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从一品的直隶总督，权力非常大，为何管不了正三品的顺天府尹？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冷知识#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冷知识#
清朝从一品的直隶总督，权力非常大，为何管不了正三品的顺天府尹？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那些事#
清朝入关后，为了便于管理地方，也为了上传下达的效率更高，延续了明朝的总督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设了八大总督。
不过，清朝的总督与明朝的总督仅仅是名字一样，其权利范围和所能行使的职责大相径庭。
明朝的总督，相当于一个特派员，哪里遇到了麻烦事儿，需要朝廷出面处理时，朝廷就会派出一位大臣，领总督衔，去处理相关事务，处理完毕后，大臣回京，总督衔取消。
而清朝的总督，就是一个常年驻守地方的封疆大吏，换句话说就是一个常设职位，地方上的军政等事务，都归该地区的总督负责。因此，清朝的总督手中的权力很大，像我们比较熟悉的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封疆大吏，在朝中的地位都相当显赫。除了湖广、两广等这些总督外，清朝还有个位置十分关键的直隶总督，其负责的区域，在京畿周边，同样也是朝中大员。
不过，虽说直隶总督权力大地位高，但有一个品阶比他低的地方长官，他却管不了。这个地方长官，就是清朝的顺天府尹，一个品阶只有正三品的知府。
如果单从品阶上来看，直隶总督要比顺天府尹高上两级。前文讲过，清朝共有八大总督，分别是直隶 、两江、陕甘、闽浙、两湖（即湖广）、两广、四川、云贵，这些总督的品阶，按清朝的制度，属于是正二品。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清朝的总督，一般都是从一品，比正二品高一个级别。
为什么呢？因为清朝朝廷在授予官员总督衔时，通常会加上另外一个头衔，比如兵部尚书、右都御史等。这样一来，两个头衔相加，总督的品阶就变成了从一品。（“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
举个例子，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9月的时候，被咸丰皇帝授予两江总督一职，在他被授封之前，朝廷就是先赏加他兵部尚书衔，之后再授予了两江总督。也就是说，清朝的总督加另一个头衔，已经成了惯例。
相比之下，顺天府尹的品阶，在总督面前并不占优势，根据清朝相关制度，顺天府尹的品阶，通常都定为正三品。正三品的官衔，在清朝不算高也不算低，属于中等地位，而与总督的从一品对比，双方则差着从二品和正二品这两个级别。
按理说，品阶低的官员，应当受到品阶高的官员管束，比如两江总督就能管住湖南某个地方上的知府，双方是上下级的关系。但这种情况，在直隶总督和顺天府尹身上，却根本不会出现，双方不仅不是上下级，甚至还能平起平坐。
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分为以下几点：
其一，顺天府尹所管辖的位置比较特殊。
按照清制，直隶总督所能管辖的范围，是整个直隶省，其范围就是如今的首都、天津两市，外加河北大部分，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小部分区域。另外，在康熙之后，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还囊括了部分内蒙古的区域。如果在地图上标注的话，清朝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就是以京城为中心，上下左右辐射，涉及到如今的四个省、两个市的行政区域。
而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在哪里呢？简单来说，就是包括京城以及京城近郊的几个州县。像如今的通州、宛平、大兴等，当年都是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皇城以及皇城周边。从地理位置上来讲，顺天府尹的管辖范围，是处在直隶总督范围之内，因此，按照常规，顺天府尹是直隶总督的下级才对。
但这里就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顺天府尹管辖的中心区域，包括了皇城在内。皇城也就是紫禁城，乃是全国的最高权力中心，也就是说，顺天府尹的职责区域，就是我们常说的京畿地区。
这个位置，从明朝定都之后，就十分重要，清朝同样也是如此，因此，该地区在全国的行政地位，历来就高出其他地区。所以，管辖这里的行政长官，虽说在级别上也是知府这一级，但其地位却不是其他知府所能比的。比如，同样都是府级长官，但顺天府的最高负责人叫做“府尹”，其他府衙的长官只能叫做知府，别小看这一个“尹”字，这是历朝历代赋予京畿地区行政长官的特权。
因此，虽说直隶总督负责管辖的范围中，含有京畿地区，但这里却并不受其直接管辖，而是单独列了出来，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直辖市一样。既然是直辖市，自然双方就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直隶总督也就无权管理顺天府尹。
其二，因为管辖位置的特殊，朝廷授予顺天府尹的权力极大。
顺天府尹的级别，清朝时规定得十分清楚，其行政地位，是高于其他府衙的知府的，并且，很多时候还和直隶总督不相上下。比如清朝时，在很多皇帝的诏谕中，经常会把直隶总督和是顺天府尹并列。
嘉庆年间，嘉庆皇帝就曾下过一道诏令，诏令中明确要求，顺天府所辖州县的官员任免，均由顺天府尹自行挑选报备，而直隶总督只能是协同办理。这种与总督并列的情况，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广州知府不会和两广总督并列。
除此之外，顺天府还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直接上殿面君，也就是其能享受“直达圣听”的高级待遇。不要小看这种待遇，在清朝，也只有朝中大员才能有资格面圣，像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如果没有旨意召见，想见皇帝那难得很。
还有，顺天府在当时，可以承接来自全国各地的诉状，要知道这可是刑部干的活，因此，清朝的顺天府，还有个绰号，叫做“小刑部”。换句话说，清朝的顺天府，拥有着高于地方府衙的行政特权，并且还能“直达圣听”，而这种特权来源的根本，也是因为其管辖位置的特殊。
前文讲过，顺天府的管辖范围就是皇城以及周边，而这里是全国的权力中心，而这里什么人最多？自然是皇族成员以及八旗子弟最多。我们都知道，清朝的根本就在于八旗，因此，在清朝入关之后，那些曾经跟着打天下的八旗子弟，摇身一变，就成了皇亲贵胄。
但皇亲贵胄中，也不是没有不法之徒，这些人平日除了吃喝玩乐之外，指不定还会惹出什么事情来。而一旦惹出事情，总得有人去管吧。谁来管？皇帝自然不可能去，毕竟是九五之尊，其他的王爷什么的，同样也不会，因为犯不上。所以，就必须得有个地面上的官员出面，来处理这些事情。
但问题是，如果这个官员权力太小和级别太低，就会被轻视，继而就无法管理。因此，朝廷就有必要赋予顺天府和顺天府尹较高的权力，以此来镇住那些惹事的八旗子弟，让这些人不敢轻视这个地方官。
这个例子，同样也说明了顺天府尹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其和寻常的知府不一样。因此，直隶总督管不了顺天府尹，也是十分正常的。
其三，清朝的朝廷，对于顺天府尹的高度重视，让其有了超然的地位。
从清军入关开始，就对顺天府尹这个官职极为重视，毕竟这个位置关系到自身安危，因此就不得不慎之又慎。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在最早的时候，清朝选择顺天府尹，有着“非亲近人不授”的原则。换句话说，在清军刚入关的时候，出任顺天府尹的官员，必须是清廷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所谓的“自己人”。
什么是“自己人”呢？当然是旗人，也就是八旗中的一员。比如在整个顺治朝前后十八年的历史中，所有担任顺天府尹的，其出身均是汉军旗的人，其他外人即便是能力再强，也没有资格担任该职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清朝刚入关时，天下的局势尚且不太稳定，甚至还曾几度威胁到清朝政权的统治，当时的清政府，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所以，作为京畿地区，清政府自然是极为重视。毕竟这里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紫禁城的安危。因此，只能是选拔靠得住的人担任这里的长官。直到康熙中期，随着局势的逐渐稳固，顺天府尹才打破了只允许汉军旗人出任的传统。
正是出于朝廷对该地区的高度重视，因此顺天府尹不管在朝堂上，还是在皇帝的心中，其分量都十分不一般。同样也是源自于皇帝的重视，因此，直隶总督也就不可能凌驾于顺天府尹之上。虽说顺天府尹有着诸多特权和非比寻常的地位，但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清朝的皇帝为了稳固统治，同时也为了防止顺天府尹有不臣之心，也做有相应的防备手段。
从雍正登基开始，雍正帝就对顺天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雍正皇帝要求，凡是直隶籍贯的官员，不得任职于顺天府内。换句话说，就是本地的官员不得在其中任职。这个规定的好处，就是能有效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并且杜绝当地的官员仗着在本地做官的优势，形成一个由本地势力组成的组织。
另外，也是从雍正开始，经常会派六部的堂官去顺天府，以本职兼管顺天府的各项事务。这种六部堂官来兼管的方式，在当时有个单独的官职，叫做“兼尹”。意思就是兼职的府尹，其与常设的府尹一起，共同处理顺天府的事务
需要注意的是，“兼尹”虽说大部分是六部的堂官，品阶也比顺天府的常设府尹高，但双方同样不存在上下级关系，至少在顺天府内，两者的地位都是一样。而之所以会有“兼尹”的存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让朝廷放心。
毕竟顺天府管辖的是皇城，其本身具有的权力，就已经很高，如果把对其进行监控的话，保不齐会滋生不臣之心，因此，朝廷才会特意设置了一个所谓的“兼尹”，让双方有所牵制，起到互相监视的效果。
总而言之，清朝的顺天府尹，其地位十分特殊，虽说直隶总督在品阶上要高其两级，但却无权对其管理，归根结底，就是因为顺天府尹所管辖的范围是皇城以及周边，这个位置，决定了其特殊性和超然的地位，因此，直隶总督只能与其平起平坐。
#历史那些事#
【京津冀协同发展8周年 | 国之方略 厚泽津沽】 PM2.5年均浓度 降至39微克/立方米 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记者 郝一萍 张兆瑞 孙翼飞 宁广靖 袁诚 韩启 照片由本报视觉部提供 区域交通圈示意图由市交通运输委提供）https://t.cn/A667BN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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