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每次到年底总是忍不住感慨“时间好快啊，一眨眼一年又过去了”。在这样的感慨中，辞旧迎新，迎来了2022年，于是在阴历年尾，阳历年初，做一个简单的年终总结吧。
2021年年初的时候，还是在潜心在家备考的状态，记得当时元旦就如同普通的日常的一天，于是也就在备考的刷题状态中例常度过。春节在北京过的，年三十晚上吃饭时才得以放松一个晚上。三月中旬，参加了笔试。还记得笔试当天，一大早从北京赶回去参加考试，当时早上时不时的还会有雾气，所以前一天晚上为了保险还是买了一张火车票。早上闹铃还没响，就醒了，每次考试都这样，晚上入睡晚，早上起的早。这次早上起来还是有很大雾气，我爸把我们送到北京西，正好赶得上火车，到了保定，一个舅舅接了，直接送到考场。结果来的太早，在考场外还等了好久，虽然没胃口，但是担心考试时会饿，还是稍稍吃了几口。考试中算是奋笔疾书吧，但是记忆犹新的是上午场的行测，资料分析答的一踏糊涂，在第一个大题浪费了好多好多时间，导致作后面的题时，心情特别紧张 下午的大作文，算是在考前看了很有意义的一节课，让我能够不跑题，最起码标题可以不跑题，算是很有帮助吧，而且大作文感觉比以前做的那些都顺手，就还好。小作文却感觉答的一般般了，好像还没长进的样子。考试完了，叹了一口气，收拾着东西，心里感觉有些没底，但是成绩只要没出来，这场战役就不算结束，转头备考面试。大概五月初，面试成绩终于来了，通过了，于是赶快准备资格审查的材料和面试课程。转眼来到面试阶段，记得考前一晚还在准备面试的衣服和冲刺的课程，差不多半夜才睡。第二天提前回了，在酒店跟阿姨见面，本来还紧张的不行的心情，在跟阿姨聊了几句之后，突然就放松了，“对啊，这些面试考官并不见得是专业的，或许他们还不如我们了解的多，所以不要紧张，不要把自己放在被审查的位子上，而是把进十个考官看做学生，自己在做讲课”，秉着这样的心态，终于能够沉下心做个复盘。但是这一晚还是睡不好，差不多十点多就准备入睡，到了十二点还是没有进入深睡眠，感觉大脑还在高速运作，到了两三点开始断断续续的醒来，熬到早上五点多终于起床，吃点饭，舅舅来接我们去考场。话说，这次，每一次的考试，也因为这个舅舅的接送而特别顺利，所以还是很感激的！考完试就是焦急的等成绩了，每天刷网页，看消息，等到真出了成绩，一看，单是面试成绩并不是小组的前三名，当时一瞬间觉得希望渺茫了。虽然知道面试成绩不代表总成绩排名，但是还是觉得有点没底。于是又是进一个星期的焦急等待，虽没底，但到底还是有些期待总成绩排名，于是还是自己做了个体检，提前先做好准备。记得当时还是刚刚做完体检的一个中午，从医院回家的路上，看到群里说出成绩了，急急忙忙又忐忐忑忑的，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点开了链接，大概看了下，貌似是过了，还是不太相信，于是一遍又一遍的查看，大概查了有五六次，还是一个结果，所以，我通过了！告诉我去体检了！等确认完毕后，才敢告诉家里人，“成绩出来了”“我貌似通过了，通知我后几天去体检”。假装保持着镇静和冷静，就好像再说别人的事情一样，谦虚到不敢有一丝的喜悦。记得我爸接到电话时也很淡定的样子，我还觉得诧异，“这也太淡定了吧”。然后刚刚挂了电话，我爸又打过来，接着询问，“确定了吗？，要不再查一下？”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终于我们开始考虑体检的事。记得我跟当时的阿姨打了电话，一扫面试成绩出来时的阴霾，我们简单说了几句后，留下我自己时，才觉得如幻如梦。一瞬间，眼泪哗啦啦的就出来了。在觉得希望渺茫时，看到的曙光才是更可贵的！在没有期待的时候，得到的才更觉得珍贵。委屈也从心底起，面试成绩出来时，家里人也觉得大概又没有希望了，所以难免会失望，而我也觉得自己挺失败，也很丢人，不知前方如何。甚至记得当时已经打算好，回北京后去律所面试了。所以，任何时候别放弃，考试时每一个小题都要好好做，每一个分数都要珍惜。备考时尽自己最大努力，当做绝命稻草一样，尽情尽力抓住。“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的人不多”！后来就是体检，忐忑的进行完毕，焦急的等待公告。公告后，又是焦急的等待政审，准备材料。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焦虑”这个词，都少不了“忐忑”这种心情。终于等来了选岗，等来了入职的通知电话。记得刚刚选岗完不到三个小时，就通知下周一要上报，打电话的同事，声音懒洋洋的，谁知道刚入职后还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到了夏天怀着紧张的心情入职了，慢慢认识了单位的同事们，了解了单位业务，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写心得体会，写一把手去上级作讲课的三十几页的报告和PPT课件，写了一篇调研被刊载在省院期刊上，陆陆续续写了些宣传稿件，开会时帮忙拍照……从夏入秋到冬，树叶从绿到黄到落。2021年过去了，从一名待业青年转变成了一名司法干警，算是最大的收获，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收获。我坚定了信念，增强了自信，收获了信心。2022年的第一天，趁着天未亮，早早起床，迎接新的一年，也希望，在2022年能有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作为！
2021年年初的时候，还是在潜心在家备考的状态，记得当时元旦就如同普通的日常的一天，于是也就在备考的刷题状态中例常度过。春节在北京过的，年三十晚上吃饭时才得以放松一个晚上。三月中旬，参加了笔试。还记得笔试当天，一大早从北京赶回去参加考试，当时早上时不时的还会有雾气，所以前一天晚上为了保险还是买了一张火车票。早上闹铃还没响，就醒了，每次考试都这样，晚上入睡晚，早上起的早。这次早上起来还是有很大雾气，我爸把我们送到北京西，正好赶得上火车，到了保定，一个舅舅接了，直接送到考场。结果来的太早，在考场外还等了好久，虽然没胃口，但是担心考试时会饿，还是稍稍吃了几口。考试中算是奋笔疾书吧，但是记忆犹新的是上午场的行测，资料分析答的一踏糊涂，在第一个大题浪费了好多好多时间，导致作后面的题时，心情特别紧张 下午的大作文，算是在考前看了很有意义的一节课，让我能够不跑题，最起码标题可以不跑题，算是很有帮助吧，而且大作文感觉比以前做的那些都顺手，就还好。小作文却感觉答的一般般了，好像还没长进的样子。考试完了，叹了一口气，收拾着东西，心里感觉有些没底，但是成绩只要没出来，这场战役就不算结束，转头备考面试。大概五月初，面试成绩终于来了，通过了，于是赶快准备资格审查的材料和面试课程。转眼来到面试阶段，记得考前一晚还在准备面试的衣服和冲刺的课程，差不多半夜才睡。第二天提前回了，在酒店跟阿姨见面，本来还紧张的不行的心情，在跟阿姨聊了几句之后，突然就放松了，“对啊，这些面试考官并不见得是专业的，或许他们还不如我们了解的多，所以不要紧张，不要把自己放在被审查的位子上，而是把进十个考官看做学生，自己在做讲课”，秉着这样的心态，终于能够沉下心做个复盘。但是这一晚还是睡不好，差不多十点多就准备入睡，到了十二点还是没有进入深睡眠，感觉大脑还在高速运作，到了两三点开始断断续续的醒来，熬到早上五点多终于起床，吃点饭，舅舅来接我们去考场。话说，这次，每一次的考试，也因为这个舅舅的接送而特别顺利，所以还是很感激的！考完试就是焦急的等成绩了，每天刷网页，看消息，等到真出了成绩，一看，单是面试成绩并不是小组的前三名，当时一瞬间觉得希望渺茫了。虽然知道面试成绩不代表总成绩排名，但是还是觉得有点没底。于是又是进一个星期的焦急等待，虽没底，但到底还是有些期待总成绩排名，于是还是自己做了个体检，提前先做好准备。记得当时还是刚刚做完体检的一个中午，从医院回家的路上，看到群里说出成绩了，急急忙忙又忐忐忑忑的，怀着七上八下的心情，点开了链接，大概看了下，貌似是过了，还是不太相信，于是一遍又一遍的查看，大概查了有五六次，还是一个结果，所以，我通过了！告诉我去体检了！等确认完毕后，才敢告诉家里人，“成绩出来了”“我貌似通过了，通知我后几天去体检”。假装保持着镇静和冷静，就好像再说别人的事情一样，谦虚到不敢有一丝的喜悦。记得我爸接到电话时也很淡定的样子，我还觉得诧异，“这也太淡定了吧”。然后刚刚挂了电话，我爸又打过来，接着询问，“确定了吗？，要不再查一下？”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终于我们开始考虑体检的事。记得我跟当时的阿姨打了电话，一扫面试成绩出来时的阴霾，我们简单说了几句后，留下我自己时，才觉得如幻如梦。一瞬间，眼泪哗啦啦的就出来了。在觉得希望渺茫时，看到的曙光才是更可贵的！在没有期待的时候，得到的才更觉得珍贵。委屈也从心底起，面试成绩出来时，家里人也觉得大概又没有希望了，所以难免会失望，而我也觉得自己挺失败，也很丢人，不知前方如何。甚至记得当时已经打算好，回北京后去律所面试了。所以，任何时候别放弃，考试时每一个小题都要好好做，每一个分数都要珍惜。备考时尽自己最大努力，当做绝命稻草一样，尽情尽力抓住。“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的人不多”！后来就是体检，忐忑的进行完毕，焦急的等待公告。公告后，又是焦急的等待政审，准备材料。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焦虑”这个词，都少不了“忐忑”这种心情。终于等来了选岗，等来了入职的通知电话。记得刚刚选岗完不到三个小时，就通知下周一要上报，打电话的同事，声音懒洋洋的，谁知道刚入职后还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到了夏天怀着紧张的心情入职了，慢慢认识了单位的同事们，了解了单位业务，也做出了一些成绩。写心得体会，写一把手去上级作讲课的三十几页的报告和PPT课件，写了一篇调研被刊载在省院期刊上，陆陆续续写了些宣传稿件，开会时帮忙拍照……从夏入秋到冬，树叶从绿到黄到落。2021年过去了，从一名待业青年转变成了一名司法干警，算是最大的收获，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收获。我坚定了信念，增强了自信，收获了信心。2022年的第一天，趁着天未亮，早早起床，迎接新的一年，也希望，在2022年能有新的面貌，新的成就，新的作为！
我很重视团队的写作能力，每个月都布置写作任务，内容涵盖普法宣传、办案经验总结、案例检索报告、执业心得体会等，并向媒体荐稿。本期《深圳律师》杂志刊载本所刘京柱律师和刘茹合写的《索取“喝茶费”“进场费”行为的罪与罚》。在法律专业上深耕下去，并全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是我们始终的目标。
【“逐书事件”与独译莎剧——梁实秋在青岛的两件旧事】梁实秋是我国著名散文家、文学批评家、学者，但许多人知晓他，也许还是因为他与鲁迅那场持续良久、轰轰烈烈的“笔仗”。论战之广，涉及人性、教育、阶级等诸多话题；论战之久，更近十个年头。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少为人知的是，这场“笔仗”，其实给他带来了不小的人生困扰。其中之一，就是他出走上海旅居青岛以求平静生活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
从1930年受聘国立青岛大学到1934年离开，梁实秋旅居青岛的四年间，双方论战的硝烟一直没有消散，特别是“逐书事件”的发生，更使得两人结下了新的“梁子”。
1930年的青岛，是梁实秋走出“人性论争”尴尬处境的庇护所。来青岛之前，梁实秋在上海的生活极不平静。
1926年，他的一篇《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激起千层浪。在“国破山河在”的危急时刻，梁实秋却抱着艺术至上、文艺自由的观念，宣扬文艺的自由独立性，这无疑与时代的要求相悖。他无意间卷入了那场分不清是政治还是学术的激烈争斗，深以孤立无援为苦，厌倦了文坛争斗的梁实秋渐萌逃意。
恰逢此时，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到上海来延揽教授，正巧碰到刚刚辞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务的闻一多，并通过胡适、闻一多认识了梁实秋、沈从文等人。杨振声求贤若渴，一遇闻、梁，便坚邀他们到青岛任教。在专程去青岛“半日游览”和“一席饮宴”之后，梁实秋接受了国立青岛大学的聘书。
虽然远离上海，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与鲁迅的论战，风波再起，并伴随了梁实秋在青岛的始终。
鲁迅和梁实秋的论战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个重大事件。梁实秋比鲁迅小22岁，一少一老，从1926年开始笔战，一个以《新月》《益世报·文学周刊》为阵地，一个以《萌芽》《语丝》为阵地，一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两人论战长达近10年，笔战的文章125篇、50余万字。
梁实秋到国立青岛大学执教后，论战硝烟未散。臧克家曾回忆说：“同学们知道梁和鲁迅先生经常论争，在课堂上向他发问，他笑而不答，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鲁迅与牛（1930年1月10日上海《新月》月刊第2卷第11期刊载了梁实秋的《鲁迅与牛》一文，阐述了他与鲁迅论战的缘起，此举意在让同学们从文中去找答案）。同学们莞尔而笑，梁实秋神情自若。”
1932年春在国立青岛大学发生的“逐书事件”，更是让二人的关系雪上加霜。梁实秋时任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馆长，主持成立了图书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都是新月派，对当时左翼文坛推重的书籍往往不能认同。被进步青年奉为精神导师的鲁迅作品，在这里并没有得到重视，以至于传出梁实秋将鲁迅作品从图书馆中清除的传言，所谓的“逐书事件”便爆发了。
鲁迅曾两次提及该事件，亦可见其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在《“题未定”草》一文中写道“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的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他在为曹靖华翻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所作的序言中再次叫屈：“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关于此事，梁实秋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辩解：“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曾经在一个大学（国立青岛大学）里兼任过一个时期的图书馆馆长，书架上列有若干从前遗留下的低级的黄色书刊，我觉得这有损大学的尊严，于是令人取去注销，大约有数十册的样子，鲁迅的若干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伪情报，派作我的罪状之一！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宣传自宣传，事实自事实。”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还有人就“逐书事件”问臧克家。他回答说：“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算是为梁实秋作了最好的证言。
虽为论敌，但对鲁迅的评价，梁实秋也表现了可贵的公允。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第二日的《世界日报》发表了对梁实秋的专访文章，回忆了与鲁迅的文字因缘，并对其文学成就不吝赞美：“先生在文学方面，为中国文坛上最有力之作家，余与其立场虽稍有不同，而其文笔之卓绝，则实令余钦服。现先生逝世，为中国文坛之最大损失，盖后人恐无能补其缺者。”
1934年7月，梁实秋应王平陵之约，将与鲁迅等左翼文人论争的文章中的31篇，结集为《偏见集》，该书由正中书局出版，成为他的一本较重要的文学论集。
除了论战带来的困扰，梁实秋的青岛岁月也有宁静的一面。特别是，以一人之力翻译了《莎士比亚全集》，成为国内完成该项成就的第一人。
在国立青岛大学，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教学与学术并举。他虽是留洋出身，却不喜洋服，夏季常穿的是长衫，秋冬则穿一身丝织棉袍，严冬时节是棉袍外面加套一件皮袍，而且颜色都淡雅不俗，颇具谦谦君子之风。
臧克家回忆：“记得，1930年我考入国立青岛大学（二年后改为山东大学），入的是您做主任的英文系。您面白而丰，夏天绸衫飘飘，风度翩翩。”他还回忆说：“当时外文系主任梁实秋先生，胖胖白皙的面庞，讲课干净利落。”
梁实秋授课时间观念极强，对此他的学生记忆颇深。他上课，永远是铃声未息已走进教室，坐下就讲，不疾不徐，绝无赘语。下课铃声方振，恰好讲到一个段落，铃声未毕，已步出课堂。他常对同事和学生讲：“上课时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课间是学生活动和休息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容侵犯，故尔上下课必须准时。”但一堂课的内容倘若记录下来，都是一篇组织紧密、内容充实的论文，课后重温它，也足够思索两三个小时。
1932年8月，梁实秋为国立青岛大学外文系三年级的学生首开了“莎士比亚”课，他是国内最早把莎士比亚引入大学课堂的学者之一。同时，在胡适的发动下，开始了“莎士比亚”翻译工作。
如果说梁实秋这一辈子只崇拜过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一定是胡适；如果说梁实秋只对一个人感恩，那么这个人也一定是胡适。走上译莎之路，也是起自胡适的倡议。
梁实秋和胡适的交往始于1927年在上海共同参加“新月社”期间。胡适是“新月社”的精神领袖，梁实秋是最年轻的参与者之一。1930年，任中华教育基金会董事会主任的胡适，倡导成立“莎士比亚的戏剧全集翻译会”，决定翻译《莎士比亚全集》。
1930年8月，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访问国立青岛大学。其间他住在宋春舫家里，参观了宋的藏书楼“褐木庐”。大量戏剧书籍珍藏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多部剧作，仅《哈姆雷特》一书就有五国文字的版本。
随后，胡适便提议闻一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同年12月23日，胡适致梁实秋的信中谈及了译莎士比亚一事，其中写道：“……拟请一多与你，与通伯、志摩五人商酌翻译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全集的事，期以五年十年，要成一部莎氏集定本。”
1931年1月5日，胡适复信梁实秋，又谈此事：“我可以来青岛一游，约在一月十七八日，定期后当电告……志摩昨日到平，赞成译莎翁事。”就在当月24日，胡适来到青岛开始筹划《莎士比亚全集》翻译的事务，在与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人讨论后，决定用散文体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但部分作品可试用韵文体。
胡适最初拟定的莎翁翻译办法，决定由闻一多、梁实秋、陈通伯、叶公超、徐志摩五人组成翻译莎翁全集委员会，并拟请闻一多为主任；暂定五年全部完成（约计每人每半年，可译成一部）。信中还提议徐志摩试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叶公超试译《威尼斯商人》，陈源试译《皆大欢喜》，闻一多试译《哈姆雷特》，梁实秋试译《马克白》。
可惜，这项大工程最终没能如愿由几位大译家共同参与完成。据梁实秋后来回忆：“通伯不肯参加，志摩在二十年十一月里就不幸逝世，公超、一多志不在此，结果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孤独的开始这漫长艰巨的工作。”
对于译莎，梁实秋从一开始态度便十分积极。当时，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他曾说：“我开始的时候参考资料是如何的贫乏！我那时有的只是一股热心，我想愚公可以移山，我也一步一步地去做，做多少算多少，至少对于我自己是件有益的工作。”
在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他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马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在1936年5月至11月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而《仲夏夜之梦》因抗战后通货膨胀，没有出版。后来，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梁实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独自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第一人。
总结梁实秋这个成就，可以看出，从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的工作岗位得益不小，这也算是青岛给他的最重要的馈赠之一吧。
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在山东大学传开，山东大学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抗议信在青岛当时的《民报》上曾有刊载：“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三十岁出头的青年教授，工作四年，博得全系师生如此深情的挽留，足见梁实秋教学育人工作之成效。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说：“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
1934年夏，山东大学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对青岛怀有特殊的眷恋之情。青岛文史学家鲁海曾说，梁实秋晚年描写青岛的回忆文章，至少有40余篇，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这座城市的喜爱。
1983年，梁实秋的大女儿梁文茜带着父亲的委托，重回青岛寻梦。梁实秋更是将女儿梁文茜从青岛海水浴场捧来的一瓶沙子置于案头，视为珍品。1987年10月台湾当局放宽到大陆禁戒后，梁实秋大喜，计划到大陆探亲。但11月3日，梁实秋因突发心脏病逝世，重返青岛最终成了一桩难了的遗憾。（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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