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2022全国两会# 【专访最高法审监庭庭长韩维中：#从源头上防范纸面服刑现象的发生#】2021年，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是政法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热点话题。全国两会期间，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庭长韩维中。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主要负责审判不服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审判监督案件；审判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刑事及有关民事生效裁判的审判监督案件；审判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再审案件；核准再审程序刑事案件；指导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工作。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实践中，仍然存在少数减刑假释案件处理结果不够公正，其中有的案件甚至存在徇私舞弊、司法不廉等现象。请问，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韩维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由刑罚执行机关报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减刑假释案件的公正办理，需要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正确履行职能，坚持各司其职，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目前，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有的法院对刑罚执行机关报请的证据材料实质性审查不足，把关不严，有的案件甚至有虚假证据也得以蒙混过关，从而导致少数案件处理结果不公正。
北青报：能否详细说一下？
韩维中：刑罚执行机关主要是通过计分考核来考察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因此计分考核材料也就成为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刑罚执行场所的相对封闭，检察机关和法院缺少对相关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手段，导致即便开庭审理的案件，也难以对证据进行有效的质证。法院对相关证据大多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难以对考核计分的形成过程、具体依据、是否合理等进行实质性审查。
另外，由于减刑假释案件量大，办案法官人数很有限，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即使对于书面审理的案件，也较少能对罪犯进行提讯，更不用说进行其他形式的调查核实。
北青报：我们看到，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下一步，为逐步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最高人民法院还将采取哪些措施？
韩维中：为使《意见》得到落实，我们将以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方式改革为重点，切实强化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
一方面，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完善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积极与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沟通协调，强化各自职能作用的发挥，对于开庭审理的案件，切实发挥庭审的功能，确保证据核查在法庭，事实认定在法庭，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下监督指导。切实落实常态化监督检查和案件评查机制，发现问题苗头，抓早抓小，及时加以整改；适时发布典型案例，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导、借鉴作用，确保下级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法律，统一裁判尺度和标准；及时掌握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一些地方的有效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并加以推广，努力推进实质化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北青报：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民法院将如何防范“纸面服刑”现象的发生？
韩维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罪犯交付执行前的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办理，交付执行后的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人民法院作为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办案主体之一，虽然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数量不是很多，但也应当从“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中汲取教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办理加以严格规范。
“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使得罪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未被依法送交监狱等监禁性执行场所执行刑罚，或者在送交之后不久就被“保外”出狱，造成判处的刑罚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在纸面上“服刑”完毕。如“巴图孟和案”，是在人民法院交付执行后，有关看守所违反规定，未将巴图孟和送交监狱执行刑罚，直至其刑期“届满”。
出现上述不正常现象，固然与这些罪犯及其家属思想不端、动机不正，甚至相关工作人员履职不当等有关，但与相关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也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北青报：如何理解？
韩维中：比如，去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发现，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些审前未羁押罪犯被判处实刑后，未能及时被收押、送监，为防止罪犯脱管、漏管，有的法院便对罪犯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加之有关机关监管不到位，也就造成了“纸面服刑”现象发生。
针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正积极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共同研究解决收押难、送监难问题，确保被判处实刑且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及时交付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从源头上有效防范“纸面服刑”现象的发生。
又比如，过去通常认为，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不是一个独立案件，而是依附于刑事案件的一项工作，在这一认识指导下，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没有独立案号，往往也难以投入足够的司法资源进行认真审查。
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采取了相应举措，比如明确要求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要编制独立案号，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办理，合议庭原则上要提请院庭长履行监督职责；要求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明确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和组织诊断工作，实行“谁承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等制度。通过这些相关程序机制的完善，堵塞制度漏洞，杜绝司法腐败。
北青报：有专家学者呼吁应当建立刑罚暂停执行制度。对此，您怎么认识？
韩维中：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兼具“居于监外”和“刑期折抵”的双重“利益”，其初衷是为了充分体现刑罚执行的人道主义。但一些罪犯及其家属在这一双重“利益”的驱使下，千方百计、挖空心思通过非法手段让自己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有的甚至围猎司法人员，为其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提供方便、创造条件，从而产生暂予监外执行中的司法腐败，严重影响了刑罚执行效果和司法公信力。我们认为，改变目前暂予监外执行折抵刑期的做法，研究建立暂停执行制度，确有其必要性。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相关政法单位开展了建立刑罚暂停执行制度可行性的调研工作，已形成了一定调研成果。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调研，深入进行论证，努力为立法机关修改完善相关规定提供较为成熟的参考意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主要负责审判不服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各类审判监督案件；审判不服下级人民法院刑事及有关民事生效裁判的审判监督案件；审判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再审案件；核准再审程序刑事案件；指导全国法院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工作。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实践中，仍然存在少数减刑假释案件处理结果不够公正，其中有的案件甚至存在徇私舞弊、司法不廉等现象。请问，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韩维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减刑假释案件由刑罚执行机关报请，检察机关进行监督，人民法院作出裁定。
减刑假释案件的公正办理，需要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正确履行职能，坚持各司其职，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目前，人民法院在减刑假释案件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有的法院对刑罚执行机关报请的证据材料实质性审查不足，把关不严，有的案件甚至有虚假证据也得以蒙混过关，从而导致少数案件处理结果不公正。
北青报：能否详细说一下？
韩维中：刑罚执行机关主要是通过计分考核来考察罪犯是否确有悔改表现，因此计分考核材料也就成为人民法院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审查的重要依据。但由于刑罚执行场所的相对封闭，检察机关和法院缺少对相关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的手段，导致即便开庭审理的案件，也难以对证据进行有效的质证。法院对相关证据大多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难以对考核计分的形成过程、具体依据、是否合理等进行实质性审查。
另外，由于减刑假释案件量大，办案法官人数很有限，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即使对于书面审理的案件，也较少能对罪犯进行提讯，更不用说进行其他形式的调查核实。
北青报：我们看到，202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的意见》。下一步，为逐步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最高人民法院还将采取哪些措施？
韩维中：为使《意见》得到落实，我们将以推进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方式改革为重点，切实强化减刑假释案件实质化审理。
一方面，按照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进一步完善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积极与刑罚执行机关、检察机关沟通协调，强化各自职能作用的发挥，对于开庭审理的案件，切实发挥庭审的功能，确保证据核查在法庭，事实认定在法庭，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对下监督指导。切实落实常态化监督检查和案件评查机制，发现问题苗头，抓早抓小，及时加以整改；适时发布典型案例，充分发挥案例的指导、借鉴作用，确保下级人民法院准确适用法律，统一裁判尺度和标准；及时掌握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一些地方的有效经验做法及时总结提炼并加以推广，努力推进实质化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北青报：近年来，媒体曝光的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人民法院将如何防范“纸面服刑”现象的发生？
韩维中：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罪犯交付执行前的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由交付执行的人民法院办理，交付执行后的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由监狱或者看守所提出书面意见，报省级以上监狱管理机关或者设区的市一级以上公安机关批准。
人民法院作为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办案主体之一，虽然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数量不是很多，但也应当从“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中汲取教训，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办理加以严格规范。
“巴图孟和案”“王韵虹案”等“纸面服刑”案件的共同特点，都是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对罪犯暂予监外执行，使得罪犯在生效裁判作出后，未被依法送交监狱等监禁性执行场所执行刑罚，或者在送交之后不久就被“保外”出狱，造成判处的刑罚全部或绝大部分都是在纸面上“服刑”完毕。如“巴图孟和案”，是在人民法院交付执行后，有关看守所违反规定，未将巴图孟和送交监狱执行刑罚，直至其刑期“届满”。
出现上述不正常现象，固然与这些罪犯及其家属思想不端、动机不正，甚至相关工作人员履职不当等有关，但与相关制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也存在着很大的关系。
北青报：如何理解？
韩维中：比如，去年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发现，由于多方面原因，有些审前未羁押罪犯被判处实刑后，未能及时被收押、送监，为防止罪犯脱管、漏管，有的法院便对罪犯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加之有关机关监管不到位，也就造成了“纸面服刑”现象发生。
针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正积极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共同研究解决收押难、送监难问题，确保被判处实刑且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及时交付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刑罚，从源头上有效防范“纸面服刑”现象的发生。
又比如，过去通常认为，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不是一个独立案件，而是依附于刑事案件的一项工作，在这一认识指导下，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没有独立案号，往往也难以投入足够的司法资源进行认真审查。
为解决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已采取了相应举措，比如明确要求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要编制独立案号，并组成合议庭进行办理，合议庭原则上要提请院庭长履行监督职责；要求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明确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和组织诊断工作，实行“谁承办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等制度。通过这些相关程序机制的完善，堵塞制度漏洞，杜绝司法腐败。
北青报：有专家学者呼吁应当建立刑罚暂停执行制度。对此，您怎么认识？
韩维中：我国的暂予监外执行制度，兼具“居于监外”和“刑期折抵”的双重“利益”，其初衷是为了充分体现刑罚执行的人道主义。但一些罪犯及其家属在这一双重“利益”的驱使下，千方百计、挖空心思通过非法手段让自己符合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有的甚至围猎司法人员，为其办理暂予监外执行提供方便、创造条件，从而产生暂予监外执行中的司法腐败，严重影响了刑罚执行效果和司法公信力。我们认为，改变目前暂予监外执行折抵刑期的做法，研究建立暂停执行制度，确有其必要性。
去年，最高人民法院会同相关政法单位开展了建立刑罚暂停执行制度可行性的调研工作，已形成了一定调研成果。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强调研，深入进行论证，努力为立法机关修改完善相关规定提供较为成熟的参考意见。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怕落伍 德智库敦促政府弥补数字技术差距
2月22日，德国政府的咨询机构——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EFI）向德国总理朔尔茨提交了年度报告。该报告审视了德国在关键技术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强调德国在数字技术方面存在落后的危险，并敦促政治家积极采取行动弥补数字技术差距。
德国数字技术有明显弱点
自2007年以来，EFI每年向德国联邦政府提交一份评估报告，就完善政府研究与创新政策并制定行动措施提出科学合理建议。2022年，EFI聚焦关键技术，审查了生产、材料、生物和生命科学、数字技术四个领域的13项技术。EFI主席、耶拿大学的乌维·坎特纳教授解释说：“关键技术在一个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不仅有助于新的充满活力的市场，而且对其他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也至关重要。此外，紧迫的问题不仅是在当前关键技术上的定位，还包括哪些技术可能成为未来的关键技术。”前者的典型例子如芯片，后者则包括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通过对关键技术的科学出版物、专利申请、贸易统计和国际标准制定的评估，EFI认为，德国在生产技术、生物和生命科学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数字技术领域表现出明显的弱点，整个欧盟也是如此。EFI的报告强调，这一评估“非常关键”。因为数字技术对其他关键技术的溢出效应非常巨大。德国及其欧洲合作伙伴不仅有可能与一个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技术领域失去联系，而且还会危及其在生产技术和生命科学等其他关键技术领域的现有优势。
高度重视数字B2B平台
EFI评估认为，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在所谓的企业对消费者（B2C）平台上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而在专注于特定行业或应用的纯B2B平台中或许还有德国和欧洲的机会。EFI副主席、波茨坦大学哈索普拉特纳研究所的卡塔琳娜· 霍尔兹勒博士说：“B2B平台也在改变价值链，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并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数字B2B平台的公司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创新活动的许多优势，例如通过简化数据访问或外部合作伙伴参与创新过程。”
EFI认为，通过使用B2B平台，特别是通过在工业领域使用基于数据的平台，创造价值的潜力很高。B2B平台的价值创造潜力基于高水平的行业特定知识以及从德国公司获取大量生产和机器数据所产生的创新潜力。据估计，数字B2B平台对制造业总增加值的贡献预计在2018年至2024年间翻一番。因此，必须迅速利用这一巨大的创新和价值创造潜力。
EFI建议，为德国和欧洲经济中B2B平台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有必要调整监管框架并有针对性地刺激公共部门。除了欧盟范围内的统一平台监管外，还包括开发高性能、有竞争力、安全和值得信赖的数据基础设施。这其中欧洲数据云平台GAIA-X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坚持不断完善。EFI认为，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避免德国公司的价值创造外流到美国和中国的成熟B2C平台。这些竞争性平台正越来越多地渗透到B2B领域。
挖掘健康数据的创新潜力
EFI分析认为，当前的新冠危机清楚地表明，德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在数字化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在国际比较中，德国在数字化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EFI发现，德国医疗保健系统的结构是数字化的主要障碍。坎特纳说：“责任分散的大量参与者是医疗保健系统数字化的巨大障碍。与其他领域相比，健康数据一方面在IT安全和数据保护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在数据使用的潜力方面存在压力。”迄今为止，服务提供商的接受程度很低，难以全面使用数字健康应用程序。
EFI专家委员会成员、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部负责人艾琳·博茲谢克教授指出，与医疗保健系统数字化相关的创新和价值创造具有巨大潜力。她说：“科学的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医疗保健质量。此外，与现代数字分析方法相关的健康数据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用性，这为更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开辟了新的和深远的可能性。”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巨大的潜力在德国似乎被浪费了。个性化医疗领域的创新和医疗保健的深远改进都十分缓慢。
因此，EFI对联邦政府的建议包括：迅速制定和实施数字化战略，将医疗保健系统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纳入其中；挖掘健康数据的创新潜力，为科学家设计符合GDPR的健康数据使用方式，并尽可能降低数据管理上的工作量；推进远程医疗和数字健康应用，为服务提供商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以便更大程度地利用远程医疗的可能性；为数字化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解决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足和员工缺乏数字技能等问题。
德国需要数字技术的助推器
2021年，EFI曾建议新一届德国联邦政府建立一个数字化部，并为其配备能够实现灵活政治行动的结构和流程。但是，该建议并未被执政的红绿灯联盟采纳。现在，EFI敦促称，联邦政府应该比过去更加紧密地协调各部门的数字政策措施。除美国外，亚洲国家越来越多地成为未来重要技术的供应商。特别是在数字技术方面，德国已经落后了。坎特纳强调说：“德国政治家在弥补数字技术赤字方面必须变得更加积极。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数字技术的助推器。”
EFI强调，对于德国来说，中国现在是数字技术以及生产和材料技术最重要的供应商。不过，十分遗憾的是专家没有看到在数字领域与中国深入合作的巨大商机。EFI成员、帕绍大学的卡洛琳·豪斯勒教授表示，国际分工和外贸从根本上是有利的，并不是每个国民经济都必须自己生产一切。但是，鉴于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系统性竞争关系，未来无法可靠地获取重要技术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将关键技术和技术主权的议题摆在政治议程的前列。”
来源：科技日报
2月22日，德国政府的咨询机构——研究与创新专家委员会（EFI）向德国总理朔尔茨提交了年度报告。该报告审视了德国在关键技术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强调德国在数字技术方面存在落后的危险，并敦促政治家积极采取行动弥补数字技术差距。
德国数字技术有明显弱点
自2007年以来，EFI每年向德国联邦政府提交一份评估报告，就完善政府研究与创新政策并制定行动措施提出科学合理建议。2022年，EFI聚焦关键技术，审查了生产、材料、生物和生命科学、数字技术四个领域的13项技术。EFI主席、耶拿大学的乌维·坎特纳教授解释说：“关键技术在一个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不仅有助于新的充满活力的市场，而且对其他技术创新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也至关重要。此外，紧迫的问题不仅是在当前关键技术上的定位，还包括哪些技术可能成为未来的关键技术。”前者的典型例子如芯片，后者则包括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通过对关键技术的科学出版物、专利申请、贸易统计和国际标准制定的评估，EFI认为，德国在生产技术、生物和生命科学方面具有优势，但在数字技术领域表现出明显的弱点，整个欧盟也是如此。EFI的报告强调，这一评估“非常关键”。因为数字技术对其他关键技术的溢出效应非常巨大。德国及其欧洲合作伙伴不仅有可能与一个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技术领域失去联系，而且还会危及其在生产技术和生命科学等其他关键技术领域的现有优势。
高度重视数字B2B平台
EFI评估认为，美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在所谓的企业对消费者（B2C）平台上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而在专注于特定行业或应用的纯B2B平台中或许还有德国和欧洲的机会。EFI副主席、波茨坦大学哈索普拉特纳研究所的卡塔琳娜· 霍尔兹勒博士说：“B2B平台也在改变价值链，创造新的商业模式并产生新的产品和服务。使用数字B2B平台的公司看到了他们自己的创新活动的许多优势，例如通过简化数据访问或外部合作伙伴参与创新过程。”
EFI认为，通过使用B2B平台，特别是通过在工业领域使用基于数据的平台，创造价值的潜力很高。B2B平台的价值创造潜力基于高水平的行业特定知识以及从德国公司获取大量生产和机器数据所产生的创新潜力。据估计，数字B2B平台对制造业总增加值的贡献预计在2018年至2024年间翻一番。因此，必须迅速利用这一巨大的创新和价值创造潜力。
EFI建议，为德国和欧洲经济中B2B平台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有必要调整监管框架并有针对性地刺激公共部门。除了欧盟范围内的统一平台监管外，还包括开发高性能、有竞争力、安全和值得信赖的数据基础设施。这其中欧洲数据云平台GAIA-X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坚持不断完善。EFI认为，现在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避免德国公司的价值创造外流到美国和中国的成熟B2C平台。这些竞争性平台正越来越多地渗透到B2B领域。
挖掘健康数据的创新潜力
EFI分析认为，当前的新冠危机清楚地表明，德国的医疗保健系统在数字化方面存在巨大缺陷。在国际比较中，德国在数字化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欧洲国家。EFI发现，德国医疗保健系统的结构是数字化的主要障碍。坎特纳说：“责任分散的大量参与者是医疗保健系统数字化的巨大障碍。与其他领域相比，健康数据一方面在IT安全和数据保护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在数据使用的潜力方面存在压力。”迄今为止，服务提供商的接受程度很低，难以全面使用数字健康应用程序。
EFI专家委员会成员、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数字经济研究部负责人艾琳·博茲谢克教授指出，与医疗保健系统数字化相关的创新和价值创造具有巨大潜力。她说：“科学的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医疗保健质量。此外，与现代数字分析方法相关的健康数据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可用性，这为更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开辟了新的和深远的可能性。”然而，到目前为止，这种巨大的潜力在德国似乎被浪费了。个性化医疗领域的创新和医疗保健的深远改进都十分缓慢。
因此，EFI对联邦政府的建议包括：迅速制定和实施数字化战略，将医疗保健系统中所有利益相关者群体纳入其中；挖掘健康数据的创新潜力，为科学家设计符合GDPR的健康数据使用方式，并尽可能降低数据管理上的工作量；推进远程医疗和数字健康应用，为服务提供商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以便更大程度地利用远程医疗的可能性；为数字化创造更好的基础条件，解决数字基础设施发展不足和员工缺乏数字技能等问题。
德国需要数字技术的助推器
2021年，EFI曾建议新一届德国联邦政府建立一个数字化部，并为其配备能够实现灵活政治行动的结构和流程。但是，该建议并未被执政的红绿灯联盟采纳。现在，EFI敦促称，联邦政府应该比过去更加紧密地协调各部门的数字政策措施。除美国外，亚洲国家越来越多地成为未来重要技术的供应商。特别是在数字技术方面，德国已经落后了。坎特纳强调说：“德国政治家在弥补数字技术赤字方面必须变得更加积极。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数字技术的助推器。”
EFI强调，对于德国来说，中国现在是数字技术以及生产和材料技术最重要的供应商。不过，十分遗憾的是专家没有看到在数字领域与中国深入合作的巨大商机。EFI成员、帕绍大学的卡洛琳·豪斯勒教授表示，国际分工和外贸从根本上是有利的，并不是每个国民经济都必须自己生产一切。但是，鉴于西方世界与中国之间日益增长的系统性竞争关系，未来无法可靠地获取重要技术的风险越来越大。因此，“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将关键技术和技术主权的议题摆在政治议程的前列。”
来源：科技日报
【7家国企整合成1家，一年后营收规模翻番，武汉城建集团——“化学融合”锻造头部企业】2020年9月，武汉市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启动，原武汉地产集团等7家市属国企整合成立新的武汉城建集团。此番重组涉及近万名员工，未发生业绩滑坡和上访投诉，实现“物理整合”零震荡，继而催生“化学反应”——
2021年，该集团预计年营收突破500亿元大关，实现规模倍增；利润总额由25亿元增至36亿元，同比预计增长44%，有望首次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武汉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付明贵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关键是市场化机制。重组后，集团在实现零震荡基础上，迅速变“物理整合”为“化学反应”，激发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
国企改革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党建引领、产业重构、体制创新、企业文化、人才激励等诸多方面。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武汉城建集团撷选三个改革试点举措，希望借此管窥国企改革密码。
企业竞标：11家房企内部比选激发鲶鱼效应
“在武汉房地产市场，民营企业项目管理层跟投项目很常见。但在市属国企里，我们试行风险抵押金制度，风险共担，在武汉绝对算头一份！”武汉城建集团总经理应志刚表示。风险抵押金正是城建集团在综合开发板块推行的机制创新之举。
综合开发板块，是该集团整合后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也是重要利润来源。整合前，7家市属国企管理8家房地产企业，业绩、实力、规模参差不齐，品牌较为分散。
重组后，正逢“房住不炒”大调控，房地产行业走集约化、品质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迫在眉睫。武汉城建集团顺势成立新的全资子集团——武汉地产集团，统筹管理旗下11家开发企业（含新成立3家），建立统一的业务标准、管理体系、制度流程。
这样一来，对外，新的地产集团业务专一、实力雄厚，能提升整体竞争力；对内，原各企业减少了不必要的外部竞争，缩减了运营成本。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武汉城建集团在全市多轮集中供地中斩获13个地块，权益面积201万平方米，规模排名武汉房企之首。这些地块“入库”后，交由哪家开发公司如何开发，不再由集团指派、分配，而是由11家开发公司进行市场化的内部比选、竞争。
各公司根据规划条件，编制设计方案等，公开比选、综合评分，谁的方案优、效益好、周期短、成本低，就交给谁实施。
为保证实现预期收益，集团还与开发企业领导班子和项目团队签订责任书，交付风险抵押金。若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风险金自动扣除；若超过预期收益，抵押金退还并给予奖励。
“在集团内部，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1月12日，回想起武汉归元C地块“明镜台”项目的落地经过，武汉城建集团江北公司董事长王继兵难掩激动。
2020年底，在汉阳归元C地块的内部比选中，王继兵带领团队充分调研，最终提出颠覆性方案——放弃原本设定的高密度定位，改为低密度、高品质定位，项目预估利润翻了1倍多。
最终，该方案经过十余轮上会讨论、打磨，成功打动评委会，顺利中标。
王继兵说，正因为对方案有自信，他和团队对缴纳百万元风险抵押金没有丝毫犹豫，“原计划10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由公司班子成员分摊，没想到普通员工都主动要求参与，最终近30人仅花两天时间就缴清了。”
王继兵坦言，与同行市场化企业而言，自己认缴的20万元风险金，额度、风险与回报率并不算高，但充分激发了自己和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大家都是项目股东，个个干劲满满”。
类似的创新之举，还发生在集团综合开发板块的各环节。在克而瑞武汉市2021年房企销售榜中，武汉城建集团全口径商品房销售额415亿元、商品住宅销售389亿元，连续两年夺得武汉市场“双第一”，排名中国房地产销售百强第57名，较去年进位11位。
干部竞位：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武汉城建集团由7家企业重组而成，各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班子成员，就有7套班子，重组后集团的班子成员多达19人。
如何调动领导干部积极性？
武汉城建集团采取交叉任职方式。
吴克军，原来是武汉园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重组后，他担任集团党委委员、董事。通过交叉任职，他又任中央商务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一年时间，商务区集团干成了多年想干而没干成的事：整合集团资源，成立武汉城建置业公司。一年间，销售额由10多亿元攀升到60亿元，有力助推武汉城建集团拿下“双第一”；完成拆迁4万平方米，包括一栋拖了13年之久的老楼；完成供地280.95亩，实现土地收入30.2亿元，而一年前，这两项数据均为零；注册成立武汉城市服务集团，将整合原来7家物业公司，谋划尽快上市。
从“水杉树”到“法桐树”，吴克军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重组之前，7家企业各自都发展不错，就像一棵棵“水杉树”，挺拔、向上，但水杉树有一个特点，长到一定时候会“枯梢”，越长越小，越长越窄。
重组之后，呼应集团发展，整合资源，城建集团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法桐树”——根深叶茂，树大荫浓，是城市行道树中遮阳面积最大的树，能给市民和城市带来最大实惠。他之前任职的园发集团，原来行业排名全国第13位，重组后跃升全国前三。
今年39岁的李景龙，也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获益者。此前，他级别不高，是建工集团一名骨干员工。如今，通过选拔，他既是武汉建工新兴建材绿色产业科技公司总经理，又是湖北绿缘新兴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长。
担任两家公司主要领导，李景龙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武汉、黄冈两地跑，干劲十足。据悉，他的年度考核，主要是合同额、销售额、利润三大指标。
李景龙说，身兼两职，从企业来说，有利于装配式产业发展，起到“1+1＞2”效果；从个人来说，若目标完成，收入在原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
“李景龙的岗位，是按处级领导来考核的。”武汉城建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陈颖解释，集团大力推行内部“去行政化”，创新实行职级与岗位分离，由体制内“管身份”转向市场化“管岗位”，将一批有能力、责任心强但职级较低的干部，选用到高一层级岗位，出现了不少“高职低就”“低职高就”现象，极大促进了企业发展。
人才竞岗：用市场导向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高崇博被派去“操盘”甘露山项目了！
在武汉城建集团，这项人事任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惊讶，有人不解，甚至有人质疑，因为——
甘露山项目太重要了。这个投资超过700亿元的项目，不仅是重组后武汉城建集团最大的项目，还是武汉疫后重启当天签约的第一批项目，具有标志性意义。
34岁，高崇博太年轻了。这个2012年从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才进入武汉城建的小伙子，上班没几年，就能扛下这么重的担子？
但短短6个月后，甘露山项目就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这一重量级项目，创下武汉城建速度新纪录。该集团曾有个同类项目，用了3年时间才开工。
让干事者得益，让担当者出彩。武汉城建集团在全集团发出表扬通报，同时给予甘露山项目团队40万元重奖。
2021年11月，高崇博被破格提拔为武汉城建集团下属文旅城公司的副总经理。
高崇博的故事背后，是国企年轻人才和专业人才的选拔、任用和激励问题。
2021年6月4日，武汉城建集团总部大厦大会议室。
包括武汉城建集团班子成员在内的多名面试官一字排开，每人手中拿着一张有10多个打分项的表格。
当天上午，从43份来自全国的简历中筛选出来的4人参加面试，角逐武汉城建集团建设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这个职务要求高，其中一条是近5年操盘的市政公建项目累计产值达30亿元以上。
最终，时任武汉汇泽荣翊市政工程公司董事长周继勇竞聘成功。
这是武汉城建集团全方位打造现代企业制度，聘请职业经理人的生动案例。去年，该集团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了5名职业经理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坚持市场化转型。35岁的王兴园成了“吃螃蟹”的首批人员之一。
2009年，王兴园毕业后进入武汉建工集团，一路成长为项目经理。2021年，他拿出31.46万元购买公司原始股。他说，每年有固定收益，享受了企业发展的红利，同时对企业认同感、责任感更强了。
原来，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推行员工持股，确定178名核心骨干员工参与持股，最终8796万元入股资金全部实缴到位。同时，根据严格标准，量化员工持股资格，灵活开展持股人员梯队管理。
这最大程度调动了员工积极性，推动企业效益不断提升。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实现营收240亿元，同比增长101%，营收规模实现翻番。
2021年，该集团预计年营收突破500亿元大关，实现规模倍增；利润总额由25亿元增至36亿元，同比预计增长44%，有望首次入选中国企业500强。
武汉城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付明贵表示，国有企业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关键是市场化机制。重组后，集团在实现零震荡基础上，迅速变“物理整合”为“化学反应”，激发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
国企改革取得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党建引领、产业重构、体制创新、企业文化、人才激励等诸多方面。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从武汉城建集团撷选三个改革试点举措，希望借此管窥国企改革密码。
企业竞标：11家房企内部比选激发鲶鱼效应
“在武汉房地产市场，民营企业项目管理层跟投项目很常见。但在市属国企里，我们试行风险抵押金制度，风险共担，在武汉绝对算头一份！”武汉城建集团总经理应志刚表示。风险抵押金正是城建集团在综合开发板块推行的机制创新之举。
综合开发板块，是该集团整合后的三大主导产业之一，也是重要利润来源。整合前，7家市属国企管理8家房地产企业，业绩、实力、规模参差不齐，品牌较为分散。
重组后，正逢“房住不炒”大调控，房地产行业走集约化、品质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迫在眉睫。武汉城建集团顺势成立新的全资子集团——武汉地产集团，统筹管理旗下11家开发企业（含新成立3家），建立统一的业务标准、管理体系、制度流程。
这样一来，对外，新的地产集团业务专一、实力雄厚，能提升整体竞争力；对内，原各企业减少了不必要的外部竞争，缩减了运营成本。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武汉城建集团在全市多轮集中供地中斩获13个地块，权益面积201万平方米，规模排名武汉房企之首。这些地块“入库”后，交由哪家开发公司如何开发，不再由集团指派、分配，而是由11家开发公司进行市场化的内部比选、竞争。
各公司根据规划条件，编制设计方案等，公开比选、综合评分，谁的方案优、效益好、周期短、成本低，就交给谁实施。
为保证实现预期收益，集团还与开发企业领导班子和项目团队签订责任书，交付风险抵押金。若不能实现预期收益，风险金自动扣除；若超过预期收益，抵押金退还并给予奖励。
“在集团内部，我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1月12日，回想起武汉归元C地块“明镜台”项目的落地经过，武汉城建集团江北公司董事长王继兵难掩激动。
2020年底，在汉阳归元C地块的内部比选中，王继兵带领团队充分调研，最终提出颠覆性方案——放弃原本设定的高密度定位，改为低密度、高品质定位，项目预估利润翻了1倍多。
最终，该方案经过十余轮上会讨论、打磨，成功打动评委会，顺利中标。
王继兵说，正因为对方案有自信，他和团队对缴纳百万元风险抵押金没有丝毫犹豫，“原计划100万元的风险抵押金由公司班子成员分摊，没想到普通员工都主动要求参与，最终近30人仅花两天时间就缴清了。”
王继兵坦言，与同行市场化企业而言，自己认缴的20万元风险金，额度、风险与回报率并不算高，但充分激发了自己和员工干事创业的热情，“大家都是项目股东，个个干劲满满”。
类似的创新之举，还发生在集团综合开发板块的各环节。在克而瑞武汉市2021年房企销售榜中，武汉城建集团全口径商品房销售额415亿元、商品住宅销售389亿元，连续两年夺得武汉市场“双第一”，排名中国房地产销售百强第57名，较去年进位11位。
干部竞位：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武汉城建集团由7家企业重组而成，各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班子成员，就有7套班子，重组后集团的班子成员多达19人。
如何调动领导干部积极性？
武汉城建集团采取交叉任职方式。
吴克军，原来是武汉园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重组后，他担任集团党委委员、董事。通过交叉任职，他又任中央商务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一年时间，商务区集团干成了多年想干而没干成的事：整合集团资源，成立武汉城建置业公司。一年间，销售额由10多亿元攀升到60亿元，有力助推武汉城建集团拿下“双第一”；完成拆迁4万平方米，包括一栋拖了13年之久的老楼；完成供地280.95亩，实现土地收入30.2亿元，而一年前，这两项数据均为零；注册成立武汉城市服务集团，将整合原来7家物业公司，谋划尽快上市。
从“水杉树”到“法桐树”，吴克军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他说，重组之前，7家企业各自都发展不错，就像一棵棵“水杉树”，挺拔、向上，但水杉树有一个特点，长到一定时候会“枯梢”，越长越小，越长越窄。
重组之后，呼应集团发展，整合资源，城建集团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法桐树”——根深叶茂，树大荫浓，是城市行道树中遮阳面积最大的树，能给市民和城市带来最大实惠。他之前任职的园发集团，原来行业排名全国第13位，重组后跃升全国前三。
今年39岁的李景龙，也是体制机制创新的获益者。此前，他级别不高，是建工集团一名骨干员工。如今，通过选拔，他既是武汉建工新兴建材绿色产业科技公司总经理，又是湖北绿缘新兴材料科技公司董事长。
担任两家公司主要领导，李景龙忙得不亦乐乎，经常武汉、黄冈两地跑，干劲十足。据悉，他的年度考核，主要是合同额、销售额、利润三大指标。
李景龙说，身兼两职，从企业来说，有利于装配式产业发展，起到“1+1＞2”效果；从个人来说，若目标完成，收入在原基础上增加三分之一。
“李景龙的岗位，是按处级领导来考核的。”武汉城建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陈颖解释，集团大力推行内部“去行政化”，创新实行职级与岗位分离，由体制内“管身份”转向市场化“管岗位”，将一批有能力、责任心强但职级较低的干部，选用到高一层级岗位，出现了不少“高职低就”“低职高就”现象，极大促进了企业发展。
人才竞岗：用市场导向创造脱颖而出的机会
高崇博被派去“操盘”甘露山项目了！
在武汉城建集团，这项人事任命曾“一石激起千层浪”。
有人惊讶，有人不解，甚至有人质疑，因为——
甘露山项目太重要了。这个投资超过700亿元的项目，不仅是重组后武汉城建集团最大的项目，还是武汉疫后重启当天签约的第一批项目，具有标志性意义。
34岁，高崇博太年轻了。这个2012年从武汉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才进入武汉城建的小伙子，上班没几年，就能扛下这么重的担子？
但短短6个月后，甘露山项目就实现当年签约、当年开工。这一重量级项目，创下武汉城建速度新纪录。该集团曾有个同类项目，用了3年时间才开工。
让干事者得益，让担当者出彩。武汉城建集团在全集团发出表扬通报，同时给予甘露山项目团队40万元重奖。
2021年11月，高崇博被破格提拔为武汉城建集团下属文旅城公司的副总经理。
高崇博的故事背后，是国企年轻人才和专业人才的选拔、任用和激励问题。
2021年6月4日，武汉城建集团总部大厦大会议室。
包括武汉城建集团班子成员在内的多名面试官一字排开，每人手中拿着一张有10多个打分项的表格。
当天上午，从43份来自全国的简历中筛选出来的4人参加面试，角逐武汉城建集团建设管理公司副总经理一职。
这个职务要求高，其中一条是近5年操盘的市政公建项目累计产值达30亿元以上。
最终，时任武汉汇泽荣翊市政工程公司董事长周继勇竞聘成功。
这是武汉城建集团全方位打造现代企业制度，聘请职业经理人的生动案例。去年，该集团通过市场化方式，选聘了5名职业经理人。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坚持市场化转型。35岁的王兴园成了“吃螃蟹”的首批人员之一。
2009年，王兴园毕业后进入武汉建工集团，一路成长为项目经理。2021年，他拿出31.46万元购买公司原始股。他说，每年有固定收益，享受了企业发展的红利，同时对企业认同感、责任感更强了。
原来，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推行员工持股，确定178名核心骨干员工参与持股，最终8796万元入股资金全部实缴到位。同时，根据严格标准，量化员工持股资格，灵活开展持股人员梯队管理。
这最大程度调动了员工积极性，推动企业效益不断提升。2021年，武汉建工集团实现营收240亿元，同比增长101%，营收规模实现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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