条件苦啊，饱一顿饥一顿的，好在子弹分配的很多，成千成千的发，根本打不完，我们累了就挖个洞，在洞里休息，打一仗就换个地方在那待了多久，我自己都记不清楚，一直到上甘岭的时候，组织让我当文化教员，从那之后，我从打美国兵的战士，变成了教文化课，教唱歌的文化教员，每天在各个部队里游走，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教大家识字唱歌的时候，时不时的会有美国兵捣乱，一直没有机会完完整整的上完一堂课，我们还根据当时的情况，编了一些顺口溜：“小鬼子，美国兵，有三怕，一怕打野战，二怕拼刺刀，三怕手榴弹把他蹦！”这个顺口溜编完，我们都笑了，笑着笑着，我发现周围的战士们眼角都湿润了，美国兵这三怕，是我们多少个战士的经验啊，美国兵为啥会有这三怕，这是我们的战士擅长的，硬生生给他们打怕的，论装备，美国兵比我们精良，论条件，美国兵比我们好太多了，但是我们不能怕啊，我们不能退，我们的背后，就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亲人！这来之不易的家园，刚把日本鬼子赶走，这又来了美国兵，我们必须寸土必争！
那时候的条件也很苦啊，美国的飞机在天空飞过去的时候，我们都猫在下方，大气不敢喘一下，唯恐被飞机看到，就是做饭，都不敢有太大的炊烟，唯恐暴露位置。我有个关系特别好的战士兄弟，他叫候顺章，也是我们河南的老乡，长得很秀气，放在现在，他的长相绝对是个大明星。那天我们正在山沟里休息，美国的飞机飞过来了，飞机下方紧跟着美国兵，候顺章不知道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给我说枪声很好听，他听愣神了，竟然站了起来，被人家一枪打死了，那场战争很惨烈，我们惨胜，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爬着后撤，边爬边拉着他往后走，等确定安全的时候，我忍不住的留下了眼泪，就地挖个坑给他埋了，没有墓碑，我只给他插了个树枝当他的墓碑，然后匆匆撤退，我一直到下了战场，也没有机会去给他扫扫墓，我甚至都忘了我把他埋在哪里了，至今我还在想，当时是什么枪声，我都没有听清楚，这个侯顺章竟然能听敌人的枪声入迷了。
1952年开始，战争没有那么激烈了，但是前线的小摩擦还是不断，听说中国一直在和美国谈，一直到1953年，我们才开始撤军。#洞见计划#（大河报记者 朱长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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