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正义 人我和谐
何以公平 何以公正
少数服从多数，公平否？声音大者，决定事务之方向，公平否？若不，何以真公平？汝等入于世间共研共讨，其间是以何种态势？何种初发心？甚为要事！汝等前来是抱持有弹性，一心想以大我来谋求各方多能接受之共同办法；或是相反地，秉持于小我执念，自己已将想完毕，想法最为周延，若不被采纳，则退志也？
如此无法转圜呢？因事成智也！倘若能以「再小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之开放心态前来，则一切似乎皆有其所，而能谋出一共好之境地，此乃真公平！让所有的考量皆有其处所，皆有相对应之安置，让所有人皆能安生立命，有其尽其在我之所，如此共研议之办法是为圆满。多数人之决，或许容易忽略少数者之意愿与福祉，多数者虽也无意，但确实会有无形压迫感于少数者。少数者从而生出诸多不喜，而其结怨之因缘已埋下，修子贤生不得不慎之！
何以公正？以入世法解之，是要执持其中道，无党无派、不偏不倚也！修子贤生须尽其所能，促进诸多不同声音、看法、作法，而来被两造、多造间相互理解、明白、认识，此乃是真公正也！
虽以人皆有其喜恶之心，对人、事、时、地、物，皆有其向取，或许不能执持中道。然而，念转转念，襄助汝等修持之途：可自观汝心变化之起心动念，是以仙佛教导汝等「义」之大道，其理谛真意，辅以汝等心之向取，或有发掘向悖之处，则何以为之？又何以修之？此乃真修实练之功夫！
既存有自身喜恶，却又要以公平、公正之态度来行持，其间之矛盾，就是考验汝等贤生，是否真心想在修持之径上来前行也！若是，则须以「诚心、忏悔」面对自身心境之考核，用以「实意」之意欲为之，共成此一善业而来努力，则上述之办法，就能辅以一二也！
再则，辅以世俗理谛：
一、用说明代替强势宣告来表达自身意见；意即采用「因为…，观察到…现象，而有此看法、建议」来代替强势胁迫语言「要…做，要不然…就退之」。望汝等贤生举一反三，来将自身言词语句修整、将起心动念来修整。自天书至理，导出诸多入世落实之法。
二、让每个声音都被听见；团体中、道场里，不是没声音者就没有其想法；反之，很多圣务停滞难前之因，却都在此细小声音被忽略。
凡有能量一定会找出口冲出，声音小者不表达，在台面下发酵，影响团体事务的执行！声音小者，或因人少，或因自身性情闭塞小心，不易外放，但其也是成员之一，常影响一事之成与败，不要轻忽任一环节，须让其有抒发之道，被看见、被理解，而来有其位置安置，此乃圆融也！
三、弹性给予更多空间包容，似大海纳百川！一个好的、畅通之公平公正环境，须要使人抱有期待、希望之弹性。简单一例：若两造间坚持不下，而倘若知晓：今日采纳甲之案，下周采纳乙之案，有其可盼之时，两造还会僵持否？不也！故而，让道场里所有人明白，其意见皆有被采纳、被听到之机缘与时间，大声小声同等被重视，则无端而起之无明将大大少矣！
佛性平等 值当尊重
佛性、自性，生来即是平等，汝等贤生或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仅仅需当等待其佛性彰显之时而已。是以，任何一位贤生或回堂善缘，皆是平等，须被尊重，不论其相为何，其外在、内在与贤生，或同或异，皆是世间法之多元、多面向之示现也！彼此间，可以不认同，但一定尊重，此乃修持者之考验也！
空怒藏魄 先天大义
诸多圣贤宝诰，若有其因缘，汝等贤生有其领略；先天大义，来自西方金，魄藏于肺者，若能不怒者，乃藏魄养肺，同成先天大义！是以，真正公平、公正者，心必安宁；倘若心当不得其静时，乃有其不公、不正微细之失也！人心之仁心镜，会照明彻见一切世间之法，故而，于义之有亏有盈，将显在气之不平与平；用以检验其是否入于「义」之大道运行、真实义也！
共谋共好 人我和谐
「共」，取其一同之意！故而，多人之事，以共同相研议者为佳。而其目标定在「共同之好」，让每一个成员皆有其安置，皆受有其关注、关心，则将是公众道场事务之最佳境地也！在所有人都能共成此一美事善业，皆能因事成智、法益均霑；则其磁场、能量，皆是正向行之，而不起诸多烦恼，则团体圣务皆能和谐，岂不美哉！
各有出处谓公平 无党无偏是公正
大声小声都接住 共谋共好你我尊
佛性自性平等观 多元不同尊重开
空怒藏魄西方金 公平正义合应该
此偈！同崇心神人共勉之；大道运行之理谛阅来容易，谈论起来更加有劲，但要一一施行起，却是斑斑血泪、负重前行！因为，这一切不是修改他人，而是需要从自身自心观照起，一一修整，借世间一言：「砍掉昨日之我重练、重建今日新我」！端赖大信心、大决心，一一克服自心魔考；真能过关者，才是真修实行，真我崇心弟子也！
何以公平 何以公正
少数服从多数，公平否？声音大者，决定事务之方向，公平否？若不，何以真公平？汝等入于世间共研共讨，其间是以何种态势？何种初发心？甚为要事！汝等前来是抱持有弹性，一心想以大我来谋求各方多能接受之共同办法；或是相反地，秉持于小我执念，自己已将想完毕，想法最为周延，若不被采纳，则退志也？
如此无法转圜呢？因事成智也！倘若能以「再小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之开放心态前来，则一切似乎皆有其所，而能谋出一共好之境地，此乃真公平！让所有的考量皆有其处所，皆有相对应之安置，让所有人皆能安生立命，有其尽其在我之所，如此共研议之办法是为圆满。多数人之决，或许容易忽略少数者之意愿与福祉，多数者虽也无意，但确实会有无形压迫感于少数者。少数者从而生出诸多不喜，而其结怨之因缘已埋下，修子贤生不得不慎之！
何以公正？以入世法解之，是要执持其中道，无党无派、不偏不倚也！修子贤生须尽其所能，促进诸多不同声音、看法、作法，而来被两造、多造间相互理解、明白、认识，此乃是真公正也！
虽以人皆有其喜恶之心，对人、事、时、地、物，皆有其向取，或许不能执持中道。然而，念转转念，襄助汝等修持之途：可自观汝心变化之起心动念，是以仙佛教导汝等「义」之大道，其理谛真意，辅以汝等心之向取，或有发掘向悖之处，则何以为之？又何以修之？此乃真修实练之功夫！
既存有自身喜恶，却又要以公平、公正之态度来行持，其间之矛盾，就是考验汝等贤生，是否真心想在修持之径上来前行也！若是，则须以「诚心、忏悔」面对自身心境之考核，用以「实意」之意欲为之，共成此一善业而来努力，则上述之办法，就能辅以一二也！
再则，辅以世俗理谛：
一、用说明代替强势宣告来表达自身意见；意即采用「因为…，观察到…现象，而有此看法、建议」来代替强势胁迫语言「要…做，要不然…就退之」。望汝等贤生举一反三，来将自身言词语句修整、将起心动念来修整。自天书至理，导出诸多入世落实之法。
二、让每个声音都被听见；团体中、道场里，不是没声音者就没有其想法；反之，很多圣务停滞难前之因，却都在此细小声音被忽略。
凡有能量一定会找出口冲出，声音小者不表达，在台面下发酵，影响团体事务的执行！声音小者，或因人少，或因自身性情闭塞小心，不易外放，但其也是成员之一，常影响一事之成与败，不要轻忽任一环节，须让其有抒发之道，被看见、被理解，而来有其位置安置，此乃圆融也！
三、弹性给予更多空间包容，似大海纳百川！一个好的、畅通之公平公正环境，须要使人抱有期待、希望之弹性。简单一例：若两造间坚持不下，而倘若知晓：今日采纳甲之案，下周采纳乙之案，有其可盼之时，两造还会僵持否？不也！故而，让道场里所有人明白，其意见皆有被采纳、被听到之机缘与时间，大声小声同等被重视，则无端而起之无明将大大少矣！
佛性平等 值当尊重
佛性、自性，生来即是平等，汝等贤生或是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仅仅需当等待其佛性彰显之时而已。是以，任何一位贤生或回堂善缘，皆是平等，须被尊重，不论其相为何，其外在、内在与贤生，或同或异，皆是世间法之多元、多面向之示现也！彼此间，可以不认同，但一定尊重，此乃修持者之考验也！
空怒藏魄 先天大义
诸多圣贤宝诰，若有其因缘，汝等贤生有其领略；先天大义，来自西方金，魄藏于肺者，若能不怒者，乃藏魄养肺，同成先天大义！是以，真正公平、公正者，心必安宁；倘若心当不得其静时，乃有其不公、不正微细之失也！人心之仁心镜，会照明彻见一切世间之法，故而，于义之有亏有盈，将显在气之不平与平；用以检验其是否入于「义」之大道运行、真实义也！
共谋共好 人我和谐
「共」，取其一同之意！故而，多人之事，以共同相研议者为佳。而其目标定在「共同之好」，让每一个成员皆有其安置，皆受有其关注、关心，则将是公众道场事务之最佳境地也！在所有人都能共成此一美事善业，皆能因事成智、法益均霑；则其磁场、能量，皆是正向行之，而不起诸多烦恼，则团体圣务皆能和谐，岂不美哉！
各有出处谓公平 无党无偏是公正
大声小声都接住 共谋共好你我尊
佛性自性平等观 多元不同尊重开
空怒藏魄西方金 公平正义合应该
此偈！同崇心神人共勉之；大道运行之理谛阅来容易，谈论起来更加有劲，但要一一施行起，却是斑斑血泪、负重前行！因为，这一切不是修改他人，而是需要从自身自心观照起，一一修整，借世间一言：「砍掉昨日之我重练、重建今日新我」！端赖大信心、大决心，一一克服自心魔考；真能过关者，才是真修实行，真我崇心弟子也！
绝望与法、报、化三身
秋阳创巴仁波切
无所寄望、绝望，是了解狂智的起点。如果无望或绝望感能够打破不切实际的目的，那么绝望感就会变成某种较明确、落定的状态，之所以会变得较明确，是因为我们不再企图制造原来就不在那儿的状态。所以说，无望或绝望感可以指出那通往无二元的根本途径。
绝望感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层面息息相关。生活的实际层面并不涉及精密的哲学思考或微妙的神秘经验，生活就是生活。可以这么说——我们若能看到生活的本貌，那就有了一种领悟，就有了顿悟或豁然开朗的体验。没有经历那种绝望感的话，顿悟是不可能生起的。只有放弃我们内心的计划，才会体悟到究竟、明确、正面的存在境界，也就是了悟到，我们在当下此处早就已经是证悟者。
深入讨论这个状态时，我们可以说，即使只是要对佛性惊鸿一瞥，也先得经历生命中这个与轮回迷惑有关，且依于对特定事物所生起的经验。这经验涉及了一种二元感，你有所体验且认同这个经验，你将之感知为另一个分开的东西，你和你的经验之间是分离的，你在经历某个对镜，某个体验。尽管那儿尚有一种分离感，一种二元感，但这还是一个觉醒的体验，一个对自心之佛的了悟。
于是，在体验本身和对体验的投射之间，开始发展出某种空间感（sense of space）。这是一趟不断向前迈进的旅程，我们试着到达自己内在那块清明圣土，我们不断努力，开始融入这段关系之中，把我们的那个空间感带到某个层次上。
这有点像是话到嘴边之前，自己会先经历到还没说出来的那个内容，先感受到尚未吐露之物的那个空间。我们先是感受到这个空间，然后才说出想说的内容，「说出来」以某种方式凸显和强调了那个空间，让它变成一种明确的观点，也就是说，为了表达出那个空间，我们必须划出空间的界限。那个话到嘴边[还没说出来]、或者就快体验到什么之前的那个敞开感，就是一种空性的体验。这是一种丰饶的空性、孕育的空性，那样的空性体验就是法身——想要生出什么，先得要有一个孕育处，而那个尚未出生前的「无生」，那个空无，就是法身。
法身原是非因缘和合、无条件的，那个跳跃已经在那儿了，当我们确然决定要跳跃之际，其实就已经跳跃了，「跳跃」的本身反而有点重复或多余了；一旦决意要跳跃，那个跳跃就已经完成。此处所说的是在跳跃或出生已经被决定，但尚未显明之前的那个空间，此时一切尚未清楚显露，但却等同于已经显明一般。在那个将要经历什么的心境中，例如，喝一杯茶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喝下了这杯茶；在实际层面上说出什么话语之前，我们也已经说了这些话语。而在我们心境中持续发生的这种孕育的、胚胎的、丰饶的基底（ground），同样也是「非因缘和合」的、无条件的〔例如孕育着某物亦然〕，相较于我的自我或二元之心、我的作为、我的爱恨情愁等等，相较于这一切，这种状态是无条件的，因此，我们会持续不断在心境中瞥见这个无条件的状态。
法身（梵：dharmakaya）的境界就是莲师的起始点或根基。此处所说的胚胎孕育的「展现」或「显明」，就是现象或法（梵：dharma）,也就是已经发生的各种可能性，那些存在于无存之中的已存事物，发生在我们日常经验中的一种富有创造性、圆满完整却又不可捉摸的状态。情绪生起之前，已有一个准备动作；付诸行动之前，已有一个准备动作；这种像是被充盈（occupied）的空间感，自现起而存的空间，就是「法」。我在这里谈到的所谓法身的「身」，代表某种形式，一种对诸如此类的法或现象有所存在的陈诉或表达——法的身体或形式，即是法身。
然后是莲师在我们生命状态中第二个层次的示现，也就是报身。这是圆满和空性之间的分界线，因为它是空性，有一种其丰饶得以呈现的味道；换言之，报身有点像是一种对空性的存在之证实或肯定。有一个广大空间感让各种情绪得以生起，例如愤怒就快或已经爆发而出时，在最后实际的生起之前，仍需要有一个过程让它推演发生；这个推演发生就是报身。
报身的梵文是sambhogakaya,sam的意思是「完全」（complete）,bhoga的意思是「欢喜」（joy），此处所说的「欢喜」指的是一种充盈的状态或能量（energy）,而不是相对于痛苦的那种欢乐感。这是一种充盈的状态，行动本身自现起而存在，情绪本身自现起而存在，尽管它们自现起而存在，说到其根本上的真实性却是无有根基的，它们没有根本上的真实性，然而情绪却会从中油然而生，其能量涌现而出，持续不断地星火燎然。
此外还有化身，梵文是nirmanakaya,此处的nirmana意思是化现或展现，此处指的是一种完全展现、画龙点睛的最终状态。这就像是胎儿已经出生，医生将脐带剪断，在胎儿和父母之间做出分隔一样，这个孩子现在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例子所比喻的是当情绪爆发，体现到这个令人惊奇的外在世界时；此时，贪或嗔的对镜或其他等等，有力且明确地展现出来。
_邱阳创巴仁波切
秋阳创巴仁波切
无所寄望、绝望，是了解狂智的起点。如果无望或绝望感能够打破不切实际的目的，那么绝望感就会变成某种较明确、落定的状态，之所以会变得较明确，是因为我们不再企图制造原来就不在那儿的状态。所以说，无望或绝望感可以指出那通往无二元的根本途径。
绝望感和我们日常生活的实际层面息息相关。生活的实际层面并不涉及精密的哲学思考或微妙的神秘经验，生活就是生活。可以这么说——我们若能看到生活的本貌，那就有了一种领悟，就有了顿悟或豁然开朗的体验。没有经历那种绝望感的话，顿悟是不可能生起的。只有放弃我们内心的计划，才会体悟到究竟、明确、正面的存在境界，也就是了悟到，我们在当下此处早就已经是证悟者。
深入讨论这个状态时，我们可以说，即使只是要对佛性惊鸿一瞥，也先得经历生命中这个与轮回迷惑有关，且依于对特定事物所生起的经验。这经验涉及了一种二元感，你有所体验且认同这个经验，你将之感知为另一个分开的东西，你和你的经验之间是分离的，你在经历某个对镜，某个体验。尽管那儿尚有一种分离感，一种二元感，但这还是一个觉醒的体验，一个对自心之佛的了悟。
于是，在体验本身和对体验的投射之间，开始发展出某种空间感（sense of space）。这是一趟不断向前迈进的旅程，我们试着到达自己内在那块清明圣土，我们不断努力，开始融入这段关系之中，把我们的那个空间感带到某个层次上。
这有点像是话到嘴边之前，自己会先经历到还没说出来的那个内容，先感受到尚未吐露之物的那个空间。我们先是感受到这个空间，然后才说出想说的内容，「说出来」以某种方式凸显和强调了那个空间，让它变成一种明确的观点，也就是说，为了表达出那个空间，我们必须划出空间的界限。那个话到嘴边[还没说出来]、或者就快体验到什么之前的那个敞开感，就是一种空性的体验。这是一种丰饶的空性、孕育的空性，那样的空性体验就是法身——想要生出什么，先得要有一个孕育处，而那个尚未出生前的「无生」，那个空无，就是法身。
法身原是非因缘和合、无条件的，那个跳跃已经在那儿了，当我们确然决定要跳跃之际，其实就已经跳跃了，「跳跃」的本身反而有点重复或多余了；一旦决意要跳跃，那个跳跃就已经完成。此处所说的是在跳跃或出生已经被决定，但尚未显明之前的那个空间，此时一切尚未清楚显露，但却等同于已经显明一般。在那个将要经历什么的心境中，例如，喝一杯茶之前，我们其实已经喝下了这杯茶；在实际层面上说出什么话语之前，我们也已经说了这些话语。而在我们心境中持续发生的这种孕育的、胚胎的、丰饶的基底（ground），同样也是「非因缘和合」的、无条件的〔例如孕育着某物亦然〕，相较于我的自我或二元之心、我的作为、我的爱恨情愁等等，相较于这一切，这种状态是无条件的，因此，我们会持续不断在心境中瞥见这个无条件的状态。
法身（梵：dharmakaya）的境界就是莲师的起始点或根基。此处所说的胚胎孕育的「展现」或「显明」，就是现象或法（梵：dharma）,也就是已经发生的各种可能性，那些存在于无存之中的已存事物，发生在我们日常经验中的一种富有创造性、圆满完整却又不可捉摸的状态。情绪生起之前，已有一个准备动作；付诸行动之前，已有一个准备动作；这种像是被充盈（occupied）的空间感，自现起而存的空间，就是「法」。我在这里谈到的所谓法身的「身」，代表某种形式，一种对诸如此类的法或现象有所存在的陈诉或表达——法的身体或形式，即是法身。
然后是莲师在我们生命状态中第二个层次的示现，也就是报身。这是圆满和空性之间的分界线，因为它是空性，有一种其丰饶得以呈现的味道；换言之，报身有点像是一种对空性的存在之证实或肯定。有一个广大空间感让各种情绪得以生起，例如愤怒就快或已经爆发而出时，在最后实际的生起之前，仍需要有一个过程让它推演发生；这个推演发生就是报身。
报身的梵文是sambhogakaya,sam的意思是「完全」（complete）,bhoga的意思是「欢喜」（joy），此处所说的「欢喜」指的是一种充盈的状态或能量（energy）,而不是相对于痛苦的那种欢乐感。这是一种充盈的状态，行动本身自现起而存在，情绪本身自现起而存在，尽管它们自现起而存在，说到其根本上的真实性却是无有根基的，它们没有根本上的真实性，然而情绪却会从中油然而生，其能量涌现而出，持续不断地星火燎然。
此外还有化身，梵文是nirmanakaya,此处的nirmana意思是化现或展现，此处指的是一种完全展现、画龙点睛的最终状态。这就像是胎儿已经出生，医生将脐带剪断，在胎儿和父母之间做出分隔一样，这个孩子现在成了一个独立的个体。这个例子所比喻的是当情绪爆发，体现到这个令人惊奇的外在世界时；此时，贪或嗔的对镜或其他等等，有力且明确地展现出来。
_邱阳创巴仁波切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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