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山桥记忆
荆山桥是清代康乾盛世在徐州的遗存物证。相关文献，尤其是自明清以来地方志、方志地图，治河专书及河图等史料中荆山、荆山桥地名记载颇多。荆山坐落于徐州城东北十公里处，地处进京驿道的荆山桥，是古代南京经徐州北上京城交通要路。时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自康熙朝徐州人张胆父子捐巨资修建荆山桥已过60年，荆山桥再次得以重修。桥身加长120丈，总长度达到482丈五尺，约长1600米左右。保存资料完整、体例完备的（清）同治《徐州府志》，（赵明奇 主编 新千年整理全本《徐州府志》）卷首宸翰，录有乾隆皇帝南巡回程徐州时御笔诗文。乾隆帝首次途经徐州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再次路过荆山桥，作诗《荆山桥》首句言：“三里长桥开孔多（桥凡一百五十九孔，湖河之水由孤山、茶城等处经桥下东入运河。）”，实际上，重修荆山桥后，由于黄河泛水的影响，荆山桥河道淤积严重，不得不进行疏浚，乾隆帝以《荆山桥歌》为诗题，“石桥三里许以长，如虹蜿蜒饮两塘”。诗其上连微山湖下接骆马湖的南北咽喉形胜，“发帑修筑乃如常”（乾隆丙寅发帑数万修桥，至丁卯年告成。），强调1746年至1747年荆山桥御修工成。“去岁孙工河夺溜”，水过桥面。“一百余孔不足泄”“水过沙停半淤淀”。则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黄河在孙家集段漫溢，造成荆山桥河道淤塞，且与微山湖水路阻断不通的实际情况。水患洪涝严重的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亲自掌控黄淮区域整体治河策略。《钦差工部侍郎梦麟、总河白钟山等奏报荆山桥疏浚工成，命议叙董事诸臣，诗以纪事》，即反眏出其间疏通荆山河道的举措。乾隆三十年（1765年），南巡返程回京第三次经由荆山桥，乾隆帝《荆山桥记》，先言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允准时任两江总督尹继善重修及建桥经过。又记“去年甲申（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用崔应阶议，浚微湖下游，乃复疏剔荆山，以资宣洩。”
对于当时沛县县城的防洪与重建，乾隆帝颇为关心，《清高宗实录》记有，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尹继善奏：“查沛县一邑，地本低洼，逼近昭阳湖，全赖护城堤工以资保障。前据该县以一线土堤难御全湖之水，请将城垣移建七山集……今又据该县续报，近日风雨连绵，水势增长，湖河相连，城内积水淹漫街道，城垣倾圮，护城堤工虽竭力加厢，得保无虞，而堤根内外久浸，两面受刷”。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沛县县城因黄河水患侵城，迁县城于县西南戚山，从《清高宗实录》记载看，乾隆帝关注沛县旧城与新城地理方位，还在于他以荆山桥为计道里长度地标。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前经萨载查勘于旧城西南三十里之戚山，地势高爽，堪以改建，……著传谕萨载查明履奏，详悉绘图贴说呈览。寻萨载奏，沛县旧城在荆山桥之西北，相距一百二十四里，其移建新城之戚山在城西南，相距荆山桥亦有一百二十六里，与御道俱远，未能望见”。
实地走访荆山桥之前，已从有关资料中多少了解一些，其自初建桥后历经浩劫，现今面目全非。荆山桥建筑的兴衰史，如令人称奇的算术加减法，解放前的战火，尤其解放后，1958年政府开挖不老河时，用爆破的方法将其拆除，则是最为浓重的一笔，称冠于世的荆山长石桥与桥洞数字自此归为零。走至荆山村村委会旁的小卖部，顺着店家手指方向努力辨识，不远处已征购土地上已不见村落，基建塔吊林立。那打了许多折扣的落魄印象，迷失在散乱建筑材料间的苍桑，象一个伫立风雨中孤独沉默的岁月老人。从附近高处流下的淤水，环绕于荆山桥碑坊柱石底座周围，放眼望去，塔吊那边，便是远处山腰前，郑徐铁路客运专线高架桥和孤立的荆山。可见，待到周围楼起封顶之时，残存至今的三柱二间荆山桥石碑坊，愈显短小低矮，身后如同竖立起巨大的背景墙。荆山面前不见山，虽近在眼前，却看不见过去了。
在荆山桥古遗址文化研究会，收藏品中包括有荆山桥筑桥工件，一种元宝形的铸铁扣。清代兴修荆山桥，在桥梁石头接缝处除了用糯米浆浇灌外，还精心选用元宝形的铸铁扣相联结。手拿、抚摸铸铁扣，经仔细观察，表面虽无年代标识，但据铁件上所铸“钦工”两字判断，康熙年间张胆父子捐巨资建荆山口石桥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至乾隆年间，徐州已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实现了由直隶州升州为府的政区跨越，与奉御旨重修徐州府荆山桥不同，显示此物件应为乾隆年间修荆山桥时铸造使用。
背倚荆山，目视近前一段用水泥覆盖的残桥旧基路面，面向京杭大运河，是自清康熙朝建桥以来，一脉相承的荆山桥景观风景线。曾经作为驿路出行地理标志的荆山，开山采石幸运的适可而止。如同纪念碑一般存在的荆山桥牌坊，在高楼眏衬下，仍可荣耀的傲视南方。近在眼前的京杭大运河荆山桥河段、不牢河，河道、桥梁、人家随时过境迁，“利涉大川”。对岸，制高点转换到徐州城东蟠桃山上气派宏伟的通天阁，上源是长时段的汉文化气息。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荆山桥，在运河岸边，竖立有一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徐州段）标志石碑。或许，作为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中一座桥梁，可以其遗存桥砖长宽尺度的价值标准和有限承受力度，间接的衡量它继往开来的作用。类似荆山桥例，仅仅是一种启示，经济民生发展红利的前提，并非欣欣向荣般的隔离。与拍于今年九月初的工地照相比，石碑坊好似一身患残疾的小区门卫，现在，身后的1、2、8号等小高层建筑群已拔地而起。参造近似残缺不全的牌坊，一个象征符号，过客不看也罢。伤痕，又有什么好留恋不舍？
荆山桥是清代康乾盛世在徐州的遗存物证。相关文献，尤其是自明清以来地方志、方志地图，治河专书及河图等史料中荆山、荆山桥地名记载颇多。荆山坐落于徐州城东北十公里处，地处进京驿道的荆山桥，是古代南京经徐州北上京城交通要路。时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自康熙朝徐州人张胆父子捐巨资修建荆山桥已过60年，荆山桥再次得以重修。桥身加长120丈，总长度达到482丈五尺，约长1600米左右。保存资料完整、体例完备的（清）同治《徐州府志》，（赵明奇 主编 新千年整理全本《徐州府志》）卷首宸翰，录有乾隆皇帝南巡回程徐州时御笔诗文。乾隆帝首次途经徐州是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再次路过荆山桥，作诗《荆山桥》首句言：“三里长桥开孔多（桥凡一百五十九孔，湖河之水由孤山、茶城等处经桥下东入运河。）”，实际上，重修荆山桥后，由于黄河泛水的影响，荆山桥河道淤积严重，不得不进行疏浚，乾隆帝以《荆山桥歌》为诗题，“石桥三里许以长，如虹蜿蜒饮两塘”。诗其上连微山湖下接骆马湖的南北咽喉形胜，“发帑修筑乃如常”（乾隆丙寅发帑数万修桥，至丁卯年告成。），强调1746年至1747年荆山桥御修工成。“去岁孙工河夺溜”，水过桥面。“一百余孔不足泄”“水过沙停半淤淀”。则是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黄河在孙家集段漫溢，造成荆山桥河道淤塞，且与微山湖水路阻断不通的实际情况。水患洪涝严重的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亲自掌控黄淮区域整体治河策略。《钦差工部侍郎梦麟、总河白钟山等奏报荆山桥疏浚工成，命议叙董事诸臣，诗以纪事》，即反眏出其间疏通荆山河道的举措。乾隆三十年（1765年），南巡返程回京第三次经由荆山桥，乾隆帝《荆山桥记》，先言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允准时任两江总督尹继善重修及建桥经过。又记“去年甲申（即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用崔应阶议，浚微湖下游，乃复疏剔荆山，以资宣洩。”
对于当时沛县县城的防洪与重建，乾隆帝颇为关心，《清高宗实录》记有，乾隆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尹继善奏：“查沛县一邑，地本低洼，逼近昭阳湖，全赖护城堤工以资保障。前据该县以一线土堤难御全湖之水，请将城垣移建七山集……今又据该县续报，近日风雨连绵，水势增长，湖河相连，城内积水淹漫街道，城垣倾圮，护城堤工虽竭力加厢，得保无虞，而堤根内外久浸，两面受刷”。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沛县县城因黄河水患侵城，迁县城于县西南戚山，从《清高宗实录》记载看，乾隆帝关注沛县旧城与新城地理方位，还在于他以荆山桥为计道里长度地标。乾隆四十八年七月，“前经萨载查勘于旧城西南三十里之戚山，地势高爽，堪以改建，……著传谕萨载查明履奏，详悉绘图贴说呈览。寻萨载奏，沛县旧城在荆山桥之西北，相距一百二十四里，其移建新城之戚山在城西南，相距荆山桥亦有一百二十六里，与御道俱远，未能望见”。
实地走访荆山桥之前，已从有关资料中多少了解一些，其自初建桥后历经浩劫，现今面目全非。荆山桥建筑的兴衰史，如令人称奇的算术加减法，解放前的战火，尤其解放后，1958年政府开挖不老河时，用爆破的方法将其拆除，则是最为浓重的一笔，称冠于世的荆山长石桥与桥洞数字自此归为零。走至荆山村村委会旁的小卖部，顺着店家手指方向努力辨识，不远处已征购土地上已不见村落，基建塔吊林立。那打了许多折扣的落魄印象，迷失在散乱建筑材料间的苍桑，象一个伫立风雨中孤独沉默的岁月老人。从附近高处流下的淤水，环绕于荆山桥碑坊柱石底座周围，放眼望去，塔吊那边，便是远处山腰前，郑徐铁路客运专线高架桥和孤立的荆山。可见，待到周围楼起封顶之时，残存至今的三柱二间荆山桥石碑坊，愈显短小低矮，身后如同竖立起巨大的背景墙。荆山面前不见山，虽近在眼前，却看不见过去了。
在荆山桥古遗址文化研究会，收藏品中包括有荆山桥筑桥工件，一种元宝形的铸铁扣。清代兴修荆山桥，在桥梁石头接缝处除了用糯米浆浇灌外，还精心选用元宝形的铸铁扣相联结。手拿、抚摸铸铁扣，经仔细观察，表面虽无年代标识，但据铁件上所铸“钦工”两字判断，康熙年间张胆父子捐巨资建荆山口石桥是出于对家乡的热爱，至乾隆年间，徐州已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实现了由直隶州升州为府的政区跨越，与奉御旨重修徐州府荆山桥不同，显示此物件应为乾隆年间修荆山桥时铸造使用。
背倚荆山，目视近前一段用水泥覆盖的残桥旧基路面，面向京杭大运河，是自清康熙朝建桥以来，一脉相承的荆山桥景观风景线。曾经作为驿路出行地理标志的荆山，开山采石幸运的适可而止。如同纪念碑一般存在的荆山桥牌坊，在高楼眏衬下，仍可荣耀的傲视南方。近在眼前的京杭大运河荆山桥河段、不牢河，河道、桥梁、人家随时过境迁，“利涉大川”。对岸，制高点转换到徐州城东蟠桃山上气派宏伟的通天阁，上源是长时段的汉文化气息。与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荆山桥，在运河岸边，竖立有一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徐州段）标志石碑。或许，作为地域文化与文物保护中一座桥梁，可以其遗存桥砖长宽尺度的价值标准和有限承受力度，间接的衡量它继往开来的作用。类似荆山桥例，仅仅是一种启示，经济民生发展红利的前提，并非欣欣向荣般的隔离。与拍于今年九月初的工地照相比，石碑坊好似一身患残疾的小区门卫，现在，身后的1、2、8号等小高层建筑群已拔地而起。参造近似残缺不全的牌坊，一个象征符号，过客不看也罢。伤痕，又有什么好留恋不舍？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2021]
在没有电子设备的年代，人们都是使用日历记时间，将厚厚的日历薄做成台历、挂历，日复一日，随手翻转。
正如唐代太上隐者所言：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山居书事》
又到年末岁尾时，翻动着剩下的薄薄几页日子，不由感慨时光飞逝，岁月如梭。那么古人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做些什么呢？
前几年，每逢新年即将来临，我们常常寄赠精美的贺年卡，向亲友表达亲切的问候、真诚的祝福。
岂不知古人很早就会制作“拜年帖”“贺年卡”，这种形式肇始于先秦、发轫于汉代，自宋代以来一直沿用。古人用竹木削成条刺，或用纸张制作卡片，然后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身份，用于拜会他人时互通名姓，再写上“接福”“登府拜年恭贺新禧”等字样，名曰“刺”“谒”“帖”或“投刺”“飞帖”。
其中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贺正旦》帖，是现存最古老的名人“拜年帖”。秦观的这份拜帖，上款为“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下款是“高邮秦观手状”。敬贺正旦，即今日“恭贺新年”的意思。
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征明《拜年》诗曰：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便是这一风俗的写照。
古人辞旧迎新繁文缛节多，除了宫廷、官府里的朝拜、官拜，平常世家也要相互敬拜回拜，表达新年的祝福。不过，这种迎来送往很是累人，常常是搞得身心疲惫。有感于此，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元日对酒》一诗中云：
庆吊经过懒，逢迎拜跪迟。
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羸。
他感慨如果不是因为拜年，都不知道自己身体日渐羸弱。
旧年将去，新岁又添。在这新旧交替之际，古人往往心生感伤，暗叹流年似水、鬓发染白。仕途起起伏伏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岁夜咏怀》诗中说：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其失意仿徨之状直透纸背。南宋的姜夔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新年里他自有许多感慨：
柏绿椒红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
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端又一春。
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
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
孤灯清影里满是漂泊的寂苦，好在还有邻家小儿欢喜喜张贴门神的场面，不由带来一丝丝亮色。
远在异域的诗人们，遥望家乡的山和水，新年里更觉孤苦伶仃。唐代诗人孟浩然在《岁除夜有怀》表达了这样的感怀：
五更钟漏欲相催，四气推迁往复回。
帐里残灯才去焰，炉中香气尽成灰。
渐看春逼芙蓉枕，顿觉寒销竹叶杯。
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
羁旅他乡的诗人除夕夜独坐帐里，感叹时光易逝，寒意料峭中独对残灯，看炉香燃尽，借酒遣愁，思念家人。
孟浩然还有一首诗写于岁尽之时，他在漫游越地时遇见故人，有所感念，诗曰：
云海泛瓯闽，风潮泊岛滨。
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
余是乘槎客，君为失路人。
平生复能几，一别十馀春。
——《除夜乐城逢张少府》
诗人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他乡遇故知，自然欣喜不已，但还是脱不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失意悲伤之调。
在新旧交接、万家欢聚的时刻，怀乡思乡的诗人还有很多。唐代边塞诗人高适的《除夜作》：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唐代刘随州刘长卿的《新年作》：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还有白居易的《客中守岁（在柳家庄）》：
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
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
畏老偏惊节，防愁预恶春。
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
这些怀乡诗表现了诗人们共同的情绪：远在异乡、孤身只影、寒灯相伴、衰老愁苦、悲往忧新......诗人总是敏感的、脆弱的、孤独的，在辞旧迎新之时实属常态。
南宋诗人陆游倒是坦然面对，其雅情逸致不减。他在《除夜雪》中咏赞道：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
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旧年将除，大雪纷飞，瑞雪兆丰年啊！诗人在屠苏酒氤氲的香气中，挑灯草书红彤彤的迎新桃符呢。他在《立春日》更是兴趣盎然，满满的皆是正能量：
江花江水每年同，春日春盘放手空。
天地无私生万物，山林有处著衰翁。
牛趋死地身无罪，梅发京华信不通。
数片飞飞犹腊雪，村邻相唤贺年丰。
迎新诗里正能量的还有很多，洋溢着欢乐祥和、积极向上的氛围，充满了对新年新生活的殷殷期待和无限向往。如初唐诗人卢照邻的《元日述怀》：
筮仕无中秩，归耕有外臣。
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
草色迷三径，风光动四邻。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
唐朝开元名相张说的《幽州新岁作》：
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
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
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
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
即使行将垂垂老去，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新的曙光、新的希望总在前头。中唐诗人顾况在《岁日作》中说：
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
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守岁》里有句：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两诗均提到了“少年”，少年是未来、是希望，面对时序的四季更迭、新旧交替，生命的代序流转、生生不息，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欣然接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北宋·王安石《元日》
时光的华车总要飞速向前，我们自然会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无论你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还是鹤发童颜的老者，都应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豪迈气势，去迎接新的征程，争取新的胜利！
在没有电子设备的年代，人们都是使用日历记时间，将厚厚的日历薄做成台历、挂历，日复一日，随手翻转。
正如唐代太上隐者所言：
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
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
——《山居书事》
又到年末岁尾时，翻动着剩下的薄薄几页日子，不由感慨时光飞逝，岁月如梭。那么古人在这辞旧迎新之际做些什么呢？
前几年，每逢新年即将来临，我们常常寄赠精美的贺年卡，向亲友表达亲切的问候、真诚的祝福。
岂不知古人很早就会制作“拜年帖”“贺年卡”，这种形式肇始于先秦、发轫于汉代，自宋代以来一直沿用。古人用竹木削成条刺，或用纸张制作卡片，然后写上自己的姓名、籍贯、身份，用于拜会他人时互通名姓，再写上“接福”“登府拜年恭贺新禧”等字样，名曰“刺”“谒”“帖”或“投刺”“飞帖”。
其中北宋著名词人秦观的《贺正旦》帖，是现存最古老的名人“拜年帖”。秦观的这份拜帖，上款为“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下款是“高邮秦观手状”。敬贺正旦，即今日“恭贺新年”的意思。
明代画家、书法家文征明《拜年》诗曰：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
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便是这一风俗的写照。
古人辞旧迎新繁文缛节多，除了宫廷、官府里的朝拜、官拜，平常世家也要相互敬拜回拜，表达新年的祝福。不过，这种迎来送往很是累人，常常是搞得身心疲惫。有感于此，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元日对酒》一诗中云：
庆吊经过懒，逢迎拜跪迟。
不因时节日，岂觉此身羸。
他感慨如果不是因为拜年，都不知道自己身体日渐羸弱。
旧年将去，新岁又添。在这新旧交替之际，古人往往心生感伤，暗叹流年似水、鬓发染白。仕途起起伏伏的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岁夜咏怀》诗中说：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其失意仿徨之状直透纸背。南宋的姜夔少年孤贫，屡试不第，终生未仕，一生转徙江湖，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新年里他自有许多感慨：
柏绿椒红事事新，隔篱灯影贺年人。
三茅钟动西窗晓，诗鬓无端又一春。
慵对客，缓开门，梅花闲伴老来身。
娇儿学作人间字，郁垒神荼写未真。
孤灯清影里满是漂泊的寂苦，好在还有邻家小儿欢喜喜张贴门神的场面，不由带来一丝丝亮色。
远在异域的诗人们，遥望家乡的山和水，新年里更觉孤苦伶仃。唐代诗人孟浩然在《岁除夜有怀》表达了这样的感怀：
五更钟漏欲相催，四气推迁往复回。
帐里残灯才去焰，炉中香气尽成灰。
渐看春逼芙蓉枕，顿觉寒销竹叶杯。
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
羁旅他乡的诗人除夕夜独坐帐里，感叹时光易逝，寒意料峭中独对残灯，看炉香燃尽，借酒遣愁，思念家人。
孟浩然还有一首诗写于岁尽之时，他在漫游越地时遇见故人，有所感念，诗曰：
云海泛瓯闽，风潮泊岛滨。
何知岁除夜，得见故乡亲。
余是乘槎客，君为失路人。
平生复能几，一别十馀春。
——《除夜乐城逢张少府》
诗人在阖家团圆的日子里，他乡遇故知，自然欣喜不已，但还是脱不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失意悲伤之调。
在新旧交接、万家欢聚的时刻，怀乡思乡的诗人还有很多。唐代边塞诗人高适的《除夜作》：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唐代刘随州刘长卿的《新年作》：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
还有白居易的《客中守岁（在柳家庄）》：
守岁尊无酒，思乡泪满巾。
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
畏老偏惊节，防愁预恶春。
故园今夜里，应念未归人。
这些怀乡诗表现了诗人们共同的情绪：远在异乡、孤身只影、寒灯相伴、衰老愁苦、悲往忧新......诗人总是敏感的、脆弱的、孤独的，在辞旧迎新之时实属常态。
南宋诗人陆游倒是坦然面对，其雅情逸致不减。他在《除夜雪》中咏赞道：
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
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
旧年将除，大雪纷飞，瑞雪兆丰年啊！诗人在屠苏酒氤氲的香气中，挑灯草书红彤彤的迎新桃符呢。他在《立春日》更是兴趣盎然，满满的皆是正能量：
江花江水每年同，春日春盘放手空。
天地无私生万物，山林有处著衰翁。
牛趋死地身无罪，梅发京华信不通。
数片飞飞犹腊雪，村邻相唤贺年丰。
迎新诗里正能量的还有很多，洋溢着欢乐祥和、积极向上的氛围，充满了对新年新生活的殷殷期待和无限向往。如初唐诗人卢照邻的《元日述怀》：
筮仕无中秩，归耕有外臣。
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
草色迷三径，风光动四邻。
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
唐朝开元名相张说的《幽州新岁作》：
去岁荆南梅似雪，今年蓟北雪如梅。
共知人事何常定，且喜年华去复来。
边镇戍歌连夜动，京城燎火彻明开。
遥遥西向长安日，愿上南山寿一杯。
即使行将垂垂老去，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新的曙光、新的希望总在前头。中唐诗人顾况在《岁日作》中说：
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几人全。
还丹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
北宋文学家苏轼在《守岁》里有句：
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两诗均提到了“少年”，少年是未来、是希望，面对时序的四季更迭、新旧交替，生命的代序流转、生生不息，我们应该坦然面对、欣然接受。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北宋·王安石《元日》
时光的华车总要飞速向前，我们自然会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无论你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年富力强的中年人，还是鹤发童颜的老者，都应有“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的豪迈气势，去迎接新的征程，争取新的胜利！
#口述史实##忆甘孜机场#我出生于1932年，中国农历壬申猴年，那一年同时也是满洲元年，当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踏破关外，对我同胞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犯下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1947年，我在山东老家入伍参加革命，当时预选入伍的人数不足，但那时入伍不论年龄，只看身高，我算是一个凑数的小兵，所以我是同届兵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入伍后，我跟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南战役……
从军后，除了离开家时候的一腔赤诚，受到了党和部队的教育，初步接触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喊着“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抱着这个自己当时一知半解的信念选择了这条无怨无悔的道路，1949年，我在江西茶陵县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时光荏苒，江山红遍，如今站在人生暮年的我最想讲的还是50年代初在甘孜县的那一段时光。
西南解放后，我在西南军政大学五大队一中队三区队上学，在学业即将结束之际，接到上级通知，我与同班张敬修、关明成、郭永旺等十几个同学一同前赴甘孜县修建军用机场，以满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需要和运输需求。
到达甘孜县是1951年春天，一辆大道奇卡车上坐了35个战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挤成了沙丁鱼罐头，可那时候没有挤与不挤的概念，总觉得坐汽车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哪怕是筛糠一样的颠簸不堪。同车的战友，大多数是第一次进藏，初上高原，由于空气稀薄，气压较低，有些战友呼吸不畅，伴有轻微高原反应。
来甘孜的使命是修机场。但修机场却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最先面临的困难便是住的问题。最初，连队决定搭建帐篷，每十二个战士住一顶，每顶帐篷高不过一米五，不到十平方米，里面除了住人还要堆放物资和工具，长期住在里面也不是办法。于是领导安排我们在修建机场之余到附近山上伐取木材修建简易房屋，因为是傍着缓坡而建的山洞，所以我们将其戏称为“地窖”。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伐木的过程，因为当时要到几十里外寻找适用的木材，几乎已经走到了甘孜县和新龙县的交界处，虽然取材路途遥远，但好在年轻力壮，又迫于住宿需要，还是坚持把“地窖”建成。经过大半个月的努力，终于把营区收拾出了个模样，战士们也逐渐适应了高原的环境。修建机场的第一个困难总算是克服了。
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那时修建机场没有机械设备，几乎完全是靠人力。用十字镐挖土，用牛皮筐搬运这些泥土来平整跑道，手脚磨破、出血，当然不在话下，但大家对当时的艰辛一点都不在乎，都认为越是艰苦越是流汗流血，越能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我不太同意用我们这些老骨头的经历来衡量现在的年轻人，毕竟那时社会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我相信，如果现在的年轻人身处在我们当年那种环境下，一定也能像我们当年那样以苦为乐。
修建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轧路，当时轧路用的石滚子有三吨的、有五吨的、有十吨的，完全靠人力驱动，一般大的石滚子要百人左右才能拉动，配以口号，干劲冲天。彼时我年轻活泼，在工程建设时负责为连队工友喊号子：“修机场嘛！嗨哟！加油干嘛！嗨哟”，“同志们呐呀呼嗨，加油干呐呀呼嗨。”这些口号都是随见随得，张口就来的，主要是鼓劲和整齐步伐的作用，只要符合简单的韵律，一切事物都可以喊成口号。现在回想起来，这也算当时文化生活极度匮乏时候的一种消遣。
在营区的日子，工程日复一日，文娱生活匮乏，为了活跃营区气氛，战士们以石为笔，以山为纸，在缓坡上写满了如“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等大字标语。也有一些工友找来野花种在“地窖”或者营区里，用现在时兴的话说，他们就是我们那个红色年代的文艺青年。尽管当时的文娱活动极少，条件也差。但是总有苦中作乐的方法，哪怕是三五个臭烘烘的年轻人在雅砻江边挖个坑，待得温泉上泛，洗个热水澡，也算一种及其舒适的消遣娱乐，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亦乐乎！
在我们部队开始修建机场之前，有飞机为解放西藏的先遣部队52师投送物资。当地藏民以为天上的菩萨降临，天降大米。在后来的工程建设中，招募了很多当地人，他们一直怀着崇敬、圣洁的态度，帮助解放军修建机场，在整个修建的过程中也是很令我感动的。一个地区的发展，总是离不开自身的努力和外在的帮助，如今的藏区，欣欣向荣，繁荣发展，就是藏族同胞的辛勤努力与国家的大力支持结出的胜利果实。
修筑机场整个工程持续了七个月，于1951年11月20日胜利建成。可供军用飞机起落的3200米长的跑道落成。张小康著的《雪域长歌》中记载：“1951年11月22日，载入史册的一天。万里晴空的高原上，传来了轰鸣声，数万名指战员和藏族民工站在机场跑道附近，引颈而望。当康藏高原上第一架飞机从大山那边飞来时，全场沸腾了！飞机平稳落在跑道上，滑行到停机坪。官兵群众欢呼雀跃，欣喜异常。在一片欢呼声中，一位藏族老人双膝跪地，双手合十，感谢天菩萨给他们带来吉祥和幸福。”
机场的修筑，虽然在我八十多年的日子里只占了短短的七个月，但那种肩负使命，艰苦奋斗，苦中作乐的人生体验却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竣工之后，部队开拔西藏，我们继续红色的使命。今天回顾这件小事，也算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这辈子再回不了当年修筑机场的现场了，希望年轻一辈能知道这一桩小故事，足矣。荆禄常
1947年，我在山东老家入伍参加革命，当时预选入伍的人数不足，但那时入伍不论年龄，只看身高，我算是一个凑数的小兵，所以我是同届兵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入伍后，我跟随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南战役……
从军后，除了离开家时候的一腔赤诚，受到了党和部队的教育，初步接触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喊着“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抱着这个自己当时一知半解的信念选择了这条无怨无悔的道路，1949年，我在江西茶陵县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时光荏苒，江山红遍，如今站在人生暮年的我最想讲的还是50年代初在甘孜县的那一段时光。
西南解放后，我在西南军政大学五大队一中队三区队上学，在学业即将结束之际，接到上级通知，我与同班张敬修、关明成、郭永旺等十几个同学一同前赴甘孜县修建军用机场，以满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需要和运输需求。
到达甘孜县是1951年春天，一辆大道奇卡车上坐了35个战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挤成了沙丁鱼罐头，可那时候没有挤与不挤的概念，总觉得坐汽车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哪怕是筛糠一样的颠簸不堪。同车的战友，大多数是第一次进藏，初上高原，由于空气稀薄，气压较低，有些战友呼吸不畅，伴有轻微高原反应。
来甘孜的使命是修机场。但修机场却不是一日之功，我们最先面临的困难便是住的问题。最初，连队决定搭建帐篷，每十二个战士住一顶，每顶帐篷高不过一米五，不到十平方米，里面除了住人还要堆放物资和工具，长期住在里面也不是办法。于是领导安排我们在修建机场之余到附近山上伐取木材修建简易房屋，因为是傍着缓坡而建的山洞，所以我们将其戏称为“地窖”。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伐木的过程，因为当时要到几十里外寻找适用的木材，几乎已经走到了甘孜县和新龙县的交界处，虽然取材路途遥远，但好在年轻力壮，又迫于住宿需要，还是坚持把“地窖”建成。经过大半个月的努力，终于把营区收拾出了个模样，战士们也逐渐适应了高原的环境。修建机场的第一个困难总算是克服了。
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那时修建机场没有机械设备，几乎完全是靠人力。用十字镐挖土，用牛皮筐搬运这些泥土来平整跑道，手脚磨破、出血，当然不在话下，但大家对当时的艰辛一点都不在乎，都认为越是艰苦越是流汗流血，越能感到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我不太同意用我们这些老骨头的经历来衡量现在的年轻人，毕竟那时社会环境与现在大不相同，我相信，如果现在的年轻人身处在我们当年那种环境下，一定也能像我们当年那样以苦为乐。
修建过程中最困难的是轧路，当时轧路用的石滚子有三吨的、有五吨的、有十吨的，完全靠人力驱动，一般大的石滚子要百人左右才能拉动，配以口号，干劲冲天。彼时我年轻活泼，在工程建设时负责为连队工友喊号子：“修机场嘛！嗨哟！加油干嘛！嗨哟”，“同志们呐呀呼嗨，加油干呐呀呼嗨。”这些口号都是随见随得，张口就来的，主要是鼓劲和整齐步伐的作用，只要符合简单的韵律，一切事物都可以喊成口号。现在回想起来，这也算当时文化生活极度匮乏时候的一种消遣。
在营区的日子，工程日复一日，文娱生活匮乏，为了活跃营区气氛，战士们以石为笔，以山为纸，在缓坡上写满了如“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等大字标语。也有一些工友找来野花种在“地窖”或者营区里，用现在时兴的话说，他们就是我们那个红色年代的文艺青年。尽管当时的文娱活动极少，条件也差。但是总有苦中作乐的方法，哪怕是三五个臭烘烘的年轻人在雅砻江边挖个坑，待得温泉上泛，洗个热水澡，也算一种及其舒适的消遣娱乐，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亦乐乎！
在我们部队开始修建机场之前，有飞机为解放西藏的先遣部队52师投送物资。当地藏民以为天上的菩萨降临，天降大米。在后来的工程建设中，招募了很多当地人，他们一直怀着崇敬、圣洁的态度，帮助解放军修建机场，在整个修建的过程中也是很令我感动的。一个地区的发展，总是离不开自身的努力和外在的帮助，如今的藏区，欣欣向荣，繁荣发展，就是藏族同胞的辛勤努力与国家的大力支持结出的胜利果实。
修筑机场整个工程持续了七个月，于1951年11月20日胜利建成。可供军用飞机起落的3200米长的跑道落成。张小康著的《雪域长歌》中记载：“1951年11月22日，载入史册的一天。万里晴空的高原上，传来了轰鸣声，数万名指战员和藏族民工站在机场跑道附近，引颈而望。当康藏高原上第一架飞机从大山那边飞来时，全场沸腾了！飞机平稳落在跑道上，滑行到停机坪。官兵群众欢呼雀跃，欣喜异常。在一片欢呼声中，一位藏族老人双膝跪地，双手合十，感谢天菩萨给他们带来吉祥和幸福。”
机场的修筑，虽然在我八十多年的日子里只占了短短的七个月，但那种肩负使命，艰苦奋斗，苦中作乐的人生体验却让我一辈子难以忘怀。竣工之后，部队开拔西藏，我们继续红色的使命。今天回顾这件小事，也算是“老夫聊发少年狂”，我这辈子再回不了当年修筑机场的现场了，希望年轻一辈能知道这一桩小故事，足矣。荆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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