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鼓励政策要“一管到底” 打破科研人才创业阻碍】
2022年两会前夕，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带来了1份议案和8份建议，内容涉及修改《环境保护法》、科研人才创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关爱保安队伍等多方面。
保障双碳目标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对国家发展、企业经营、人民生活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工作。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为了减少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实现美丽中国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这是一场系统性变革，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验，为避免出现“一刀切、运动式”降碳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系统性风险以及清洁能源项目的无序发展，胡成中认为，双碳改革必须在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的指引下稳妥推进。
目前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和环境法典化都处在研究论证阶段，成果尚未成熟，而减碳工作已经开展，制度构建迫在眉睫。胡成中建议从生态环境领域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入手，使碳排放与治理有法可依，未来在《宪法》与《环境保护法》框架下，再制定单项法律和配套办法逐步完善。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与环保政策息息相关。2020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退役总量已达20万吨，而到2025年将达到近80万吨。如不科学回收、利用，会带来严重的环保问题及稀缺资源浪费，进而助推电池原材料涨价，影响产业健康发展。当前，我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还存在正规回收渠道不通畅、经济效益差、政策标准不完善等问题。
胡成中建议，要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生产者延伸责任的配套政策、标准的细化及落地，特别注重将动力电池生产商、新能源汽车制造商、4S店、电池回收厂商纳入同一价值链进行考量，明确上述参与者在电池研发设计、整车工艺及电池装机、售后服务及消费者教育、回收上下游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形成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价值链的闭环。
打破科研人才创业阻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底发布的《2021年度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的专利申请量稳居世界第一，是排名二、三的美日两国总量的近两倍。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则表明，2020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4.7%，其中，企业44.9%，科研单位仅11.3%，高校更是只有3.8%。
胡成中指出，虽然国家为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出台了很多政策，但从实践来看还存在政策落地难、“科研创富”社会氛围不够、成果转化配套支撑乏力等问题。他建议，相关部委出台政策要“一管到底”，鼓励科研人员以成果自主或参与企业经营，除非有明确的违法犯罪证据，否则不得因为科研成果转化后创造的经济效益大小，倒查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科研人员可提取的成果转化收入比例没必要一味求高，可以根据整个“成果产生-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贡献度，以公平合理的原则动态确定。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市场规模和消费群体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知识产权侵权问题高发，如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仿冒他人字号及商品包装的“傍名牌”行为等。电子商务平台不应是法外之地，但由于其特殊性，维权难度和成本往往大增。
胡成中建议，电商平台要切实履行责任，杜绝借用他人（特别是老人）身份开设网店，积极配合消费者或维权主体提供相关信息，在电商行业设立“黑名单”制度，遏制售假侵权者“打游击”。
当前，知识产权对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还面临不少问题和短板。就商标领域而言，多年来恶意注册商标的情形层出不穷，恶意注册的商标数以万计，此类行为侵犯了在先商标权利人权益，危害社会公众利益。
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获评“驰名商标”的电气行业知名品牌，胡成中创立的“德力西”自注册以来就一直在与“傍名牌、蹭流量”等侵权行为作斗争。很多商标申请人明明就是同行、同乡甚至同学，却故意去申请注册与知名品牌相近或者相同的商标，即便被驳回也没有多大损失，一旦“漏网”则获利巨大，正宗品牌每年则要提起大量的商标无效申请、异议申请，耗费企业资源。
胡成中建议国家商标局设立恶意注册黑名单制度，任何申请注册商标的主体都必须通过黑名单系统的筛查，一旦发现有恶意注册的“前科”，直接不予受理；无“前科”而受理后，发现属于恶意注册的，经查证据确凿后应分情形对其处以永久禁止或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其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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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两会前夕，全国人大代表、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带来了1份议案和8份建议，内容涉及修改《环境保护法》、科研人才创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关爱保安队伍等多方面。
保障双碳目标实现
碳达峰、碳中和是一项对国家发展、企业经营、人民生活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工作。双碳目标的实现是为了减少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以实现美丽中国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这是一场系统性变革，也是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一次大考验，为避免出现“一刀切、运动式”降碳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系统性风险以及清洁能源项目的无序发展，胡成中认为，双碳改革必须在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的指引下稳妥推进。
目前应对气候变化专门立法和环境法典化都处在研究论证阶段，成果尚未成熟，而减碳工作已经开展，制度构建迫在眉睫。胡成中建议从生态环境领域的基本法《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入手，使碳排放与治理有法可依，未来在《宪法》与《环境保护法》框架下，再制定单项法律和配套办法逐步完善。
废旧动力电池回收与环保政策息息相关。2020年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退役总量已达20万吨，而到2025年将达到近80万吨。如不科学回收、利用，会带来严重的环保问题及稀缺资源浪费，进而助推电池原材料涨价，影响产业健康发展。当前，我国动力电池回收行业还存在正规回收渠道不通畅、经济效益差、政策标准不完善等问题。
胡成中建议，要进一步推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领域生产者延伸责任的配套政策、标准的细化及落地，特别注重将动力电池生产商、新能源汽车制造商、4S店、电池回收厂商纳入同一价值链进行考量，明确上述参与者在电池研发设计、整车工艺及电池装机、售后服务及消费者教育、回收上下游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形成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价值链的闭环。
打破科研人才创业阻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去年底发布的《2021年度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的专利申请量稳居世界第一，是排名二、三的美日两国总量的近两倍。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2020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则表明，2020年我国有效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仅为34.7%，其中，企业44.9%，科研单位仅11.3%，高校更是只有3.8%。
胡成中指出，虽然国家为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出台了很多政策，但从实践来看还存在政策落地难、“科研创富”社会氛围不够、成果转化配套支撑乏力等问题。他建议，相关部委出台政策要“一管到底”，鼓励科研人员以成果自主或参与企业经营，除非有明确的违法犯罪证据，否则不得因为科研成果转化后创造的经济效益大小，倒查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科研人员可提取的成果转化收入比例没必要一味求高，可以根据整个“成果产生-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贡献度，以公平合理的原则动态确定。
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猛，市场规模和消费群体与日俱增。随之而来的是知识产权侵权问题高发，如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的商标，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仿冒他人字号及商品包装的“傍名牌”行为等。电子商务平台不应是法外之地，但由于其特殊性，维权难度和成本往往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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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知识产权对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知识产权工作还面临不少问题和短板。就商标领域而言，多年来恶意注册商标的情形层出不穷，恶意注册的商标数以万计，此类行为侵犯了在先商标权利人权益，危害社会公众利益。
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就获评“驰名商标”的电气行业知名品牌，胡成中创立的“德力西”自注册以来就一直在与“傍名牌、蹭流量”等侵权行为作斗争。很多商标申请人明明就是同行、同乡甚至同学，却故意去申请注册与知名品牌相近或者相同的商标，即便被驳回也没有多大损失，一旦“漏网”则获利巨大，正宗品牌每年则要提起大量的商标无效申请、异议申请，耗费企业资源。
胡成中建议国家商标局设立恶意注册黑名单制度，任何申请注册商标的主体都必须通过黑名单系统的筛查，一旦发现有恶意注册的“前科”，直接不予受理；无“前科”而受理后，发现属于恶意注册的，经查证据确凿后应分情形对其处以永久禁止或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其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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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双碳目标##低碳##碳达峰#
【碳中和：凭“空”制出液态燃料】
“云里铜乌风作籁，天边金掌露成霜。”这句宋诗是对金铜仙人承露盘的生动描述，表明在古代人们就懂得从空气中“捕获”所需成分——水了。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致力于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空气。只不过如今的研究大大增加了科技含量，其中的趋势之一是注重空气中碳的转化与利用。例如，微藻生物固碳技术，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生产燃料、化学品和食物等；二氧化碳甲烷化技术，通过金属催化，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天然气，实现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
今天，让我们关注——
瞄向空气中碳的转化利用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重视空气中碳的转化和利用呢？这主要从两点考虑——
首先是从物质上看。作为碳基生命，生物都需要碳，所以很自然地想要把空气里的碳转化为食物。
其次是从能量上看。供能所需的有机物都含有碳，而它们释放能量后会变成二氧化碳散发到空气中。如果把这些二氧化碳再转化为储能物质，就可实现碳中和，即碳的收支相抵，减轻温室效应。
去年，中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首次实现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为应对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提供了一条很有前景的策略。这是受光合作用启发，人类智慧对自然智慧的一种模仿。
无独有偶，近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科研团队设计了一套利用阳光和空气直接生产液态烃或甲醇燃料的装置，为吸收和利用二氧化碳提供了又一条光明之路。
据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报道，这种装置在日常条件下运行，能在一天7小时的工作时间内生产32毫升甲醇。
众所周知，自然界有一条重要定律，那就是质量守恒。物质在化学反应过程中，原子种类不变，数目不增不减，只是发生重新结合，从一种连接方式转化为另一种连接方式。就像一个班级调换座位后重新划分小组一样，又进行重组，但班里的人没有变。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甲醇或其他液态烃类燃料，那么制备它们的原料也应含有同样元素，即碳、氢、氧。空气属于混合物，里面含有氮气、氧气、稀有气体、二氧化碳以及其他物质。其中二氧化碳约占0.04%，水蒸气和其他杂质约占0.002%。
这就为以空气为原料生产液体燃料提供了可能：经由空气捕获装置收集和纯化，可得到较为纯净的二氧化碳（纯度98%）和水（污染物低于千万分之二）。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燃料。
鉴于直接转化比较困难，一种权宜之计就是先把它们制备成合成气，即氢气和一氧化碳。这是制备许多化工原料的原料气。这套实验装置采用的方法是利用太阳能，驱动二氧化碳和水蒸气与三氧化二铈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二氧化碳和水分别被还原为一氧化碳和氢气，而三氧化二铈被氧化为二氧化铈。氧化产物二氧化铈还可通过吸热，还原为氧气和三氧化二铈，便于再次循环利用。
市面上，三氧化二铈价格大约为1万元/吨，称不上昂贵，且可循环利用。合成气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反应设备后，生成目的产物液态烃或甲醇，也就是空气燃料。
说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到，二氧化碳合成淀粉的路线里，也有合成甲醇这一步，但那里用的是氢气还原，而这里用的是三氧化二铈还原。
“质”“量”兼优的能源利用方式
这条以空气为原料制备液态燃料的路线，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是否行得通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产量。研究人员发现，该装置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一天运行7小时，通过连续17次氧化还原循环，共获得96.2升的合成气。这些合成气，可在装置中进一步加工成甲醇。
装置测得的合成气单程摩尔转化率为27%，产生的甲醇纯度为65%。
剩余未转化的合成气经过6次循环转化后，最终总摩尔转化率为85%。一天运行7小时后，就得到了上述所提到的纯甲醇32毫升。这个产量的燃烧热和一盏功率为9瓦的日光灯照明15小时消耗的电量相当。
当然，这种设备并非只生产甲醇，通过选择具体的合成工艺，也可定制其他烃类燃料。
研究者认为，如果该项成果投入商业应用，将会创造巨大收益。例如，商业规模的太阳能燃料工厂可使用10个定日镜场，假设每个定日镜场收集100兆瓦的太阳辐射热能，系统总体效率为10%，那么每天就可生产95000升煤油，足够为一架载有325名乘客的空中客车提供从伦敦到纽约往返一趟的燃料。
这样看来，产量算是可观，那么这些燃料的质量如何呢？
我们和常规的航空燃料对比一下：目前生产航空煤油的常规方式是重油加氢裂化，产物中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含硫化合物、含氮化合物、稠环芳烃、重金属等空气污染物。而通过该太阳能氧化还原装置生产出来的喷气燃料，通过燃烧测试表明，有害物质排放显著减少。相比之下，优势明显。另外，石油属于不可再生能源，而空气可源源不断地获取，从长远来看也更有前景。
在这个太阳能氧化还原装置里，二氧化碳和水在太阳能作用下会转化为液体燃料，而当液体燃料投入使用后又会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从物质角度考虑，碳排放和消耗相等，所以研究者称其为“碳中和的里程碑”。
从能量角度考虑，在燃料制备过程中，能量大多来自太阳能，而后续燃料燃烧又可根据需要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因此，这相当于间接利用了清洁能源。
面向未来发掘“清风”潜力
谈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不直接制备氢气做燃料？这样就不再产生二氧化碳了呀！
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氢气作燃料，虽可减排，但不能吸收大气中已有的二氧化碳；二是限于目前的储氢技术，氢能在交通、家居等场景的普及还不现实。
其实，这项成果对未来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提供一个终极的能源生产方式，而是提供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固碳乃至碳中和手段，同时有望缓解碳氢燃料短缺且不可再生的危机。
此外，研究者算了一笔账：基于当前太阳能燃料系统的工作性能，空气捕获装置捕获量每年达到10万吨二氧化碳时，大约需要45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假设系统总体效率为10%，那么这样一个太阳能燃料工厂每年将生产约3400万升燃料。相比之下，2019年全球航空煤油消耗量为4140亿升，若要完全满足全球需求，所有太阳能发电厂的总占地面积约为45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撒哈拉沙漠面积的0.5%。在人迹罕至的荒漠里，除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胜景之外，还可平添几分科技氛围。
这样看来，太阳能燃料系统原料易得、环境友好、占地面积并不大，似乎很容易推广。而实际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太阳能热化学燃料的初始投资成本很高，每升常规喷气燃料的成本通常不超过1美元，每升太阳能喷气燃料的成本却到了10美元。所以，其在短期内并不占优。
鉴于此，研究者拿出方案：呼吁政策支持，为第一代商用太阳能燃料发电工厂创造一个短期市场；实现自我提升，通过规模效应和流程优化，降低关键部件的生产成本，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
从质量守恒的角度来看，碳虽不会消失，但可转化为一种有益的存在形式，不管是淀粉还是燃料。这些转化途径都不是终极方式，也不是非此即彼。碳中和不会就此止步，未来会出现更多脱碳途径，各自发挥不同作用、适用不同条件。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说出此话的北宋文学家苏轼尽管很有洞察力，但他或许想不到清风不仅能为“无米炊”，还能化作“万金油”。的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二氧化碳究竟蕴藏着多大的转化潜力、存在多少种可能的用途。这一切，均取决于人类的想象力，这正是创新和改变的源泉。
【碳中和：凭“空”制出液态燃料】
“云里铜乌风作籁，天边金掌露成霜。”这句宋诗是对金铜仙人承露盘的生动描述，表明在古代人们就懂得从空气中“捕获”所需成分——水了。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依然致力于研究如何有效利用空气。只不过如今的研究大大增加了科技含量，其中的趋势之一是注重空气中碳的转化与利用。例如，微藻生物固碳技术，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生产燃料、化学品和食物等；二氧化碳甲烷化技术，通过金属催化，将二氧化碳转化为天然气，实现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
今天，让我们关注——
瞄向空气中碳的转化利用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重视空气中碳的转化和利用呢？这主要从两点考虑——
首先是从物质上看。作为碳基生命，生物都需要碳，所以很自然地想要把空气里的碳转化为食物。
其次是从能量上看。供能所需的有机物都含有碳，而它们释放能量后会变成二氧化碳散发到空气中。如果把这些二氧化碳再转化为储能物质，就可实现碳中和，即碳的收支相抵，减轻温室效应。
去年，中国科学家在实验室中首次实现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为应对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提供了一条很有前景的策略。这是受光合作用启发，人类智慧对自然智慧的一种模仿。
无独有偶，近日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科研团队设计了一套利用阳光和空气直接生产液态烃或甲醇燃料的装置，为吸收和利用二氧化碳提供了又一条光明之路。
据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报道，这种装置在日常条件下运行，能在一天7小时的工作时间内生产32毫升甲醇。
众所周知，自然界有一条重要定律，那就是质量守恒。物质在化学反应过程中，原子种类不变，数目不增不减，只是发生重新结合，从一种连接方式转化为另一种连接方式。就像一个班级调换座位后重新划分小组一样，又进行重组，但班里的人没有变。
如果我们想要得到甲醇或其他液态烃类燃料，那么制备它们的原料也应含有同样元素，即碳、氢、氧。空气属于混合物，里面含有氮气、氧气、稀有气体、二氧化碳以及其他物质。其中二氧化碳约占0.04%，水蒸气和其他杂质约占0.002%。
这就为以空气为原料生产液体燃料提供了可能：经由空气捕获装置收集和纯化，可得到较为纯净的二氧化碳（纯度98%）和水（污染物低于千万分之二）。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燃料。
鉴于直接转化比较困难，一种权宜之计就是先把它们制备成合成气，即氢气和一氧化碳。这是制备许多化工原料的原料气。这套实验装置采用的方法是利用太阳能，驱动二氧化碳和水蒸气与三氧化二铈发生氧化还原反应，二氧化碳和水分别被还原为一氧化碳和氢气，而三氧化二铈被氧化为二氧化铈。氧化产物二氧化铈还可通过吸热，还原为氧气和三氧化二铈，便于再次循环利用。
市面上，三氧化二铈价格大约为1万元/吨，称不上昂贵，且可循环利用。合成气一氧化碳和氢气进入反应设备后，生成目的产物液态烃或甲醇，也就是空气燃料。
说到这里，大家或许会想到，二氧化碳合成淀粉的路线里，也有合成甲醇这一步，但那里用的是氢气还原，而这里用的是三氧化二铈还原。
“质”“量”兼优的能源利用方式
这条以空气为原料制备液态燃料的路线，理论上可行，实际上是否行得通呢？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产量。研究人员发现，该装置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一天运行7小时，通过连续17次氧化还原循环，共获得96.2升的合成气。这些合成气，可在装置中进一步加工成甲醇。
装置测得的合成气单程摩尔转化率为27%，产生的甲醇纯度为65%。
剩余未转化的合成气经过6次循环转化后，最终总摩尔转化率为85%。一天运行7小时后，就得到了上述所提到的纯甲醇32毫升。这个产量的燃烧热和一盏功率为9瓦的日光灯照明15小时消耗的电量相当。
当然，这种设备并非只生产甲醇，通过选择具体的合成工艺，也可定制其他烃类燃料。
研究者认为，如果该项成果投入商业应用，将会创造巨大收益。例如，商业规模的太阳能燃料工厂可使用10个定日镜场，假设每个定日镜场收集100兆瓦的太阳辐射热能，系统总体效率为10%，那么每天就可生产95000升煤油，足够为一架载有325名乘客的空中客车提供从伦敦到纽约往返一趟的燃料。
这样看来，产量算是可观，那么这些燃料的质量如何呢？
我们和常规的航空燃料对比一下：目前生产航空煤油的常规方式是重油加氢裂化，产物中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含硫化合物、含氮化合物、稠环芳烃、重金属等空气污染物。而通过该太阳能氧化还原装置生产出来的喷气燃料，通过燃烧测试表明，有害物质排放显著减少。相比之下，优势明显。另外，石油属于不可再生能源，而空气可源源不断地获取，从长远来看也更有前景。
在这个太阳能氧化还原装置里，二氧化碳和水在太阳能作用下会转化为液体燃料，而当液体燃料投入使用后又会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从物质角度考虑，碳排放和消耗相等，所以研究者称其为“碳中和的里程碑”。
从能量角度考虑，在燃料制备过程中，能量大多来自太阳能，而后续燃料燃烧又可根据需要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因此，这相当于间接利用了清洁能源。
面向未来发掘“清风”潜力
谈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不直接制备氢气做燃料？这样就不再产生二氧化碳了呀！
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氢气作燃料，虽可减排，但不能吸收大气中已有的二氧化碳；二是限于目前的储氢技术，氢能在交通、家居等场景的普及还不现实。
其实，这项成果对未来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提供一个终极的能源生产方式，而是提供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固碳乃至碳中和手段，同时有望缓解碳氢燃料短缺且不可再生的危机。
此外，研究者算了一笔账：基于当前太阳能燃料系统的工作性能，空气捕获装置捕获量每年达到10万吨二氧化碳时，大约需要4500平方米的占地面积。假设系统总体效率为10%，那么这样一个太阳能燃料工厂每年将生产约3400万升燃料。相比之下，2019年全球航空煤油消耗量为4140亿升，若要完全满足全球需求，所有太阳能发电厂的总占地面积约为45000平方公里，相当于撒哈拉沙漠面积的0.5%。在人迹罕至的荒漠里，除了“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胜景之外，还可平添几分科技氛围。
这样看来，太阳能燃料系统原料易得、环境友好、占地面积并不大，似乎很容易推广。而实际上面临着诸多挑战：太阳能热化学燃料的初始投资成本很高，每升常规喷气燃料的成本通常不超过1美元，每升太阳能喷气燃料的成本却到了10美元。所以，其在短期内并不占优。
鉴于此，研究者拿出方案：呼吁政策支持，为第一代商用太阳能燃料发电工厂创造一个短期市场；实现自我提升，通过规模效应和流程优化，降低关键部件的生产成本，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
从质量守恒的角度来看，碳虽不会消失，但可转化为一种有益的存在形式，不管是淀粉还是燃料。这些转化途径都不是终极方式，也不是非此即彼。碳中和不会就此止步，未来会出现更多脱碳途径，各自发挥不同作用、适用不同条件。
“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说出此话的北宋文学家苏轼尽管很有洞察力，但他或许想不到清风不仅能为“无米炊”，还能化作“万金油”。的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二氧化碳究竟蕴藏着多大的转化潜力、存在多少种可能的用途。这一切，均取决于人类的想象力，这正是创新和改变的源泉。
仅仅“看穿”还不够：能源转型下的通胀风险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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