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丁元英五台山论道原文全篇转发
天道:五台山论道：
豆豆·《遥远的救世主》真乃神作，此段论道更是需要仔细理解。
作者:豆豆
《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智玄大师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智玄大师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
韩楚风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韩楚风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韩楚风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https://t.cn/R2LjByJ
天道:五台山论道：
豆豆·《遥远的救世主》真乃神作，此段论道更是需要仔细理解。
作者:豆豆
《悟》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智玄大师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智玄大师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
韩楚风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韩楚风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韩楚风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https://t.cn/R2LjByJ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诚信】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诚信：公民道德的基石
诚实守信是人类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优良道德品质。诚信既是个人道德的基石，又是社会正常运行不可或缺的条件。诚信缺失的个人将失去他人的认可，诚信缺失的社会将失去人与人之间正常关系的支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必须加强公民的诚信品质。
1、诚信的内涵
诚信就其内涵而言，包括诚和信两方面；这两方面既有所区别，又可以互训使用。
“诚”的内容又包括两方面：一是真实，二为诚恳。真实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本来就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客观事物给人的声、光、热等刺激，二是主体对这些刺激的加工和整理。由于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了加工整理，而作为此整理基础的人的实践又受到历史条件等的制约，人的主观认识与客观之间有所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真实要求忠于自己现阶段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而不因为什么原因，特别是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去有意的歪曲它。诚恳的意思是不有意歪曲自己主观意图的本来面貌。人对自己的主观意图，一般有着准确的把握，但直接表达这些主观意图，可能要付出代价。但诚恳要求忠于自己，而不是由于畏惧代价而去歪曲自己。真实与诚恳结合起来，就构成了“诚”的基本内容。”信“字由人字旁加一个言字组成，指的是人说话要算数，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要言而有复，诺而有行。在古代，信一开始指的是在祭祀时人对神灵所说的话；由于古人认为神灵支配着自然并统治着自己，因此这些祭祀的话对他们来说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必须要遵守。后来，这种意义扩展开来，不再是对神说的话要算数，而是所有的话都要算数了，言必信，行必果。诚与信有所区别：诚讲的是不能歪曲主观和客观的实际状况，更强调静态的真实；信讲的是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更强调动态的坚守。更深一层的，诚是一种内在的德性与修为，而信则是一种外在的确认与表达。但二者之间的联系又是一目了然的：静态的真实是动态坚守的基础，动态坚守也是静态真实的结果；内在的德性与修为会通过外在的言行加以确认，而外在的言行没有内在的涵养作为基础那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基于此，诚信经常互训连用：一方面，用诚来解释信，用信来解释诚，“诚，信也，从言从声”，“信，诚也，从人从言”；另一方面，诚信结合在一起，表示诚实无欺、恪守信用之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诚信的内涵是有条件的，而不是绝对的；它需要由更高、更重要的价值来引领和统率。当诚信的要求与更高、更重要的价值相冲突时，诚信需要服从那些更高、更重要的价值。例如当诚信与爱国相冲突时，诚信就应该服从爱国。如果侵略者向公民索要事关民族利益的机密时，如果公民在这种情境中讲求诚信，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因为这样的诚信会伤害国家利益。如果这时能够隐瞒或者骗过敌人，那就非常机智了；如果不能够隐瞒，则大义凛然地拒绝敌人，乃至舍身成仁，那就更是民族英雄了。
2、为什么要诚信
诚信是各个文明都加以珍视的基本价值，而中华民族更是把诚信作为人之所以成为人的基本特点之一，认为人无信不立。西方社会步入近现代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履行契约的基本要求，开始把诚信作为最重要的个人品质加以强调。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之后，契约精神所要求的诚信维度也愈发被凸显出来。可见，中国公民的诚信品质基于两种互相融合的传统，一是中国文化中内诚外信的传统，二是市场文化中契约之信的传统。
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一个基本区别，就是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而西方人却无法想象如何在没有神的条件下设计自己的生活意义。中国人将自己的意义不是归结于上帝，而是归结于自己的家庭和种族，用近乎无限的血缘和民族的延续，以及与之相应的文明传承来彰显自己有限生命的价值所在。但家庭和种族又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自然和天道。于是，忠实于天地，顺应于自然，便成了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支撑之一。而正是这种价值支撑，将“诚”的品性植入了中国人的生命意义。《礼记》讲“诚者，天之道也”，以及朱熹注解的“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都是沿着这个逻辑来解释诚对于人的价值。因此，“诚”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不是由于类似契约之信那样的外在原因进入了伦理系统，而是由于人的价值需要而内化于人性本原。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天地万物皆有其道，不为人力所变，而人作为自然的产物，也应该保存天道自然的这一特征，从而将外在的自然特征转化为了内在的德性品质。如果说在西方文化中，人无诚信还只是没有道德的话，那么在中国文化中，丧失诚信就在理论上被剥夺了做人的资格。这是相信上帝造人的基督教文明逻辑所难以企及的。既然诚是人的基本特征和内化了的德性，诚就必然要通过人的言行表现出来，并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是信；反过来，一个人是否可信，也就成了他是否诚的判断依据与标准。如果一个人是诚的，那么他必然也是信的；反过来，一个人是信的，他必然也是诚的。孔子沿着这个思路，就得到了“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的结论。这种内诚外信并达到诚信统一的传统，向我们提示了诚信对于一个人的内在价值。只有诚信，一个人才获得了顺应自然的真诚无妄的德性，才获得了与天地一致的安宁，才获得了身心内外契合的统一。这便是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一个传统，即内诚外信的传统。
近代成为经济生活普遍组织方式的市场本质上基于契约，这又形成了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第二个传统，即契约之信的传统。契约基于合同，它的前提有二：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独立，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就人与人之间互相独立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并将与他人的交往视为自己收益最大化的手段，他没有义务、也没有必要将其它人的福利考虑进自己的选择之内。就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依赖而言，这些将自己与其它人区别开来的人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不是通过血缘宗法关系，而是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满足自己的一切物质需求。这个认为自己独立于社会的人，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的个人都更加依赖社会，从而依赖其它人。一方面，公民把自己的利益看作与其它人对立的，排斥其它人来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公民在现实中是相互依赖的，他们只有在交换合作中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利益。调节这种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赖的办法，就只能是预先规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通过彼此约束的方式来限制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冲动，签订契约。但签订契约并不能够保证双方都履行契约，因为既然假设双方都是自私的人，就必须考虑他们机会主义地逃避契约义务的可能性。只要契约一方发现逃避契约的履行能够带来比信守承诺更大的利益，他就总面临诱惑。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仅仅契约本身并无法解决自利人的相互依赖的问题，而必须引入诚信的道德维度，市场经济的运转才真正可能是平滑的。换而言之，如果没有诚信，公民生活于其中的市场经济就会陷入不可克服的混乱。正是这种必不可少的契约之信，与传统文化中的内诚外信一起，构成了今天中国公民诚信品德的两种原因。
3、诚信品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今日中国公民诚信品质的现状，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很多诚实守信的楷模，也有不少无信无义的败类。前者的典型如兄债弟偿的“信义兄弟”，后者的典型则有臭名昭著的“三鹿”奶粉。普通公民中的情况也大体相似，有人一诺千金，有人言而无信。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出现时而诚信、时而失信的情况。这种现状表明，我国公民诚信品质仍然有提高的空间，需要找到问题所在并针对性地加以解决。
公民诚信问题时有发生，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兴起与传统道德的失落造成了人们不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基本价值追求和安身立命之本，人们内心支撑结构的变化造成了诚信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契约体系不仅仅是道德要求，还是一种制度建构，而目前后者在我国尚不完善，给了违约之徒以可乘之机。
诚信问题，在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人的道德修养来解决的。作为安身立命基础的诚信，是君子生活方式的特征之一。这种诚信不需要额外的制度加以保障，也不需要专门的惩罚来加以规训；人内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生命意义的寄托，是其最好的保证。这种价值意义体系，是与前市场社会的伦理秩序相一致的。但随着世界史发展到近现代史，封闭的小农经济为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取代，个人利益的合法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公民的内心之中，便会出现理性计算与道德压力的僵持。这种僵持在古代社会是不成为问题的，因为“君子”之所以为“君子”，正是因为他不能见利忘义。但在现代，公民的价值体系中利益的地位被抬高了，道德压力的强调减少了，终于形成了二者的僵持。当利益的算计压倒道德考虑的时候，人便表现不出诚信精神；只有道德考虑超过利益算计的时候，公民才能够表现出诚信品质来。也就是说，在功利主义与传统道德并驾齐驱的时候，在利益算计与德性思考等量齐观的时候，公民并不能保证总是表现出诚信品质来。这便是当今诚信问题时有出现却又不至于泛滥成灾的第一个原因所在。针对这一症结，没有其它办法，只能是加强宣传和教育，在增加诚信的舆论气氛的同时，适当地减少对市场经济功利主义的强调，以改变公民头脑中僵持二者的力量对比，让诚信能够稳定地战胜功利，从而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
实际上，发达的市场体系也已经找到了解决自己诚信问题的方向。在传统道德受到功利主义冲击更严重的西方各国，曾经面临比今天中国更加严重的诚信危机。商品经济越是发达，人越是表现为独立的个体，他与其他人的相互依赖就更加明显，契约就越是必要。更多的契约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主义的温床。当契约的缔结者反复面对违约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时，自然会有更多的人选择抛弃诚信。当这种行为上的短期化成为常态时，市场也就面临崩溃的风险。为了重建诚信，进而保证契约的履行和市场的平滑化，从个人主义的视角看来，真正的出路就在于让违约成本远远超过违约收益。当个人面对的理性计算的结果改变时，他的行为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具体的做法，是建立广泛的信用记录，而让留下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在下次进入契约时面临更高的门槛和成本。比如说，让曾经没有按时还贷款的人的名单在所有银行之间共享，使其再次贷款时或者被拒绝，或者面临更高的利率。当个人意识到违约的风险很大而且长期化时，他就会改变自己对违约成本的判断，进而做出诚信的选择。在今日中国，已经有了市场化的功利主义来诱惑人们放弃诚信，却还没有制度化的惩罚机制来引导人们回归诚信，自然造成了有些公民义利不分的错误。虽然，因为惩罚机制总是少于和落后于人们订立契约的场合，西方的这一思路和实践并不能完全解决诚信问题，但是他们行之有效的制度化方式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相信在诚信记录制度建立建全之后，诚信问题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一方面加强对公民的教育，从主观上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给予国人的道德感，另一方面建立对公民的制度化的引导，从客观上改变中国公民面临的利益选择。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够基本解决中国公民当前面临的诚信问题。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七条天意，你知道几条？（令人醒悟）】
（天祥宝光园）
一、因果法则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偶然发生的事情。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宇宙中万物之间的联系，依遵因果法则。因果法则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其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还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等等，都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有恶果。所以，一个人要想有好的命运，就要多种善因。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发好的意念。
二、吸引力法则
人的遭遇是由自己的心念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吸引与心念相应的境界。
许多父母喜欢担心儿女，为儿女操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担心的事情往往也会出现。
王凤仪老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人怕子女受罪，多置房产，预备够下辈人生活，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正是欺负子孙；
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无力吃饭，宁愿对外人吝啬刻薄，也要为子孙积蓄，结果子孙什么经验也没有，吃喝玩乐，最后真落到没有饭吃，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
吸引力定律就是这样的，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认为世界美好，就吸引来美好；认为世界糟糕，就吸引来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早已经认识到，宇宙其实是由能量组成的幻象；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象。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感召到与心念相一致的宇宙能量磁场，同质相吸引，这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人的心念往往很多，心念之中强者胜，也就是说，最强的那个心念，首先会“心想事成”。就像上面王凤仪老人说的，越担心儿女受罪，儿女可能就真的受罪，越是强烈的担心，就越像是一种诅咒。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念，使之专注于积极、善良、于人于己都有益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招感到宇宙之中积极、善良的人、事、物，与之相应。
如果一个人命运乖舛，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乖舛的心念，而不是更为糟糕的怨天尤人。
三、深信的法则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同一个体的，这是宇宙的真相。越是深信这条法则，就越有灵感。越是抵触这条法则，就越无明。
比如说，有的人忽然强烈的感觉到某件事情会发生，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是巧合吗？不是的。因为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都是同一个体的，所以事情将要发生之前，一定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往往心胸开阔，知道万事万物为一体。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我封闭，往往很难感应得到。
有感应，就会有对应。如果是好的感应，就顺应它；如果是不好的感应，就要积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良的心态而感召不善。
只要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往往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也能将不良之感应化解掉。
有成就的大格局的人，往往能体会到宇宙万物的一体性，因而直觉灵感很强，故能能趋利避害，成就一番事业。
四、当下的法则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往往一件事情，在最放松、最不计较、最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往往会办得最顺利，而且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奇迹。
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着手之处。积极调整好当下的心念，才是改善命运的唯一方法。
五、二八法则
一个目标是否能达成，其中二成是我们的努力，八成是我们的心态。
一件事情对人之生命的影响，其中二成的影响，立刻看得见；另外八成，往往要在后续的生命中，才能逐渐显现。
所以，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一切法得成于忍。只要方向正确、心念正确、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六、应得法则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都是你所作所为的“应供”—应得的供养。
我们得到的宇宙祝福，是与我们对宇宙的贡献想适应的。
你奉献了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奉献了爱，就得到爱；你奉献了恨，就得到恨。你奉献了恨，却妄想得到爱，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了凡四训》里，云谷禅师对了凡先生说，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命里还没有，要从自己的内在找原因。
七、利他法则
应得法则是与利他法则密切相关的。有多利他，就有多应得。利益他人的，最后都是利益到自己了。就像《道德经》里说的：“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
生命是在利他的过程中，经由付出的能量循环，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的。所以说“舍得”。越能舍，越能得。只得不舍，能量就僵死在那里。
比如说，常常让别人快乐的人，最终都是他自己也很快乐。常常让别人痛苦的人，最后他自己最痛苦。常常供养布施的人，越布施越多。
自己价值的最大化，才能有利益的最大化，而人生价值是在利他中体现的。
常常思维上面七条法则，遵循天道规律，就能有很自在的人生。
（天祥宝光园）
一、因果法则
世界上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偶然发生的事情。有因必有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宇宙中万物之间的联系，依遵因果法则。因果法则并不是道教的专利，事实上，许多其它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印度教等、还有古希腊的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等等，都认为这是宇宙最根本定律。
太上曰：“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曾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
种善因必有善果，种恶因必有恶果。所以，一个人要想有好的命运，就要多种善因。多说好话、多做好事、多发好的意念。
二、吸引力法则
人的遭遇是由自己的心念来决定的。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吸引与心念相应的境界。
许多父母喜欢担心儿女，为儿女操心，并认为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其实，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担心的事情往往也会出现。
王凤仪老人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人怕子女受罪，多置房产，预备够下辈人生活，这样的老人，不是慈爱子孙，正是欺负子孙；
他以为子孙不能谋生，无力吃饭，宁愿对外人吝啬刻薄，也要为子孙积蓄，结果子孙什么经验也没有，吃喝玩乐，最后真落到没有饭吃，这种财产留给子孙，和留毒药给子孙有什么不同？
吸引力定律就是这样的，担心什么，就会来什么。认为世界美好，就吸引来美好；认为世界糟糕，就吸引来糟糕。
为什么会这样呢？科学早已经认识到，宇宙其实是由能量组成的幻象；不同的能量波动频率，就构成了千差万别的宇宙万象。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心念，就会感召到与心念相一致的宇宙能量磁场，同质相吸引，这就是吸引力的法则。
人的心念往往很多，心念之中强者胜，也就是说，最强的那个心念，首先会“心想事成”。就像上面王凤仪老人说的，越担心儿女受罪，儿女可能就真的受罪，越是强烈的担心，就越像是一种诅咒。
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要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念，使之专注于积极、善良、于人于己都有益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招感到宇宙之中积极、善良的人、事、物，与之相应。
如果一个人命运乖舛，首先要反省的是自己是不是有乖舛的心念，而不是更为糟糕的怨天尤人。
三、深信的法则
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是同一个体的，这是宇宙的真相。越是深信这条法则，就越有灵感。越是抵触这条法则，就越无明。
比如说，有的人忽然强烈的感觉到某件事情会发生，结果这件事情就真的发生了，这是巧合吗？不是的。因为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自己都是同一个体的，所以事情将要发生之前，一定都会有所感应。
能够感应得到的人，往往心胸开阔，知道万事万物为一体。而心胸狭隘、自以为是的人，因为自我封闭，往往很难感应得到。
有感应，就会有对应。如果是好的感应，就顺应它；如果是不好的感应，就要积极反省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不良的心态而感召不善。
只要在结果没有出现之前，往往通过修正自己的心态，也能将不良之感应化解掉。
有成就的大格局的人，往往能体会到宇宙万物的一体性，因而直觉灵感很强，故能能趋利避害，成就一番事业。
四、当下的法则
人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体验，往往一件事情，在最放松、最不计较、最专注于当下的时候，往往会办得最顺利，而且是出乎意料的顺利。这就是专注于当下的奇迹。
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才是真实的着手之处。积极调整好当下的心念，才是改善命运的唯一方法。
五、二八法则
一个目标是否能达成，其中二成是我们的努力，八成是我们的心态。
一件事情对人之生命的影响，其中二成的影响，立刻看得见；另外八成，往往要在后续的生命中，才能逐渐显现。
所以，耐心是很有必要的，一切法得成于忍。只要方向正确、心念正确、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六、应得法则
你得到的，都是你应得的，都是你所作所为的“应供”—应得的供养。
我们得到的宇宙祝福，是与我们对宇宙的贡献想适应的。
你奉献了什么，就得到什么，而不是你想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
比如说，你奉献了爱，就得到爱；你奉献了恨，就得到恨。你奉献了恨，却妄想得到爱，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了凡四训》里，云谷禅师对了凡先生说，拥千金者值千金，应饿死者必饿死，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想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只能说明我们命里还没有，要从自己的内在找原因。
七、利他法则
应得法则是与利他法则密切相关的。有多利他，就有多应得。利益他人的，最后都是利益到自己了。就像《道德经》里说的：“以其不自私，故能成其私”。
生命是在利他的过程中，经由付出的能量循环，而实现自身的最大价值的。所以说“舍得”。越能舍，越能得。只得不舍，能量就僵死在那里。
比如说，常常让别人快乐的人，最终都是他自己也很快乐。常常让别人痛苦的人，最后他自己最痛苦。常常供养布施的人，越布施越多。
自己价值的最大化，才能有利益的最大化，而人生价值是在利他中体现的。
常常思维上面七条法则，遵循天道规律，就能有很自在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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