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夫子曾搬空古墓，却没发现，黑泥中还有一件价值“过亿”的宝贝】
1997年8月，湖北荆州“秦家山”上发出一声巨响，这次土夫子比较狠，几乎搬空了整座古墓中的陪葬品；就在考古队惋惜的时候，专家却发现了价值“过亿”的玉片。
湖北荆州，历史上著名的“楚文化古城”，这里不仅流传着许多古代名人的传说故事，还坐落着许多古代贵族的陵墓；荆州濠林村附近的“秦家山”上，自古坐落着三座古墓，据说葬的是战国时代的某位贵族。
当然，既然是三座墓，葬的不可能是一个人。由于古墓一大两小，因此当地传说葬的是一位楚国将军，以及两位夫人；考古队也曾到过这里，但由于三座古墓并未被盗发，因此也没有主动发掘，墓主人究竟是谁最终没有定论。
考古队不发掘，这就给土夫子留下了机会，1994年8月上旬的某一天，“秦家山”的方向传来一声巨响；再等考古队赶到，“2号墓”已经被炸开，古墓内部情况不明，“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
8月下旬，上级批准对“秦家山”古墓进行保护性发掘。这座古墓并不大，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以发掘；没几天，考古队就弄清了这座古墓的基本布局，这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正方形竖穴土坑墓。
概括来说，这是一座中型楚墓，年代大约为战国中晚期，墓主人应为女性；虽说是中型墓，但看内部规格，也属于楚国贵族，稍显遗憾的是，土夫子下手比较狠，几乎搬空了墓室内的所有陪葬，连头箱、边箱都没有放过。
大约到了9月下旬，古墓封土基本清理完毕，“2号墓”也终于露出了全貌，墓内明显被洗劫一空，仅留下了“一椁三棺”；面对这样的情景，考古专家惋惜不已，既然墓室内空空如也，只好看看棺内还有没有东西了。
令考古专家失望的是，土夫子连棺椁也已经打开过了，不仅棺内“干净”，连棺底也是空的，就只剩下一层厚厚的黑泥；既然已经打开了古墓，考古队虽说有点懊丧，但还是要按照考古标准流程进行清理。
一位工作人员在清理棺内时，竟然在墓主头部位置的黑泥中摸出了一块半圆形的器物；凭手感，这东西应该是已经破碎的器物，但由于被黑泥包裹，究竟是什么还不能确定。
之后，考古队工作人员将这件器物上的黑泥清理干净，露出的竟然是一块带有纹饰的墨绿色的玉器；前面“凭手感”破碎的部分，也并非真的破碎，而是由人工刻意加工而成的状态。
当时，就连考古专家也有点懵，这块“墨玉”虽然经过加工，但并不是一件完整器物，看样子也不像礼器或某种装饰；就在大家疑惑时，清理内棺的工作人员，又在黑泥中摸出了一件类似的“墨玉”。
专家将两件“墨玉”放在一起对比，两件玉器竟然能完美拼接成“一块”，且凹凸之处刻意相互榫合；原来，这是一件“墨玉面具”，通俗的称呼是“玉覆面”。
当然，考古发现中的人形面具并不少见，不仅有玉、还有青铜、金、银等材质，这些被统称为“覆面”，是古代贵族的一种葬具；据说，“覆面”有保护逝者面容的作用，但数千年之后，这种面具的功效似乎不大。
单说“秦家山2号墓”出土的这件玉覆面，它的左右两片均为整块墨玉雕琢而成；其大抵呈黑褐色，椭圆形，长径20厘米，短径13.9厘米，厚0.23厘米，和普通人脸部大小相似。
这件“玉覆面”可谓弥足珍贵，其制作过程也更为复杂。据推测，古代玉匠先要将一整块玉石切成薄片，再经过更为细致的切割和打磨，做出人的面部轮廓；之后，匠人还要钻孔，雕刻出面具上的“眼睛、鼻孔”、“嘴巴”等镂空槽，头发、眉毛等则为阴刻。
以这件“玉覆面”为例，其雕刻刀工细腻，线条流畅，暂且不说这块“墨玉”的价值，仅是雕工就足以称绝；除此外，在“玉覆面”的四周还有8个小孔，用以串缀之用。
追根溯源，“覆面”的历史还是比较久远的，《仪礼·士丧礼》记载，早在先秦丧葬中就已经出现了以丝织品为材料的“冥目”，也叫“裹首”，大抵就是“覆面”的前身了。
概括来说，“秦家山2号墓”出土的这块墨玉覆面，专家发现同样有丝织品残留，大概最初的状态是“覆面”缝缀在一块方形丝织品上；丝织品的四角又系上玉璜或玉佩等重物，以平展丝织品。
“覆面”这种丧葬用具，以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多出现于中原地区；玉质“覆面”也出现过不少，多为小玉片缝缀而成；“秦家山2号墓”出土的这件玉覆面，显然与中原地区的丧葬文化存在着颇深渊源，但其等级更高，也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唯一”的一件用整块玉雕刻而成的丧葬用具。
回想当初，要不是土夫子没有发现黑泥中的“宝贝”，这件玉覆面或许同样难逃厄运；也幸亏土夫子没有发现，这件“墨玉覆面”才得以成为国宝文物，其价值甚至超过了2号墓中所有的陪葬品。
2014年，中信国际拍卖公司曾公开拍卖过一件“饕餮纹玉覆面”，价值600余万；以此为参照，这件“墨玉覆面”无论材质、工艺还是艺术观赏价值、历史意义等，都要超过拍卖的那件，其价值应在千万以上，甚至“过亿”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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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湖北荆州“秦家山”上发出一声巨响，这次土夫子比较狠，几乎搬空了整座古墓中的陪葬品；就在考古队惋惜的时候，专家却发现了价值“过亿”的玉片。
湖北荆州，历史上著名的“楚文化古城”，这里不仅流传着许多古代名人的传说故事，还坐落着许多古代贵族的陵墓；荆州濠林村附近的“秦家山”上，自古坐落着三座古墓，据说葬的是战国时代的某位贵族。
当然，既然是三座墓，葬的不可能是一个人。由于古墓一大两小，因此当地传说葬的是一位楚国将军，以及两位夫人；考古队也曾到过这里，但由于三座古墓并未被盗发，因此也没有主动发掘，墓主人究竟是谁最终没有定论。
考古队不发掘，这就给土夫子留下了机会，1994年8月上旬的某一天，“秦家山”的方向传来一声巨响；再等考古队赶到，“2号墓”已经被炸开，古墓内部情况不明，“抢救性发掘”迫在眉睫。
8月下旬，上级批准对“秦家山”古墓进行保护性发掘。这座古墓并不大，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以发掘；没几天，考古队就弄清了这座古墓的基本布局，这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正方形竖穴土坑墓。
概括来说，这是一座中型楚墓，年代大约为战国中晚期，墓主人应为女性；虽说是中型墓，但看内部规格，也属于楚国贵族，稍显遗憾的是，土夫子下手比较狠，几乎搬空了墓室内的所有陪葬，连头箱、边箱都没有放过。
大约到了9月下旬，古墓封土基本清理完毕，“2号墓”也终于露出了全貌，墓内明显被洗劫一空，仅留下了“一椁三棺”；面对这样的情景，考古专家惋惜不已，既然墓室内空空如也，只好看看棺内还有没有东西了。
令考古专家失望的是，土夫子连棺椁也已经打开过了，不仅棺内“干净”，连棺底也是空的，就只剩下一层厚厚的黑泥；既然已经打开了古墓，考古队虽说有点懊丧，但还是要按照考古标准流程进行清理。
一位工作人员在清理棺内时，竟然在墓主头部位置的黑泥中摸出了一块半圆形的器物；凭手感，这东西应该是已经破碎的器物，但由于被黑泥包裹，究竟是什么还不能确定。
之后，考古队工作人员将这件器物上的黑泥清理干净，露出的竟然是一块带有纹饰的墨绿色的玉器；前面“凭手感”破碎的部分，也并非真的破碎，而是由人工刻意加工而成的状态。
当时，就连考古专家也有点懵，这块“墨玉”虽然经过加工，但并不是一件完整器物，看样子也不像礼器或某种装饰；就在大家疑惑时，清理内棺的工作人员，又在黑泥中摸出了一件类似的“墨玉”。
专家将两件“墨玉”放在一起对比，两件玉器竟然能完美拼接成“一块”，且凹凸之处刻意相互榫合；原来，这是一件“墨玉面具”，通俗的称呼是“玉覆面”。
当然，考古发现中的人形面具并不少见，不仅有玉、还有青铜、金、银等材质，这些被统称为“覆面”，是古代贵族的一种葬具；据说，“覆面”有保护逝者面容的作用，但数千年之后，这种面具的功效似乎不大。
单说“秦家山2号墓”出土的这件玉覆面，它的左右两片均为整块墨玉雕琢而成；其大抵呈黑褐色，椭圆形，长径20厘米，短径13.9厘米，厚0.23厘米，和普通人脸部大小相似。
这件“玉覆面”可谓弥足珍贵，其制作过程也更为复杂。据推测，古代玉匠先要将一整块玉石切成薄片，再经过更为细致的切割和打磨，做出人的面部轮廓；之后，匠人还要钻孔，雕刻出面具上的“眼睛、鼻孔”、“嘴巴”等镂空槽，头发、眉毛等则为阴刻。
以这件“玉覆面”为例，其雕刻刀工细腻，线条流畅，暂且不说这块“墨玉”的价值，仅是雕工就足以称绝；除此外，在“玉覆面”的四周还有8个小孔，用以串缀之用。
追根溯源，“覆面”的历史还是比较久远的，《仪礼·士丧礼》记载，早在先秦丧葬中就已经出现了以丝织品为材料的“冥目”，也叫“裹首”，大抵就是“覆面”的前身了。
概括来说，“秦家山2号墓”出土的这块墨玉覆面，专家发现同样有丝织品残留，大概最初的状态是“覆面”缝缀在一块方形丝织品上；丝织品的四角又系上玉璜或玉佩等重物，以平展丝织品。
“覆面”这种丧葬用具，以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多出现于中原地区；玉质“覆面”也出现过不少，多为小玉片缝缀而成；“秦家山2号墓”出土的这件玉覆面，显然与中原地区的丧葬文化存在着颇深渊源，但其等级更高，也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唯一”的一件用整块玉雕刻而成的丧葬用具。
回想当初，要不是土夫子没有发现黑泥中的“宝贝”，这件玉覆面或许同样难逃厄运；也幸亏土夫子没有发现，这件“墨玉覆面”才得以成为国宝文物，其价值甚至超过了2号墓中所有的陪葬品。
2014年，中信国际拍卖公司曾公开拍卖过一件“饕餮纹玉覆面”，价值600余万；以此为参照，这件“墨玉覆面”无论材质、工艺还是艺术观赏价值、历史意义等，都要超过拍卖的那件，其价值应在千万以上，甚至“过亿”也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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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土的唐代碗身上，能看出盛唐文化有多么丰富吗？】
碗作为今日最常用的饮食器皿之一，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陶碗主要用于饮水和盛食，以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红陶碗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距今约7000年）。自战国以后碗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生活器皿，东汉以后逐渐发展为瓷碗，形制也逐渐开始变化。
到唐代时，碗已经成为了生产量最大的一种陶瓷日用器皿。唐代是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从材质上看，唐代时期的碗可分为瓷碗、金属碗和木碗，从外观上看，口大底小、碗底有足这两个特征始终没有太大变化，此从形制上对古代各个时期的碗进行断代便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首先从碗足的变化来进行断代，从初唐到五代时期碗底的足有明显的变化，碗底由饼底演化成为圈足，经历了饼底、玉璧、圈底（足）三个变化阶段，在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且各个类型的流行时期基本对应着初唐、中唐至晚唐和晚唐五代这三个阶段。
这一特征对考古断代也有重要意义，是一个极富特征的指标。所以研究、探讨唐代碗底的特征就具有双重意义——既能梳理碗的形制变化又能对古碗进行断代，其次是从器物表面纹饰进行断代，最后是从制法的不同入手，分析唐代碗的具体年代。下面以材质不同进行分类，分别对唐代瓷、金属和木碗的特征做一简介。
唐代瓷碗
一、形体特征
从外观来看，唐代碗的高度与口径（直径）进本一致，器物非常圆润，体现出丰腴之美，且各种不同用途的碗皆要比其他时期的尺寸偏大，体现了唐代的雍容大气。如河南巩义黄冶窑烧制的碗，制作精良，敞口、浅腹、圈足，通体圆润，碗内外皆施黑釉。
二、碗底特征
1、碗底（圈足）底部不施釉
唐代的碗底不施釉，已被学术界认同，从现在所发现的器物及残片观察，亦未见有碗底施釉的现象，这与唐代烧制技术有关。唐代著名窑址主要有长沙窑、邢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均采用支钉支烧，施釉为三彩或者钴蓝釉，流动性较强，为避免通体施釉后流淌至底部，将碗底和烧至器物粘连，所以碗底不施釉，碗底部施釉，一般常见于宋代及之后的碗底。至宋代烧制技术改善，故此施釉至碗底部圈足。常见唐代碗的施釉一般至碗底以上三至四厘米处。这样在支烧时即是有部分流釉现象，也不至于黏连。
2、快轮制作痕迹明显
无论是早期的饼底，还是晚期的圈足，唐代碗底的璇纹（快轮制作痕迹）都十分明显。唐代的碗底，一般都是另行制作后黏贴于碗底部，看上去较为独立，且大多经过修整，未见有一次性成型而不加修整的情况，表明唐代对于器物碗底的制作仍不成熟。所以唐代碗底一般未有批次生产的痕迹。碗底虽然经过大量摩擦，而快轮制作痕迹仍然清晰，说明制作的独立性和负责性。
3、碗中下部及底部经过多次加工
唐代器物已经普遍使用快轮制造，拉坯制作的痕迹明显，但碗体中下部和碗底部常常有多次加工的修制痕迹，这在民窑烧制器物中尤其明显，反映出制造技艺并非十分成熟，在拉坯成型后，还需再一次进行修整。从器物表面划痕来看，多用到旋切修饰，以达到光滑圆润的效果。
三、饼底、玉璧底与圈底（足）细节
1、饼底
饼底，顾名思义就是如形状如饼，呈扁圆形，也称平底。饼底的底部平整无坑凹有利于器物的稳定，在制造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饼底可方便观察器物底部是否水平，因此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绝大多数盛食器、盛水器都采用了这种厚实的平底，直到初唐亦是如此。唐代碗的饼底与碗本身皆独立制造，然后在入窑烧制之前黏连在一起，存在少量搭配错位和不匹配的现象，再由工匠手工修制合格，随后入窑烧制。但饼底较厚，有时黏连不紧会掉落，或导致碗底“生烧”。
2、玉璧底
碗的“玉璧底”流行于中唐至晚唐时期，实际上就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用刀旋切中心而成，因为与商周时期的玉璧形制相似，故称“玉璧底”，玉璧底实际是由饼底演化而来，经过饼底的加工。相较于饼底，玉璧底更加美观，在实际使用时效果与饼底一致。
由饼底加工制作玉璧底时，明显可见用道具旋切痕迹，且在玉璧的圆心上，一般留有一个小型突起，为刀具扎痕的旋切中心，而圆心突起四周逐渐深，鉴于手工旋切存在误差，玉璧一般呈外款内窄的形式，每个碗底的“玉璧”中心环也难见完全相同、一致的。由饼底发展成“玉璧底”，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首先，碗底旋切成孔状可以节约材料；其次，可以减轻碗自身的重量，使用时更加轻便；最后，在支烧时有利于碗底受热，避免产生“夹生”现象。
3、圈底（足）
圈底（足），就是在底部承制一个圆形圈来托器身。该形制出现于晚唐时期，随后大行其道数千年，至今陶瓷饮食器物底部仍采用 圈底（足）。其制作方法与玉璧底基本一致，也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旋切而来。但此时工匠已采用新型切刀，旋切手法亦非常精熟，故此可以应用于大面积器物底部的饼底旋切，去掉的部分形成圈足。五代以后随着制造技术发展，圈底（足）已经直接制作成型，不必再贴附饼底后再进行加工，简化了工艺。
唐代金属碗
一、金属碗形体特征
唐代人胸怀博大，吸引许多外国人来，尤其是金银制品，很多由西域工匠直接制造，在唐代金银碗既可以作为杯子使用，也可以作为碗使用，兼具食具与饮具的用途，但主要作为酒具使用。从外观上看，与同时期西域风格相似，兼有唐文化风格，一般花口弧腹圈足，足部外撇，器壁厚度适中，在整个唐代形制变化不大。
二、金属碗制造工艺及特征
唐代的金银碗制作工序主要有六个步骤：
第一是制作碗体，将金银融化成水浇筑或制成厚薄一直的金属板，再用力捶打圆形扁平银盘的中心形成碗底，随后在砧板上旋转拉高碗壁，反复捶打和淬火，使其柔韧性增强，再放在轮盘上钣金塑形；
第二个步骤是制作圈足，唐代的金银器均使用圈足，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节约材料，金银贵金属价值不菲，材料难得，仅为皇室贵族或高官使用，圈足由金银条握圈制造；
第三步是加工内外壁纹饰，将金粉与水银混合，涂抹在需要的区域上，加热让水银蒸发，留下金膜，在需要装饰的区域采用镶嵌工艺将金银花进行吻合安装；
第四步是焊接，即将碗底和碗体进行焊接；焊接完成后进行抛光，以增加器物光泽度，同时修整毛刺和微小形变。
从制造步骤来看，唐代金属器物执照以钣金定型，碗足与碗身之间的焊缝技术高超，并伴有切削工艺。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唐代金银器有：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中央官府作坊的代表作，其腹壁大面积装饰莲瓣纹，穿插团花与鸳鸯，饱含着唐代的艺术风格。葡萄龙凤纹银碗，外壁满饰葡萄纹、卷草纹间有鹦鹉、狮子等，衬以鱼子纹地。
一般来说，唐代金属碗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圈足和碗体的焊接，在这二者之间有焊接痕迹，而后世金属器皿已采取通体一次浇铸成型工艺；二是圈足制造工艺，均采取金属条握圈形成。
唐代木碗
一、形体特征
唐代的木碗在造型上极尽模仿金银器，这也反应出唐代的时尚与潮流。碗口沿部分稍稍外翻、碗底为圈足，而且圈足底部外撇，体现出完美的丰腴流线美感。不但对后世木碗的造型有深远影响、甚至流传至今，仍是流行畅销的生活用品之一。
二、制作工艺及特征
其制作与传统木器制作方法基本相似，首先选取木胎，然后用刀在木胎上进行旋刻，挖出多余部分。木碗成型后再进行髹漆，因为木雕工艺在唐代早已发展成熟，因此唐代木碗制造没有任何技术障碍。
唐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多项革新，这也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唐代的瓷器制造经历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足部的变化上，唐代以瓷碗为主，经历了饼底、玉璧底、圈足的发展阶段，最终定型为圈足，并成为后世一直流行的形制，颜色以“南青北白”为主基调。
而金属碗则以圈足为主要特点，因为制造技艺来源于西域，采用捶打、焊接工艺，但花纹装饰仍体现出大唐风范，这也是唐代兼容包并社会风气的体现，在这种空前繁荣的交流融合环境下，吸取了诸多从外族文明，使金银器制造工艺突飞猛进的发展，迅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木碗的制作技法则与前代进本无异，且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外形上以模仿同时期的金银器碗为主，同时采取髹漆工艺。总之，唐代的各种碗可谓是盛唐技术文化鼎盛的物质化代表之一。#出道吧新星##这就是中国风#
碗作为今日最常用的饮食器皿之一，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的陶碗主要用于饮水和盛食，以河南新郑裴李岗和河北武安磁山出土的红陶碗是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距今约7000年）。自战国以后碗逐渐成为人们常用的生活器皿，东汉以后逐渐发展为瓷碗，形制也逐渐开始变化。
到唐代时，碗已经成为了生产量最大的一种陶瓷日用器皿。唐代是瓷器发展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从材质上看，唐代时期的碗可分为瓷碗、金属碗和木碗，从外观上看，口大底小、碗底有足这两个特征始终没有太大变化，此从形制上对古代各个时期的碗进行断代便有很大的难度。
一般首先从碗足的变化来进行断代，从初唐到五代时期碗底的足有明显的变化，碗底由饼底演化成为圈足，经历了饼底、玉璧、圈底（足）三个变化阶段，在碗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意义，且各个类型的流行时期基本对应着初唐、中唐至晚唐和晚唐五代这三个阶段。
这一特征对考古断代也有重要意义，是一个极富特征的指标。所以研究、探讨唐代碗底的特征就具有双重意义——既能梳理碗的形制变化又能对古碗进行断代，其次是从器物表面纹饰进行断代，最后是从制法的不同入手，分析唐代碗的具体年代。下面以材质不同进行分类，分别对唐代瓷、金属和木碗的特征做一简介。
唐代瓷碗
一、形体特征
从外观来看，唐代碗的高度与口径（直径）进本一致，器物非常圆润，体现出丰腴之美，且各种不同用途的碗皆要比其他时期的尺寸偏大，体现了唐代的雍容大气。如河南巩义黄冶窑烧制的碗，制作精良，敞口、浅腹、圈足，通体圆润，碗内外皆施黑釉。
二、碗底特征
1、碗底（圈足）底部不施釉
唐代的碗底不施釉，已被学术界认同，从现在所发现的器物及残片观察，亦未见有碗底施釉的现象，这与唐代烧制技术有关。唐代著名窑址主要有长沙窑、邢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均采用支钉支烧，施釉为三彩或者钴蓝釉，流动性较强，为避免通体施釉后流淌至底部，将碗底和烧至器物粘连，所以碗底不施釉，碗底部施釉，一般常见于宋代及之后的碗底。至宋代烧制技术改善，故此施釉至碗底部圈足。常见唐代碗的施釉一般至碗底以上三至四厘米处。这样在支烧时即是有部分流釉现象，也不至于黏连。
2、快轮制作痕迹明显
无论是早期的饼底，还是晚期的圈足，唐代碗底的璇纹（快轮制作痕迹）都十分明显。唐代的碗底，一般都是另行制作后黏贴于碗底部，看上去较为独立，且大多经过修整，未见有一次性成型而不加修整的情况，表明唐代对于器物碗底的制作仍不成熟。所以唐代碗底一般未有批次生产的痕迹。碗底虽然经过大量摩擦，而快轮制作痕迹仍然清晰，说明制作的独立性和负责性。
3、碗中下部及底部经过多次加工
唐代器物已经普遍使用快轮制造，拉坯制作的痕迹明显，但碗体中下部和碗底部常常有多次加工的修制痕迹，这在民窑烧制器物中尤其明显，反映出制造技艺并非十分成熟，在拉坯成型后，还需再一次进行修整。从器物表面划痕来看，多用到旋切修饰，以达到光滑圆润的效果。
三、饼底、玉璧底与圈底（足）细节
1、饼底
饼底，顾名思义就是如形状如饼，呈扁圆形，也称平底。饼底的底部平整无坑凹有利于器物的稳定，在制造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采用饼底可方便观察器物底部是否水平，因此自新石器时期以来绝大多数盛食器、盛水器都采用了这种厚实的平底，直到初唐亦是如此。唐代碗的饼底与碗本身皆独立制造，然后在入窑烧制之前黏连在一起，存在少量搭配错位和不匹配的现象，再由工匠手工修制合格，随后入窑烧制。但饼底较厚，有时黏连不紧会掉落，或导致碗底“生烧”。
2、玉璧底
碗的“玉璧底”流行于中唐至晚唐时期，实际上就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用刀旋切中心而成，因为与商周时期的玉璧形制相似，故称“玉璧底”，玉璧底实际是由饼底演化而来，经过饼底的加工。相较于饼底，玉璧底更加美观，在实际使用时效果与饼底一致。
由饼底加工制作玉璧底时，明显可见用道具旋切痕迹，且在玉璧的圆心上，一般留有一个小型突起，为刀具扎痕的旋切中心，而圆心突起四周逐渐深，鉴于手工旋切存在误差，玉璧一般呈外款内窄的形式，每个碗底的“玉璧”中心环也难见完全相同、一致的。由饼底发展成“玉璧底”，是技术上的一大进步。首先，碗底旋切成孔状可以节约材料；其次，可以减轻碗自身的重量，使用时更加轻便；最后，在支烧时有利于碗底受热，避免产生“夹生”现象。
3、圈底（足）
圈底（足），就是在底部承制一个圆形圈来托器身。该形制出现于晚唐时期，随后大行其道数千年，至今陶瓷饮食器物底部仍采用 圈底（足）。其制作方法与玉璧底基本一致，也是在饼底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旋切而来。但此时工匠已采用新型切刀，旋切手法亦非常精熟，故此可以应用于大面积器物底部的饼底旋切，去掉的部分形成圈足。五代以后随着制造技术发展，圈底（足）已经直接制作成型，不必再贴附饼底后再进行加工，简化了工艺。
唐代金属碗
一、金属碗形体特征
唐代人胸怀博大，吸引许多外国人来，尤其是金银制品，很多由西域工匠直接制造，在唐代金银碗既可以作为杯子使用，也可以作为碗使用，兼具食具与饮具的用途，但主要作为酒具使用。从外观上看，与同时期西域风格相似，兼有唐文化风格，一般花口弧腹圈足，足部外撇，器壁厚度适中，在整个唐代形制变化不大。
二、金属碗制造工艺及特征
唐代的金银碗制作工序主要有六个步骤：
第一是制作碗体，将金银融化成水浇筑或制成厚薄一直的金属板，再用力捶打圆形扁平银盘的中心形成碗底，随后在砧板上旋转拉高碗壁，反复捶打和淬火，使其柔韧性增强，再放在轮盘上钣金塑形；
第二个步骤是制作圈足，唐代的金银器均使用圈足，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节约材料，金银贵金属价值不菲，材料难得，仅为皇室贵族或高官使用，圈足由金银条握圈制造；
第三步是加工内外壁纹饰，将金粉与水银混合，涂抹在需要的区域上，加热让水银蒸发，留下金膜，在需要装饰的区域采用镶嵌工艺将金银花进行吻合安装；
第四步是焊接，即将碗底和碗体进行焊接；焊接完成后进行抛光，以增加器物光泽度，同时修整毛刺和微小形变。
从制造步骤来看，唐代金属器物执照以钣金定型，碗足与碗身之间的焊缝技术高超，并伴有切削工艺。比较有代表性的典型唐代金银器有：鸳鸯莲瓣纹金碗，是中央官府作坊的代表作，其腹壁大面积装饰莲瓣纹，穿插团花与鸳鸯，饱含着唐代的艺术风格。葡萄龙凤纹银碗，外壁满饰葡萄纹、卷草纹间有鹦鹉、狮子等，衬以鱼子纹地。
一般来说，唐代金属碗最大的特点有二：一是圈足和碗体的焊接，在这二者之间有焊接痕迹，而后世金属器皿已采取通体一次浇铸成型工艺；二是圈足制造工艺，均采取金属条握圈形成。
唐代木碗
一、形体特征
唐代的木碗在造型上极尽模仿金银器，这也反应出唐代的时尚与潮流。碗口沿部分稍稍外翻、碗底为圈足，而且圈足底部外撇，体现出完美的丰腴流线美感。不但对后世木碗的造型有深远影响、甚至流传至今，仍是流行畅销的生活用品之一。
二、制作工艺及特征
其制作与传统木器制作方法基本相似，首先选取木胎，然后用刀在木胎上进行旋刻，挖出多余部分。木碗成型后再进行髹漆，因为木雕工艺在唐代早已发展成熟，因此唐代木碗制造没有任何技术障碍。
唐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朝代，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都有多项革新，这也给今天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唐代的瓷器制造经历了重大的技术革新，主要体现在足部的变化上，唐代以瓷碗为主，经历了饼底、玉璧底、圈足的发展阶段，最终定型为圈足，并成为后世一直流行的形制，颜色以“南青北白”为主基调。
而金属碗则以圈足为主要特点，因为制造技艺来源于西域，采用捶打、焊接工艺，但花纹装饰仍体现出大唐风范，这也是唐代兼容包并社会风气的体现，在这种空前繁荣的交流融合环境下，吸取了诸多从外族文明，使金银器制造工艺突飞猛进的发展，迅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木碗的制作技法则与前代进本无异，且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外形上以模仿同时期的金银器碗为主，同时采取髹漆工艺。总之，唐代的各种碗可谓是盛唐技术文化鼎盛的物质化代表之一。#出道吧新星##这就是中国风#
【明朝官员为何要让荷兰人进攻台湾岛？真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1622年6月，中国台海一带风起云涌。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澎湖岛修建了城堡，明朝举兵攻打，几次都以落败而告终。第二年，明朝开始了和荷兰进行谈判。明朝官员给荷兰提出了条件：如果荷兰能够放弃澎湖列岛，转而迁往台湾岛，那么就允许两国进行通商。不过荷兰人不愿放弃澎湖列岛，双方谈判终止。此事被记载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之中。
首次谈判失败后，明朝开始派遣大军围攻澎湖列岛。此战，明朝有兵船200艘，投入军队超过万人，荷兰投入的军舰13艘，人数900多人。双方鏖战了8个月，终于让荷兰守军出现了孤立无援的绝境，而明朝也花费了17万两军费，耗费严重。于是，双方再次谈判，最终达成了之前的条件。1624年，荷兰殖民者撤离澎湖列岛，转而进攻台湾岛，逐渐将台湾岛变为了殖民地。
台湾岛，其地位非常重要，是中国、日本等海上交通的枢纽。荷兰占据了台湾岛，就拥有了远东地区的贸易中转站，巩固了自己“海上马车夫”的霸主地位。如此重要的岛屿，明朝为何愿意让荷兰攻占呢？这不是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吗？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还要从明朝初期说起。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但是，那些不甘失败的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就流窜于海上，和倭寇勾结，不断袭击漫长的海岸线。明朝无法应对，于是采取了极端的政策——海禁。在海禁严格的时期，不仅不能够进行海外贸易，就是出海打渔也是被禁止的，甚至销售海外产品也是非法的。此政策一实施就是200多年，成为了明朝的基本国策。一直到1567年，才允许在福建月港进行“一口通商”，但是海禁的根本政策并未被打破。
海禁政策，的确对海上的敌对势力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有利于沿海一带的安定。但是，这又给沿海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扰。过去的沿海居民主要依赖于打渔和海外贸易为生，如今将此禁止，也就断了他们的生路。尤其是福建省，这里地形崎岖，不适合农业生产，海禁推行后，福建百姓的生活就一落千丈了。
因此，许多大胆一点的沿海居民就铤而走险，搞起了走私贸易。这不是违背了“海禁”的基本国策吗？于是明朝将这些走私商人统统归为“通倭”，按照叛国罪来处理。政策越逼越紧，很多极端的走私分子就干脆和朝廷对抗，干起了海盗的生意，于是明朝官方就将他们统称为“倭寇”。例如，明朝中期最著名的“倭寇”首领汪直就是安徽徽商商人。
明朝是中国古代海盗最盛行的时代，这和明朝的海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大陆打击比较严，所以海盗往往会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岛屿上建立自己的据点。其中，澎湖列岛、台湾岛就成为了海盗的大本营。这些地方“孤悬于海外”，明朝军队难以进攻，对于海盗来说是十分安全的了。
先来说说澎湖列岛吧，这里处于台湾海峡中间，控制了东南沿海的航线，交通位置非常重要。元朝时期，曾占据此地，设置澎湖巡检司，作为进攻台湾岛的跳板，不过终元朝一带也未能攻下台湾岛。明朝时期，继承了澎湖巡检司的设置。1384年，因为推行海禁政策，此地被明朝抛弃，澎湖巡检司被废除，此地的居民被迁徙到大陆。此后，海盗就占据了澎湖列岛。经过明朝中期的抗倭运动，终于让沿海安定了许多。到1563年，终于重设澎湖巡检司。
再来谈谈台湾岛。台湾岛，古代又称为“琉求”，明朝初期称为“小琉求”，而将琉球群岛称为“大琉球”，这是对台湾岛不了解造成的。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规定：明朝子孙永远不准攻打15个周边国家，其中就包括大琉求和小琉求。实际上，当时的台湾并没有国家组织，只是一些部落，其中有一些居民还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
明朝推行海禁时期，大量的海盗群体就迁徙到了台湾岛，将台湾岛作为对抗明朝海禁政策的根据地。《台湾府志》记载的最早在台湾经营的海盗是万历年间的颜思齐，他本来是漳州海澄县人，后来因为犯了杀人罪流亡日本，开始经营中日间的走私贸易，沦为海盗。他在日本因为密谋推翻德川幕府遭到失败而流亡台湾北部。此后，他在台湾招募移民，进行开发，被称为“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此后在台湾占据主导的海盗势力是郑芝龙集团。
这些海盗在台湾岛进行移民和经济建设，使得台湾岛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乐土”，为台湾岛纳入中国版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海盗集团与明朝为敌，明朝必然想除之而后快。但是，明朝自己的水军无法和海盗抗衡，这让明朝十分为难。
也就在戚继光抗倭后不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大早期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了中亚。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葡萄牙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并从明朝手中得到了澳门；荷兰作为后起之秀，将印度尼西亚（东印度）作为了自己的殖民地，并想在东海一带获取一个岛屿，作为远东地区的贸易中转站。最初，荷兰看上的就是澎湖列岛，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讲的内容。
明朝见到殖民者东来，就产生了引殖民者对付海盗的想法，于是明朝官员就怂恿荷兰军队去进攻台湾岛。1624年，荷兰人登陆了台湾岛，他们先是驱逐了这里的西班牙人，进而和岛上的郑芝龙集团争夺势力范围。1627年，荷兰殖民者和郑芝龙集团发生了战争，结果却是荷兰败北。
但是长期来看，海盗集团并非是荷兰殖民者的对手。为了自保，郑芝龙一方面加速在福建招募移民，充实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寻求和明朝的合作。1628年，郑芝龙就宣布投诚明朝，为明朝“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于是明朝册封他为“五虎游击将军”。此后郑芝龙开始在福建一带发展自己的势力，部队发展到了3万人，船只千艘以上。
有了官方的招牌，郑芝龙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有了和荷兰殖民者叫板的实力了。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海战中击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从此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
然而，郑芝龙虽然接受了明朝册封，但是他始终只是一方海盗势力，现在开发了台湾，又将自己转变为了地方割据势力。明朝灭亡后，郑芝龙集团就挟持朱聿键，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兵来后，郑芝龙又投降给了清朝。而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则将地方军阀的本色做到了底，他打着复兴明朝的旗号，不断进攻南明军队，抢夺南明的城市、粮草来发展自己。
也就在清朝入关之后，郑芝龙势力忽视了台湾的经营，以至于台湾全岛被荷兰占据。1661年，郑成功在大陆已经无法立足，于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击败了荷兰，收复了台湾岛。郑成功因为收复台湾岛，被称为民族英雄。不过，他自己确实就是地方军阀。部编版高中历史教材曾经将郑成功称为“南明将领郑成功”，但是修改版的去掉了南明二字，只提“郑成功”，这是对郑成功的属性做了准确的判断。
总之，明朝让荷兰引入台湾岛，其目的就是向荷兰殖民地进攻台湾的海盗集团，自己则坐看鹬蚌之争。明朝的目的的确达到了，最终逼迫郑氏集团投诚于明朝。不过，这也导致台湾岛一度沦为了荷兰的殖民地。幸亏后来郑成功在大陆无法立足，又收复了台湾岛，不然台湾岛的历史就难以书写了。明朝276年，从未有过自己占领台湾岛的想法，这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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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年6月，中国台海一带风起云涌。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澎湖岛修建了城堡，明朝举兵攻打，几次都以落败而告终。第二年，明朝开始了和荷兰进行谈判。明朝官员给荷兰提出了条件：如果荷兰能够放弃澎湖列岛，转而迁往台湾岛，那么就允许两国进行通商。不过荷兰人不愿放弃澎湖列岛，双方谈判终止。此事被记载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之中。
首次谈判失败后，明朝开始派遣大军围攻澎湖列岛。此战，明朝有兵船200艘，投入军队超过万人，荷兰投入的军舰13艘，人数900多人。双方鏖战了8个月，终于让荷兰守军出现了孤立无援的绝境，而明朝也花费了17万两军费，耗费严重。于是，双方再次谈判，最终达成了之前的条件。1624年，荷兰殖民者撤离澎湖列岛，转而进攻台湾岛，逐渐将台湾岛变为了殖民地。
台湾岛，其地位非常重要，是中国、日本等海上交通的枢纽。荷兰占据了台湾岛，就拥有了远东地区的贸易中转站，巩固了自己“海上马车夫”的霸主地位。如此重要的岛屿，明朝为何愿意让荷兰攻占呢？这不是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吗？要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我们还要从明朝初期说起。
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但是，那些不甘失败的方国珍、张士诚残余势力就流窜于海上，和倭寇勾结，不断袭击漫长的海岸线。明朝无法应对，于是采取了极端的政策——海禁。在海禁严格的时期，不仅不能够进行海外贸易，就是出海打渔也是被禁止的，甚至销售海外产品也是非法的。此政策一实施就是200多年，成为了明朝的基本国策。一直到1567年，才允许在福建月港进行“一口通商”，但是海禁的根本政策并未被打破。
海禁政策，的确对海上的敌对势力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有利于沿海一带的安定。但是，这又给沿海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扰。过去的沿海居民主要依赖于打渔和海外贸易为生，如今将此禁止，也就断了他们的生路。尤其是福建省，这里地形崎岖，不适合农业生产，海禁推行后，福建百姓的生活就一落千丈了。
因此，许多大胆一点的沿海居民就铤而走险，搞起了走私贸易。这不是违背了“海禁”的基本国策吗？于是明朝将这些走私商人统统归为“通倭”，按照叛国罪来处理。政策越逼越紧，很多极端的走私分子就干脆和朝廷对抗，干起了海盗的生意，于是明朝官方就将他们统称为“倭寇”。例如，明朝中期最著名的“倭寇”首领汪直就是安徽徽商商人。
明朝是中国古代海盗最盛行的时代，这和明朝的海禁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于大陆打击比较严，所以海盗往往会在东南沿海一带的岛屿上建立自己的据点。其中，澎湖列岛、台湾岛就成为了海盗的大本营。这些地方“孤悬于海外”，明朝军队难以进攻，对于海盗来说是十分安全的了。
先来说说澎湖列岛吧，这里处于台湾海峡中间，控制了东南沿海的航线，交通位置非常重要。元朝时期，曾占据此地，设置澎湖巡检司，作为进攻台湾岛的跳板，不过终元朝一带也未能攻下台湾岛。明朝时期，继承了澎湖巡检司的设置。1384年，因为推行海禁政策，此地被明朝抛弃，澎湖巡检司被废除，此地的居民被迁徙到大陆。此后，海盗就占据了澎湖列岛。经过明朝中期的抗倭运动，终于让沿海安定了许多。到1563年，终于重设澎湖巡检司。
再来谈谈台湾岛。台湾岛，古代又称为“琉求”，明朝初期称为“小琉求”，而将琉球群岛称为“大琉球”，这是对台湾岛不了解造成的。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规定：明朝子孙永远不准攻打15个周边国家，其中就包括大琉求和小琉求。实际上，当时的台湾并没有国家组织，只是一些部落，其中有一些居民还是从大陆迁徙过去的。
明朝推行海禁时期，大量的海盗群体就迁徙到了台湾岛，将台湾岛作为对抗明朝海禁政策的根据地。《台湾府志》记载的最早在台湾经营的海盗是万历年间的颜思齐，他本来是漳州海澄县人，后来因为犯了杀人罪流亡日本，开始经营中日间的走私贸易，沦为海盗。他在日本因为密谋推翻德川幕府遭到失败而流亡台湾北部。此后，他在台湾招募移民，进行开发，被称为“第一位开拓台湾的先锋”。此后在台湾占据主导的海盗势力是郑芝龙集团。
这些海盗在台湾岛进行移民和经济建设，使得台湾岛逐渐成为了中国人的“乐土”，为台湾岛纳入中国版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海盗集团与明朝为敌，明朝必然想除之而后快。但是，明朝自己的水军无法和海盗抗衡，这让明朝十分为难。
也就在戚继光抗倭后不久，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三大早期殖民势力开始进入了中亚。西班牙占据了菲律宾；葡萄牙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并从明朝手中得到了澳门；荷兰作为后起之秀，将印度尼西亚（东印度）作为了自己的殖民地，并想在东海一带获取一个岛屿，作为远东地区的贸易中转站。最初，荷兰看上的就是澎湖列岛，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讲的内容。
明朝见到殖民者东来，就产生了引殖民者对付海盗的想法，于是明朝官员就怂恿荷兰军队去进攻台湾岛。1624年，荷兰人登陆了台湾岛，他们先是驱逐了这里的西班牙人，进而和岛上的郑芝龙集团争夺势力范围。1627年，荷兰殖民者和郑芝龙集团发生了战争，结果却是荷兰败北。
但是长期来看，海盗集团并非是荷兰殖民者的对手。为了自保，郑芝龙一方面加速在福建招募移民，充实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寻求和明朝的合作。1628年，郑芝龙就宣布投诚明朝，为明朝“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于是明朝册封他为“五虎游击将军”。此后郑芝龙开始在福建一带发展自己的势力，部队发展到了3万人，船只千艘以上。
有了官方的招牌，郑芝龙的势力发展非常迅速，有了和荷兰殖民者叫板的实力了。1633年，郑芝龙在金门海战中击败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从此垄断了东南沿海的贸易。
然而，郑芝龙虽然接受了明朝册封，但是他始终只是一方海盗势力，现在开发了台湾，又将自己转变为了地方割据势力。明朝灭亡后，郑芝龙集团就挟持朱聿键，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清兵来后，郑芝龙又投降给了清朝。而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则将地方军阀的本色做到了底，他打着复兴明朝的旗号，不断进攻南明军队，抢夺南明的城市、粮草来发展自己。
也就在清朝入关之后，郑芝龙势力忽视了台湾的经营，以至于台湾全岛被荷兰占据。1661年，郑成功在大陆已经无法立足，于是带领自己的军队击败了荷兰，收复了台湾岛。郑成功因为收复台湾岛，被称为民族英雄。不过，他自己确实就是地方军阀。部编版高中历史教材曾经将郑成功称为“南明将领郑成功”，但是修改版的去掉了南明二字，只提“郑成功”，这是对郑成功的属性做了准确的判断。
总之，明朝让荷兰引入台湾岛，其目的就是向荷兰殖民地进攻台湾的海盗集团，自己则坐看鹬蚌之争。明朝的目的的确达到了，最终逼迫郑氏集团投诚于明朝。不过，这也导致台湾岛一度沦为了荷兰的殖民地。幸亏后来郑成功在大陆无法立足，又收复了台湾岛，不然台湾岛的历史就难以书写了。明朝276年，从未有过自己占领台湾岛的想法，这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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