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尚食”的几个事 #尚食# #尚食[超话]#
本文首发于《扬子晚报》，作者胡丹（皇帝不称朕）
尚者，上也（如尚方宝剑又名上方宝剑），尚又有掌管之义（如尚书），则“尚食”既指上方之食、御食，也可以是掌领上食之机构。总归“尚食”不是民间能用的词，它是皇家的专属；说白了，尚食就是管皇帝一家子吃饭的。
一、明宫确曾有过“尚食”
“尚食”是明代内廷机构，这在《明太祖实录》里有明确记载：1365年七月，当时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宫里，“置尚食、尚醴二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顾名思义，尚食管饭，尚醴管酒，有酒有饭，就可以饱醉了，看起来吴王的日子很有些好过了！
开设专门的“尚食局”埋锅造饭，这是朱家王朝兴旺发达的一个微小信息；不到三年，朱元璋果然登基坐殿，当上了大明皇帝。而这个开国前设立的尚食局，很可能是明宫最早的宦官衙门。
明朝首次“定内侍诸司官制”，是在洪武二年（1369），这时尚食局不见了，而在近侍内臣60人中，有“执膳”4人，专管皇上吃饭——《皇明祖训录》记：“执膳奉御，掌监造御膳供进。”
老朱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尤其是建国后，添丁加口的速度加快，朱元璋大小老婆四十多位，皇子公主合起来也有四十多，一旦开起家宴来，坐满十桌不止，光靠4个内臣执膳，肯定兜不住。不知后宫是搭伙吃饭，一齐吃集体食堂，还是各宫自开小灶，各顾各的？
洪武五年（1372），内廷始设“六局一司”，尚食局又来了！但它作为“六尚女官”之一，由宦官衙门变成了“女官之职”。朱元璋对设立女官这事儿很重视，专门派了两名宦官前往苏、杭二州，在民间选择能写会算、愿意入宫的妇女，一共44位，送到南京，其中14人授职任事，其他人因未满二十，赐银遣送回家。尚食局既然由妇女管理，理应专门照顾妃嫔和幼年皇子女的饮食。
皇明的后宫，规模不断扩大，尚食局也随之扩编，到洪武末年，尚食局的女官首领“尚食”增为二人，正五品，下设司膳司，“掌割烹煎和之事”，而且，“凡进食先尝之”——由这个情节来看，司膳司也供办御膳。但尚食局管的事，已不止主家的饮食，它下面还设司酝、司乐、司饎三司，分掌舆辇伞扇、园苑蔬果和灯烛膏火之事，相当于宫廷的总务科，而不止“膳食科”了。同时内官衙门里增设了四品尚膳监，掌管御膳与宫中筵宴及食用之物。
明朝的内廷，从主上到大小宫奴，总在两万人上下，一到饭点儿，这么多人一起突突地开火造饭，顿时炊烟四起，可不称盛景乎？大概京人都会指皇城说，万岁爷开饭了！
皇家的后厨，如上所言，包括尚食局与尚膳监两大系统，各自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吃饭的人太多，对宫廷后勤，是很大的考验。
在这些人中，自然皇帝的吃饭问题，最为重要。而皇帝对“饭口”的重视，不妨从朱元璋对厨子的特别态度说起——
二、朱元璋父子与厨子
洪武十一年，诸皇子中，前面几个儿郎已长成大小伙子，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打发他们到各自的封国去，好亲自掌领他老朱家的军马。几个王子上路了，忽一日，朱元璋接到密报，说第二子秦王朱樉，在到西安就藩的路上，因为一点小不如意，鞭打了厨子。而另一路到山西太原就藩的三王子晋王朱棡，也因小事笞辱了膳夫。
厨子、膳夫，打不得！
朱元璋竟然大起惶恐，立马点灯铺纸，亲笔写了一份敕谕，令人急送至儿前，谆谆告诫小子们，侮辱“造膳者”，有多危险！
他说：“膳，立命也，非操膳其事者不得其精”。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朱元璋却上升到“立命”的高度。他告诫秦王：你的吃食，掌于厨子之手，你不把厨子当人，“将操膳者视以寻常，是不可也”。为何不可？不是怕他勺子一颠，饭菜分量不够，而是“（你）若频加棰楚，不测之祸，恐生于此”！直白说，就是你把他打狠了，他在你食物中下毒，你小命不保！
在给晋王的教训里，朱元璋还拿自己现身说法，他说：
“你老父我率领群雄平定祸乱，对人从未姑息过。唯独厨子徐兴祖，事我二十三年，我从未折辱过他。”
这位以屠戮功臣著名的开国皇帝，一生杀人无数，独独对一介“膳夫”坚持“群众路线”，紧密团结，不愿结怨。“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他是这么总结的。
朱元璋对这些“小人”可真是好，不单常赐以白金、宝钞，还送大官给他们做。朱元璋的厨子徐兴祖、井泉，都做到光禄寺卿；剃头匠杜安道、洪尚观，做到太常寺卿，都是从三品的皇皇京卿（参见拙著《大明王朝家里事儿》）。
明初时，宫廷制度初建，宫里有一些外臣服务皇帝的饮食，是特例。后来内外隔绝，规矩大发了，就不大有外人能入宫操膳，皇家的炊事员，都是内臣。
三、大太监魏忠贤靠“办膳”起家
在《尚食》这部戏，似乎宫廷女子包揽了后宫美食。其实，做饭辛苦，对体力是不小的考验，在家里，多是妈妈下厨，女主人管起一家子吃喝。但是在以做饭为工作的岗位上，还是男子才能胜任，所以历代名厨，多为须眉。
在我所能记忆的明代史料里，反映宫女与宫廷饮食关系的材料极少，很难展开了讲，或许只有这样，才给艺术创作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吧。看美女颠勺，总强似看那太监！然而，事实上，在明宫把勺的，却都是阉宦。
宫闱深远讳密，是外人难以知悉宫廷生活的主要原因。明末太监刘若愚写了一部《酌中志》，专记宫廷之事，提供了不少珍稀材料。他在记载“圣驾御前”近侍机构时，记有御药房、御茶房，还有尚冠、尚衣、尚履、管净（出恭之事）等诸色内臣，却偏偏没有一个管皇帝吃饭的“御膳房”；倒是有一个“大庖厨”，虽然也名列“近侍”（即亲近内臣），却怎么听也像一个大厨房，可能管着皇上身边近侍的饮食，而非万岁爷的御膳。
关于御膳的情况，刘若愚也有宝贵的记载，他说：
“天启以前，凡圣驾每日所进之膳，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二、三人轮流办之。”
就是说，在熹宗天启年以前，万岁爷用膳，都是由名位最为尊显的几个大太监，即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和掌东厂太监轮流操办。
为万岁爷办膳，是身份的象征，虽说皇帝就一张嘴，他能吃多少？可到底是准备“天馔御食”，场面不得不大。刘若愚记道，天启年间，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李永贞连同皇帝乳母客氏四家轮流办膳，每家管事官数十员、造办酒醋酱料厨役数百人，这还是紫禁城之外的；皇上吃饭了，在乾清宫里领膳、请膳和管果酒的近侍，每家也在四、五十员以上。
皇上一顿饭，宫里宫外大几百人忙活，可见这一口饭的排场和铺张。
而皇帝是不出伙食钱的，所需费用全由办膳的大太监承担，说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算是荣宠之累吧！崇祯帝即位后，革除前朝弊政，改由尚膳监负责御前饮食——“亦节省意”。替谁节省呢？其实受益的是那几个大老太监，他们开脱了。但据刘若愚说，崇祯十四年后，复令司礼监掌印、掌厂、秉笔太监“照先年例挨月轮流办膳，仍遵祖制也”。为什么突然又要“遵祖制”了呢？这时候明朝不行了，尤其是经费左支右绌，皇帝也穷啊！崇祯帝也在想辙开源节流，于是下令将老规矩恢复起来，让那几个大太监挨着月份，轮流办膳，管皇上吃喝，实际上是借着“遵祖制”，把饭钱甩锅给了太监，他自己倒省下啦！崇祯帝也够鸡贼的。但皇上把腰包捂紧了，可办膳太监不会自己白白往外掏钱，皇上的饭钱，归了拢齐还是要从公家抠出来。
大家都知道，厨房管事是个肥差，因为做饭先得买菜，菜钱就是出油水的地方。刘若愚就记说，魏忠贤在给熹宗的妈王才人“办膳时，便渐充裕”。熹宗的爹，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不遭待见，自然“青宫凉薄”。熹宗他妈，又不遭太子爷待见，更是阔绰不起来，直到生下熹宗，才有专人办膳，魏忠贤就是抓住机会，夤缘入宫，为王才人母子办膳，以后才靠着这层关系发达起来。想当初，主子不富裕，魏忠贤都能“充裕”起来，说明宫廷菜钱里，油水还真是不少。据说崇祯帝一次想吃城里某家糕点铺的点心，派太监去买，普通人一两银子能吃饱，太监一经手，一百两银子不止，油水全被太监揩了。太监们还常以办膳为名，宫里宫外勒索食材，也是一宗发财之路。
从《酌中志》所记几个太监的“办膳处”来看，都比较分散。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去紫禁城参观，见明朝皇帝住的乾清宫，四下里似乎没一个厨房，宫里全是木头宫殿，防火关节重大，也不可随便搭灶开火。为皇上办膳的太监们各自找地方为皇上做饭，饭做得了，不可能打电话请皇上移驾过来吃，还得用笼屉装好了送去，路上一经风，菜凉了，还能好吃？说实话，我感觉皇帝在吃这一口上，未必是满意的，最大的不足，应该是没法像普通人那样，家里吃腻歪了，可以随时下馆子。
皇上家有庞大的班子造办御膳，想来真是人间珍馐，可是这就跟吃食堂一样，纵然花样很多，久之必然生厌。皇上念的不是龙肉凤胆，而是变个口味，吃点花样。我曾见一本明代笔记上说，成化年间，一个很有才名的翰林老先生，不仅一手文章铺排得好，还调得一手好羹肴，他有一道菜，皇帝特别喜欢吃，太监想学了来，方便做给皇帝吃，可是向翰林老先生讨教，他却死活不肯教。原来老先生是拿这道菜当作“勾引”皇帝的饵呢！皇帝想他的菜，必然想他这个做菜之人。这个事例说明，皇帝想尝鲜儿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主要还是宫里规矩太大，御厨做饭有板有眼，不容许自由创新，所以菜色虽然十分丰富，可皇帝每天吃着吃着，就把胃口吃败伤了。
本文首发于《扬子晚报》，作者胡丹（皇帝不称朕）
尚者，上也（如尚方宝剑又名上方宝剑），尚又有掌管之义（如尚书），则“尚食”既指上方之食、御食，也可以是掌领上食之机构。总归“尚食”不是民间能用的词，它是皇家的专属；说白了，尚食就是管皇帝一家子吃饭的。
一、明宫确曾有过“尚食”
“尚食”是明代内廷机构，这在《明太祖实录》里有明确记载：1365年七月，当时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宫里，“置尚食、尚醴二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顾名思义，尚食管饭，尚醴管酒，有酒有饭，就可以饱醉了，看起来吴王的日子很有些好过了！
开设专门的“尚食局”埋锅造饭，这是朱家王朝兴旺发达的一个微小信息；不到三年，朱元璋果然登基坐殿，当上了大明皇帝。而这个开国前设立的尚食局，很可能是明宫最早的宦官衙门。
明朝首次“定内侍诸司官制”，是在洪武二年（1369），这时尚食局不见了，而在近侍内臣60人中，有“执膳”4人，专管皇上吃饭——《皇明祖训录》记：“执膳奉御，掌监造御膳供进。”
老朱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尤其是建国后，添丁加口的速度加快，朱元璋大小老婆四十多位，皇子公主合起来也有四十多，一旦开起家宴来，坐满十桌不止，光靠4个内臣执膳，肯定兜不住。不知后宫是搭伙吃饭，一齐吃集体食堂，还是各宫自开小灶，各顾各的？
洪武五年（1372），内廷始设“六局一司”，尚食局又来了！但它作为“六尚女官”之一，由宦官衙门变成了“女官之职”。朱元璋对设立女官这事儿很重视，专门派了两名宦官前往苏、杭二州，在民间选择能写会算、愿意入宫的妇女，一共44位，送到南京，其中14人授职任事，其他人因未满二十，赐银遣送回家。尚食局既然由妇女管理，理应专门照顾妃嫔和幼年皇子女的饮食。
皇明的后宫，规模不断扩大，尚食局也随之扩编，到洪武末年，尚食局的女官首领“尚食”增为二人，正五品，下设司膳司，“掌割烹煎和之事”，而且，“凡进食先尝之”——由这个情节来看，司膳司也供办御膳。但尚食局管的事，已不止主家的饮食，它下面还设司酝、司乐、司饎三司，分掌舆辇伞扇、园苑蔬果和灯烛膏火之事，相当于宫廷的总务科，而不止“膳食科”了。同时内官衙门里增设了四品尚膳监，掌管御膳与宫中筵宴及食用之物。
明朝的内廷，从主上到大小宫奴，总在两万人上下，一到饭点儿，这么多人一起突突地开火造饭，顿时炊烟四起，可不称盛景乎？大概京人都会指皇城说，万岁爷开饭了！
皇家的后厨，如上所言，包括尚食局与尚膳监两大系统，各自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吃饭的人太多，对宫廷后勤，是很大的考验。
在这些人中，自然皇帝的吃饭问题，最为重要。而皇帝对“饭口”的重视，不妨从朱元璋对厨子的特别态度说起——
二、朱元璋父子与厨子
洪武十一年，诸皇子中，前面几个儿郎已长成大小伙子，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打发他们到各自的封国去，好亲自掌领他老朱家的军马。几个王子上路了，忽一日，朱元璋接到密报，说第二子秦王朱樉，在到西安就藩的路上，因为一点小不如意，鞭打了厨子。而另一路到山西太原就藩的三王子晋王朱棡，也因小事笞辱了膳夫。
厨子、膳夫，打不得！
朱元璋竟然大起惶恐，立马点灯铺纸，亲笔写了一份敕谕，令人急送至儿前，谆谆告诫小子们，侮辱“造膳者”，有多危险！
他说：“膳，立命也，非操膳其事者不得其精”。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朱元璋却上升到“立命”的高度。他告诫秦王：你的吃食，掌于厨子之手，你不把厨子当人，“将操膳者视以寻常，是不可也”。为何不可？不是怕他勺子一颠，饭菜分量不够，而是“（你）若频加棰楚，不测之祸，恐生于此”！直白说，就是你把他打狠了，他在你食物中下毒，你小命不保！
在给晋王的教训里，朱元璋还拿自己现身说法，他说：
“你老父我率领群雄平定祸乱，对人从未姑息过。唯独厨子徐兴祖，事我二十三年，我从未折辱过他。”
这位以屠戮功臣著名的开国皇帝，一生杀人无数，独独对一介“膳夫”坚持“群众路线”，紧密团结，不愿结怨。“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他是这么总结的。
朱元璋对这些“小人”可真是好，不单常赐以白金、宝钞，还送大官给他们做。朱元璋的厨子徐兴祖、井泉，都做到光禄寺卿；剃头匠杜安道、洪尚观，做到太常寺卿，都是从三品的皇皇京卿（参见拙著《大明王朝家里事儿》）。
明初时，宫廷制度初建，宫里有一些外臣服务皇帝的饮食，是特例。后来内外隔绝，规矩大发了，就不大有外人能入宫操膳，皇家的炊事员，都是内臣。
三、大太监魏忠贤靠“办膳”起家
在《尚食》这部戏，似乎宫廷女子包揽了后宫美食。其实，做饭辛苦，对体力是不小的考验，在家里，多是妈妈下厨，女主人管起一家子吃喝。但是在以做饭为工作的岗位上，还是男子才能胜任，所以历代名厨，多为须眉。
在我所能记忆的明代史料里，反映宫女与宫廷饮食关系的材料极少，很难展开了讲，或许只有这样，才给艺术创作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吧。看美女颠勺，总强似看那太监！然而，事实上，在明宫把勺的，却都是阉宦。
宫闱深远讳密，是外人难以知悉宫廷生活的主要原因。明末太监刘若愚写了一部《酌中志》，专记宫廷之事，提供了不少珍稀材料。他在记载“圣驾御前”近侍机构时，记有御药房、御茶房，还有尚冠、尚衣、尚履、管净（出恭之事）等诸色内臣，却偏偏没有一个管皇帝吃饭的“御膳房”；倒是有一个“大庖厨”，虽然也名列“近侍”（即亲近内臣），却怎么听也像一个大厨房，可能管着皇上身边近侍的饮食，而非万岁爷的御膳。
关于御膳的情况，刘若愚也有宝贵的记载，他说：
“天启以前，凡圣驾每日所进之膳，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二、三人轮流办之。”
就是说，在熹宗天启年以前，万岁爷用膳，都是由名位最为尊显的几个大太监，即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和掌东厂太监轮流操办。
为万岁爷办膳，是身份的象征，虽说皇帝就一张嘴，他能吃多少？可到底是准备“天馔御食”，场面不得不大。刘若愚记道，天启年间，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李永贞连同皇帝乳母客氏四家轮流办膳，每家管事官数十员、造办酒醋酱料厨役数百人，这还是紫禁城之外的；皇上吃饭了，在乾清宫里领膳、请膳和管果酒的近侍，每家也在四、五十员以上。
皇上一顿饭，宫里宫外大几百人忙活，可见这一口饭的排场和铺张。
而皇帝是不出伙食钱的，所需费用全由办膳的大太监承担，说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算是荣宠之累吧！崇祯帝即位后，革除前朝弊政，改由尚膳监负责御前饮食——“亦节省意”。替谁节省呢？其实受益的是那几个大老太监，他们开脱了。但据刘若愚说，崇祯十四年后，复令司礼监掌印、掌厂、秉笔太监“照先年例挨月轮流办膳，仍遵祖制也”。为什么突然又要“遵祖制”了呢？这时候明朝不行了，尤其是经费左支右绌，皇帝也穷啊！崇祯帝也在想辙开源节流，于是下令将老规矩恢复起来，让那几个大太监挨着月份，轮流办膳，管皇上吃喝，实际上是借着“遵祖制”，把饭钱甩锅给了太监，他自己倒省下啦！崇祯帝也够鸡贼的。但皇上把腰包捂紧了，可办膳太监不会自己白白往外掏钱，皇上的饭钱，归了拢齐还是要从公家抠出来。
大家都知道，厨房管事是个肥差，因为做饭先得买菜，菜钱就是出油水的地方。刘若愚就记说，魏忠贤在给熹宗的妈王才人“办膳时，便渐充裕”。熹宗的爹，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不遭待见，自然“青宫凉薄”。熹宗他妈，又不遭太子爷待见，更是阔绰不起来，直到生下熹宗，才有专人办膳，魏忠贤就是抓住机会，夤缘入宫，为王才人母子办膳，以后才靠着这层关系发达起来。想当初，主子不富裕，魏忠贤都能“充裕”起来，说明宫廷菜钱里，油水还真是不少。据说崇祯帝一次想吃城里某家糕点铺的点心，派太监去买，普通人一两银子能吃饱，太监一经手，一百两银子不止，油水全被太监揩了。太监们还常以办膳为名，宫里宫外勒索食材，也是一宗发财之路。
从《酌中志》所记几个太监的“办膳处”来看，都比较分散。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去紫禁城参观，见明朝皇帝住的乾清宫，四下里似乎没一个厨房，宫里全是木头宫殿，防火关节重大，也不可随便搭灶开火。为皇上办膳的太监们各自找地方为皇上做饭，饭做得了，不可能打电话请皇上移驾过来吃，还得用笼屉装好了送去，路上一经风，菜凉了，还能好吃？说实话，我感觉皇帝在吃这一口上，未必是满意的，最大的不足，应该是没法像普通人那样，家里吃腻歪了，可以随时下馆子。
皇上家有庞大的班子造办御膳，想来真是人间珍馐，可是这就跟吃食堂一样，纵然花样很多，久之必然生厌。皇上念的不是龙肉凤胆，而是变个口味，吃点花样。我曾见一本明代笔记上说，成化年间，一个很有才名的翰林老先生，不仅一手文章铺排得好，还调得一手好羹肴，他有一道菜，皇帝特别喜欢吃，太监想学了来，方便做给皇帝吃，可是向翰林老先生讨教，他却死活不肯教。原来老先生是拿这道菜当作“勾引”皇帝的饵呢！皇帝想他的菜，必然想他这个做菜之人。这个事例说明，皇帝想尝鲜儿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主要还是宫里规矩太大，御厨做饭有板有眼，不容许自由创新，所以菜色虽然十分丰富，可皇帝每天吃着吃着，就把胃口吃败伤了。
年少不懂孔乙己，读懂竟是中年的自己
《孔乙己》这本小说，我每隔十年都会读一次，那个可笑、可怜又可悲的人，我总是无法完全厌恶。
因为他的身上没有大奸大恶的影子，只有偏执、倔强、清高、懒惰、小偷小摸，印着太多寻常人的印记。
而那些细微的毛病通通加在一起，其实就是在生活和理想边缘挣扎的芸芸众生。
鲁迅先生写孔乙己，本意是写一种人间悲苦，一种讽刺的存在与环境，一种凉薄无人问的生死。
多数人看过孔乙己的故事也不过是跟着笑笑，转眼便忘了。
直到“酒馆”中发生的一幕幕，如出一辙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上演时，那些不伦不类、固执己见、讪然嘲讽、冷漠凉薄与自己周围的一切一一重合。
我们才蓦然发现即便百年过去，时代日新月异，我们也并不比他好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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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夹缝中挣扎
孔乙己是酒馆里唯一穿着长衫且站着喝酒的人。
他既不愿放下读书人的面子，执拗地穿着破烂长衫被长衫客视为乞丐，也没能挣来清高的本钱，在短衣帮里找到优越感和尊重。
他是生活在两种阶级的夹缝和断层里的异类，被人当做取乐对象，可笑又违和。
但现在的人又能比他好上多少呢？
年轻人没有挣来丰厚的钱财，却靠着各种借贷方式，过着貌似逍遥的小资生活，吃穿用度无一不精致，与人炫耀奢侈品，仿佛自己生活在富贵阶层。
只有一人独坐在夜深人静时，才会翻看自己的信用卡额度还有多少，花呗、白条有多少待还，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还能剩下几个零星数字，内心被焦虑和空虚笼罩。
白天来临时，他们依旧穿着体面，走进星巴克，悠悠点上一杯咖啡，就像孔乙己穿着长衫走进酒馆，就着“茴香豆”喝一碗体面的酒。
其实只有自己知道，兜里一清二白，明天的酒钱还不知道在哪里。
生活就像那张照片，上半身理想，下半身现实，心在天上，脚在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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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钱财与志气
读书人的事儿，能算偷么？
孔乙己因为偷书被酒馆里的人嘲笑时如此狡辩，脸上却不自觉涨红了，然后喃喃之乎者也，试图维持早已荡然无存的读书人的尊严。
孔乙己偷的不是金银财宝之类名贵物品，而是读书人最重视的书。
他虽穷，却还留了一点志气，并不贪钱财，只求个温饱酒钱。
穷却不贪钱财，现在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毕竟，富贵的人希望更富贵，清贫的人希望翻身富贵。
为了利益打破原则与底线的人不在少数，只是不再以“偷”这样低级的方式，而以骗、以威逼、以利诱。
待人真的翻过道德和良心的藩篱时，怎么可能只拿书呢？
当然是什么贵重取什么，什么值钱拿什么，能拿多少拿多少，旁人的生死不问。
一边挣钱一边失去底线的人，未必比偷书的孔乙己高尚。
钱财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奴隶与主人，有志气的人不做钱财的奴隶，没志气的人跪倒在金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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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理想与能力
孔乙己也曾专注读书，一心想考个功名，但因为能力不足，他没能走上仕途。
好在写字好，却又好吃懒做，不能安稳抄书，没有收入，有一天混一天。
读书人的清高与基础的温饱绞杀在一起，温饱完胜，最后可怜的读书人抱着自己最后一点执拗死去。
如今的时代，在工作里浑浑噩噩又心怀不满的人何其多。
他们往往有高远的梦想，却偏偏能力有限，凭着不算突出的本事维生，但懒于下大功夫，一边维持着过日子，一边向往自己不可及的好生活。
无聊时想想自己大抵如此的一生，很不甘心，但这种不甘心片刻便被安逸懒散驱散，日子还是那么过。
实现不了的幻想没有价值和意义，沉迷于幻想是一种自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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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良心与存在感
孔乙己被没文化的短工打趣嘲笑，却依旧想寻个读过书的知己。
年少的伙计会写茴字便足以让他欣然，一板一眼地教起来。
孩子们围着他，他便将自己仅有的一点茴香豆分给他们。
他虽被所有人看不起，但依旧保持着善良的本性，依旧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层次不同、频率不同的各色人等，时而遭受冷言冷语，时而被人无情嘲笑。
经历了太多类似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遭遇，我们学会了沉默，不肯多说半句。
有人需要帮助时，虽然自己能力有限，但还是舍出时间和精力尽量去做，换来的可能就是理所应当的“嗯”、“啊”，或者轻描淡写的感谢，下一次不肯再伸援手，得到的却是埋怨和奚落。
那时的我们，与教“茴”字、分茴香豆的孔乙己如出一辙。
善良被无视，热诚被辜负，是这社会最广袤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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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嘲讽与旁观
孔乙己是店里的“吉祥物”，永远好脾气地任人调侃，只要有他在，店里的气氛永远轻松愉快。
从掌柜到酒客到孩童，没有人不笑他，笑他潦倒又虚势、混沌又装模作样。
没人关心他如何走进困境，没人帮他找找出路，所有人都围观他，嘲笑他。
现在这个社会，成功时献花掌声蜂拥而至，失败时嘲讽指责此起彼伏。
隔岸观火人人在行，雪中送炭无人想做。
只有自己被围观、被挤兑、被嘲笑时，才冷不防想起酒馆里的孔乙己，才发现时代虽然变了，但社会没变，人心也没变。
今天你我都是旁观者，明天你我皆是戏中人。
06
价值与人
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不管是久未现身，还是被打折了腿，或者死了，他欠的十九个钱比他本人更重要。
日常工作中的一个错误足以遮住所有的贡献，生活里的一点不如意能掩盖过往的一切付出。
一个人做的好事、帮的忙不一定有人记着，但犯下的错、未还的亏欠一定被人记得一清二楚，被人碎念或记恨良久。
孔乙己式的“十九钱”将人压缩成待价而沽的商品，只要有一点欠缺，就难在别人的天平上过关。
人的价值是有现实标尺的，多十分不多，少一分不行。
▽
孔乙己如同一面镜子，一半是荒唐，一半是存在，一面照着他自己，一面照着你我。
他的悲剧分成无数个小剧目，在每个人的小剧场中上演。
时代流转不息，但人性亘古不变。
我们嘲笑谁、怜悯谁、哀叹谁、铭记谁，即与谁相似，与谁共鸣，在成为谁的路上。
点个在看，愿你我看懂人性，过好自己。
END
《孔乙己》这本小说，我每隔十年都会读一次，那个可笑、可怜又可悲的人，我总是无法完全厌恶。
因为他的身上没有大奸大恶的影子，只有偏执、倔强、清高、懒惰、小偷小摸，印着太多寻常人的印记。
而那些细微的毛病通通加在一起，其实就是在生活和理想边缘挣扎的芸芸众生。
鲁迅先生写孔乙己，本意是写一种人间悲苦，一种讽刺的存在与环境，一种凉薄无人问的生死。
多数人看过孔乙己的故事也不过是跟着笑笑，转眼便忘了。
直到“酒馆”中发生的一幕幕，如出一辙地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上演时，那些不伦不类、固执己见、讪然嘲讽、冷漠凉薄与自己周围的一切一一重合。
我们才蓦然发现即便百年过去，时代日新月异，我们也并不比他好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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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夹缝中挣扎
孔乙己是酒馆里唯一穿着长衫且站着喝酒的人。
他既不愿放下读书人的面子，执拗地穿着破烂长衫被长衫客视为乞丐，也没能挣来清高的本钱，在短衣帮里找到优越感和尊重。
他是生活在两种阶级的夹缝和断层里的异类，被人当做取乐对象，可笑又违和。
但现在的人又能比他好上多少呢？
年轻人没有挣来丰厚的钱财，却靠着各种借贷方式，过着貌似逍遥的小资生活，吃穿用度无一不精致，与人炫耀奢侈品，仿佛自己生活在富贵阶层。
只有一人独坐在夜深人静时，才会翻看自己的信用卡额度还有多少，花呗、白条有多少待还，一个月的工资发下来还能剩下几个零星数字，内心被焦虑和空虚笼罩。
白天来临时，他们依旧穿着体面，走进星巴克，悠悠点上一杯咖啡，就像孔乙己穿着长衫走进酒馆，就着“茴香豆”喝一碗体面的酒。
其实只有自己知道，兜里一清二白，明天的酒钱还不知道在哪里。
生活就像那张照片，上半身理想，下半身现实，心在天上，脚在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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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钱财与志气
读书人的事儿，能算偷么？
孔乙己因为偷书被酒馆里的人嘲笑时如此狡辩，脸上却不自觉涨红了，然后喃喃之乎者也，试图维持早已荡然无存的读书人的尊严。
孔乙己偷的不是金银财宝之类名贵物品，而是读书人最重视的书。
他虽穷，却还留了一点志气，并不贪钱财，只求个温饱酒钱。
穷却不贪钱财，现在能做到的人少之又少。
毕竟，富贵的人希望更富贵，清贫的人希望翻身富贵。
为了利益打破原则与底线的人不在少数，只是不再以“偷”这样低级的方式，而以骗、以威逼、以利诱。
待人真的翻过道德和良心的藩篱时，怎么可能只拿书呢？
当然是什么贵重取什么，什么值钱拿什么，能拿多少拿多少，旁人的生死不问。
一边挣钱一边失去底线的人，未必比偷书的孔乙己高尚。
钱财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奴隶与主人，有志气的人不做钱财的奴隶，没志气的人跪倒在金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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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理想与能力
孔乙己也曾专注读书，一心想考个功名，但因为能力不足，他没能走上仕途。
好在写字好，却又好吃懒做，不能安稳抄书，没有收入，有一天混一天。
读书人的清高与基础的温饱绞杀在一起，温饱完胜，最后可怜的读书人抱着自己最后一点执拗死去。
如今的时代，在工作里浑浑噩噩又心怀不满的人何其多。
他们往往有高远的梦想，却偏偏能力有限，凭着不算突出的本事维生，但懒于下大功夫，一边维持着过日子，一边向往自己不可及的好生活。
无聊时想想自己大抵如此的一生，很不甘心，但这种不甘心片刻便被安逸懒散驱散，日子还是那么过。
实现不了的幻想没有价值和意义，沉迷于幻想是一种自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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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良心与存在感
孔乙己被没文化的短工打趣嘲笑，却依旧想寻个读过书的知己。
年少的伙计会写茴字便足以让他欣然，一板一眼地教起来。
孩子们围着他，他便将自己仅有的一点茴香豆分给他们。
他虽被所有人看不起，但依旧保持着善良的本性，依旧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们在生活中总会遇到一些层次不同、频率不同的各色人等，时而遭受冷言冷语，时而被人无情嘲笑。
经历了太多类似孔乙己在咸亨酒店的遭遇，我们学会了沉默，不肯多说半句。
有人需要帮助时，虽然自己能力有限，但还是舍出时间和精力尽量去做，换来的可能就是理所应当的“嗯”、“啊”，或者轻描淡写的感谢，下一次不肯再伸援手，得到的却是埋怨和奚落。
那时的我们，与教“茴”字、分茴香豆的孔乙己如出一辙。
善良被无视，热诚被辜负，是这社会最广袤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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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嘲讽与旁观
孔乙己是店里的“吉祥物”，永远好脾气地任人调侃，只要有他在，店里的气氛永远轻松愉快。
从掌柜到酒客到孩童，没有人不笑他，笑他潦倒又虚势、混沌又装模作样。
没人关心他如何走进困境，没人帮他找找出路，所有人都围观他，嘲笑他。
现在这个社会，成功时献花掌声蜂拥而至，失败时嘲讽指责此起彼伏。
隔岸观火人人在行，雪中送炭无人想做。
只有自己被围观、被挤兑、被嘲笑时，才冷不防想起酒馆里的孔乙己，才发现时代虽然变了，但社会没变，人心也没变。
今天你我都是旁观者，明天你我皆是戏中人。
06
价值与人
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
不管是久未现身，还是被打折了腿，或者死了，他欠的十九个钱比他本人更重要。
日常工作中的一个错误足以遮住所有的贡献，生活里的一点不如意能掩盖过往的一切付出。
一个人做的好事、帮的忙不一定有人记着，但犯下的错、未还的亏欠一定被人记得一清二楚，被人碎念或记恨良久。
孔乙己式的“十九钱”将人压缩成待价而沽的商品，只要有一点欠缺，就难在别人的天平上过关。
人的价值是有现实标尺的，多十分不多，少一分不行。
▽
孔乙己如同一面镜子，一半是荒唐，一半是存在，一面照着他自己，一面照着你我。
他的悲剧分成无数个小剧目，在每个人的小剧场中上演。
时代流转不息，但人性亘古不变。
我们嘲笑谁、怜悯谁、哀叹谁、铭记谁，即与谁相似，与谁共鸣，在成为谁的路上。
点个在看，愿你我看懂人性，过好自己。
END
读书学典:《论语.雍也》6.30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现代翻译：子贡说：“如果一个人能广泛地给民众以好处，而且能够帮助众人生活得很好，这人怎么样？可以说他有仁德了吗？”孔子说：“哪里仅仅是仁德呢，那一定是圣德了！尧和舜大概都难以做到！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想树立的，同时也帮助别人树立；自己要事事通达顺畅，同时也使别人事事通达顺畅。凡事能够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行仁道的方法了。”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曰：君能广施恩惠，济民於患难，尧、舜至圣，犹病其难。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已，皆如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子贡问言：若有人所能广施恩惠于民，又能救济众民之患难，能如此者何如？可得谓为仁人否乎？孔子答。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乎？尧舜古圣天子也。病，犹患也。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是圣人之行，而圣人犹病患其事之难行也。
既云前事不啻是仁，为圣所难。故此更答为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达，则必先立达他人，则是有仁之者也。能近取譬于诸身，远取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可谓为仁之方也。方犹道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博，广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圣以地言，则造其极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辞。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则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难而愈远矣。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又曰“论语言‘尧舜其犹病诸’者二。夫博施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圣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顾其养有所不赡尔，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济众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治不过九州。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顾其治有所不及尔，此病其济之不众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则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则便不是圣人。”吕氏曰：“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仁道也。子贡问夫子曰：“设如人君能广施恩惠於民而能振济众民於患难者，此德行何如？可以谓之仁人之君乎？”孔子答子贡言：“君能博施济众，何止事於仁！谓不啻於仁，必也为圣人乎！然行此事甚难，尧、舜至圣，犹病之以为难也。”孔子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也。方，犹道也。言夫仁者，己欲立身进达而先立达他人，又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已所不欲，弗施於人，可谓仁道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足以博施济众；非以百姓之心为心，不足以安百姓。博施济众修已以安百姓者，天下之至难，尧舜者天下之至圣，以天下之至圣犹病天下之至难，则下于尧舜者其可易言哉？书曰：安民则惠，惟帝其难之。老子曰：多异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皆此意也。素问曰：神用无方，谓之圣惟无方故。所施者博而所济者众，若仁则有方矣。已盖立则不废，达则不穷，自立自达而忘乎人，则入乎杨（杨朱，主张“贵己” 、“重生”、 “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杨朱认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而非所谓兼爱立人；达人而忘乎已，则入乎墨（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而非所谓自爱。故欲立欲达者，仁之自爱也；立人达人者仁之兼爱也。传曰：独贵独富君子耻之，此之谓也。彼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富者，岂知此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行仁的方法，当你希望成功时，也帮助他人成功；当你希望发展时，也促进他人发展。同时，也包括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他人；也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推己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即“忠恕”，忠恕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感受，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子贡把仁看得很神圣，很高大，很难做到。但是子贡对仁的认识显然有偏差，他过多地从效果来看问题，其实“仁”的本质更多地体现在动机上，所以孔子说“仁”没有那么难，只要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行仁的方法。只要有爱人之心，平等待人之心，视人如己之心，就可以了。“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历史时期对“仁”赋予新的不同的涵义，但基本上是对这个观点的的延续与传承。 https://t.cn/RxRVHIh
现代翻译：子贡说：“如果一个人能广泛地给民众以好处，而且能够帮助众人生活得很好，这人怎么样？可以说他有仁德了吗？”孔子说：“哪里仅仅是仁德呢，那一定是圣德了！尧和舜大概都难以做到！一个有仁德的人，自己想树立的，同时也帮助别人树立；自己要事事通达顺畅，同时也使别人事事通达顺畅。凡事能够推己及人，可以说是实行仁道的方法了。”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曰：君能广施恩惠，济民於患难，尧、舜至圣，犹病其难。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已，皆如己所欲而施之於人。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子贡问言：若有人所能广施恩惠于民，又能救济众民之患难，能如此者何如？可得谓为仁人否乎？孔子答。曰若能如此者，何事是仁乎？尧舜古圣天子也。病，犹患也。诸，之也。又言。前所能之事，乃是圣人之行，而圣人犹病患其事之难行也。
既云前事不啻是仁，为圣所难。故此更答为仁之道也，言己若欲自立自达，则必先立达他人，则是有仁之者也。能近取譬于诸身，远取诸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如此者可谓为仁之方也。方犹道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博，广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圣以地言，则造其极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辞。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于仁，必也圣人能之乎！则虽尧舜之圣，其心犹有所不足于此也。以是求仁，愈难而愈远矣。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又曰“论语言‘尧舜其犹病诸’者二。夫博施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圣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顾其养有所不赡尔，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济众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治不过九州。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顾其治有所不及尔，此病其济之不众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则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则便不是圣人。”吕氏曰：“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明仁道也。子贡问夫子曰：“设如人君能广施恩惠於民而能振济众民於患难者，此德行何如？可以谓之仁人之君乎？”孔子答子贡言：“君能博施济众，何止事於仁！谓不啻於仁，必也为圣人乎！然行此事甚难，尧、舜至圣，犹病之以为难也。”孔子更为子贡说仁者之行也。方，犹道也。言夫仁者，己欲立身进达而先立达他人，又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已所不欲，弗施於人，可谓仁道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非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足以博施济众；非以百姓之心为心，不足以安百姓。博施济众修已以安百姓者，天下之至难，尧舜者天下之至圣，以天下之至圣犹病天下之至难，则下于尧舜者其可易言哉？书曰：安民则惠，惟帝其难之。老子曰：多异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皆此意也。素问曰：神用无方，谓之圣惟无方故。所施者博而所济者众，若仁则有方矣。已盖立则不废，达则不穷，自立自达而忘乎人，则入乎杨（杨朱，主张“贵己” 、“重生”、 “人人不损一毫”的思想。杨朱认为：“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在战国时期，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现象”），而非所谓兼爱立人；达人而忘乎已，则入乎墨（墨子是墨家学说的创立者，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等观点，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而非所谓自爱。故欲立欲达者，仁之自爱也；立人达人者仁之兼爱也。传曰：独贵独富君子耻之，此之谓也。彼危人而自安，害人而自富者，岂知此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行仁的方法，当你希望成功时，也帮助他人成功；当你希望发展时，也促进他人发展。同时，也包括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强加给他人；也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推己及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儒家道德修养中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即“忠恕”，忠恕要求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感受，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子贡把仁看得很神圣，很高大，很难做到。但是子贡对仁的认识显然有偏差，他过多地从效果来看问题，其实“仁”的本质更多地体现在动机上，所以孔子说“仁”没有那么难，只要能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样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就是行仁的方法。只要有爱人之心，平等待人之心，视人如己之心，就可以了。“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历史时期对“仁”赋予新的不同的涵义，但基本上是对这个观点的的延续与传承。 https://t.cn/RxRV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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