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突然明白了为啥朋友之前会说我最容易恋爱甚至是结婚。
因为我是真的没有心机的那种人，然后平常的圈子都很简单，认识和相处的朋友们也都是很舒服的状态。
同样，有异性朋友，但是从来不会过度越界，也不会随随便便对一个人有好感或者是喜欢。
但是，很容易被自我感动，被人套路，然后又没心机，容易被人看穿[二哈]表面上看的我很活泼开朗，玩的嗨，实际上的我，只是单纯的喜欢玩，喜欢闹。做朋友应该挺受欢迎，做恋人感觉如果没get到我，可能挺无趣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天天琢磨自己[允悲][允悲]
因为我是真的没有心机的那种人，然后平常的圈子都很简单，认识和相处的朋友们也都是很舒服的状态。
同样，有异性朋友，但是从来不会过度越界，也不会随随便便对一个人有好感或者是喜欢。
但是，很容易被自我感动，被人套路，然后又没心机，容易被人看穿[二哈]表面上看的我很活泼开朗，玩的嗨，实际上的我，只是单纯的喜欢玩，喜欢闹。做朋友应该挺受欢迎，做恋人感觉如果没get到我，可能挺无趣的。哈哈哈哈哈哈哈，天天琢磨自己[允悲][允悲]
有一天晚上啊，我躺在床上，回忆着很多个白天的诸多细节。我突然想到了一条当时觉得很精妙的写文思路，不过思索层面只是浅尝辄止般的心满意足，只到很多天后啊，突然想动笔，又恰巧想到似乎曾经在我脑海里出现的思路，但是记忆却已在时间中斑驳不全，我终于是没能找回它。
有些遗憾，也很难受，于是写了这篇文来纪念。蓦然生出的念头似乎无根无萍，很容易被时间拭去，那就顺逐而上，去溯着些更稳固的属性，以待回忆起，顺流而下…
沿着诸些念头顺逐而上的
在午后，人群中、在公车上，看着窗里窗外、在愣神间，谁走走停停时的身侧。
时间很缓，旁侧很静，阳光透入的车厢很明朗，被裹携的影偏移得很清晰，窥得一隙的我发呆得很安逸。
——午后的引
初印象终于是抵不得细细地体察，最容易觉察的或许也并非你更在意的呢。
白露、秋分、…寒露，哦～还没有到。即便如此，在立秋期满、昼夜更程的秋分过后，于节气上言，便是早过闷热的初秋了。但是在这座南方的城市，却是秋意渐浓时稍有遗漏的非他之境。秋雨倒是不缺的，天空也是高远地敞开，只是风穿不过偶见鸟雀停留于线杆的街道，阳光亦在叶间楼前的无阴影侧沿尽日燎烤。
才释去公交亭处的热意，在车上候得座位的我却是被眼前窗角直射的阳光惊着了。即便空调在头顶浇沉着凉风，但对于我体感所察的，刺目的光实在谈不上舒适。并没有窗帘，也没见得可以拿起什么遮挡，于是稍显困倦的我只是勉强地闭上了双眼，只听着呼呼的冷气声响，与自己呼吸间渐渐弥漫的沉静。以为会被惊扰得烦躁，没想到静与缓依旧，不过与平时午睡不同的是，我闭眼后轻暖的微亮，它让我忆回到尚年幼时被父母“押”上床的午睡，情绪从恰玩闹结束的兴奋缓缓地浸入睡意浅弥的梦乡，温暖且轻柔，彼年那时，就是此般的阳光，不过是在他境了，而不是于他乡的车厢。
闭眼的光融着恰恰的恬淡，有感的某人在午后却是乏得厉害，某一站过，被人影惊动的抬眼间，车厢的对侧却是出现了又一个的空位。那里处于背光的阴凉，其后排人的微抿嘴角也诉着所处的时光静好。似乎很显然的，我应当转至那个好位置，以适配予取的畅酣睡眠，弥补回方才光线透射产生的浅浅不适。不过没有动啊，不过不必动啊。别样的情致往往出现在不觉的恍然，或许会被易察的不妥所掩盖，好在低头垂眼的我，便倦倦地见着了。
万般所感，缘自万般所见。不过若只是单单是看见未免就见着了，那是某个包含了一个人伸出感与触去与其接洽的过程。
与风有关，那是在阳光洒落之处随发丝飘然出的另一个念头。对于风的界定便并非只论其有无了，此时哪怕加上盛衰之分也不够拟其分毫之态。从容，轻缓、微凉似乎是常例中对于风的好印象，不过啊，如心意的风象，远不止万千之态。就像此时被察觉的，路口花坛侧公车轻驻的窗口，风暖草熏同样宜人。其实无需太刻意地去运载感触，逢得此阵的风也不必去铺垫，它就像是碰巧晃至于此地的拍摄镜头，只是车停时我偶偶的入镜，我会想啊，风若是不拂过或是我此时并未出现在此地，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哪怕连遗憾都不会有吧，不过有觉察的此时，在遗憾于无遗憾的同一时刻，庆幸感自然不由地生发，还好眼中有光，恰恰泛得思量，莫名的心动一瞬，便牵住短念情长。不觉间，现在车又的启动了，就在我的思索之余，随车行起兴，风又变了…车行快了，风愈劲了，攒团涌进半开掩的窗户，清意也拂面庞，此般季节的凉风是何种的可人，你看这不就又是风的一抹佳色。没错啊，关于风的念头就如同流动至眼前的色带，其间的颜料亦是融合变幻，只待人截流以取。你听，窗外传来了"沙沙"的 叶片碰擦声，它来自于公车掠过的沿路树丛，那里起着微风，想来与我们的窗侧又是不一般的颜色。
你如何判断时间的长短呢？用腕上的手表，还是口袋中的手机，又或者是纯粹的估量。居无定所的奔往叫流浪，非主观所驱的远离的叫漂泊，而对于既是主观想去又有居所的我，自然还有一段路被叫作归途。还是同一路的公车，再上车是已近黄昏，斜阳悬在路侧的楼顶，橘黄的光照进车厢，光与影的模糊界限泛着昏昏的晕。一下午的工作早已消耗掉浅浅午睡后的精力，如此相似，我又是倦倦地入场。
不喜欢去等人，因为等着等着就怕那个人这次不会到达。且不谈如今联系方式的快捷，哪怕及时得知自己被鸽依旧存有的不快，更何况更久远些时候仅仅的以约为期。不过啊，我其实渐渐明白，在互相约定的钟点，早到也好，迟到也好，并不能径直被视作为态度就是了，比如爸爸说好的归期很少有准时过，也比如有些举动不便准时去表达的。同样，在踏上车的下一刻，我对另一位说好了返程的时间，按经验公车从出发至到达需四十分钟，刚坐下的我夸大的想着公车已行的站数，然后自主地忽略了下车后的路程，我说出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就会到达”的词句，然后默默念着赶着与谁共赴的饭点，对时间模糊大概的估计给了我半小时到达的信心，不过似乎公车并没有行快，那一位也并没有去等待，也似乎我明明是知道这一切的，只是单纯地期冀着。
睡着了，回想起来，眠于想象中计划好一切的下一刻。是师兄在身侧将我轻轻拍醒，起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在更昏的夕阳中寻着见谁，下一瞬又蓦然回过神来，却是翻找着手机看时间，“四十分钟”恰好的钟点，离我上一次看的时间，消息也没有更新，泛着灰灰的落寞。如同磁带被卡住突兀的气馁，我被下车的人带出公车，像是没有接近就来临的错过，注定之物似乎容不得挣扎。与师兄在分岔路口各自走开，拖着步子的我念头中又拼凑出了新的画面，“我在夕阳下奔跑，紧紧追赶着最后的白日光景，去见一个人，去逢着一个对面”“另一位恰巧因为某些事而耽搁，靠着还绽有余晖的窗侧等着电梯，摆弄着手机，轻觑着数字的流转。”“我赶上了即将关门的电梯，拭干微汗在喘息中平复，注视着电梯的数字跃动”“门要开了，我预备着从容地走出。门将开了，她放下手机，作出等候的姿态”“叮～一声的轻响，两位听着都觉得十足的欣慰，然后看到了彼此，她猛然想起与他的小小约定，我联想出她的等待将自己感动，恰好，楼顶的日沉，黄昏已逝，接下来的是漫漫的长夜”我也随思绪的断裂回到了现实。回头看着昏沉欲坠的太阳，我也加急了脚步开始奔跑，跑过楼角巷口，掠过长廊短梯，赶上了恰到底层的电梯，看着数字的流转，到了想要到达的楼层，预备着从容地走出。门开了，尚有余晖的窗下看不到随风飘然的鬓发，我犹豫着迈出电梯，夕阳蓦然一沉，我蓦然一愣，不觉间我竟突然忘记了，联想的故事中，那两位最后是彼此相逢，还是一人迈出电梯一人走入电梯地去错过。
念头顺逐而上的，觅觅无期，不知道寻求或证实的，是突至的兴致、暂驻的心情或是绵长的感情呢？
——某日张某随笔
有些遗憾，也很难受，于是写了这篇文来纪念。蓦然生出的念头似乎无根无萍，很容易被时间拭去，那就顺逐而上，去溯着些更稳固的属性，以待回忆起，顺流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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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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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露、秋分、…寒露，哦～还没有到。即便如此，在立秋期满、昼夜更程的秋分过后，于节气上言，便是早过闷热的初秋了。但是在这座南方的城市，却是秋意渐浓时稍有遗漏的非他之境。秋雨倒是不缺的，天空也是高远地敞开，只是风穿不过偶见鸟雀停留于线杆的街道，阳光亦在叶间楼前的无阴影侧沿尽日燎烤。
才释去公交亭处的热意，在车上候得座位的我却是被眼前窗角直射的阳光惊着了。即便空调在头顶浇沉着凉风，但对于我体感所察的，刺目的光实在谈不上舒适。并没有窗帘，也没见得可以拿起什么遮挡，于是稍显困倦的我只是勉强地闭上了双眼，只听着呼呼的冷气声响，与自己呼吸间渐渐弥漫的沉静。以为会被惊扰得烦躁，没想到静与缓依旧，不过与平时午睡不同的是，我闭眼后轻暖的微亮，它让我忆回到尚年幼时被父母“押”上床的午睡，情绪从恰玩闹结束的兴奋缓缓地浸入睡意浅弥的梦乡，温暖且轻柔，彼年那时，就是此般的阳光，不过是在他境了，而不是于他乡的车厢。
闭眼的光融着恰恰的恬淡，有感的某人在午后却是乏得厉害，某一站过，被人影惊动的抬眼间，车厢的对侧却是出现了又一个的空位。那里处于背光的阴凉，其后排人的微抿嘴角也诉着所处的时光静好。似乎很显然的，我应当转至那个好位置，以适配予取的畅酣睡眠，弥补回方才光线透射产生的浅浅不适。不过没有动啊，不过不必动啊。别样的情致往往出现在不觉的恍然，或许会被易察的不妥所掩盖，好在低头垂眼的我，便倦倦地见着了。
万般所感，缘自万般所见。不过若只是单单是看见未免就见着了，那是某个包含了一个人伸出感与触去与其接洽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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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如何判断时间的长短呢？用腕上的手表，还是口袋中的手机，又或者是纯粹的估量。居无定所的奔往叫流浪，非主观所驱的远离的叫漂泊，而对于既是主观想去又有居所的我，自然还有一段路被叫作归途。还是同一路的公车，再上车是已近黄昏，斜阳悬在路侧的楼顶，橘黄的光照进车厢，光与影的模糊界限泛着昏昏的晕。一下午的工作早已消耗掉浅浅午睡后的精力，如此相似，我又是倦倦地入场。
不喜欢去等人，因为等着等着就怕那个人这次不会到达。且不谈如今联系方式的快捷，哪怕及时得知自己被鸽依旧存有的不快，更何况更久远些时候仅仅的以约为期。不过啊，我其实渐渐明白，在互相约定的钟点，早到也好，迟到也好，并不能径直被视作为态度就是了，比如爸爸说好的归期很少有准时过，也比如有些举动不便准时去表达的。同样，在踏上车的下一刻，我对另一位说好了返程的时间，按经验公车从出发至到达需四十分钟，刚坐下的我夸大的想着公车已行的站数，然后自主地忽略了下车后的路程，我说出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就会到达”的词句，然后默默念着赶着与谁共赴的饭点，对时间模糊大概的估计给了我半小时到达的信心，不过似乎公车并没有行快，那一位也并没有去等待，也似乎我明明是知道这一切的，只是单纯地期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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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头顺逐而上的，觅觅无期，不知道寻求或证实的，是突至的兴致、暂驻的心情或是绵长的感情呢？
——某日张某随笔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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