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作家singNsong提到的《灭亡后的世界》修订版已经于2月7号开始连载，同时漫画版也在刚刚登陆NAVER webtoon。
新版的《灭亡后的世界》与《全知读者视角》同属于一个宇宙，大概会出现客串角色。
“如果说《全读视》是为了防止世界毁灭而战的读者的物语的话，《灭亡后的世界》就是为了毁灭世界而战的男人的故事。”
ps：漫画版是《我独自升级》的工作室redicestudio和全知漫画的工作室3B2S一起合作的
新版的《灭亡后的世界》与《全知读者视角》同属于一个宇宙，大概会出现客串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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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楼记》姊妹篇：欧阳修《偃虹堤记》
天下人都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鲜有人知道欧阳修的《偃虹堤记》。
其实两篇文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都是滕子京请北宋两大文豪所著，都是为岳阳的两大工程撰文，都成稿于庆历六年（1046年），都是才华横溢的千古雄文，都借物言志忧国忧民，都收录入作者的个人文集，都曾流传一时广为人知，但后世的影响迥异，一个流传千古，一个默默无闻，几乎是天壤之别。
事情还得从“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说起。滕子京曾任泾州知州驻守前线。庆历二年，西夏元昊进犯，宋军大将葛怀敏战死，元昊率军长驱直入直逼泾州边境。滕子京临危不乱，发动全城百姓抗敌。危急时刻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马疾驰救援，解了泾州之围。滕子京举一城财力为援军庆功犒军。因抵御西夏有功，由范仲淹推荐，擢天章阁待制，不久徙庆州。
《宋史》称滕子京“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滕子京为官勤勉、抱负远大，却仕途坎坷；才干超群、崇尚实干，偏屡遭弹劾。庆历三年，因遭人举报“泾州公款案”，贬官凤翔府，继贬虢州，三贬岳州，任巴陵郡守。从此开启了为时三年的与岳阳的不解情缘。
虽屡遭贬谪，但滕公并没有因而沉沦，而是怀揣理想，扎根在洞庭之滨。迁建岳州学宫，修建山塘水库，开挖排灌沟渠，修筑紫荆堤坝……还有最大的两件“政绩”：一是重修岳阳楼，二是修筑偃虹堤。后人王辟之说他“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苏舜钦祭曰：“忠义平生事，声名美翟闻。”
排除万难，呕心沥血，岳阳楼得以重修，竣工之日，滕子京凭栏恸哭，并写下《临江仙》一词，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滕公认为，作记与建楼修堤同等重要，如果楼堤配不上好文，于人心无震撼，于记忆无久远，于社会无教化。于是决定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请欧阳修为偃虹堤作记。于是便有了以上两篇姊妹雄文。
当时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而滕子京则被贬在岳州。欧公认为，滕宗谅在岳州做了很多有益于百姓的实事，这种“以利及物”的为官态度，是值得大力弘扬的，所以写了这篇记文。其中，充分肯定了滕子京对岳州和百姓的贡献，也含有继续举荐的意思。同时也两次提到了建造工程很用心，但担心被后人遗弃荒废。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 ，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
“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客观的说，欧阳修的才华和名气，一点也不比范仲淹低，但两篇记文还是有一些差距。《岳阳楼记》更显磅礴大气、朗朗上口，直抒胸臆，在时空中纵横驰骋，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而《偃虹堤记》语言平实，不事雕琢，亦未写景，缺乏信马由缰的想象力，是一篇朴素的叙事散文。只能说，欧阳修当年没有范仲淹那么用心，也没那么动情。当然如果下笔时若知是一场作文竞赛，或知对后世影响会如此深远，估计他会像写《醉翁亭记》那样更加用心。
欧阳修提到了为民着想和为长远计，以及人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既为歌颂滕子京的政绩，也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他更是极具预见性的指出，“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许多工程建的时候很用心，但后来多遭荒废遗弃。这的确是说中了要害，事实上古今多少工程大计都遭遇到了欧公所担心的命运。其实岂止是工程？
当然《偃虹堤记》没有《岳阳楼记》出名，还有一个原因是偃虹堤似乎并没有完工。庆历七年，滕子京被调往苏州任知府，修堤之事也不了了之。同年，滕公逝于苏州任上，时年56岁。偃虹堤不像白堤和苏堤那样留存至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后人无法暏物思人、睹物思文，因此在历史长河里逐渐被淡忘。
这就是文的命运，它就像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命运。作品完成之日，它便离开了主人，开始了自己的跌宕起伏。就像孩子长大后，也会离开父母，去闯出自己的路。文章写成后的命运，更多取决于读者的喜好，而非作者本人。当然，如果《偃虹堤记》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无疑将飙升。
不管怎么说，《偃虹堤记》与《岳阳楼记》一样，依然是千古文章，值得被后人尤其是岳阳人铭记。
附：《偃虹堤记》原文：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译文：
有位从岳州到滁州来的人，带着滕侯的书信、洞庭湖的全图对我说道：“希望能为滕侯所建的新堤写一篇记文。”我打开书信和地图，见从岳阳门到金鸡堤的右方，有一道隆起的标记，又高又长，名叫偃虹堤。我问来人此堤是何人所修，客人回答说：“是我岳州郡守滕大人修建的。”我又问修建这道堤坝能带来何种利益，客人回答说：“洞庭湖乃是天下最险要的去处之一，而岳州又当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四路的要冲。以往在湖中来往的船舶，进到湖中却无处停泊，故而都只能停靠在南岸津渡，那些需要到岳州办事的人，到州衙十分遥远，往来也很辛苦，又经常遇到狂风巨浪的袭击，有颠覆沉没的危险。如今到岳州的船只都可以停靠在偃虹堤下，需要到州衙办事的，既便捷又没有危险。”我继续询问此堤的大小规模、用了多少劳力，客人答道：“堤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是自上而下增加二尺，堤的最上部厚度相当于底部的三分之二，总共用了一万五千五百个劳力，没用一季就建成了。”我又问此堤修建之前是如何谋划的，客人回答说：“州里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转运司，转运使选择有能力的官吏视察该计划是否可行，反复了数次，最终上报朝廷，由三司来最后决定，三司审议后认为可行，这些上级部门一概没有改变我们滕侯的方案。”客人说完催促我道：“这是有德之人的举动，完全值得为此写一篇记文。”
大凡考虑百姓利益比较深入的人，在谋划某些事情时都是十分精审的，所以能做到用工少而取得的功效却很大。就是这道百步之长的堤坝，却可以抵御天下最险恶的风波和无法预料的凶险，惠及了当地百姓，同时也方便了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广大地区出行之人，只要是往来于湖中的人，不论远近，都会享受到这道堤坝带来的便利。而岳阳又是四路往来的要冲，每天往来船只需要在此地停泊的，不知道要有多少艘呢！如果堤坝的土石有幸长久不坏，那么滕太守惠及的人事，还能用数字来计算吗？事情不怕做不成，只怕时间久了容易损坏。建筑者最初并不是不想让它长久坚牢，然而后来者却经常会把它荒废弃置。自古以来那些有道德有才干的仁人，总想着为百姓兴利除弊，他们留下的遗迹到处都能见到。如果后来者都能像初建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得到实惠，普天之下还有不受恩惠的事情发生吗？这也正是滕太守担心的事，所以托我写篇记文留给后来者。
滕太守志向远大、才干超群，是当世颇有名声的良吏。眼下正是朝廷用兵用人的时候，他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还没能建立丰功伟业，便被迫退下担任了一州太守，其实他并没有用太多的心思，只是略施其余，希望能给一州百姓带来一点恩惠。由于他深思熟虑，故而事半功倍，这种做事的方法很值得后来者效法，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一个理由。不单纯为了博取当世人的赞誉，而是考虑如何让子孙万代都由此获利，告诫后来者不要将它废弃，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二个理由。岳州百姓与洞庭湖中往来的人们，都希望有人为滕太守留下一篇记文，这是我写此文的第三个理由。有上述三个理由就不能不写了，于是写下了此篇文字。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https://t.cn/R2WxRIL
天下人都知道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鲜有人知道欧阳修的《偃虹堤记》。
其实两篇文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都是滕子京请北宋两大文豪所著，都是为岳阳的两大工程撰文，都成稿于庆历六年（1046年），都是才华横溢的千古雄文，都借物言志忧国忧民，都收录入作者的个人文集，都曾流传一时广为人知，但后世的影响迥异，一个流传千古，一个默默无闻，几乎是天壤之别。
事情还得从“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说起。滕子京曾任泾州知州驻守前线。庆历二年，西夏元昊进犯，宋军大将葛怀敏战死，元昊率军长驱直入直逼泾州边境。滕子京临危不乱，发动全城百姓抗敌。危急时刻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马疾驰救援，解了泾州之围。滕子京举一城财力为援军庆功犒军。因抵御西夏有功，由范仲淹推荐，擢天章阁待制，不久徙庆州。
《宋史》称滕子京“宗谅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滕子京为官勤勉、抱负远大，却仕途坎坷；才干超群、崇尚实干，偏屡遭弹劾。庆历三年，因遭人举报“泾州公款案”，贬官凤翔府，继贬虢州，三贬岳州，任巴陵郡守。从此开启了为时三年的与岳阳的不解情缘。
虽屡遭贬谪，但滕公并没有因而沉沦，而是怀揣理想，扎根在洞庭之滨。迁建岳州学宫，修建山塘水库，开挖排灌沟渠，修筑紫荆堤坝……还有最大的两件“政绩”：一是重修岳阳楼，二是修筑偃虹堤。后人王辟之说他“谪守巴陵，治最为天下第一。”苏舜钦祭曰：“忠义平生事，声名美翟闻。”
排除万难，呕心沥血，岳阳楼得以重修，竣工之日，滕子京凭栏恸哭，并写下《临江仙》一词，末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滕公认为，作记与建楼修堤同等重要，如果楼堤配不上好文，于人心无震撼，于记忆无久远，于社会无教化。于是决定请范仲淹为岳阳楼作记，请欧阳修为偃虹堤作记。于是便有了以上两篇姊妹雄文。
当时欧阳修被贬为滁州知州，而滕子京则被贬在岳州。欧公认为，滕宗谅在岳州做了很多有益于百姓的实事，这种“以利及物”的为官态度，是值得大力弘扬的，所以写了这篇记文。其中，充分肯定了滕子京对岳州和百姓的贡献，也含有继续举荐的意思。同时也两次提到了建造工程很用心，但担心被后人遗弃荒废。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 ，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
“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客观的说，欧阳修的才华和名气，一点也不比范仲淹低，但两篇记文还是有一些差距。《岳阳楼记》更显磅礴大气、朗朗上口，直抒胸臆，在时空中纵横驰骋，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而《偃虹堤记》语言平实，不事雕琢，亦未写景，缺乏信马由缰的想象力，是一篇朴素的叙事散文。只能说，欧阳修当年没有范仲淹那么用心，也没那么动情。当然如果下笔时若知是一场作文竞赛，或知对后世影响会如此深远，估计他会像写《醉翁亭记》那样更加用心。
欧阳修提到了为民着想和为长远计，以及人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意义。既为歌颂滕子京的政绩，也抒发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他更是极具预见性的指出，“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许多工程建的时候很用心，但后来多遭荒废遗弃。这的确是说中了要害，事实上古今多少工程大计都遭遇到了欧公所担心的命运。其实岂止是工程？
当然《偃虹堤记》没有《岳阳楼记》出名，还有一个原因是偃虹堤似乎并没有完工。庆历七年，滕子京被调往苏州任知府，修堤之事也不了了之。同年，滕公逝于苏州任上，时年56岁。偃虹堤不像白堤和苏堤那样留存至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后人无法暏物思人、睹物思文，因此在历史长河里逐渐被淡忘。
这就是文的命运，它就像人一样也有着自己的命运。作品完成之日，它便离开了主人，开始了自己的跌宕起伏。就像孩子长大后，也会离开父母，去闯出自己的路。文章写成后的命运，更多取决于读者的喜好，而非作者本人。当然，如果《偃虹堤记》若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无疑将飙升。
不管怎么说，《偃虹堤记》与《岳阳楼记》一样，依然是千古文章，值得被后人尤其是岳阳人铭记。
附：《偃虹堤记》原文：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译文：
有位从岳州到滁州来的人，带着滕侯的书信、洞庭湖的全图对我说道：“希望能为滕侯所建的新堤写一篇记文。”我打开书信和地图，见从岳阳门到金鸡堤的右方，有一道隆起的标记，又高又长，名叫偃虹堤。我问来人此堤是何人所修，客人回答说：“是我岳州郡守滕大人修建的。”我又问修建这道堤坝能带来何种利益，客人回答说：“洞庭湖乃是天下最险要的去处之一，而岳州又当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四路的要冲。以往在湖中来往的船舶，进到湖中却无处停泊，故而都只能停靠在南岸津渡，那些需要到岳州办事的人，到州衙十分遥远，往来也很辛苦，又经常遇到狂风巨浪的袭击，有颠覆沉没的危险。如今到岳州的船只都可以停靠在偃虹堤下，需要到州衙办事的，既便捷又没有危险。”我继续询问此堤的大小规模、用了多少劳力，客人答道：“堤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度是自上而下增加二尺，堤的最上部厚度相当于底部的三分之二，总共用了一万五千五百个劳力，没用一季就建成了。”我又问此堤修建之前是如何谋划的，客人回答说：“州里把这个计划上报给转运司，转运使选择有能力的官吏视察该计划是否可行，反复了数次，最终上报朝廷，由三司来最后决定，三司审议后认为可行，这些上级部门一概没有改变我们滕侯的方案。”客人说完催促我道：“这是有德之人的举动，完全值得为此写一篇记文。”
大凡考虑百姓利益比较深入的人，在谋划某些事情时都是十分精审的，所以能做到用工少而取得的功效却很大。就是这道百步之长的堤坝，却可以抵御天下最险恶的风波和无法预料的凶险，惠及了当地百姓，同时也方便了湖北、湖南、夔州、成都广大地区出行之人，只要是往来于湖中的人，不论远近，都会享受到这道堤坝带来的便利。而岳阳又是四路往来的要冲，每天往来船只需要在此地停泊的，不知道要有多少艘呢！如果堤坝的土石有幸长久不坏，那么滕太守惠及的人事，还能用数字来计算吗？事情不怕做不成，只怕时间久了容易损坏。建筑者最初并不是不想让它长久坚牢，然而后来者却经常会把它荒废弃置。自古以来那些有道德有才干的仁人，总想着为百姓兴利除弊，他们留下的遗迹到处都能见到。如果后来者都能像初建者那样用心，那么百姓直到今天依然能够得到实惠，普天之下还有不受恩惠的事情发生吗？这也正是滕太守担心的事，所以托我写篇记文留给后来者。
滕太守志向远大、才干超群，是当世颇有名声的良吏。眼下正是朝廷用兵用人的时候，他曾经得到过朝廷的重用。还没能建立丰功伟业，便被迫退下担任了一州太守，其实他并没有用太多的心思，只是略施其余，希望能给一州百姓带来一点恩惠。由于他深思熟虑，故而事半功倍，这种做事的方法很值得后来者效法，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一个理由。不单纯为了博取当世人的赞誉，而是考虑如何让子孙万代都由此获利，告诫后来者不要将它废弃，这是我写这篇记文的第二个理由。岳州百姓与洞庭湖中往来的人们，都希望有人为滕太守留下一篇记文，这是我写此文的第三个理由。有上述三个理由就不能不写了，于是写下了此篇文字。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https://t.cn/R2WxRIL
#小子说老子#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小子说老子》第十一章•胡适的解读与问题
这里，小子要引入提倡过“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治学方法的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对此一章节的理解，来看看民国时期公认的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一章节是怎样理解的。
《胡适留学日记·卷四》记录如下：
【五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
（七月七日）（小子注：此处为“民国三年七月七日”，即1914年，此时胡适23岁）
“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
此章王辅嗣注不甚明晓。陆德明《音义》“当（丁浪反）无有车（音居）”，则以当字作抵字解，而“当其无有车之用”作一气读，言抵其无车时之用也。此解亦不甚明晓。
吾以为“当（平声）其无（一读），有车之用（句）。”谓辐辏于而成车，而用车之时，每一辐皆成之一部分，即皆成车之一部分，用车者但知是车，不复知有单独之辐矣，故当其无辐之时，乃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句），当其无（读），有器之用（句）。”成器之后，已无复有埴，即埴在器之中矣。室成之后，户牖但为室之一部分，不复成——之户牖矣。譬之积民而成国，国立之日，其民都成某国之民，已非复前此自由独立无所统辖之个人矣。故国有外患，其民不惜捐生命财产以捍御之，知有国不复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无身，乃始有国（此为近世黑格尔（Hegelian）一派之社会说国家说，所以救十八世纪之极端个人主义也）。此说似较明显，故记之。
王荆公有《老子论》 （《临川集》六十八卷） ，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四年七月廿三日记）（小子注：即1915年，此时胡适24岁）
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小子注：“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此时胡适26岁）】
以上，是民国大师胡适先生在其《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摘录于此，也请读者朋友们自行思考。
需要说明的是，很明显，胡适先生对老子《道德经》的这个第十一章节，是花了很大心思思考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胡适先生分别在1914年、1915年、1917年三年时间里，也就是说在他23岁、24岁、26岁三个时间段，都曾关注与思考过这“第十一章节”的内涵。
这三个阶段的记录过程，同时也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胡适先生的思想态度，是有很大变化的。
为此，小子又特别查询资料，找到了王安石的《临川集·卷六十八》，其文记载如下：
“其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夫毂辐之用，固在于车之无用，然工之琢削未尝及于无者，盖无出于自然之力，可以无与也。今之治车者，知治其毂辐而未尝及于无也，然而车以成者，盖毂辐具，则无必为用矣。如其知无为用，而不治毂辐，则为车之术固已疏矣。今知无之为车用，无之为天下用，然不知所以为用也。故无之所以为车用者，以有毂辐也；无之所以为天下用者，以有礼、乐、刑、政也。如其废毂辐于车，废礼、乐、刑、政于天下，而坐求其无之为用也，则亦近于愚矣。”
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先生对这“第十一章节”确实是非常关注的，也同时说明他对这一章节的内涵，是有“种种疑惑”的。讲难听一点，就是胡适“也不清楚”这一章到底讲什么，故他找到了王安石对这一章节的“注解”。
胡适说“王荆公有《老子论》，中解《老子》第十一章甚辩，可资参证”，说明胡适还是比较赞同王安石的观点，所以，他引用了王安石的注解“可资参证”，来证明他在“民国三年七月七日”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又过了两年时间，时间转向了“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时，胡适则又在日记中增加文字记录：“此说穿凿可笑，此‘无’即空处也。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六年三月自记。”
也就是说，到了1917年胡适26岁时，他给他曾经日记中对这一章节的评价是“此说穿凿可笑”、“有此谬说”。说明他完全“推翻”了他自己曾经的“理解”。
但是，胡适先生又接着来了一句：“吾当时在校中受黑格尔派影响甚大，故有此谬说。”也就是推脱说，他是因为受黑格尔派影响，才导致“有此谬说”。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胡适之错呢？还是“黑格尔派”之错呢？
为什么小子在这里，要引入这么一大段，似乎与《道德经》的解读无关的内容呢？小子是为了说明，人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的“思想改观”，也可以说是“思想境界”的差异。好比这里的“胡适”就是如此，他推翻了自己以前的“观点”。
当然，不得不说，胡适先生能在23岁、24岁、26岁这个年龄段，能对老子的《道德经》有深刻感悟，确实说明他有超凡的思想与才华。但是，纵然如此，又或者他后来成为了民国一代大师、一代思想家、一代学者，可是，这些头衔并不能代表他的理解就足够正确与深刻的。
至少，这里所说的问题，就是一个例证，说明了胡适先生是读不懂老子《道德经》的啊，或者说，胡适对老子《道德经》的领悟境界，还是比较浅显的。
我在本书的“第五章”的解读中，也曾引用过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1917年）的有关文字。我当时就说是——“胡适先生的‘胡说’”：“这里只能说胡适先生自己没有明白老子的话而已……这同样只能说胡适先生读不懂《道德经》，实在是胡适‘胡说’。”
可以说，这是小子对胡适先生之于“中国哲学”的整体评价；在这个层面讲，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了解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入门。
又据资料查询，据说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原本是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且是他1917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在1918年7月又经过整理，8月由蔡元培作序，最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在1919年2月出版并引起轰动。
如果参合上面引用的《胡适留学日记·卷四》中的完整记录，则说明此《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较其日记时间“民国六年三月”即1917年相差无几。由此也可以基本推断，在此书出版的大致时间中，胡适整体对老子思想，或对《道德经》思想是有着巨大的误解的。故此需要引起我们后世学者足够的重视与警视。
为什么小子在此处，要重点强调胡适先生的这个“不起眼”的学术问题呢？
这里，并不是有意针对胡适先生本人，而是因为胡适先生对“中国哲学”的错误理解，对中国文化本质产生了“严重曲解”。
一方面，因为这是胡适先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博士论文，这是对外的“英文论文”，是向美国学术界或英语体系界介绍“中国哲学”的“著名论文”，这会导致西方社会严重误解“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可能直接导致西方（或者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理解导向，乃至误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说，这是一个“百年误解”。
另一方面，胡适先生又曾将其作为在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也可以推断说，他至少影响了当时中国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北大学生），令他们对“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产生了“误解”与“曲解”。这也是“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后世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说，其书给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展示了现代学术的研究方法。不可否认的是，胡适先生的研究确实有其当时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但与此同时，他也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深深地“曲解”了，而分发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
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与警视。也有可能，不仅仅世界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且许多中国人自己（包括胡适先生）也有可能一直误解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而我们的历史，往往就是在这样的种种误会中向前发展……
（注：此段关于胡适先生论述《道德经》第十一章节的文字内容，为小子于2020年1月10日夜所增添文字。
因为写作此书的上、下部间隔时间较长，当初此章节的文字解读仅1500字左右，为了增加一些字数，以免显得此章节解读的字数不足，故另作特别补充。
又因为小子近期恰好阅读到《胡适留学日记》中关于对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的内容解读，故引用于此，但确实也是因缘巧合，才作此补充，否则即没有补充的必要。
当然，小子也可以作其他另外的义理补充，反正读者朋友阅读到文章的时候也未必知道。但是，小子决定，仍然要引用胡适先生的日记内容作为一个补充，也可以为读者朋友们提供另一种“解读”的“思考方法”。
数年以前，小子当时有说法是：“而是直接从事物之‘利用’方面而看‘有’与‘无’。”当时虽有写，但并没有深入阐述，故显得较为浅显。数年以后，小子对此处的“利用”一说，又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故不免有所感受。
但是，小子现在已决定，不再作另外的“理解”补充，也就是说，继续保留本人在2013年7月1日当时的写作内容；无论思想深浅，都作为本人在25岁时的思想记录。
为什么如此呢？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在不同年龄段的思想领悟是有所不同的，小子本人是如此，胡适先生也是如此，至少胡适先生自己的日记过程在此处就是一个证明。
（据说，胡适先生在有生之年，曾一再承诺，要将《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下半卷完成，可是却始终没有完成。所以，小子也不知胡适先生的“下半卷”要如何写作，或许他也准备有所更改，也不一定呢。）
另一方面原因是，每个人对文字的领悟力，也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人感受文字的思想境界也有所不同。这就好比，在禅宗的许多公案里，同样是相同的一句话，有的人能开悟，有的人是迷悟。而关于这些问题，小子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也都是有所表述的，有心的读者朋友，自己可以进一步深思。
至于小子本人在2020年1月10日时的新的“理解”是什么呢？可想而知的是，当有读者朋友阅读到本书时，早已不是什么2020年1月10日了。所以，知道那个“理解”，也没有什么用。但是，请不要轻视了这个，因为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大道的表现之一。还有会者否？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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