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力审判:将731部队罪行钉在耻辱柱上】今年是伯力审判72周年。72年前的12月25日至30日,在寒冷的苏联西伯利亚城市伯力,现在的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伯力审判:将731部队罪行钉在耻辱柱上】

今年是伯力审判72周年。72年前的12月25日至30日,在寒冷的苏联西伯利亚城市伯力,现在的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市哈巴罗夫斯克,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审判——伯力审判正在进行。

50年前的12月16日,《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文本经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并开放给各国签字、批准和加入。

历史的烟云早已飘散,但勿忘国耻的警钟永远长鸣,警惕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清醒要永远保持。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

在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存放着跨国征集的20多个小时的伯力审判录音档案。这些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一〇〇部队(简称100部队)自上而下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违反国际公约,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并蓄意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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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审判细菌战罪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有一支特殊的侵华日军部队却提前收到了战败撤退的命令——这就是进行活人实验、生产细菌武器、发动细菌战、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提前接到命令,下令炸毁部队所有设施,杀死“囚犯”,带走所有实验数据和资料,最终逃回日本。1946年至1948年11月,东京审判期间,美日之间达成秘密交易,美国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得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数据资料,以致日本细菌战战犯逃脱了东京审判。

2015年出版的《伯力城审判》一书编校作者、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孙家红说,二战结束前后,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曾就日本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取证,随后将所获各项证据材料提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甚至还曾押送两名亲身参与实施细菌战实验的日本战俘(柄泽十三夫和川岛清)到东京作证,拟就日军细菌战罪行提起诉讼。但在美国政府的野蛮干预和精心掩护下,昔日细菌战罪魁石井四郎、北野政次等核心成员皆被免予起诉,逃脱法网。

731部队人体实验、细菌实验的受害者,除了大量中国同胞外,还有不少苏联人。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根据已披露的档案记载和731部队原队员证言等内容,可初步认定,二战时期至少有93名苏联人被送至731部队用于人体实验,成为仅次于中国人的第二大受害群体。

金成民说,这93人中包括当年731部队原队员回忆和伯力审判供词中涉及的77人,还有“特别移送”档案中记载的16人,其中有名有姓的共计9人。有的是在中苏边境负责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还有一些是当年生活在哈尔滨的无辜平民,甚至包括妇女、儿童。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争打响后,731部队组成的23人敢死队曾将细菌播撒到中蒙边境哈拉哈河。在这次战争中,日军实施了细菌战。

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揭发取证、对细菌战战犯的国际司法审判并未因美国的掩盖与干预而终结。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苏联在远东城市伯力设置特别军事法庭,即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对当时拘禁的12名细菌战战犯,就其所犯细菌战罪行进行公开审判。

这12名战犯分别是:日本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日本关东军军医部长、军医中将梶冢隆二,关东军兽医部长、兽医中将高桥隆笃,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军医少将川岛清,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军医少佐柄泽十三夫,731部队孙吴支队长、军医中佐西俊英,731部队海林支队长、军医少佐尾上正男,第五军团军医部长、军医少将佐藤俊二,100部队中尉平樱全作,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731部队上等兵菊地则光及731部队医务实验员久留岛祐司。

孙家红说,伯力审判首次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在中国东北进行活人实验、实施细菌战等严重罪行,是二战后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细菌战罪行的国际大审判,开创人类公开审判细菌战犯罪的先河,填补了细菌战战犯审判的空白。

良心煎熬令战犯讲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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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1949年12月25日至30日伯力审判现场。(受访者供图)

2018年1月21日,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播出纪录片《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详细揭露了日本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秘密进行人体实验、研发细菌武器等令人发指的罪行。

这是继2017年8月播出纪录片《731部队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后,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推出的第二部讲述731部队在华罪行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使用了相当珍贵的史料,包括731部队成员在1945年被苏联红军俘获后关押到西伯利亚并在伯力法庭上接受审讯和审判的认罪记录。

在《731部队——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纪录片中,出现了细菌战战犯、接受伯力审判的柄泽十三夫的子女,以及他们父亲当时在法庭上发言的录音。伯力审判的突破口正是从柄泽十三夫开始的。

伯力审判是从1949年12月25日的中午12点开始的。据金成民介绍,伯力审判刚开始时,12名战犯对于活人实验、细菌实验、细菌生产、细菌战等核心内容都三缄其口,良心的煎熬令柄泽十三夫最终吐露了真相,柄泽十三夫也是苏联在押细菌战战犯中第一个开口讲出活人实验秘密的人。

作为731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课课长,柄泽十三夫的开口,令伯力审判有了巨大进展。柄泽十三夫说出731部队的编制、人体实验、细菌武器制造、对中国浙江的细菌战等重大内容。在他之后,他的直接上司川岛清也说出了不少核心机密,整个731部队的秘密,一点一点显露在人前。

纪录片播放的柄泽十三夫的录音中,他说:“如今我也自知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是多么的严重,对于自己犯下的恶行,我会一直忏悔和后悔下去。如果我将来能转世再生,想要为人类鞠躬尽瘁。”柄泽十三夫最终被判了20年徒刑。

法庭判处12人2年到25年的不等刑期。其中,判处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桥隆笃、川岛清四人25年徒刑。专家表示,在其他细菌战战犯身上,并没有看到像柄泽十三夫一样的内心煎熬与反省。

1956年日本和苏联恢复邦交,所有苏联在押的731部队军官都被宣布释放。据金成民介绍,柄泽十三夫并没有回到日本,他在宣布释放消息的第二天,选择在看守所的洗衣房悬梁自尽。他的自杀,留给后代的,是无尽的思考。

孙家红介绍,根据1950年由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中文印行的《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资料》,在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检察官的起诉书中,所列举的日本被告的犯罪事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在中国建立731、100等特种部队准备和进行细菌战;有系统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1940年间,在所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中,数次使用细菌武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为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热等流行疾病;加紧准备对苏联的细菌战,提高细菌生产能力,大量储存细菌战材料。

审判录音档案是历史铁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保存着伯力审判录音档案。据该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这批录音档案是由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等单位联合在俄罗斯国立录音档案馆征集到的。以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为研究对象,2020年,黑龙江外国语学院成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开展深入系统的翻译、整理和研究。

这批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全长22小时5分57秒,主要内容是审判“原日本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的部队军人”全过程的录音材料。“录音档案揭露了日本在二战期间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研制、使用细菌武器的罪行。”金士成说。

731部队、100部队遵照日本天皇敕谕,在日本陆军省命令下,由关东军司令部领导,逐步从防疫给水部、军马防疫厂改编成以“人”和“军兽”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细菌部队。川岛清在伯力审判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敕令而建”。山田乙三也在庭审中供述“731部队是奉昭和11年(1936年)敕令而建”。

“731部队逐步改编成细菌部队,是日本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在伯力审判录音档案中也得到印证。”《伯力审判新发现录音资料翻译整理与利用研究》课题组首席专家、黑龙江外国语学院副校长焦洪双说。

731部队细菌生产能力如何?从何处领到活人进行实验?

“一个月之内可制造鼠疫细菌300公斤,或伤寒症细菌800至900公斤,炭疽热细菌500至700公斤,霍乱症细菌达一吨。”川岛清曾供述,“据我所知,是从哈尔滨宪兵署那里领过活人。拘禁在731部队内部监狱中的犯人,都被用来进行各种以准备细菌战为目标的研究工作。”

侵华战争期间,驻扎在中国长春的100部队,是日本进行细菌战的主力部队之一,主要研究、制造针对动物、植物以及人畜并用的细菌武器,但其罪行长期不被外界了解。这份录音档案将有利于向世界揭露100部队历史真相。

日本战犯在伯力审判中供认曾使用中苏战俘进行人体解剖实验。100部队成员三友一男在伯力审判中,承认自己曾亲自进行活人解剖实验,实验对象是苏联人和中国人。三友一男供述“曾亲自将混有毒菌的食物给被俘的中国人食用,并且是在战俘不知情的前提下”,“自己还对一名苏联人进行解剖实验,解剖地点位于100部队的动物解剖场,解剖后的尸体被埋在专门埋牲畜的坑中”。

1943年12月后,日本为了扭转败局,要求关东军加快细菌武器量产与实施细菌战的步骤,做好各类细菌战实战准备工作。高桥隆笃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3年12月后,他根据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批准的细菌战计划,命令100部队增设第二部第六课,负责大批生产细菌武器,当时100部队计划生产炭疽菌1000公斤、鼻疽菌500公斤。高桥隆笃供述“至1944年3月,100部队实际生产200公斤炭疽菌、100公斤鼻疽菌”。

平樱全作在伯力审判中供述,1945年初,自己率队在兴安北省(伪满洲国时期曾设立的地区名称——本报注)进行细菌学调查。随后在1945年3月,(100部队部队长)若松有次郎命令他购买500只羊,90到100匹马和牛,一旦发生战争,将事先购买的牲畜用飞机喷洒方式感染病菌,然后传染至各家的普通家畜,进而传染给中苏士兵与军兽。

课题组最新研究表明,从伯力审判录音档案可以看出,日本细菌战战犯,对其违反国际公约违背医学伦理,开展活人解剖实验、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等罪行供认不讳。

尽管过去了72年,但历史不会忘记。伯力审判上的一句句证言,像一颗颗钉子,把以石井四郎、北野政次为代表的细菌战战犯,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

图片▲刊于《参考消息》2021年12月23日第7版

【企业运用竞业限制就靠这“三板斧”|海辉知识产权】

科创热潮汹涌澎湃,竞业限制得到企业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运用。竞业限制涉及企业之间的竞争、企业员工之间的博弈,并且还往往还伴随着商业秘密和职务专利等很多重要问题,一个竞业限制案件的结果不仅决定着一个员工的职业生涯,甚至影响着一个企业的生死。但是实务中,用人单位涉及竞业限制的案件“胜少输多”,企业要么不重视竞业限制这个重要的工具,要么不会运用这个工具,有时运用了这个工具,但结果还是“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本文围绕一则典型案例,重点解析企业如何把控竞业限制协议及后续诉讼风险的“三板斧”。
案件事实:
吕某于2011年9月13日开始在达利系统有限公司担任销售工作。劳动合同约定“在本合同终止或失效后的两年内,员工不得在与公司生产同类产品或者经营同类业务且具有竞争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的单位任职或自己生产、经营与公司同类的产品或业务”。同日,双方还签订了竞业限制协议作为劳动合同附件,竞业限制协议后附被禁实体名单,名单包括25家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但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不在其中。
2013年7月10日,吕某向公司发出辞职邮件,最后工作至8月8日。同日,公司人事向吕某发送了主题为确认竞业限制执行的电子邮件,载明经过公司对要求吕某履行竞业限制条款的详细解释后,吕某仍然拒绝签署该书面通知,故将书面通知作为电子邮件附件发送,并会将相关文件邮寄给吕某。通知载明:“……1.自您离职之日起6个月,即从2013年8月9日至2015年2月8日,您应履行竞业禁止义务,不得从事或开展与我司业务类似的,或形成竞争关系的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公司:……赛克斯软件……以及上述公司的关联公司。2.我司将根据法律规定按月向您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费用,具体金额及其计算方式请参见附件一。”3日后吕某寄出告知函,表示拒绝接受原告单方面提出的竞业禁止要求,但公司仍然于8月、9月、10月底支付了吕某竞业限制补偿金。
另,在2014年7月30日,也就是吕某提出辞职之后,离职之前,吕某就已作为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的授权代表与某商厦签署房屋租赁合同,且有名片载明吕某的职位是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达利系统有限公司将吕某及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诉至劳动仲裁委,对仲裁结果不服后又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一、被告吕某返还原告已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51,114元(税前);二、被告吕某支付原告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306,684元,被告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吕某则辩称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不属于竞业限制协议所列对象,达利系统有限公司和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也不存在竞争关系,竞业限制协议保留了启动竞业限制和免除竞业限制双向的决定权因而无效,且竞业限制履行通知书未在被告离职前送达。被告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辩称根据合同相对性原理,该协议对自身没有任何约束力,原告要求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
法院观点:
一、竞业限制协议的效力。竞业限制协议经双方签字确认,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存在违法或无效情形,应属合法有效,对原告及被告吕某均有拘束力。
二、被告是否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根据经公证、翻译的网页资料及原告提交的其他证据,原告与被告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均从事某软件的开发、销售工作,两公司必然存在商业竞争关系。被告吕某在原告处从事过该软件的销售工作,在离职前即接受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的授权从事房屋租赁事宜,离职后又入职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担任销售总监,显然属于对竞业限制义务的违反。
三、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的金额。双方签署的竞业限制协议明确约定了竞业限制补偿的计算方法,结合吕某认可的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法院依法确认了吕某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的情况下可获得的竞业限制补偿总额,并以此为基数核算出被告吕某应支付原告的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违约金数额。
四、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是否应就违约金承担连带责任。因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并非竞业限制协议的签署方,原告要求赛克斯软件有限公司就吕某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缺乏合同和法律依据。
最终,法院判决吕某返还已支付的补偿金5万余元,支付违约金20余万元。
海辉律师分析:
广义的竞业限制包括法定竞业禁止和约定竞业限制,法定竞业禁止约束在职期间,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即董事、高管的禁止性行为;约定的竞业限制则往往约束离职后,法律依据如《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保密义务和竞业限制。本案作为较为典型和复杂的竞业限制纠纷,可以引申和讨论三个竞业限制纠纷中最重要的三大问题:
一、约定有没有?
1、用人单位如果需要特定劳动者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应当与特定劳动者个别订立竞业限制协议,并且竞业限制的约定必须具体、明确,仅在企业规章制度中规定了竞业限制义务对劳动者是没有约束力。
2、竞业限制的适格主体一般包括三类: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
3、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标准。根据《劳动争议解释一》第36条的规定,每月补偿金不得低于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30%,也不得低于劳动合同履行地最低工资标准,江苏省等地方还有当地的细则。
4、协议中约定了补偿金,但用人单位未依约履行。根据《劳动争议解释一》第38条,劳动者提出解除的前提是企业三个月未支付违约金、且自身在此期间履行了竞业限制义务。在此前提下,劳动者通知单位即可自行解除,不需经过有权机关的确认。
5、关于竞业限制范围的约定。企业应当结合自身行业特性,在合理范围内尽可能地扩大竞业限制的范围,以维护自身利益。建议企业采取正向列举+笼统概括式的约定方式,即明确列举主要的竞争公司及相关业务,并以概括式条款作为兜底保护。
6、用人单位对竞业限制约定有单方解除权,但需支付三个月的补偿金。
二、约定有无违反?
1、认定公司之间的竞业关系。竞业关系的认定,是指将前员工所在新单位与原单位的经营范围进行对比,若存在重合,则认定为存在竞业关系。司法实践中,主要以两者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是否重合作为竞业关系存在与否的重要参考。除了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法院还会结合产品特性、业务性质、客户对象、市场差别、当事人主观意图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用人单位若要证明竞业关系存在,就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可以收集的证据包括:竞业公司的工商登记情况、业务宣传手册、网站信息、公众号信息等。
2、识别劳动者存在竞业行为。用人单位一旦发现劳动者存在竞业行为,应当及时收集各类证据,对相关证据及时采取保全措施。从公开渠道可能获取的证据包括:前员工所在新公司的工商信息、相关的招聘与求职信息、前员工近亲属的股权投资情况、前员工的微信朋友圈与微博等。企业还可以请求裁审机构调取非公开证据,如工资支付记录、社保缴纳记录、个税缴纳记录等。实践中,新单位与竞业限制对象可能互相串通,从而使得原单位难以通过常规渠道获得相关证据。比如,竞业限制对象可能通过签订虚假劳动合同、挂靠代缴社保、现金结算工资等方式掩盖竞业事实。原单位在必要情况下需采取一定的调查手段来获取证据,证明竞业行为的存在。如,可以证明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地点或其参加的新单位团建活动的证据。
3、违反竞业限制与侵犯商业秘密的竞合。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的行为,不以侵犯商业秘密为要件。前者对应的是违约行为,后者对应的是侵权行为。保密义务是要求劳动者保守秘密,立足点为不能‘说’;而竞业限制则是要求劳动者不能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工作,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立足点为不能‘做’。
三、违反约定后果怎么样?
1、返还补偿金。如在竞业限制协议中有明确约定返还补偿金的条款,用人单位可请求劳动者返还竞业限制补偿金,且法院往往不会全额支持,而是会扣减劳动者已履行竞业限制期间的补偿金。

2、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是企业追究员工竞业限制义务违约责任的核心方式。常见的违约金约定方式包括:约定具体金额、约定金额计算方式(如工资的数倍、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数倍)、约定违约金为实际损失(不建议企业采取这一方式,因为实际损失的举证较难)等。从商业逻辑角度而言,过低的违约金无法提供足够的威慑力,难以发挥竞业限制的效果(对于重要高管而言尤其如此)。
3、赔偿实际损失。尽管违约金是否能与赔偿损失同时主张在理论和实务上都存在争议,但在竞业限制协议中同时约定违约金和损害赔偿对用人单位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建议用人单位就赔偿损失做出如下约定:若违约金不足以弥补用人单位所受实际损失的,劳动者还应当赔偿企业因此遭受的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并且建议在协议中列举为制止违约行为所支付的费用项目,包括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调查费、公证费、鉴定费等。
4、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劳动者违约从事竞业行为的,用人单位除主张上述违约责任外,还可同时主张劳动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如在法院判令劳动者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后,劳动者再次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曾有判例支持企业可以再次主张违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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