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日盲盒>
——送你一个全新的未来♪
【精选盲选书*】
“我读的书愈多，就愈亲近世界，愈明了生活的意义，愈觉得生活的重要。”
选书师精心挑选盲选书一本，让你永远身处文字的路上。
【为你写诗日历*】
日日是好日，日日有新诗
神秘的蓝、鲜活的橙、沉静的绿
用诗歌记录时间，把每一天都过成一首诗~
【精美礼盒包装】
红色礼盒包装，手打金色细丝带
将你的美好心意连同礼盒一起送给想念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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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粥”的消失，是因为互联网还是因为没朋友？》 文 | 徐菁菁
#你还会和谁煲电话粥# 想一想，排除你的客户，你上一次和一个人打超长的电话是在什么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手机套餐里的流量越来越不够用，而“通话时长”一项的富余却越来越多。而“电话粥”这个词，几乎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被淘汰了。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美国调查机构的调查显示，在2011年，美国人均每天平均会接到12个或以上的电话；而在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低于6个。2019年，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了15万名英国人使用手机的情况，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每月使用手机打电话次数不足5次，6%的人从来不用手机打电话，即使打电话，通话时间也相当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不足1分半便结束通话。
心理学家们发明了一个词“电话恐惧症”（Telephonophobia）。人们为什么更喜欢利用网络工具发送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而不是直接打个电话？研究者的解释是，这是出于对掌控感和确定性的追求。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是生活中不可控的因素之一，一旦选择接通，我们就被强制卷入了一段人际关系。即时的语言沟通方式，要求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能会说错话，也可能做错选择。
用美国丹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科特·斯坦利（Scott Stanley）的话说，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拥有了远比从前多的选择和未知，这让我们对失控和对不确定应激般地感到恐惧。我们不能容忍自己处于“尚未准备好”的状态里。而网络给我们提供的使用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的新的交流方式就像是一个安全阀。在网络通信软件里，我们可以选择暂时性或者永久性地忽视那些我们不愿看到的消息：“嗨，我现在才看到你的留言。”“对不起，手机出了问题，好多信息被删除了。”而当我们决定回复一条信息时，我们可以调整语气，或者字斟句酌，再用上颜文字、表情包，确保沟通的效果尽在掌握。
现在，不打电话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规则。哪怕是关于“发语音”这件事，有多少你对着一个“熟人”发来的60秒语音怨念不已，因为它给你造成了一点麻烦？那就更不用说毫无预兆的来电了，简直太越界了。
我完全同意心理学家的这些分析，但我想，“电话粥”的消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我对电话粥的最深感受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千禧年之初，智能手机没有普及，大学宿舍有一台IC卡电话。在没有隐私可言的宿舍，我旁听过很多使用各地方言的电话粥。常常，电话粥正“煲”在兴头上，IC卡的余额告零，打电话的人不得不四处借卡，或者干脆趿着拖鞋飞奔去小卖部再买一张。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担心别人窃听了我们和亲密朋友的私语，不会害怕“说错话”，也不担心会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如果在今天看来，打电话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原始的沟通方式，我们曾经并不介意在电话那头的朋友面前“裸奔”。我想，电话粥的衰微，也可能是因为能够和你一起煲一锅“电话粥”的朋友也在变得稀有。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如此发达会怎样改变我们的友谊，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结论。从利好的角度看，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与更多的人交往。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曾说，我们的大脑受演化所限，能够应付的“真朋友”（meaningful friends）最多只有150个。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发现，普通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联系人，从2006年的137个上升到了2009年的440个。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发现，美国青少年在Facebook上平均有大约300个朋友。
我们也可以非常轻松地和远方的好友保持联络。通过朋友圈和其他社交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实时跟踪他们的日常生活。
但从另一面来说，互联网并不一定增强了友谊的质量。在社交网络上，绝大多数“好友”其实只能称得上我们的熟人。尽管我们总是在看他们展示的内容，但社会学里的“友谊发生三要素”——接近、非计划性的重复接触，以及鼓励人们放下防备坦诚交流的机会——并不会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发生。
但在社交网络上，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维系这种弱连接。你可能会发现，你在朋友圈的互动很多时候并不发生在你和你最亲密的朋友之间。2021年皮克斯推出的新动画《天赐灵机》（Ron’s Gone Wrong）讲了一个关于建立真正友谊的故事。故事设定了这样一个背景：在学校里，每个小孩有一个机器人好友作为他们在社交网络中的助手。机器人帮助孩子在社交网络上互动交友，但实际上孩子们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变得越来越少。在社交网络上，他们建立的不是真正的友谊，而是在关注自己的视频有多少人观看，被多少人点赞。这仿佛就是我们今天网络人际关系的写真。
这些行为的动机无可非议。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妮可·艾利森（Nicole Ellison）指出，在Facebook上回答问题或是祝别人生日快乐，在LinkedIn上称赞别人的技能，在Instagram上的照片下方留下“喜欢”或是评论，都是一种社会“理毛”行为，就像我们的祖先靠彼此梳理皮毛获得对方的好感和关注。但我想，在这种大的氛围下，真正的友谊很可能会受到冲击：大量弱连接的人际互动既占用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驱逐了孤独感，于是我们和真正的朋友保持互动和联络的时间与动机都在下降。
互联网好像帮助我们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我们很可能知道朋友吃了什么晚餐、看了什么电影、读了什么书、买了一支什么色号的口红，我们误以为对对方的生活了如指掌，我们对彼此不再好奇。我们忘了，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呈现的往往都不是生活的全部。那些真正的欢乐和痛苦是不会展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可是，我们已经不再去问“你最近过得好吗”，我们也会把自己包裹在社交网络打造的壳里。
友谊的质量永远会比它的数量更有价值。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蕾切尔·格里夫（Rachel Grieve）的话说，一张庞大的社交网络会提供许多拓展人脉、搜集信息的机会，但是你如果想感到温馨、得到归属，那就非得有几个好朋友不可了。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还能和你煲电话粥，请你务必珍惜他／她。
#你还会和谁煲电话粥# 想一想，排除你的客户，你上一次和一个人打超长的电话是在什么时候？不知从何时起，我们手机套餐里的流量越来越不够用，而“通话时长”一项的富余却越来越多。而“电话粥”这个词，几乎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被淘汰了。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美国调查机构的调查显示，在2011年，美国人均每天平均会接到12个或以上的电话；而在2015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低于6个。2019年，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了15万名英国人使用手机的情况，发现四分之一的人每月使用手机打电话次数不足5次，6%的人从来不用手机打电话，即使打电话，通话时间也相当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不足1分半便结束通话。
心理学家们发明了一个词“电话恐惧症”（Telephonophobia）。人们为什么更喜欢利用网络工具发送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而不是直接打个电话？研究者的解释是，这是出于对掌控感和确定性的追求。突然响起的电话铃声是生活中不可控的因素之一，一旦选择接通，我们就被强制卷入了一段人际关系。即时的语言沟通方式，要求我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在这个过程里，我们可能会说错话，也可能做错选择。
用美国丹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斯科特·斯坦利（Scott Stanley）的话说，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拥有了远比从前多的选择和未知，这让我们对失控和对不确定应激般地感到恐惧。我们不能容忍自己处于“尚未准备好”的状态里。而网络给我们提供的使用语音信息和文字信息的新的交流方式就像是一个安全阀。在网络通信软件里，我们可以选择暂时性或者永久性地忽视那些我们不愿看到的消息：“嗨，我现在才看到你的留言。”“对不起，手机出了问题，好多信息被删除了。”而当我们决定回复一条信息时，我们可以调整语气，或者字斟句酌，再用上颜文字、表情包，确保沟通的效果尽在掌握。
现在，不打电话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规则。哪怕是关于“发语音”这件事，有多少你对着一个“熟人”发来的60秒语音怨念不已，因为它给你造成了一点麻烦？那就更不用说毫无预兆的来电了，简直太越界了。
我完全同意心理学家的这些分析，但我想，“电话粥”的消失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我对电话粥的最深感受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千禧年之初，智能手机没有普及，大学宿舍有一台IC卡电话。在没有隐私可言的宿舍，我旁听过很多使用各地方言的电话粥。常常，电话粥正“煲”在兴头上，IC卡的余额告零，打电话的人不得不四处借卡，或者干脆趿着拖鞋飞奔去小卖部再买一张。
在那个年代，我们不担心别人窃听了我们和亲密朋友的私语，不会害怕“说错话”，也不担心会像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最怕空气突然安静”。如果在今天看来，打电话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原始的沟通方式，我们曾经并不介意在电话那头的朋友面前“裸奔”。我想，电话粥的衰微，也可能是因为能够和你一起煲一锅“电话粥”的朋友也在变得稀有。
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如此发达会怎样改变我们的友谊，研究者们有不同的结论。从利好的角度看，互联网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我们与更多的人交往。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曾说，我们的大脑受演化所限，能够应付的“真朋友”（meaningful friends）最多只有150个。但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者发现，普通大学生在社交网络上的联系人，从2006年的137个上升到了2009年的440个。皮尤研究中心在2013年发现，美国青少年在Facebook上平均有大约300个朋友。
我们也可以非常轻松地和远方的好友保持联络。通过朋友圈和其他社交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实时跟踪他们的日常生活。
但从另一面来说，互联网并不一定增强了友谊的质量。在社交网络上，绝大多数“好友”其实只能称得上我们的熟人。尽管我们总是在看他们展示的内容，但社会学里的“友谊发生三要素”——接近、非计划性的重复接触，以及鼓励人们放下防备坦诚交流的机会——并不会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发生。
但在社交网络上，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维系这种弱连接。你可能会发现，你在朋友圈的互动很多时候并不发生在你和你最亲密的朋友之间。2021年皮克斯推出的新动画《天赐灵机》（Ron’s Gone Wrong）讲了一个关于建立真正友谊的故事。故事设定了这样一个背景：在学校里，每个小孩有一个机器人好友作为他们在社交网络中的助手。机器人帮助孩子在社交网络上互动交友，但实际上孩子们之间的直接交流和互动变得越来越少。在社交网络上，他们建立的不是真正的友谊，而是在关注自己的视频有多少人观看，被多少人点赞。这仿佛就是我们今天网络人际关系的写真。
这些行为的动机无可非议。美国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的妮可·艾利森（Nicole Ellison）指出，在Facebook上回答问题或是祝别人生日快乐，在LinkedIn上称赞别人的技能，在Instagram上的照片下方留下“喜欢”或是评论，都是一种社会“理毛”行为，就像我们的祖先靠彼此梳理皮毛获得对方的好感和关注。但我想，在这种大的氛围下，真正的友谊很可能会受到冲击：大量弱连接的人际互动既占用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又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驱逐了孤独感，于是我们和真正的朋友保持互动和联络的时间与动机都在下降。
互联网好像帮助我们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我们很可能知道朋友吃了什么晚餐、看了什么电影、读了什么书、买了一支什么色号的口红，我们误以为对对方的生活了如指掌，我们对彼此不再好奇。我们忘了，人们在社交网络上呈现的往往都不是生活的全部。那些真正的欢乐和痛苦是不会展露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可是，我们已经不再去问“你最近过得好吗”，我们也会把自己包裹在社交网络打造的壳里。
友谊的质量永远会比它的数量更有价值。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蕾切尔·格里夫（Rachel Grieve）的话说，一张庞大的社交网络会提供许多拓展人脉、搜集信息的机会，但是你如果想感到温馨、得到归属，那就非得有几个好朋友不可了。如果有那么一个人还能和你煲电话粥，请你务必珍惜他／她。
#极目锐评#【#加拿大鹅涉嫌内外有别# 加拿大鹅何时真正低下“高贵”的头？】有质量问题不退货，对中国消费者搞“双标”，加拿大鹅最近引发了众怒。
就在事件发酵当天，加拿大鹅火速表示，中国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货退款。似有反思改过之意。
但没想到，发起维权投诉，成为风波导火索的上海消费者贾女士，在接到加拿大鹅官方邮件，同意其退货退款之后，还在门店内与店长沟通了半个多小时，才终于将这件商标绣错、缝线粗糙，面料有异味的“高级”羽绒服给退了。
至此，她前后花了1个月时间，引发如此强烈的社会舆论，才终于艰难退货，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哪是买了件羽绒服，这完全就是买气受嘛！
而近日，上海市消保委约谈了加拿大鹅，指出，该企业在其全球官网上表述退换货政策为“30日无理由退货”，而在遭遇激烈批评后，对中国的消费者，依然只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条款，“内外有别”非常明显。
而且，虽然加拿大鹅此前急匆匆改口，发布了声明称：“所有中国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货退款”，但却很鸡贼地加上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缀。相关法律是哪些法律？是中国的法律还是加拿大的法律？符不符合要怎么界定，都没说清楚。
大概，这就是消费者明明确认了可以退货，却还在店里被墨迹了半个小时的原因吧，说不定有些消费者耗不起那个时间，就算了，不退了呢。
一个自诩高端，售价不菲的国际品牌，在售后条款上如此双重标准，含糊其辞，生怕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一丢丢安心保障，这吃相也真是没谁了。
不说不改，说了就小改一下，改也改不彻底，改不痛快，即便被骂上热搜，加拿大鹅永远在中国消费者面前，昂着那颗高傲的头，曲项向天歌，底气何来？或许，就是部分消费者惯出来的。
犹记得，2018年，加拿大鹅北京店开业时，新闻标题都是“排队半小时抢购”，而就在今年11月28日，加拿大鹅被约谈之前，也有媒体记者拍下其上海环贸门店外大排长龙的景象，据说，也至少要排半小时，特别红火的时候，排队两小时不见得买得到。
买的时候要等，退的时候也要等，消费者的热情没有换来真心的对待，反而滋生了品牌的傲气，让它们在对待中国消费者时，一会儿玩“文字游戏”，一会儿出“霸王条款”，要么售价全球最高，要么售后世界最差，这是把中国消费者当成傻子了吗？
其实，很多人未必不知道，加拿大鹅之类的所谓国际高端品牌，其实性价比并不咋地，靠营销产生的品牌溢价相当高，曝出质量问题的比比皆是，国产品牌中可替代产品非常之多，但是他们依然忍不住要去排这个队，捧这个场，真的是为了保暖好看吗？恐怕只是为了虚荣和面子吧。
但是，现在加拿大鹅都已经明摆着看不起中国消费者来，还去痴痴地追捧它，无异于把自己的尊严和权益放在地上摩擦，又哪来的面子可言？
加拿大鹅在中国的门店数量，超过了加拿大本土，每年的销售利润也是相当可观，可以说，中国的顾客，值得他们拿出更好的态度，更好的保障，而不是端起碗吃中国市场的饭，放下筷子就玩“双标”的把戏，这样做生意，真的不仁义。这样不仁义，我们还要让他舒舒服服地做一本万利的生意吗？
希望监管部门继续敲打这只“鹅”，有违法行为要处罚，有“双标”之举要纠正；消费者们也要审慎理性，买东西买个质优价美，安心放心，把宝贵的信任给予那些诚信靠谱的品牌。且让我们看看，没人惯着的加拿大鹅，要何时真正低下它那高贵的头。#加拿大鹅市值10天蒸发84亿#
就在事件发酵当天，加拿大鹅火速表示，中国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货退款。似有反思改过之意。
但没想到，发起维权投诉，成为风波导火索的上海消费者贾女士，在接到加拿大鹅官方邮件，同意其退货退款之后，还在门店内与店长沟通了半个多小时，才终于将这件商标绣错、缝线粗糙，面料有异味的“高级”羽绒服给退了。
至此，她前后花了1个月时间，引发如此强烈的社会舆论，才终于艰难退货，真是太不容易了！这哪是买了件羽绒服，这完全就是买气受嘛！
而近日，上海市消保委约谈了加拿大鹅，指出，该企业在其全球官网上表述退换货政策为“30日无理由退货”，而在遭遇激烈批评后，对中国的消费者，依然只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条款，“内外有别”非常明显。
而且，虽然加拿大鹅此前急匆匆改口，发布了声明称：“所有中国地区专门店售卖的产品可以退货退款”，但却很鸡贼地加上了“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缀。相关法律是哪些法律？是中国的法律还是加拿大的法律？符不符合要怎么界定，都没说清楚。
大概，这就是消费者明明确认了可以退货，却还在店里被墨迹了半个小时的原因吧，说不定有些消费者耗不起那个时间，就算了，不退了呢。
一个自诩高端，售价不菲的国际品牌，在售后条款上如此双重标准，含糊其辞，生怕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一丢丢安心保障，这吃相也真是没谁了。
不说不改，说了就小改一下，改也改不彻底，改不痛快，即便被骂上热搜，加拿大鹅永远在中国消费者面前，昂着那颗高傲的头，曲项向天歌，底气何来？或许，就是部分消费者惯出来的。
犹记得，2018年，加拿大鹅北京店开业时，新闻标题都是“排队半小时抢购”，而就在今年11月28日，加拿大鹅被约谈之前，也有媒体记者拍下其上海环贸门店外大排长龙的景象，据说，也至少要排半小时，特别红火的时候，排队两小时不见得买得到。
买的时候要等，退的时候也要等，消费者的热情没有换来真心的对待，反而滋生了品牌的傲气，让它们在对待中国消费者时，一会儿玩“文字游戏”，一会儿出“霸王条款”，要么售价全球最高，要么售后世界最差，这是把中国消费者当成傻子了吗？
其实，很多人未必不知道，加拿大鹅之类的所谓国际高端品牌，其实性价比并不咋地，靠营销产生的品牌溢价相当高，曝出质量问题的比比皆是，国产品牌中可替代产品非常之多，但是他们依然忍不住要去排这个队，捧这个场，真的是为了保暖好看吗？恐怕只是为了虚荣和面子吧。
但是，现在加拿大鹅都已经明摆着看不起中国消费者来，还去痴痴地追捧它，无异于把自己的尊严和权益放在地上摩擦，又哪来的面子可言？
加拿大鹅在中国的门店数量，超过了加拿大本土，每年的销售利润也是相当可观，可以说，中国的顾客，值得他们拿出更好的态度，更好的保障，而不是端起碗吃中国市场的饭，放下筷子就玩“双标”的把戏，这样做生意，真的不仁义。这样不仁义，我们还要让他舒舒服服地做一本万利的生意吗？
希望监管部门继续敲打这只“鹅”，有违法行为要处罚，有“双标”之举要纠正；消费者们也要审慎理性，买东西买个质优价美，安心放心，把宝贵的信任给予那些诚信靠谱的品牌。且让我们看看，没人惯着的加拿大鹅，要何时真正低下它那高贵的头。#加拿大鹅市值10天蒸发84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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