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德云社的创始人和郭德纲一起走过了德云社最艰难的时刻，但是却在德云社开始走红之际离开德云社，他的离开对于德云社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
马云说过员工离职的原因各种各样，但只有两点最为真实，一钱没到位，二心委屈了。而在离开德云社的几位中，李菁无疑是属于后者了。另外几位是因为什么原因离开德云社？我想大家都是知道的。
在当初李菁无论是收入还是地位，在德云社当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并且已经在曲艺圈摸爬滚打多年，相声、评书、快板样样精通。作为德云社的创始人之一，在当初德云社最困难的时候，李菁也没有放弃德云社，并且和郭德纲加上张文顺老爷子三人。
一路打拼到最后，终于从传统相声界的打压中脱颖而出。可以说德云社能有今天的成就李菁是功不可没的。李菁作为德云社的创始人，才华是毋庸置疑的。并且他在快板的造诣上可谓是非常惊人的。
李菁师承梁厚民是正儿八经的高派快板传人，并且在快板上的造诣可以说与高峰各有千秋，在之后也是拜师师胜杰成为郭德纲的师弟。曾经的李菁和郭德纲的感情是十分要好的。在当初两人也是合作创作出《三笑之才子佳人》《大相面》《论梦》等经典曲目。
但是就在德云社发展的越来越好的时候，李菁却突然宣布退出德云社。大家都非常的好奇，李菁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离开德云社？
那时候网上充满着各种各样的谣言，但是李菁却很少的在媒体面前表达自己的看法。尽管李菁退出了德云社，但他和郭德纲的关系也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糟。
当初在李菁的恩师师胜杰因病住院的时候，郭德纲还曾去医院看望患病在床的师胜杰先生，并详细询问了老先生的身体状况。可以看出，郭德纲还是对师胜杰先生十分尊重与关心。在师胜杰去世的时候，郭德纲还发表微博表示哀悼。在之后李菁在一场访谈中也是向大家说出了离开德云社的原因。
在德云社成立的初期，社团的所有工作都是几人亲力亲为。并且那时候德云社的一些工作人员对于工作同样是认真的。每次当表演完之后。大家都会自觉留下讨论工作当中的问题。
但在德云社走红之后，之前一起工作的老人也是越来越少了。每次表演完成之后，也没有人留下讨论了。也正是德云社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才成为李菁离开德云社的重要原因之一。
并且伴随着郭德纲的走红，人气也是越来越高，甚至李菁在访谈中也讲到。郭老师的演出都没我们站的地儿很压抑。也是这个时候，李菁感觉到德云社已经不是当初的德云社了。之后郭德纲也是在德云社扩大之后招收了一批弟子。虽然说招收了不少的弟子，但却都是一些没有相声功底的学徒。
这和李菁的观点是不同的。李菁认为德云社应该招收那些有名声的相声演员，在之后才可以慢慢的发展起来，认为郭德纲招收的这批弟子想让他们短期内成长起来是不符合学相声的规律，也因为和郭德纲的理念不合，所以在之后李菁还是离开了德云社。
当然，在离开德云社之后，李菁自身的发展还是很好的。在加入到北京曲艺团之后，也成为了北京曲艺团的副团长。一个相声演员能走到这个地步也已经非常不错了。
并且他也有自己的星夜相声会馆，虽然没有德云社火爆，但毕竟能有个地方让自己继续从事自己喜爱的相声事业也已经很不错了。而且李菁也是在离开德云社后，依然和德云社保持密切联系的一位。
因为离开后，他并没有像何云伟、曹云金那班和郭德纲彻底决裂，公开互撕，并且还在媒体面前说着郭德纲坏话到最后，徒弟师傅的脸面丢尽，让他人看了笑话。
反观李菁则是更多佩服和表扬郭德纲对待艺术和工作认真的态度。如果不是在当初两人的理念不合。我想李菁也不会离开德云社，毕竟他可是看着德云社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李菁作为与郭德纲曾经共患难的人，即便离开德云社之后，也没有与德云社产生冲突，甚至还在郭德纲儿徒烧饼的婚礼上，两人大和解，看得出两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深厚的。
而当初的事情无非就是郭德纲为了德云社的未来考虑。而李菁感觉德云社不在向当初一样纯粹。如果说将观众最想回到德云社的相声演员进行排名的话，那么李菁绝对是排在第一位的。

#驴友[超话]#『户外记录 | 格拉丹东峰…』
攀登作为一种体育活动，不仅可以增强人民体质，也有助于培养人们勇敢顽强的性格、超越自我的品质、迎接挑战的意志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有助于培养人们的竞争意志、危机意识、协作精神和公平观念。无论身处何境，攀登精神都是我们需要的内在精神支柱。

每次分享，我总想还原一次真实的登山历程，通过震撼的雪山镜头和队员们的奋力攀登，让每一位朋友都能感受到雪山的魅力和攀登的艰辛。沿承近几年的攀登经历与经验，每年开春中国登山队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培养后备力量的“登山训练”上，并最终将目标锁定在位于青海省格尔木市唐古拉山乡境内，海拔6621米的各拉丹冬峰。

各拉丹冬雪山群，南北长达50公里，东西宽约20公里，冰雪覆盖方圆670平方公里，周围分布着40余条现代冰川，有20多座6000米以上高峰。各拉丹冬峰西南最大的山谷冰川——姜古迪如冰川，流程 12.8 公里，末端海拔 5359 米，是中国第一大江——长江的发源地。

由于山体坍塌，这座山峰传统路线(西北山脊路线)的技术难度比登山队伍预期要高，换鞋处至C1遍布碎冰区，C1至C2路段则是大雪坡地形，间或少量裂缝，C2以上的线路较陡，一度出现70°的冰雪混合坡段。复杂的地形极为适合青年队伍在自主攀登的过程中提升综合技术能力。

2014年7月20日，我成功登顶各拉丹冬峰，是第一批实现首登长江源头雪峰壮举的炎黄子孙女性之一。时隔八年，我从一名队员变成了带队的攀登教练，也就是需要负责全部修路和攀登相关事宜的负责人。修路冲顶那天，我和搭档两人修了近2000米的路绳。终于到了最难的一段陡雪坡下方。

70多度的雪坡就在我们头顶，刚好轮到了我去修这段。攀登教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一切也都很顺利，修路队所有的队员也都在后面静悄悄地看着我在攀登，整个山谷都静悄悄的，只有一声声踢冰踩雪的“咔咔”声在山谷回荡。突然，这个30m的大坡上到一半，戴着一个包裹性不强的雪镜，我突然发现自己有些雪盲症状，整个眼睛里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

我也确实一下被这个症状吓到了，赶快开始寻找在半路建立保护站的办法，但很遗憾，在这个陡峭的大雪坡上完全没法用力，竖插雪锥基本不可能，硬雪层又较厚着实没法抛开在里面打冰锥。停在远处处理应对紧急情况的想法破灭了，那么只能上去或者下来。

但是我朝下一看。一个短冰锥保护点上挂了2个人在给我保护，下一个短冰锥保护点上有4个背绳子的队员，下去肯定是不可能了，实在是有些危险，而且同时也坚决不能脱落，因为下方两个保护点都不是那么的牢靠（因为没有过夜都不那么靠谱），如果这时候脱落可能会给整个修路队带来不可控的风险，那么只能硬上了，突破上方最后10m的陡雪坡。

所幸这时候我发现自己的雪盲还是轻度雪盲，对着一个地方定睛看5-10s，还是可以大概看清楚状况的。利用这点微薄的视力，所幸最终有惊无险地突破了最后一段雪坡，完成了这次修路任务。而当我在雪坡顶端固定好路线绳终于安全了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真是被惊出一声冷汗，瘫软坐在雪坡顶上，许久才缓过神来。并且招呼下面等待的队员可以安全攀登了，等在下面的队员们纷纷给我鼓掌。

女性攀登者不易，女性教练更不容易。我们女性的体能、生理状况与男性不同，每当面对同一高度的雪山，大自然是公平的，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降低了原本的高度，所付出的努力是男性们难以想象的。

当队员们登上坡顶时，看见雪地上和我的登山裤上都是血，几位男队员关切的问：教练你怎么受伤了？我没有解释，只是关照大家注意安全，继续攀登。那几天正好是例假期，我没法向他们细说，也许是户外生活的生理紊乱，也许之前探路时过度紧张所致。

这些年每一次带队，我都是用实际行动来打消这些年轻队员最初对一名女性指导的种种不信任，经常听见他们在议论纷纷。如果我们登山队领导不和他们介绍我是为数不多登顶过珠峰的女性和14座世界八千米以上的山峰，我登顶过其中的12座的女性，自己在这些年轻的登山队员面前，绝对不会提及这些。因为没有必要去炫耀，我对雪山始终怀有虔诚和敬畏，我觉得也可以说是每次登山成功的要素之一。

登山的时候可以放空自己，只用感受和山和大自然的关系，而且很快就能发现和意识到在大自然面前自己的渺小，而当认识到这些后，只会对大自然更加敬畏，同时在面对什么的时候也都无所畏惧了。

经常有人问起我攀登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什么？如果真说最能概括出我真实想法的，大自然教我仰望星空，雪山教我脚踏实地。这正是我每次攀登最深刻的感受。

本次攀登延续着我们登山队自主攀登的传统，在攀登过程中，本着安全为首的原则，年轻的登山队队员们丰富了雪山经验，开拓了视野，实现了青年队伍登山训练的“助力成长”的初衷。

登山队实现了对垃圾“零容忍”的环保攀登模式，让年轻的队员们登山活动有了新的意义，体现中国登山人代代相传的攀登精神。时隔八年，我从一名队员到一名带队教练，再次登顶各拉丹冬峰。我也衷心地祝福年轻的登山队员，在未来的攀登中能飞得更高！

【#流域治水#】气候变化危机时代的治水对策

暴雨和洪水经常在世界各地造成破坏，而最近几年，日本也几乎每年都在遭受暴雨灾害的侵袭。鉴于这种事态，国土交通省提出转变思路，改为推行从流域整体角度思考如何减轻水灾损害的“流域治水”。早在41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治水对策，并在鹤见川长期参与相关市民活动的进化生态学家岸由二将为我们介绍流域治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岸由二，1947年生，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庆应大学教授。理学博士。以基于流域思维的防灾和创造多自然都市为己任，在鹤见川、多摩三浦丘陵地区推进相关市民活动。原国土交通省河川专家小组委员。鹤见川流域水委员会委员。NPO法人鹤见川流域网络代表理事。著作有《为了生存下去的流域思维》（筑摩primer新书，2021年）、《自私基因的小革命》（八坂书房，2019年）、《投向自然的目光》（纪伊国屋书店，1996年）等。合作翻译作品有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纪伊国屋书店，1991年）等。

——传统治水对策遭遇瓶颈——

日本的治水对策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这是因为国土交通省在2020年公布了“流域治水”方针。这里所说的“流域”，指的并不是“河漫滩（flood plain）”。“河漫滩”是河川携带的堆积物形成的平原，在暴雨等因素造成河川漫溢时就会被河水淹没的低洼地带。相对于此，“流域”指的是可以将雨水转化为河流的地形和生态系统。国土交通省提出该方针的用意是，今后日本“应该在全盘考虑流域结构和生态系统，以及开展的人为利用行动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治水工作。然而，水灾和泥石流灾害本来就是因为暴雨造成大量雨水汇入流域而发生的现象。那么，“应该以流域思维推进治水工作”的方针为什么现在会迎来历史性的转机？或许需要对此加以说明。

传统的治水对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基于《河川法》的河川水系治理工作，二是基于《下水道法》的管道设施建设管理工作。无论河川水系，还是下水道设施，都只是流域的一部分。流域内拥有绿地、农地、城市区域各种设施，发生暴雨时，雨水将从包括这些区域在内的整个流域汇聚起来。

过去，按照传统治理方式，始终考虑的是如何能让流域的土地利用获得较大的自由度。通过大力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来防控河流泛滥和水灾，由此减少绿地和农地管理、居住和产业发展等土地利用行为在治水方面受到的制约，从而支撑起了日本列岛迅猛的城市化发展。然而，这种分工方式已经陷入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境地。原因并不仅仅是河川和下水道建设工程预算不足。光是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已经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预料之外的暴雨，这种危险性正在不断升高。

——有效利用绿地和水田的蓄水效果——

近年来，日本列岛接连遭遇大河暴雨水灾和丘陵山地严重泥石流灾害。事实上，尽管目前还不能断定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表现，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针对暴雨危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建立一套全新应对机制的时刻了。其具体表现便是为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而提出的流域治水方案。

按照这种新方式，除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强调了要建设可以有效利用流域内绿地具有的保水蓄水效果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寄望于水田等河漫滩空间发挥蓄水效果的“漫溢治水”等办法。这样一来就明确了一个方针，即借助流域的地形和生态系统，甚至是通过流域内生活圈的建设和利用方式，力求从整体角度去适应全球变暖现象。

适应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控制暴雨造成的洪水等灾害的规模；控制洪涝等灾害的范围；为灾后重建提供便利。

目前日本还在推进修订相关法律等工作，已经采用“流域治水对策项目”的名称，针对全国109个一级水系的主要河流公布了首批流域治水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都不完备，没有任何一个是包含“河川下水道工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漫溢治水规划”“城市规划调整”在内的综合规划。今后，经过逐步修订之后，迟早会实施《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综合法，或许每一个主要河川流域的流域建设规划都将实现法制化。

——长期实践流域治水的鹤见川——

尽管目前日本整体上还处于上述状况，但实际上，有一个一级水系已经采用“综合治水”的叫法，先行开展了长达41年实践的“流域治水”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那就是流经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鹤见川水系。该水系的流域覆盖了东京、川崎和横滨的中心地区半径30公里范围的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承受了住宅建设等巨大的开发压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时候称不上暴雨的降水也会造成数千房屋被淹的河流洪涝，通过普通的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治水的做法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进一步开发仍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当时的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河川局除加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于1980年启动了一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推进、名为“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的流域治理工作，核心内容包括保护保水区的植被、将水田用作泄洪区、为超过一定规模的开发行动设置雨水调蓄设施等。抛开名称不说，这项措施在原理上与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其实是一致的。

在之后的41年时间里，鹤见川流域进行了筑堤、大规模疏浚、包括设置大小五处泄洪区在内的大规模河川建设、包括设置大容量雨水调蓄管道在内的下水道建设，同时在流域内各地推进环保工作，还配合区内开发行动建设了大小各异的5000多个雨水调蓄设施，一直使用到今天。

“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平均两日降水量达300毫米级别的暴雨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达到20000起以上。而在90年代以后，即使数次遭遇同等级别的暴雨，该流域也没有发生过河水满溢的洪涝灾害。

作为本人的拙见，就目前鹤见川流域的治水状况而言，即使发生50年一遇的暴雨，也不存在大规模河水漫溢的危险。尽管这一流域属于没有水库和广阔水田地带的典型都市水系，具有限定性，但今后在推进全国各地的流域治水工作方面，该水域长达41年的综合治水经验无疑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

——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管理——

话虽如此，但鹤见川流域的“综合治水”与今后的“流域治水”的性质仍然存在区别。原因在于，“综合治水”是应对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都市流域治理对策，而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没有区分都市河川和自然河川，因为它是旨在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措施，具有特殊的使命。如果是应对城市化发展的治水规划，那么只要在水利建设方面考虑100年乃至200年一遇的暴雨应该就可以了。然而，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治水还必须考虑到于大量降雨、局部极端暴雨、海面上升和潮水高涨等情况。

现在，国土交通省已经针对部分重要河川发布了预想最大极限暴雨（1000年一遇）时的洪涝逃生地图。流域治水想必会是将这些情况纳入视野的防灾和减灾对策，而且将是甚至在鹤见川流域也没有先例的、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通力合作的、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

顺便提一句，鹤见川水系的河川建设总方针预想的是150年一遇的暴雨。即便不是1000年一遇，只是150年一遇的暴雨，但只要并行的多摩川泛滥，就可以预见鹤见川流域下游地区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被高达数米的洪水淹没。预想最大暴雨时的下游预计淹没水深为3到10米。还有一些超乎想象的难题，那就是旨在适应这种事态的流域治水，以及更远未来的流域环境改善，需要怎样的技术革新、流域合作和城市改造？

如果要从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的实践提炼教训，那么我认为或许就是协调中央、地方、企业、民众在流域问题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难度。我们必须牢记，推进流域治水的相关主体之间的配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鹤见川长期以来实践的综合治水自不待言，今后将在全国河川推行的流域治水工程，无论在规划还是执行方面，都没有要求各种主体配合的综合法律框架。或许总有一天能够制定名为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法律，针对所有主要流域设立负责协调相关主体关系、统筹推进规划的组织，但到底还需要多少年呢？推进全球变暖应对措施的紧迫感和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的使命感，正是如今中央政府各个相关主管部门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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