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s#
《被讨厌的勇气》
1，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你怎么看待过去，而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
2，我爱你，但与你无关。人们却经常借“爱”之名，行支配和控制之实。
3，现在是我们唯一真正经历和拥有的。当你急着奔向未来的时候，说明你已经不喜欢现在了。
阿德勒的心理学，就这样把自我从过去、人际关系和未来中解放出来。可是越狱成功以后呢？以前我们裹足不前，可以怪父母怨社会，而阿德勒却完全把人生责任和选择的权力交给了我们自己。当我们从这些束缚中解脱出来后，却会发现，我们其实一直都很自由，真正让我们裹足不前的，原来正是我们自己。正如本书的名字《被讨厌的勇气》，承担这种自由和责任，需要无畏的勇气。这种勇气，是阿德勒心理学的关键词，也是我们人生问题的最终解药。
4，孩子眼中的世界呈现出简单的姿态。人并不是住在客观的世界，而是住在自己营造的主观世界里。你所看到的世界不同于我所看到的世界，而且恐怕是不可能与任何人共有的世界。
5，人并不受过去的原因所左右，而是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前进。赋予过去的事情什么样的价值，这是“现在的你”所面临的课题。
6，阿德勒心理学就是勇气心理学。你之所以不幸并不是因为过去或者环境，更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你只不过是缺乏“勇气”，可以说是缺乏“获得幸福的勇气”。
7，＂人的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是阿德勒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8，我们无法改变客观事实，但可以任意改变主观解释。并且，我们都活在主观世界中。
9，健全的自卑感不是来自与别人的比较，而是来自与“理想的自己”的比较。
10，当一个人想要做自己的时候，竞争势必会成为障碍。
11，阿德勒心理学关于人的行为方面和心理方面都提出了相当明确的目标。
行为方面的目标有以下两点：
①自立。
②与社会和谐共处。
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也有以下两点：
①“我有能力”的意识。
②“人人都是我的伙伴”的意识。
12，阿德勒心理学否定寻求他人的认可。
13，我们必须从“这是谁的课题”这一观点出发，把自己的课题与别人的课题分离开来。基本上，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只要能够进行课题分离，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巨大改变。进一步要做的就是不干涉他人的课题。仅此而已。
14，人为什么会如此在意别人的视线呢？阿德勒心理学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因为你还不会进行课题分离。把原本应该是别人的课题也看成是自己的课题。
15，课题分离并不是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而是入口。要想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距离太近，贴在一起，那就无法与对方正面对话。伸伸手即可触及，但又不踏入对方领域，保持这种适度距离非常重要。
16，不畏惧被人讨厌而是勇往直前，不随波逐流而是激流勇进，这才是对人而言的自由。
17，阿德勒心理学说人际关系的终点是＂共同体＂。无论是你还是我，我们都不是世界的中心，必须用自己的脚主动迈出一步去面对人际关系课题；不是考虑“这个人会给我什么”，而是要必须思考一下“我能给这个人什么”。这就是对共同体的参与和融入。
阿德勒认为他自己所叙述的共同体不仅仅包括家庭、学校、单位、地域社会，还包括国家或人类等一切存在；在时间轴上还包括从过去到未来，甚至也包括动植物或非生物。也就是主张共同体并不是我们普遍印象中的“共同体”概念所指的既有范围，而是包括了从过去到未来，甚至包括宇宙整体在内的“一切”。
18，需要记住的行动原则：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遇到困难或者看不到出口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倾听更大共同体的声音”这一原则。
19，首先应该进行课题分离，然后应该在接受双方差异的同时建立平等的横向关系。“鼓励”则是这种基础之上的一种方法。
20，如果能够与某个人建立起横向关系，也就是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的话，那就是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以此为突破口，所有人际关系都会朝着“横向”发展。重要的是意识上的平等以及坚持自己应有的主张。
21，把对自己的执著（self interest）转换成对他人的关心（social interest），建立起共同体感觉。这需要从以下三点做起：“自我接纳”“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
自我接纳、他者信赖、他者贡献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整体。
正因为接受了真实的自我——也就是“自我接纳”——才能够不惧背叛地做到“他者信赖”；而且，正因为对他人给予无条件的信赖并能够视他人为自己的伙伴，才能够做到“他者贡献”；同时，正因为对他人有所贡献，才能够体会到“我对他人有用”进而接受真实的自己，做到“自我接纳”。
22，人只有在能够感觉到“我对别人有用”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但是，这种贡献也可以通过看不见的形式实现。只要有“对别人有用”的主观感觉，即“贡献感”就可以。并且，哲人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幸福就是“贡献感”。
《被讨厌的勇气》
1，重要的不是过去，而是你怎么看待过去，而我们对过去的看法，是可以改变的。
2，我爱你，但与你无关。人们却经常借“爱”之名，行支配和控制之实。
3，现在是我们唯一真正经历和拥有的。当你急着奔向未来的时候，说明你已经不喜欢现在了。
阿德勒的心理学，就这样把自我从过去、人际关系和未来中解放出来。可是越狱成功以后呢？以前我们裹足不前，可以怪父母怨社会，而阿德勒却完全把人生责任和选择的权力交给了我们自己。当我们从这些束缚中解脱出来后，却会发现，我们其实一直都很自由，真正让我们裹足不前的，原来正是我们自己。正如本书的名字《被讨厌的勇气》，承担这种自由和责任，需要无畏的勇气。这种勇气，是阿德勒心理学的关键词，也是我们人生问题的最终解药。
4，孩子眼中的世界呈现出简单的姿态。人并不是住在客观的世界，而是住在自己营造的主观世界里。你所看到的世界不同于我所看到的世界，而且恐怕是不可能与任何人共有的世界。
5，人并不受过去的原因所左右，而是朝着自己定下的目标前进。赋予过去的事情什么样的价值，这是“现在的你”所面临的课题。
6，阿德勒心理学就是勇气心理学。你之所以不幸并不是因为过去或者环境，更不是因为能力不足，你只不过是缺乏“勇气”，可以说是缺乏“获得幸福的勇气”。
7，＂人的烦恼皆源于人际关系。”这是阿德勒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
8，我们无法改变客观事实，但可以任意改变主观解释。并且，我们都活在主观世界中。
9，健全的自卑感不是来自与别人的比较，而是来自与“理想的自己”的比较。
10，当一个人想要做自己的时候，竞争势必会成为障碍。
11，阿德勒心理学关于人的行为方面和心理方面都提出了相当明确的目标。
行为方面的目标有以下两点：
①自立。
②与社会和谐共处。
而且，支撑这种行为的心理方面的目标也有以下两点：
①“我有能力”的意识。
②“人人都是我的伙伴”的意识。
12，阿德勒心理学否定寻求他人的认可。
13，我们必须从“这是谁的课题”这一观点出发，把自己的课题与别人的课题分离开来。基本上，一切人际关系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或者自己的课题被别人妄加干涉。只要能够进行课题分离，人际关系就会发生巨大改变。进一步要做的就是不干涉他人的课题。仅此而已。
14，人为什么会如此在意别人的视线呢？阿德勒心理学给出的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因为你还不会进行课题分离。把原本应该是别人的课题也看成是自己的课题。
15，课题分离并不是人际关系的最终目标，而是入口。要想构筑良好的人际关系也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距离太近，贴在一起，那就无法与对方正面对话。伸伸手即可触及，但又不踏入对方领域，保持这种适度距离非常重要。
16，不畏惧被人讨厌而是勇往直前，不随波逐流而是激流勇进，这才是对人而言的自由。
17，阿德勒心理学说人际关系的终点是＂共同体＂。无论是你还是我，我们都不是世界的中心，必须用自己的脚主动迈出一步去面对人际关系课题；不是考虑“这个人会给我什么”，而是要必须思考一下“我能给这个人什么”。这就是对共同体的参与和融入。
阿德勒认为他自己所叙述的共同体不仅仅包括家庭、学校、单位、地域社会，还包括国家或人类等一切存在；在时间轴上还包括从过去到未来，甚至也包括动植物或非生物。也就是主张共同体并不是我们普遍印象中的“共同体”概念所指的既有范围，而是包括了从过去到未来，甚至包括宇宙整体在内的“一切”。
18，需要记住的行动原则：当我们在人际关系中遇到困难或者看不到出口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倾听更大共同体的声音”这一原则。
19，首先应该进行课题分离，然后应该在接受双方差异的同时建立平等的横向关系。“鼓励”则是这种基础之上的一种方法。
20，如果能够与某个人建立起横向关系，也就是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关系的话，那就是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以此为突破口，所有人际关系都会朝着“横向”发展。重要的是意识上的平等以及坚持自己应有的主张。
21，把对自己的执著（self interest）转换成对他人的关心（social interest），建立起共同体感觉。这需要从以下三点做起：“自我接纳”“他者信赖”和“他者贡献”。
自我接纳、他者信赖、他者贡献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整体。
正因为接受了真实的自我——也就是“自我接纳”——才能够不惧背叛地做到“他者信赖”；而且，正因为对他人给予无条件的信赖并能够视他人为自己的伙伴，才能够做到“他者贡献”；同时，正因为对他人有所贡献，才能够体会到“我对他人有用”进而接受真实的自己，做到“自我接纳”。
22，人只有在能够感觉到“我对别人有用”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自己的价值。但是，这种贡献也可以通过看不见的形式实现。只要有“对别人有用”的主观感觉，即“贡献感”就可以。并且，哲人还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幸福就是“贡献感”。
#铀在读书# 《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
这本书是攒出来的，不太值得通读，基本上只看我前面摘抄的两三条就差不多够了。
这条是想小结一下我的一些收获，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人的思想的逐渐成熟（以费孝通为例）。
.
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作者顾颉刚，他是一个「疑古派」。
这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中国史书有个趋势，就是越到近代呢关于古代的记载反而越多，于是提出「层累说」。就是越到近代，人们越需要「言必称三代」来吹牛以巩固自己的主张，所以就越是往当时已有的历史记载上「层累」出更多自己胡编的「史料」，于是就把中国的历史给虚构得越来越久远。
当然，后来这一派在论战中大失败，再到现代中国考古出土了商代的甚至更早时期的各种文物，「层累说」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了。现在回头看「疑古派」，难免会觉得这帮人为了搞新文化运动为了否定传统束缚以自强，都有点失心疯有点过于妄自菲薄了。
比如疑古派另一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其核心主张就是要废除汉字……胡适就更不用说了，学问嘛是有的，但人品上自轻自贱得很，不光毛瞧不上他，就连溥仪都瞧不上他，到后来甚至连蒋介石都瞧不上他了……
可是顾颉刚在提《中华民族是一个》时，却从疑古的角度出发，力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融合团结的大民族，不存在区分（甚至分裂）的必要，以此唤起大家一致对外、保家卫国的激情。
这里面是有点小的矛盾在的，但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不管是主张疑古是今还是强调民族统一，目的都是要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拿在自己手里，以便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振兴中华。这个立场，对照费孝通的态度变化，就会有所呼应。
.
费孝通当年 1938 年还是个学生，应该是受他老师的指使，主动给顾颉刚写信，反驳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的诸多观点。
看费孝通当年写的东西，说实话是蛮酸臭的……倒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感觉，没有，就是那种文绉绉地脱离实际而不自知的迂腐。通篇在那儿纠结，说从西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理论出发，应该如何区分 state, nation, race, clan, ethnic group 等概念，却意识不到所谓的文化理论都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西方学者按着自己在西方的成长经历所建构出来的，并不是天然成立的自然科学般的客观规律。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中华民族的说法和汉蒙回藏满民族的说法都成立，没必要为了强调一个就否认另一个，只要我们向民众讲解清楚，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特别蠢。说得不严谨一些，就是太没有换位思考能力了，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一样，既有能力讲道理，又有意愿讲道理。或者说得轻佻些，由于想不到有那种很坏的人和轻易被坏人忽悠的蠢人的存在，于是显得自己既有点蠢，又成了坏人的帮闲。
但费孝通很多年后在顾颉刚的百年纪念会上又提及此事时，也解释了自己当时没有坚持讨论的原因——他明白了顾颉刚的目的是团结群众以抗战，并非在学术层面厘清概念，于是意识到 1938 年并不是一个适合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是不是一个」的时候，所以闭嘴了。这第二反应就显得比第一反应成熟了许多。
再看费孝通 1947 年写的《乡土中国》，过了十多年，又更成熟了。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农村的两条出路：一是建立强力的集权政府，为农民的长远利益而迫使农民交出基本生活之外的农业资本积累，交由国家去发展工业巩固军事，维持独立主权之后再发展经济反哺农业，最终全民富裕；二是建立亲民的相对弱势的政府，靠反复教育和宣传，让农民自发地完成上交农业资本积累以发展工业的任务。
费孝通在 1947 年时认为，第二条路比较好，因为第一条路风险太大——毕竟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有能力强迫农民交出资本的强悍政府，往往是不受农民限制的，又有什么必要替农民去发展工业谋幸福呢……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走的却是费孝通说的第一条路。
再到 1950s，费孝通越来越成为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徒」。眼见着毛带着全国人民搞生产，替群众向长期利益做奋斗，费孝通的立场也从一开始的右派而变得越来越左，彻底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就可以看到，费孝通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上，一开始争辩学术观点，后来意识到这是爱国行为，于是不再争辩；他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上，一开始是逻辑推理不信集权，后来通过现实去不断检验中共，于是转为社会主义信徒；观点虽然前后反转，但立场却是从未变过——一直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顾颉刚其实是一样爱国的。
.
我在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里 29 岁的费孝通在 1938 年写的反驳文时，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可能是 30 岁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认为科学的精神是求真，却不明白科学有客观性，而科学家却必须有主观立场。即如图 1 所说，我感觉微博上这样的科普 KOL 也有很多，年龄也相近，可能是人类这种生物的缺陷。
知识分子要如何完成自我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自己的思考是图 2 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明白科学家首先是人，而人必须先明确利益立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但人类社会的不同势力是主观建构出来的，目的是分配物质利益，那就肯定有利益立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所以搞科研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现真理，更是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哪怕最终为全人类服务，那在此过程中也有亲疏远近先后左右的区别，想明白这个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聊日本问题比较多，很多糊涂蛋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图 3 所说的那些话题，在自我思考和公开宣传时，话术必然是不同的。就像费孝通年轻时，误以为只要自己说清楚了，那么民众就能听明白，或者说如果民众听不明白，那么便不是自己这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实在是一种骄傲和不负责任，国家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人性天然有缺陷，人的理性不完备，群众的想法往往没那么辩证，你的话术要基于你的立场和目的来设置，以结果做评判。
日本政客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民选制度下的日本选民却并没有用选票来拒绝这样的政客连任，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结果当有人表示日本人并不是反战而是反战败时，你跳出来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什么日本民众里还是有真心反战的，甚至曲解毛的统战话术来把爱国主义者打成极左，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这样的思考方式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把舆论场想成池塘，言论是石子，扔进去必然不止一圈涟漪。相关例子如图 4，感兴趣可以一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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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攒出来的，不太值得通读，基本上只看我前面摘抄的两三条就差不多够了。
这条是想小结一下我的一些收获，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人的思想的逐渐成熟（以费孝通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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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作者顾颉刚，他是一个「疑古派」。
这派的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他们认为中国史书有个趋势，就是越到近代呢关于古代的记载反而越多，于是提出「层累说」。就是越到近代，人们越需要「言必称三代」来吹牛以巩固自己的主张，所以就越是往当时已有的历史记载上「层累」出更多自己胡编的「史料」，于是就把中国的历史给虚构得越来越久远。
当然，后来这一派在论战中大失败，再到现代中国考古出土了商代的甚至更早时期的各种文物，「层累说」实际上已经不攻自破了。现在回头看「疑古派」，难免会觉得这帮人为了搞新文化运动为了否定传统束缚以自强，都有点失心疯有点过于妄自菲薄了。
比如疑古派另一代表人物，同时也是新文化运动旗手之一的钱玄同，其核心主张就是要废除汉字……胡适就更不用说了，学问嘛是有的，但人品上自轻自贱得很，不光毛瞧不上他，就连溥仪都瞧不上他，到后来甚至连蒋介石都瞧不上他了……
可是顾颉刚在提《中华民族是一个》时，却从疑古的角度出发，力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同一个融合团结的大民族，不存在区分（甚至分裂）的必要，以此唤起大家一致对外、保家卫国的激情。
这里面是有点小的矛盾在的，但立场其实是一致的——不管是主张疑古是今还是强调民族统一，目的都是要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权拿在自己手里，以便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去振兴中华。这个立场，对照费孝通的态度变化，就会有所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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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当年 1938 年还是个学生，应该是受他老师的指使，主动给顾颉刚写信，反驳他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的诸多观点。
看费孝通当年写的东西，说实话是蛮酸臭的……倒不是那种自以为是居高临下的感觉，没有，就是那种文绉绉地脱离实际而不自知的迂腐。通篇在那儿纠结，说从西方人类学家和社会学者的理论出发，应该如何区分 state, nation, race, clan, ethnic group 等概念，却意识不到所谓的文化理论都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西方学者按着自己在西方的成长经历所建构出来的，并不是天然成立的自然科学般的客观规律。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中华民族的说法和汉蒙回藏满民族的说法都成立，没必要为了强调一个就否认另一个，只要我们向民众讲解清楚，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就……特别蠢。说得不严谨一些，就是太没有换位思考能力了，以为所有人都像自己这样的大知识分子一样，既有能力讲道理，又有意愿讲道理。或者说得轻佻些，由于想不到有那种很坏的人和轻易被坏人忽悠的蠢人的存在，于是显得自己既有点蠢，又成了坏人的帮闲。
但费孝通很多年后在顾颉刚的百年纪念会上又提及此事时，也解释了自己当时没有坚持讨论的原因——他明白了顾颉刚的目的是团结群众以抗战，并非在学术层面厘清概念，于是意识到 1938 年并不是一个适合讨论「中华民族到底是不是一个」的时候，所以闭嘴了。这第二反应就显得比第一反应成熟了许多。
再看费孝通 1947 年写的《乡土中国》，过了十多年，又更成熟了。费孝通在书中提出了中国农村的两条出路：一是建立强力的集权政府，为农民的长远利益而迫使农民交出基本生活之外的农业资本积累，交由国家去发展工业巩固军事，维持独立主权之后再发展经济反哺农业，最终全民富裕；二是建立亲民的相对弱势的政府，靠反复教育和宣传，让农民自发地完成上交农业资本积累以发展工业的任务。
费孝通在 1947 年时认为，第二条路比较好，因为第一条路风险太大——毕竟从逻辑上来说，一个有能力强迫农民交出资本的强悍政府，往往是不受农民限制的，又有什么必要替农民去发展工业谋幸福呢……直到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走的却是费孝通说的第一条路。
再到 1950s，费孝通越来越成为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信徒」。眼见着毛带着全国人民搞生产，替群众向长期利益做奋斗，费孝通的立场也从一开始的右派而变得越来越左，彻底完成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里就可以看到，费孝通在「中华民族是不是一个」的问题上，一开始争辩学术观点，后来意识到这是爱国行为，于是不再争辩；他在中国农村的出路问题上，一开始是逻辑推理不信集权，后来通过现实去不断检验中共，于是转为社会主义信徒；观点虽然前后反转，但立场却是从未变过——一直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在这一点上，费孝通和顾颉刚其实是一样爱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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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看《中华民族是一个：围绕1939年这一议题的大讨论》这本书里 29 岁的费孝通在 1938 年写的反驳文时，就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这可能是 30 岁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自以为掌握了真理，自认为科学的精神是求真，却不明白科学有客观性，而科学家却必须有主观立场。即如图 1 所说，我感觉微博上这样的科普 KOL 也有很多，年龄也相近，可能是人类这种生物的缺陷。
知识分子要如何完成自我的社会主义改造，我自己的思考是图 2 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明白科学家首先是人，而人必须先明确利益立场。自然世界是客观的，但人类社会的不同势力是主观建构出来的，目的是分配物质利益，那就肯定有利益立场。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所以搞科研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发现真理，更是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哪怕最终为全人类服务，那在此过程中也有亲疏远近先后左右的区别，想明白这个非常重要。
前段时间聊日本问题比较多，很多糊涂蛋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如图 3 所说的那些话题，在自我思考和公开宣传时，话术必然是不同的。就像费孝通年轻时，误以为只要自己说清楚了，那么民众就能听明白，或者说如果民众听不明白，那么便不是自己这个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实在是一种骄傲和不负责任，国家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用？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必须明白，人性天然有缺陷，人的理性不完备，群众的想法往往没那么辩证，你的话术要基于你的立场和目的来设置，以结果做评判。
日本政客反复参拜靖国神社，民选制度下的日本选民却并没有用选票来拒绝这样的政客连任，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结果当有人表示日本人并不是反战而是反战败时，你跳出来说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说什么日本民众里还是有真心反战的，甚至曲解毛的统战话术来把爱国主义者打成极左，那你是个什么东西呢？你的立场又在哪里呢？
这样的思考方式说复杂其实也不复杂，无非是把舆论场想成池塘，言论是石子，扔进去必然不止一圈涟漪。相关例子如图 4，感兴趣可以一看，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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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蒋谈#又一项朝令夕改，暴露出菅义伟的首鼠两端。
伴随着各国代表团入住奥运村，有部分运动员主张，日本政府的入境后14天内不许外出，无监督者同行不许外出的规定，是对人身自由的束缚。而菅义伟为了平息不满，再次展示了他首鼠两端的性格特征，修改规定为，能够在15分钟以内回来的话，没有监督者也可以外出。
据《东京新闻》报道称，在现在的奥运村，如果有外国选手想要外出，监督者就记下出发时间和房间号码，并告知15分钟返回。所能做的管理仅此而已。
对于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有在野党议员指出，既然奥组委都默认了可以外出、可以无监督外出，那么即便有人超时不归，即便有人不打招呼外出，也不能进行任何有约束作用的处分。所以事实上，这些人的进进出出都是自由的，防疫效果大减。
疫情下的奥运会史无前例，难免会有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然而日本作为主办方，应该有坚定的主张和勇敢的执行力，不能因为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就朝令夕改，要想做到让各方面都满意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最有责任感的管理才是真正的保护各国远动员。当防疫措施与西方文化里的“人身自由”相冲突时该怎么办？这道题或许我们也该琢磨琢磨。#疫情下的奥运经济##中日人才招聘#
伴随着各国代表团入住奥运村，有部分运动员主张，日本政府的入境后14天内不许外出，无监督者同行不许外出的规定，是对人身自由的束缚。而菅义伟为了平息不满，再次展示了他首鼠两端的性格特征，修改规定为，能够在15分钟以内回来的话，没有监督者也可以外出。
据《东京新闻》报道称，在现在的奥运村，如果有外国选手想要外出，监督者就记下出发时间和房间号码，并告知15分钟返回。所能做的管理仅此而已。
对于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有在野党议员指出，既然奥组委都默认了可以外出、可以无监督外出，那么即便有人超时不归，即便有人不打招呼外出，也不能进行任何有约束作用的处分。所以事实上，这些人的进进出出都是自由的，防疫效果大减。
疫情下的奥运会史无前例，难免会有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然而日本作为主办方，应该有坚定的主张和勇敢的执行力，不能因为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就朝令夕改，要想做到让各方面都满意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最有责任感的管理才是真正的保护各国远动员。当防疫措施与西方文化里的“人身自由”相冲突时该怎么办？这道题或许我们也该琢磨琢磨。#疫情下的奥运经济##中日人才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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