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阳县义门镇赵屯村：明清时期，这个小村“赛江南”】#厚重亳州#“三冬寒彻骨，两过赵旗屯。月色笼萧寺，灯光接远村。年丰民乐土，夜静马嘶门。劳顿为何者，扪心只自存。”清乾隆年间，亳州知州郑交泰为政勤勉清廉，尤以亳州历史文化为重。其主纂《亳州志》时，感慨老子故里存亳州和鹿邑纷争，于是亲阅史料，多次到亳州西太清宫和亳州东之太清宫、天静宫实地考察。考察期间，两次中途夜宿赵旗屯，写下这首《夜过赵旗屯题壁》。
今年，历史悠久的涡阳县义门镇赵屯村入选第八批安徽省千年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名单。
因“造旗”受到眷顾
北宋时期，真宗赵恒尊老崇道，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率满朝文武驾临亳州真源县太清宫朝拜老子，并派宰相丁谓提前实地勘察筹备，修建天静宫。丁谓一行到真源县沿涡河东下，在赵屯考察，安排赶制朝拜礼仪所用的幡幢、旗帜。从此，这里因造旗闻名，而称“赵旗屯”。
之后，宋真宗又颁旨在此地修建了“玉皇庙”，供奉玉皇大帝和二十八宿，使之成为中原大地上位阶最高的神仙庙宇。为了民众朝谒时食宿的方便，宋真宗颁旨在“玉皇庙”的前面修了一条“天街”，还在“天街”的南端建了一座“南天门”牌坊，牌坊紧邻涡河。在牌坊到涡河的码头中间又修建了“七十二步登天梯”，朝谒信众离舟上岸后，就能通过“七十二步登天梯”进入“南天门”，然后再经过“天街”便可抵达“玉皇庙”，使人仿佛进入了仙境，有一步登天的感觉，更增添了“玉皇庙”和“玉皇大帝”至高无上的神秘感。
相传陈抟老祖为了给朝谒玉皇庙的信众遮阳避暑，亲手栽植了一棵槐树；为方便当地民众饮水解渴，又开挖了一口古井。由于这口井水质甘甜爽口，有养生保健之功能，方圆数百里的人常来此取水养生治病。
历史故事传到今
赵屯集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流传着很多历史故事。相传，秦末时期楚汉著名的“垓下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楚汉之争到决胜时刻，刘邦数十万军队把项羽军队死死围困在涡河岸边垓下。虞姬闻四面楚歌，伤感自尽。项羽慷慨悲歌，突围至灵璧，再至乌江自刎。曾经给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作注的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记载，垓下在城父东唐代真源县（今义门）再东十里，即今赵屯。明代诗人夜宿义门涡河小船之上，依然“闻楚讴而断肠”。
当地自古还流传着西汉孝子韩伯俞涡河拉纤的故事。据说，西汉时期，梁国（永城芒砀山）韩伯俞举家南下涡河岸边谋生。由于涡河在赵屯一段水势低浅，大船不便航行，需要大量民工拉纤助力。韩伯俞家境贫寒，只好以拉纤为生，用辛苦挣来的钱换点粮米供养年迈的父母。拉纤空闲时间到老子庙听道长讲道修行，尽其所能，为善乡邻。晚年感伤母亲年迈，时常哭泣于母亲拄杖面前。后被乡里举荐为孝子，出任城父县令，勤政清廉，造福四方百姓，后世列入二十四孝祭祀。
晚清朝廷腐败，地方官匪横行，民怨沸腾。张乐行在雉河集聚众起义，豫皖十八铺首领中赵旗屯就有两人，他们率众人在赵旗屯修筑圩寨，与清军殊死搏斗。咸丰五年至咸丰七年，赵旗屯成为两军争夺的主战场。捻军首领龚树德、刘玉渊等带领义军在这里打很多胜仗。同治二年，捻军作战遭到失败，首领张乐行、刘玉渊、倪中平等在义门被清廷残酷杀害，壮烈牺牲。
明清时期的“赛江南”
由于赵屯集紧傍涡河，水陆交通便捷，历史上一直是经贸繁华的集市。到了明清时期，繁荣程度达到了鼎盛。
赵屯以上河床逐渐升高，水位较浅，通行不了大吨位的船只，所以商船通过淮河运来的大宗货物只能在赵屯码头靠泊转运，因此千百年来赵屯码头一直都是涡河流域最繁忙的水旱码头。码头的繁忙直接带动了天街的繁华，每年的春天，到了农历二月十九前后的玉皇庙会期间，前来赶会交易客商的铺面不但占满了天街，就连码头周围的河湾裸地都被挤得水泄不通，鳞次栉比的商铺、货栈挤满了涡河的两岸。一时间水面舟楫如梭，岸上杨柳似烟，堤上车水马龙，街上叫卖更酣。其情其景恰如真实版的“清明上河图”，所以南来北往的客商都称赵屯集是名副其实的“赛江南”。
曾几何时，昔日的繁华已不再显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公路、铁路、航空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使得内河航运不可能再是运输物流的首选，赵屯码头逐渐失去它历史的功能。因此，赵屯码头和天街（老街）有赖于涡河观光带文化旅游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美好的前景将指日可待。如今，赵屯居委会领导班子正积极带领赵屯人民，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务实进取、努力拼搏，争取再现昔日繁华的景象。
今年，历史悠久的涡阳县义门镇赵屯村入选第八批安徽省千年古村落地名文化遗产名单。
因“造旗”受到眷顾
北宋时期，真宗赵恒尊老崇道，北宋大中祥符七年，宋真宗率满朝文武驾临亳州真源县太清宫朝拜老子，并派宰相丁谓提前实地勘察筹备，修建天静宫。丁谓一行到真源县沿涡河东下，在赵屯考察，安排赶制朝拜礼仪所用的幡幢、旗帜。从此，这里因造旗闻名，而称“赵旗屯”。
之后，宋真宗又颁旨在此地修建了“玉皇庙”，供奉玉皇大帝和二十八宿，使之成为中原大地上位阶最高的神仙庙宇。为了民众朝谒时食宿的方便，宋真宗颁旨在“玉皇庙”的前面修了一条“天街”，还在“天街”的南端建了一座“南天门”牌坊，牌坊紧邻涡河。在牌坊到涡河的码头中间又修建了“七十二步登天梯”，朝谒信众离舟上岸后，就能通过“七十二步登天梯”进入“南天门”，然后再经过“天街”便可抵达“玉皇庙”，使人仿佛进入了仙境，有一步登天的感觉，更增添了“玉皇庙”和“玉皇大帝”至高无上的神秘感。
相传陈抟老祖为了给朝谒玉皇庙的信众遮阳避暑，亲手栽植了一棵槐树；为方便当地民众饮水解渴，又开挖了一口古井。由于这口井水质甘甜爽口，有养生保健之功能，方圆数百里的人常来此取水养生治病。
历史故事传到今
赵屯集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千年古镇，流传着很多历史故事。相传，秦末时期楚汉著名的“垓下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楚汉之争到决胜时刻，刘邦数十万军队把项羽军队死死围困在涡河岸边垓下。虞姬闻四面楚歌，伤感自尽。项羽慷慨悲歌，突围至灵璧，再至乌江自刎。曾经给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作注的唐人张守节在《史记·正义》记载，垓下在城父东唐代真源县（今义门）再东十里，即今赵屯。明代诗人夜宿义门涡河小船之上，依然“闻楚讴而断肠”。
当地自古还流传着西汉孝子韩伯俞涡河拉纤的故事。据说，西汉时期，梁国（永城芒砀山）韩伯俞举家南下涡河岸边谋生。由于涡河在赵屯一段水势低浅，大船不便航行，需要大量民工拉纤助力。韩伯俞家境贫寒，只好以拉纤为生，用辛苦挣来的钱换点粮米供养年迈的父母。拉纤空闲时间到老子庙听道长讲道修行，尽其所能，为善乡邻。晚年感伤母亲年迈，时常哭泣于母亲拄杖面前。后被乡里举荐为孝子，出任城父县令，勤政清廉，造福四方百姓，后世列入二十四孝祭祀。
晚清朝廷腐败，地方官匪横行，民怨沸腾。张乐行在雉河集聚众起义，豫皖十八铺首领中赵旗屯就有两人，他们率众人在赵旗屯修筑圩寨，与清军殊死搏斗。咸丰五年至咸丰七年，赵旗屯成为两军争夺的主战场。捻军首领龚树德、刘玉渊等带领义军在这里打很多胜仗。同治二年，捻军作战遭到失败，首领张乐行、刘玉渊、倪中平等在义门被清廷残酷杀害，壮烈牺牲。
明清时期的“赛江南”
由于赵屯集紧傍涡河，水陆交通便捷，历史上一直是经贸繁华的集市。到了明清时期，繁荣程度达到了鼎盛。
赵屯以上河床逐渐升高，水位较浅，通行不了大吨位的船只，所以商船通过淮河运来的大宗货物只能在赵屯码头靠泊转运，因此千百年来赵屯码头一直都是涡河流域最繁忙的水旱码头。码头的繁忙直接带动了天街的繁华，每年的春天，到了农历二月十九前后的玉皇庙会期间，前来赶会交易客商的铺面不但占满了天街，就连码头周围的河湾裸地都被挤得水泄不通，鳞次栉比的商铺、货栈挤满了涡河的两岸。一时间水面舟楫如梭，岸上杨柳似烟，堤上车水马龙，街上叫卖更酣。其情其景恰如真实版的“清明上河图”，所以南来北往的客商都称赵屯集是名副其实的“赛江南”。
曾几何时，昔日的繁华已不再显现。新中国成立以后，公路、铁路、航空事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使得内河航运不可能再是运输物流的首选，赵屯码头逐渐失去它历史的功能。因此，赵屯码头和天街（老街）有赖于涡河观光带文化旅游事业的繁荣和发展，美好的前景将指日可待。如今，赵屯居委会领导班子正积极带领赵屯人民，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务实进取、努力拼搏，争取再现昔日繁华的景象。
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封控区里的平民“英雄”】“长这么大，从来没这么优秀过，头一次入围决赛圈！”
8月24日，郑州市发布33号通告，二七区建中街街道、福华街街道解除封控管理。这一通告却让京广路和长江路街道的居民沸腾了。看着周边小区一个个解封，他们纷纷在朋友圈里调侃“没想到坚持到了决赛圈”。
7月30日，二七区成为郑州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中心。位于长江路街道，与郑州市六院仅一路之隔的江泰天宇小区首当其冲被封控，这一封封了将近一个月。
没有一点点防备，工作、收入、娱乐突然进入停滞时间。但即便处于至暗时刻，这些郑州人依然坚持摸索前行，顺便向周围人散发一些光和热。
袁叔的公婆饼
袁安友今年58岁，小区的年轻人都喊他“袁叔”。疫情之前袁安友和老伴儿在高寨菜市场卖自制鸡蛋卷，每天奔波的收入刚好顾住两人生活。
不能挣钱，吃喝收紧一点倒没什么，但是手不能生。袁安友总想快快出摊。
江泰小区有一栋公寓楼，里面住的大多是年轻租客。自打封控以来，小区内所有饭店暂停营业，外卖、跑腿也停止为封控区配送，那些以吃外卖、吃餐馆为生的小年轻们慌了。
看着孩子们在微信群里“哀嚎”，袁安友和老伴决定在小区出摊儿。8月5日，袁安友在群中发布消息：明早供应公婆饼、豆浆。群里瞬间欢呼起来，疯狂@袁叔预定早饭。
每天早上6点，下午5:30，定能看到袁安友与老伴儿准时推着小车出来。
袁安友每次都戴两层口罩，随身携带酒精和消毒液，他也怕。但一想到自己的手艺能让孩子们吃上正经饭，也算是为抗疫出一份力。
为了第二天的早饭，老两口做足了准备。老伴儿凌晨2点就起床发面、打豆浆、煮红豆粥。4点钟面醒好了，袁安友也起床配合老伴煎饼。案板旁，老伴儿将面团揉成一个个圆饼，平底锅前，袁安友不停翻动。夫妻俩配合默契，仿佛回到年轻时拼搏的时光。
早上6点，香味飘到小年轻们的鼻子里，他们自觉间隔排队取餐。
就这样，一做就是近一个月。除了早晚饭，袁安友还增加了午饭。老两口从早忙到晚不敢停，因为小年轻会准时过来买饼。
“再坚持几天就解放了，到时候俺俩想好好歇歇。”出了一辈子摊儿的袁安友从来没像这个月这么累过。
二十平米出租房里的母子
丈夫在外打工，王叶萍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儿子在家隔离。娘俩如何在二十多平米的出租房里从早待到晚？这让王叶萍心里没底。
王叶萍是丹尼斯的称重员，由于隔离无法上班，她不确定公司是否发放基本工资。毕竟，去年因疫情不能上班的同事就未收到基本工资。可她每月还要交1500元房租。
王叶萍不愿放弃，多次致电公司协商。最终公司答应发放基本工资，前提是隔离这段时间要用以后的假期替换。也就是说，在未来几个月内，王叶萍可能都没有休息日了。
她决定用这段时间好好陪伴即将上小学的儿子。
每天吃过早饭，小朋友总是嚷着到外面去玩。为了哄儿子，她使出浑身解数，看动画片、做游戏、做励志趣味题……考虑到连续几次核酸检测整个小区都无异常，王叶萍选择上午人不多的时段带儿子出去玩一会儿。王叶萍要将这段特殊时期变成儿子记忆里的美好时光。
对于解封日期，王叶萍似乎比别人更在乎。她希望不耽误9月份上班，这样才能拿到9月全勤奖。
把蔬菜带进封控区
封控区里有人为工资发愁，有人却在困境中看到商机。
关乐为人爽朗，喜欢揽生意交朋友。疫情前，她在二七德化街做家纺生意，兼职橙心优选的团长。平时邻居都喜欢在她这里买菜。
7月31日，江泰小区的居民开始囤积物资，关乐的优选后台一下涌入三百多个生鲜订单，导致系统直接瘫痪。第二天，橙心优选不再接封控区的订单。
没有菜，邻居们吃啥？
思来想去，关乐决定让在封控区外的父亲帮忙。父亲先按照邻居的菜单去菜市场买菜，再送到小区门口。菜场的蔬菜批发商表示，只要订单量大，他们可以每天送菜过来。这为关乐省下不少事。
然而好景不长，眼看着感染病例日渐增加，批发商不愿再为封控区送菜。小区入口也被围上铁皮墙，邻居们买菜更难了。
关乐也有点担心：“还干不干？每天接触一院子人，万一感染了咋办？”她心里直犯嘀咕。但一看微信群里，邻居们接龙的菜单占满几屏，关乐又不忍心辜负大家的希望。
“我不去谁去？”
随后几天，关乐办好相应出入手续，亲自开车去菜市场买菜。她将菜先拉到小区门口，再递过铁皮围墙，几个邻居在墙内接应。一筐又一筐，新鲜的蔬菜水果被带到封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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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乐在小区内就地支了个菜摊儿，大家伙每天准点下楼拿菜。关乐就一边称重一边维持秩序：“再往后点，不要挨这么近。”
8月13日，美团优选、盒马集市都恢复线上业务，关乐不再去菜市场批发蔬菜，只配送线上订单。前期卖菜为关乐积累下好口碑，疫情前只有三十多人的蔬菜群，如今发展到了390人。关乐的日均订单量达到200单。
封控区里，有无数个袁安友、王叶萍、关乐。这一个月中，他们的心态随着数轮核酸检测破愁为安。
“有时候实在烦躁不安，但只要想想没日没夜为大家做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一下子就觉得暖心和安心了。”住在1号楼的倩倩说出封控区居民的心声。
8月27日，二七区发布公告，将在晚上10点对京广路街道进行重点区域消杀。这意味着又一街道“出圈”在即。长江路街道的居民也在静静等待解封时刻的到来。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汛情过后，我们再一次在这一城人身上见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河南手机报记者 王文洁 司艳雯）
8月24日，郑州市发布33号通告，二七区建中街街道、福华街街道解除封控管理。这一通告却让京广路和长江路街道的居民沸腾了。看着周边小区一个个解封，他们纷纷在朋友圈里调侃“没想到坚持到了决赛圈”。
7月30日，二七区成为郑州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中心。位于长江路街道，与郑州市六院仅一路之隔的江泰天宇小区首当其冲被封控，这一封封了将近一个月。
没有一点点防备，工作、收入、娱乐突然进入停滞时间。但即便处于至暗时刻，这些郑州人依然坚持摸索前行，顺便向周围人散发一些光和热。
袁叔的公婆饼
袁安友今年58岁，小区的年轻人都喊他“袁叔”。疫情之前袁安友和老伴儿在高寨菜市场卖自制鸡蛋卷，每天奔波的收入刚好顾住两人生活。
不能挣钱，吃喝收紧一点倒没什么，但是手不能生。袁安友总想快快出摊。
江泰小区有一栋公寓楼，里面住的大多是年轻租客。自打封控以来，小区内所有饭店暂停营业，外卖、跑腿也停止为封控区配送，那些以吃外卖、吃餐馆为生的小年轻们慌了。
看着孩子们在微信群里“哀嚎”，袁安友和老伴决定在小区出摊儿。8月5日，袁安友在群中发布消息：明早供应公婆饼、豆浆。群里瞬间欢呼起来，疯狂@袁叔预定早饭。
每天早上6点，下午5:30，定能看到袁安友与老伴儿准时推着小车出来。
袁安友每次都戴两层口罩，随身携带酒精和消毒液，他也怕。但一想到自己的手艺能让孩子们吃上正经饭，也算是为抗疫出一份力。
为了第二天的早饭，老两口做足了准备。老伴儿凌晨2点就起床发面、打豆浆、煮红豆粥。4点钟面醒好了，袁安友也起床配合老伴煎饼。案板旁，老伴儿将面团揉成一个个圆饼，平底锅前，袁安友不停翻动。夫妻俩配合默契，仿佛回到年轻时拼搏的时光。
早上6点，香味飘到小年轻们的鼻子里，他们自觉间隔排队取餐。
就这样，一做就是近一个月。除了早晚饭，袁安友还增加了午饭。老两口从早忙到晚不敢停，因为小年轻会准时过来买饼。
“再坚持几天就解放了，到时候俺俩想好好歇歇。”出了一辈子摊儿的袁安友从来没像这个月这么累过。
二十平米出租房里的母子
丈夫在外打工，王叶萍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儿子在家隔离。娘俩如何在二十多平米的出租房里从早待到晚？这让王叶萍心里没底。
王叶萍是丹尼斯的称重员，由于隔离无法上班，她不确定公司是否发放基本工资。毕竟，去年因疫情不能上班的同事就未收到基本工资。可她每月还要交1500元房租。
王叶萍不愿放弃，多次致电公司协商。最终公司答应发放基本工资，前提是隔离这段时间要用以后的假期替换。也就是说，在未来几个月内，王叶萍可能都没有休息日了。
她决定用这段时间好好陪伴即将上小学的儿子。
每天吃过早饭，小朋友总是嚷着到外面去玩。为了哄儿子，她使出浑身解数，看动画片、做游戏、做励志趣味题……考虑到连续几次核酸检测整个小区都无异常，王叶萍选择上午人不多的时段带儿子出去玩一会儿。王叶萍要将这段特殊时期变成儿子记忆里的美好时光。
对于解封日期，王叶萍似乎比别人更在乎。她希望不耽误9月份上班，这样才能拿到9月全勤奖。
把蔬菜带进封控区
封控区里有人为工资发愁，有人却在困境中看到商机。
关乐为人爽朗，喜欢揽生意交朋友。疫情前，她在二七德化街做家纺生意，兼职橙心优选的团长。平时邻居都喜欢在她这里买菜。
7月31日，江泰小区的居民开始囤积物资，关乐的优选后台一下涌入三百多个生鲜订单，导致系统直接瘫痪。第二天，橙心优选不再接封控区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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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来想去，关乐决定让在封控区外的父亲帮忙。父亲先按照邻居的菜单去菜市场买菜，再送到小区门口。菜场的蔬菜批发商表示，只要订单量大，他们可以每天送菜过来。这为关乐省下不少事。
然而好景不长，眼看着感染病例日渐增加，批发商不愿再为封控区送菜。小区入口也被围上铁皮墙，邻居们买菜更难了。
关乐也有点担心：“还干不干？每天接触一院子人，万一感染了咋办？”她心里直犯嘀咕。但一看微信群里，邻居们接龙的菜单占满几屏，关乐又不忍心辜负大家的希望。
“我不去谁去？”
随后几天，关乐办好相应出入手续，亲自开车去菜市场买菜。她将菜先拉到小区门口，再递过铁皮围墙，几个邻居在墙内接应。一筐又一筐，新鲜的蔬菜水果被带到封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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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乐在小区内就地支了个菜摊儿，大家伙每天准点下楼拿菜。关乐就一边称重一边维持秩序：“再往后点，不要挨这么近。”
8月13日，美团优选、盒马集市都恢复线上业务，关乐不再去菜市场批发蔬菜，只配送线上订单。前期卖菜为关乐积累下好口碑，疫情前只有三十多人的蔬菜群，如今发展到了390人。关乐的日均订单量达到200单。
封控区里，有无数个袁安友、王叶萍、关乐。这一个月中，他们的心态随着数轮核酸检测破愁为安。
“有时候实在烦躁不安，但只要想想没日没夜为大家做核酸检测的医务人员，一下子就觉得暖心和安心了。”住在1号楼的倩倩说出封控区居民的心声。
8月27日，二七区发布公告，将在晚上10点对京广路街道进行重点区域消杀。这意味着又一街道“出圈”在即。长江路街道的居民也在静静等待解封时刻的到来。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汛情过后，我们再一次在这一城人身上见到了真正的英雄主义。（河南手机报记者 王文洁 司艳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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