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洛阳城究竟有多壮观？风起洛阳，带你重拾国人的古都情怀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文史鉴赏 2021-12-01 08:41
以下文章来源于浩然文史 ，作者文史君
近日《风起洛阳》的火热开播又勾起了人们的大唐梦与洛阳情。国人对长安与洛阳的执念古来久矣，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欧阳修的“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等等，都将长安、洛阳视为自己的向往之地。近年从《妖猫传》到《长安十二时辰》，再到现在的《风起洛阳》，长安与洛阳着实是国人梦回大唐的两个必去之地。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大唐洛阳城是什么样的呢？
一、洛阳城在隋唐时期的修建
洛阳古城地处河洛平原，居天下之中，控山拥河，形势甲于天下。因此，洛阳自古以来就被誉为“龙兴之地”，备受统治者的青睐。远在夏朝时，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扎下了根，《史记》载：“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据考古发现，斟鄩可能就是现在的洛阳辖区偃师二里头遗址。太康是夏朝的第三任君主，从他开始，洛阳便开始了作为都城的使命。夏、商继灭之后，东周又定都洛阳。此后的东汉、曹魏、西晋等诸多朝代也倾心于此，北魏杨炫之著有《洛阳伽蓝记》一书，专门记载洛阳的地理形势与风土人情。人气这么高的洛阳，因此获得了“十三朝古都”的美誉，担任都城（包括陪都）的时间，长达1600多年。
洛阳历经十三朝，但若论哪一个朝代的洛阳在国人的心目中呼声最高，当首推唐朝。国人的大唐梦总是与洛阳情联系在一起的。
洛阳能够在唐朝如此繁荣，其实首先得感谢隋朝的亡国之君——隋炀帝杨广。杨广的一生做过许多件轰轰烈烈的大事，营造洛阳便是其中一件。仁寿四年，杨广东巡洛阳，登高邙山，举目远眺，他看到的是历代定都此处的帝王都看到的地理形胜：天下之中，四面环山。杨广十分满意，对身后的大臣感慨道：“此龙门耶？自古何不为建都于此？”这时，一个名叫苏威的大臣拍马屁说，古代的人并非不知道，只不过这儿一直在等待着陛下的到来。杨广一听，龙心大悦。
大业元年，杨广征发匠役200万人营造洛阳，定名为东都。同时，疏通大运河，让洛阳成为大运河的神经中枢。自此，洛阳便成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交通中心。
唐兴以后，李渊虽然定都长安，但唐朝的皇帝们对洛阳的喜爱可一点都没减少。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下令修葺洛阳城，并改名为“洛阳宫”，他三次来到洛阳城并居住了两年之久。唐高宗李治继位之后，加大了对洛阳的营造力度，他特意召来当时负责修缮洛阳的韦机，对他说：“两京朕东西二宅，来去不恒，卿宜善思修建。”洛阳城著名的上阳宫就是此时修建的。
到了武则天统治时期，洛阳城的辉煌才算臻于巅峰。首先是上阳宫和明堂（万象神宫）的修建，王建在《上阳宫》里歌咏道，“上阳花木不曾秋，洛水穿宫处处流。画阁红楼歌女笑，玉箫金管路人愁”。这上阳宫四季如春，舞榭歌台，笙箫不歇，其宫殿之雄伟，园林之华美，让王建感慨道，“曾读列仙王母传，九天未胜此中游”。连神仙宫邸都无法与之相媲美，可见昔日上阳宫之胜景。
比上阳宫更雄伟壮丽的是武则天时期修建的明堂，这明堂又称万象神宫。684年，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紧接着在688年，武则天为了彰显帝王权威，开始修建明堂。史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时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饰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明堂的设计，囊括四季，内含光阴，凤在龙上，寓意十分明显。高耸如云的明堂，中间由几十根巨木相撑，可谓精巧至极。上阳宫和万象神宫的相继落成，为洛阳城增添了几分雄魄与威严，彰显了帝都几代统治者的营造让洛阳成为了雄视四海，气吞九州的巨大都市。天授二年，武则天“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实洛阳”。这次迁徙，让本就人口众多的洛阳城迎来了新一轮的人口增长。
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商业的兴盛。在这些被迁徙的人口中，有不少是工商业者，他们在洛阳重操旧业，使得洛阳城的商业更加繁荣兴盛。当时的洛阳与长安一样，设有南市与北市，主要贸易就在这两个市场内进行。但是工商业的野蛮生长，是绝不可能被限制在两个坊市之中的，在市的附近衍生出了一些商业点，以至于这种“商业乱象”都受到了政府的干预。
唐朝的雄伟气魄让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对外交往最为频繁的朝代，洛阳在当时还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因此城内汇集着大量的外域商人，这些外域商人成为了东西贸易交往的重要中介，他们将外域的香料、金银器等运往洛阳，再将丝织品运往外域。为了方便贸易，这些外域商人往往会选择在洛阳定居，巨大的贸易利润让他们身价暴涨，史载一个名为康婆的商人是“世袭衣缨，生资丰渥，家僮数百，藏镪数万……锦衣珠服，人必珍馐；击钟鼎食，出便联骑”。其资产之丰，可见一斑。
武则天的统治结束之后，洛阳在唐代的地位便开始走上下坡路。唐玄宗虽然依然对洛阳情有独钟，并且多年驻跸于洛阳，但开元二十四年之后李唐皇帝便再无巡幸洛阳之举，甚至于洛阳的“东都”名号都时废时兴，体现出了唐朝后期洛阳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但历史的发展无法抹去曾经存在的事实，洛阳和长安，就像是大唐王冠上的两颗珍珠，在有些时候，洛阳的光辉甚至还盖过长安，令世人景仰，让后人向往。
二、洛阳城长什么样？
隋唐时期的洛阳城究竟是什么样的？即将热播的《风起洛阳》的预告片中，有一幅《洛阳舆水图》，在这幅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龙光门”“上东门”等城门名称，这幅地图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上真正的洛阳呢？
洛阳城的形制与长安城同中有异。首先洛阳城与长安城都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唐代都市特征，洛阳城整体形状比较方正，南宽北窄，中轴线与长安城略有区别，洛阳城的轴线略靠西，从最南边的郭城城门定鼎门开始往北延申，这条轴线串联起了应天门、乾元殿、明堂、天堂等最为雄伟的建筑，而龙光门就是这条轴线的终点。武则天还将这条轴线上的七个建筑分别以带“天”字的名称命名，号为“七天”。
城市内部分为郭城、皇城和宫城三部分，郭城内被划分为了一个个整整齐齐的坊市，坊主要用于居住，市则主要用于商业贸易，但与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不同的是，洛阳城的市呈南北分布，分为“南市”与“北市”，在“南市”“北市”之外，还有一个“西市”，但是存在的时间极短，因此多为后人所忽略。考古学家们对洛阳城的坊市街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发掘。据勘测，洛阳城街道宽窄不一，窄处约10米，宽处则为40-60米。考古发现的坊数南北分布较不均匀，洛水北岸只有9个，南岸却发现了55个，但是洛阳城实际上的坊数却远超于此，大约有109个坊。每个坊的形状都呈方形。考古学家们还对曾经居住在洛阳城的名人故居进行了勘探，其中白居易故里的挖掘就是其中一例。
洛阳城市分南北的分布特征与洛水横贯其中，将其截分为两部分的地理形势有关。这一地理形势对整个洛阳城的影响十分明显。北岸的洛阳城与南岸的洛阳城全靠横架在洛水上的桥梁相联系。唐代都城的形制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即皇城、宫城等都靠近整座城市的北方，长安城是如此，洛阳城亦是如此。洛水南岸的洛阳城全部都是坊市，但洛水北岸却分布着皇城、宫城、东城等重要区域。
洛阳在唐代的大部分时期始终是陪都，为了区别于长安城，洛阳的皇城与宫城并没有居于城市中心，而是紧挨着整座城市的西北角。皇城与宫城南北毗连，宫城的北面是玄武、曜仪、圆璧三座小城，东西两边分别隔着隔城与夹城，其中东边隔城之东还有一块名为东城的区域。洛阳城内也设有多个粮仓，被统一安排在东城的北边一个叫“含嘉仓城”的区域。
整个宫城就被皇城、园璧城、东城等层层包围其中，防卫措施极其严密。
我们之前提到的上阳宫和明堂，分布也有所区别。上阳宫位于洛阳城外，大约位于洛阳城的西边，与皇城的宣辉门相对。明堂则位于宫城内，与宫城的应天门相对，应天门乃宫城正门，气势恢宏，两边配以廊庑巨阙，考古学家在这片区域发现了明堂的基座遗址，表明那座曾经接天连地的雄伟建筑的确存在过。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城内的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其奢华程度也令人为之一叹。《朝野佥载》记：“安乐公主于洛州道光坊造安乐寺，用钱数百万”“薛师名怀义造功德堂一千尺于明堂北。”统治者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带动了洛阳城宗教建筑的繁盛，除此之外，大量外域商人的到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信仰，使得洛阳城的宗教建筑更加多元化。
洛阳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历朝统治者的青睐，历朝对洛阳的营造使其成为了一座雄括四海，气吞八荒的巨大都市。虽然洛阳古城已经随着历史消散在了风中，但是国人对她的追忆与重塑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国人的大唐情与洛阳梦，是对往昔盛唐的向往，也是对浪漫至死不渝的追求。《风起洛阳》的开播或可让我们再次一睹洛阳城的风采。
韦述：《两京新记辑佚》，辛德勇辑佚，三秦出版社，2006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隋唐洛阳城——1959-2001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谢昆芩：《长安与洛阳——汉唐文学中的帝都气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景苏）
【李伯重：批评何必成冤家】
（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哲学家詹姆斯·麦金托什爵士在马尔萨斯去世之后写道：“我同亚当·斯密交往不多，对李嘉图很熟悉，而马尔萨斯则是我的知交。难道为了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才说这三位科学上最伟大的导师是我所认识的第一流人物吗？”这段言简意赅的话，表明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仅不会影响学者间的友谊，相反倒会使彼此的学问和人格在这种批评中得以提升，最后臻于化境。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十多年的争论和友谊造就了经济学说史上的两位大师，这不正是学术批评所追求的最高意境吗？
本文选自《史潮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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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公众号高校人文界 ）
学术批评是促进学术进步的重要手段，在“真理越辩越明”的过程中，不仅是广大读者，而且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双方，都会从中受益，因此应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大好事。然而由于长期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学术批评在今天的我国学坛上却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没有人不承认学术批评的必要性；但是另一方面，许多人在内心深处仍然把学术批评视为一种针对个人的“找茬儿”乃至攻击。像“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本来是体现学人之间切磋论道之乐的雅事，经过“文化大革命”打手们的恶意歪曲，也成为了对人进行“大批判”时使用的专门术语，至今还使人闻而胆寒。因此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批评的气氛，在今天谈何容易！看一些历史上关于学术批评与学者友谊的佳话，或许会对今天的学术批评有所促进。
俗话说“同行出冤家”，心理学也讲能人之间的“瑜亮情结”。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两位19世纪的伟大经济学家就是最可能变成冤家的同行，最有可能有“瑜亮情结”的伟人。他们都是亚当·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生在同一时代，而且都以政治经济学见长。他们是同行，甚至连各自的代表著作的书名和出版时间也很接近——李嘉图的代表著作为《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刊出于1817年；马尔萨斯的代表著作则为《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出版。因此如果真的是“同行出冤家”的话，他们的确很有条件成为冤家。不仅如此，这两位学者在出身、经历、个性和当时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也截然不同。这些当然更增加了彼此成为对头的可能。
马尔萨斯出身于英国上层阶级，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犹太移民的后代（犹太人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地位不高）。马尔萨斯少年时代在其学识渊博的父亲的精心指导下博览群书，后来又进入剑桥大学深造；而李嘉图则从14岁起，就不得不在父亲身边从事商业和金融工作，学术上全靠自学成才。马尔萨斯一生从事于学术研究，是个典型的职业学者；而李嘉图则是一个精明的证券经纪人，与著名的金融大王内森·罗斯柴尔德一道成为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人物。马尔萨斯从来没有富裕过；而李嘉图于26岁起即已走上了致富之途，在开始自己经营业务时资本仅有800镑，但到他1814年（时年42岁）引退时，个人财产已达50万到160万镑。
在社交方面，当时的人称马尔萨斯为“一位地地道道的伦理学家”，而且说话时有些口齿不清；而李嘉图则被称为“花花公子”。与马尔萨斯平淡无奇的教书生涯不同，李嘉图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人。他虽然是犹太人，但很早就自作主张皈依了基督教，并娶了一个漂亮的基督徒姑娘为妻，使他在社会地位等方面如愿以偿。后来他进入下议院，并被认为是对下议院进行教育的人。甚至他的激进主义也没有减损人们对他的崇敬。
他们不仅出身、经历不同，而且所受到的社会评价也截然而异。当时的人们讨论李嘉图的见解时劲头十足，说得有声有色；而对于马尔萨斯的贡献（除关于人口的文章外），却淡然处之。传记作者詹姆斯·博纳（James Bonar）说：不幸的马尔萨斯“是在他的时代被批评得坏透了的人。这个人对天花、奴隶制和杀婴加以辩护，对施舍衣食、早婚和教区补助则加以谴责。他指出家庭组织的流弊之后，自己却实行结婚”；“马尔萨斯从开始起就没有被人饶放。在三十年间，对他的责难之词没有断过”。而李嘉图却极受崇敬，一举一动都被大众欢迎。他在议会中发表讲演时，尽管有的人说他的声音“尖锐刺耳”，但其他人则说“虽然他把嗓子提得极高，而听起来很悦耳”。当时上流社会的主妇们在雇用家庭女教师时都要查问，她们是否能够把李嘉图的经济学原理教给孩子。而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文章虽广被传阅，但一再受到激烈反驳。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篇文章“使得一个不切实际的和谐世界的幻梦一下子烟消云散。马尔萨斯只用了几页文字，就破灭了当时自鸣得意的思想家的空中楼阁”。这种令人扫兴的做法当然不会受欢迎，因此当时的大臣威廉·戈德温说“马尔萨斯把成百的进步论点的支持者改变成了反动分子”。两人在其他方面的情况也大相异趣。经济家罗伯特·海尔布罗纳说：“马尔萨斯一辈子过的是学院生涯，却关心现实生活中事务；而李嘉图虽然经商，但成了理论家。这位证券经纪人所关心的只是无形的‘规律’，而那位教授所担忧的是这些规律是否与在他眼前的世界相配合。”
这样两位出身、经历、社会评价如此不同的同行，在学术见解上也不会一致。在经济学方面，马尔萨斯是提出“普遍过剩”学说的第一人，他并认为这种“普遍过剩”会颠覆社会。但李嘉图则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这个说法是荒唐的。由于见解迥异，他们在一切方面展开争论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有争执，讨论无休无止。
1815年李嘉图出版了《论谷物低价格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适宜——兼评马尔萨斯最近两本著作〈地租的性质和发展的研究〉和〈对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看法的根据〉》一书，就是自1814年初以来与马尔萨斯争论的一个结果。在该书中，李嘉图对马尔萨斯的观点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但是此书写得很仓猝，因此马尔萨斯劝他重新写。
李嘉图接受了这一建议，在1816年致信马尔萨斯，说：“即使仅仅是为了我自己的满足，我也将继续工作，直到使我的理论达到前后一贯的形式”。于是导致了李嘉图的代表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问世。
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后，李嘉图不惜用220页的篇幅，摘录了马尔萨斯在论证上的瑕疵，而马尔萨斯则坚决认为这类谬误在李嘉图的著作上也是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的。在李嘉图逝世前的一年中，他们一直为价值规律与劳动和资本相交换之间的矛盾、价值规律与等量资本得到等量利润之间的矛盾等重大理论问题争论不休，写了许多长信相互讨论辩驳。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这两位学者之间却存在着非常深厚和感人的友谊。他们于1809年相遇，共同推翻了一个名叫博桑克的人的观点，并因此结为终身好友。他们之间无休止的讨论，也持续到1823年李嘉图去世为止。李嘉图在给马尔萨斯的最后一封信里说：“亲爱的马尔萨斯，现在我的工作算完成了。像别的争论者一样，经过了多次讨论以后，我们依然各持己见，相持不下，然而这些讨论丝毫没有影响我们的友谊；即使您是同意了我的意见的，我对您的敬爱也不会比今天更进一步”。马尔萨斯在李嘉图故去后，深情地说道：“除了自己的家属外，我从来没有这样爱戴过任何人”。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争论和友谊，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马尔萨斯说：“有些奇怪的是，李嘉图是个大量地租的收入者，却会那样低估地主在国家的重要性。而我在地租方面从未有过任何收入，也不想有任何收入，却可能要受到指责，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地主的重要性。我们在处境上和意见上的不同，至少可以证明我们相互间的笃实不欺，而且由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足以推定我们在学术上有所主张时，无论在心情上受到了什么偏见的影响，所受到的总不会是彼此处境和己身利益方面的偏见的影响，而这类偏见的发生是最难防止的”。一位同时代的作家玛利亚·埃奇沃思在日记中说，“他们（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一道在寻求真理，当他们找到时，即欢呼若狂，再不计较是谁先发现的”。正是因为这种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他们的争论成为了浇灌友谊之花的甘霖。而他们的友谊又使得他们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人格上，也成为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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