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6岁的伯顿在酒店房间里和新人男演员加布里埃尔·伯恩进行了一场私人长谈，说的是他的心里话。四十年后，他仍然能记得伯顿对他说过的这几段话。
伯顿说，“名声并不会改变你，它只会改变别人(对你的态度)。它是一种甜蜜的毒药，你先大口大口地急切吞咽，然后你开始讨厌它。”
“我有时会为我的演员身份感到羞愧，我为了钱做过最可怕的事。”
“我憎恶别人反射给我的自我，这是一种破碎的现实，让我不能看到真实的我。”
“但这杯詹姆逊啤酒暂时能抚慰一切。而诗歌，文字的声音和音乐，一直在抚慰我。还有书籍，有书的地方就是家。”
“我一直想成为一名作家，也许现在太晚了。”
“我这个年纪，”他平静地说，“我怕在拍电影的时候死在酒店房间里。”
“付出你的一切，但不要忘记这只是一部该死的电影，仅此而已。我们没办法治愈癌症，记住。”

很明显，这是伯顿不开心的原委。一个敏感易碎，有高尚追求的知识分子，不喜欢作为一个浅薄虚荣的明星的生活。
就像他在十多年前说的那样，“我通常不会悲伤，只有当我的自娱自乐并没有像往常那么开心的时候才会。”他所说的自娱自乐，显然指的是喝酒看书听音乐。伯顿在严重失眠的时候，会彻夜弹钢琴，弹一些悲伤的曲子。
这一生人人羡慕，极度丰富极度精彩，只是在行将末路之时独自回望，竟是虚度。不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不能实现他的作家梦想，只能追逐名利，当一个毁誉参半的明星，这让他深深羞愧。
人们爱的那个理查德，谣言构织的那个伯顿，都不是真实的他，他憎恶那个假的他，但他又没办法做真正的自己。
他并没有患上绝症，但他已经失去了继续这种生活的兴趣。每天早上他喝着酒想“我不知道今天我将活着还是死去”，每天夜里闭上眼睛想“如果死亡是一场无梦的睡眠，倒也不坏。”

1980年，他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了他想给公众看的话：
“我是一个威尔士矿工的儿子，所以你可能会认为我会更喜欢扮演像我一样长大的那些卑微的工人阶级，但我实际上更喜欢扮演国王和王子，比如哈姆雷特、马塞勒斯、哈尔王子、奥赛罗和亚瑟王。”
“心理学家可能会对此有所了解。我猜国王的角色带我去了一个幻想中的国度，但是工人阶级的角色承载了我童年太多痛苦的回忆。”
“为了照顾依赖我的人，我做了最糟糕的事(拍烂片)，但我有点喜欢我的名声，一个来自威尔士贫民区的被宠坏的天才，他本应该一直扮演莎士比亚角色，但却变成了一个恶魔、酒鬼和色狼。至少每个人都知道我是谁。”
“这是我的十字架，我不介意。我获得了一种负面的名声，这与我作为演员的天赋无关。公众对我这个演员不太感兴趣，它对声名狼藉的理查德·伯顿感兴趣。但我相信，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地球上就是为了让我下地狱的。”

#大师# 今天是意大利作家、诗人、编剧、电影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100周年诞辰。
 
作为一位毁誉参半的大师，他的作品充满影像活力，寓意深刻。1961年，他导演了第一部片子《寄生虫》，继承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的风格，真实地呈现了罗马的边缘阴暗面。帕索里尼的作品常向古典名著取材以惊醒当今世人，他以相对通俗的手法拍摄的《十日谈》（获第2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评审团特别奖）《坎特伯雷故事》（获第22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以及《一千零一夜》（获第2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审团大奖）三部古典名著影片，合称"生命三部曲"，都采用了较为通俗的娱乐片路线。
 
在片中帕索里尼采取了最为原始的拍摄手段，采用非职业演员，毫不约束的放任演员的自我表演，进行室外拍摄实地取景，对电影配音不加修饰采用原声。片中对情色描写不顾禁忌、不加掩饰，采取赤裸裸的白描手法，这种风格在其后愈演愈烈，在他的临终大作《萨罗》中更是达到了极致，冲击着人们的感官和生理道德底线。后代的电影大师贝尔托鲁奇、费里尼以及波罗格尼尼等人也曾深受他的影响。
 
以下图片来自他的电影《十日谈》，该片取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著名小说集《十日谈》，获得了第2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大奖。

外行领导内行事业成功的典型很多，但是，失败的更多，这，就是因人而异的结果。有的人真想把事做好，但能力水平有限；有的人非常敬业，可就是做不到点儿上，往往事与愿违；有的人小马拉大车，高估自己，低估别人，结果坏了事业，毁了自己的名声；有的人心底不错，但价值观、人生观极度扭曲，以至于情商变形，结果是毁誉参半，事业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