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今天在床上瘫了一天也不妨碍我收钱 随手收款//如果不想做终端的囤货工具 选品就要直中市场命脉‼️一个各品类涉猎蓝海市场 又拥有完美产品内核的品牌 任何一件产品都足以让市场疯狂 让每一个代理躺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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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彌陀寺摩崖石刻（上）[照相机]
彌陀寺其實在杭州各大叢林中，只能算是小輩。它建成於光緒十七年（1891），與其他古老寺院相比還很年輕，但其位置比較特殊，剛好位於香客們下船的松木場碼頭旁。所以香客們進香的第一站，往往就是彌陀寺。
寺廟有天王殿、大殿、藏經閣及二邊廂房，還有摩崖石刻，寺廟幾經時代變遷，解放初曾作為學校校舍，至「十年文化運動」後曾作為工廠，工廠搬走後就成了雜居的住房，比七十二家房客還多很多。儘管整體風貌已經嚴重受損，但中式傳統寺廟風格的大殿，僧房，中西合璧的藏經樓還存在。最為幸運的是，那一整面山牆的巨幅摩崖石刻，保留得還算完整，它是杭州目前最大的摩崖石刻。
2015年杭州啓動彌陀寺公園的建設，經動遷居民，修理屋宇，整理山壁摩崖，挖池築路，佈置綠化，至次年4月竣工開放，使這裡成為杭州主城區中十分清幽的一個小公園。園內樹木環繞，小池水塘，花木扶疏，環境清幽，公園最大特色，也是最具文化歷史價值的就是它南面彌陀山的摩崖石刻，巨大的彌陀山整面石壁上，刻有杭州市最雄偉壯觀，面積最大的摩崖石刻《佛說阿彌陀經》。它高5米，長24米，石刻106行，每行20字的，正文1966字，加款識附記等總計刻有2194字，每個字都有15公分見方，1公分多深，「字大幾寸，鐵畫銀鈎，遒勁圓潤，深及八分」，讓人深為震撼！
《佛說阿彌陀經》，是公元402年由鳩摩羅什大師譯出，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尊者也有譯本，名《小無量壽經》，已失傳，公元650年，唐三藏法師玄奘大師重譯了該經，名為《稱贊淨土佛攝受經》；《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大佛頂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往生論》合稱淨土五經一論；後世以鳩摩羅什大師譯出《佛說阿彌陀經》為主要流通本，此經亦為寺廟修行人日常課誦經文之一。經文大意是講西方極樂世界的依報莊嚴，阿彌陀佛的正報莊嚴，勸大眾信併發願求生西方極樂，執持「南無阿彌陀佛」名號，一心不亂，臨終感得阿彌陀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脫離三界輪回，快速成就無上菩提；歷代祖師大德對《佛說阿彌陀經》的註解有很多，主要有蕅益大師的《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蓮池大師的《彌陀疏鈔》、傳燈大師的《彌陀圓中鈔》。
這篇摩崖《佛說阿彌陀經》是誰人所書？經文最後的署名是「桐鄉沈善登敬書」，彌陀寺是因此石經而得名，可見桐鄉人沈登善和杭州彌陀寺的淵源。
清光緒四年（1878），高僧古昆法師雲遊至杭州，參拜昭慶寺，見寺後有大霍山，而離大霍山不遠，還有一座小霍山，法師見此小山山體玲瓏，石岩高峻，石壁堅實，小而靈秀，便爬上山頂端詳，覺得自已與小霍山有緣，忽然又靈光一閃，想到何不在石壁上刻一篇《阿彌陀經》以留永久，並在此建一彌陀寺以禮佛。思定之後，他即著手付之現實，買地建寺，並為寫刻經，選定請桐鄉進士沈登善居士書寫。於是便有了這篇非同一般的摩崖石經，因為這石刻佛經，將所建寺院稱為彌陀寺，這小霍山從此也改稱為彌陀山了。
《桐鄉縣誌》人物篇中有記：「沈善登（1830一1903），字谷成，爐頭人，沈炳垣之孫。清同治六年（1867）與弟善經同舉於鄉，翌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與他同登金榜的有陳寶琛、許景澄等，均為清末朝廷重臣。沈善登祖父沈炳垣，清嘉慶十五年舉人，歷任松江、上海、南匯、元和（今江蘇吳縣）、崇明知縣和太侖直隸州知州，均以廉惠著稱。鴉片戰爭後道光二十三年改任松江府海防同知，駐上海管理船政及外交事務，清咸豐五年（1855）病故。沈善登出身於這樣一個官宦之家，但他卻對做官興趣不大，被授於翰林院庶吉士後，他沒有很好從政，不久就辭官返里，不再出仕，後曾任桐溪書院山長多年，為家鄉培育人才。史料上說他「憂於時局，不圖從政而寓居蘇州，讀書著述，拜佛，遊學訪友並兼顧輿圖及公益諸亊。」 《桐鄉縣誌》上記：「早年受學於鐘文丞，中年，涉獵西方學說，又兼通佛學，信奉淨土宗，晚年，專研《周易》」。
彌陀寺其實在杭州各大叢林中，只能算是小輩。它建成於光緒十七年（1891），與其他古老寺院相比還很年輕，但其位置比較特殊，剛好位於香客們下船的松木場碼頭旁。所以香客們進香的第一站，往往就是彌陀寺。
寺廟有天王殿、大殿、藏經閣及二邊廂房，還有摩崖石刻，寺廟幾經時代變遷，解放初曾作為學校校舍，至「十年文化運動」後曾作為工廠，工廠搬走後就成了雜居的住房，比七十二家房客還多很多。儘管整體風貌已經嚴重受損，但中式傳統寺廟風格的大殿，僧房，中西合璧的藏經樓還存在。最為幸運的是，那一整面山牆的巨幅摩崖石刻，保留得還算完整，它是杭州目前最大的摩崖石刻。
2015年杭州啓動彌陀寺公園的建設，經動遷居民，修理屋宇，整理山壁摩崖，挖池築路，佈置綠化，至次年4月竣工開放，使這裡成為杭州主城區中十分清幽的一個小公園。園內樹木環繞，小池水塘，花木扶疏，環境清幽，公園最大特色，也是最具文化歷史價值的就是它南面彌陀山的摩崖石刻，巨大的彌陀山整面石壁上，刻有杭州市最雄偉壯觀，面積最大的摩崖石刻《佛說阿彌陀經》。它高5米，長24米，石刻106行，每行20字的，正文1966字，加款識附記等總計刻有2194字，每個字都有15公分見方，1公分多深，「字大幾寸，鐵畫銀鈎，遒勁圓潤，深及八分」，讓人深為震撼！
《佛說阿彌陀經》，是公元402年由鳩摩羅什大師譯出，劉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羅尊者也有譯本，名《小無量壽經》，已失傳，公元650年，唐三藏法師玄奘大師重譯了該經，名為《稱贊淨土佛攝受經》；《佛說阿彌陀經》、《佛說無量壽經》、《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菩薩行願品》、《大佛頂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往生論》合稱淨土五經一論；後世以鳩摩羅什大師譯出《佛說阿彌陀經》為主要流通本，此經亦為寺廟修行人日常課誦經文之一。經文大意是講西方極樂世界的依報莊嚴，阿彌陀佛的正報莊嚴，勸大眾信併發願求生西方極樂，執持「南無阿彌陀佛」名號，一心不亂，臨終感得阿彌陀佛慈悲接引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脫離三界輪回，快速成就無上菩提；歷代祖師大德對《佛說阿彌陀經》的註解有很多，主要有蕅益大師的《佛說阿彌陀經要解》、蓮池大師的《彌陀疏鈔》、傳燈大師的《彌陀圓中鈔》。
這篇摩崖《佛說阿彌陀經》是誰人所書？經文最後的署名是「桐鄉沈善登敬書」，彌陀寺是因此石經而得名，可見桐鄉人沈登善和杭州彌陀寺的淵源。
清光緒四年（1878），高僧古昆法師雲遊至杭州，參拜昭慶寺，見寺後有大霍山，而離大霍山不遠，還有一座小霍山，法師見此小山山體玲瓏，石岩高峻，石壁堅實，小而靈秀，便爬上山頂端詳，覺得自已與小霍山有緣，忽然又靈光一閃，想到何不在石壁上刻一篇《阿彌陀經》以留永久，並在此建一彌陀寺以禮佛。思定之後，他即著手付之現實，買地建寺，並為寫刻經，選定請桐鄉進士沈登善居士書寫。於是便有了這篇非同一般的摩崖石經，因為這石刻佛經，將所建寺院稱為彌陀寺，這小霍山從此也改稱為彌陀山了。
《桐鄉縣誌》人物篇中有記：「沈善登（1830一1903），字谷成，爐頭人，沈炳垣之孫。清同治六年（1867）與弟善經同舉於鄉，翌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與他同登金榜的有陳寶琛、許景澄等，均為清末朝廷重臣。沈善登祖父沈炳垣，清嘉慶十五年舉人，歷任松江、上海、南匯、元和（今江蘇吳縣）、崇明知縣和太侖直隸州知州，均以廉惠著稱。鴉片戰爭後道光二十三年改任松江府海防同知，駐上海管理船政及外交事務，清咸豐五年（1855）病故。沈善登出身於這樣一個官宦之家，但他卻對做官興趣不大，被授於翰林院庶吉士後，他沒有很好從政，不久就辭官返里，不再出仕，後曾任桐溪書院山長多年，為家鄉培育人才。史料上說他「憂於時局，不圖從政而寓居蘇州，讀書著述，拜佛，遊學訪友並兼顧輿圖及公益諸亊。」 《桐鄉縣誌》上記：「早年受學於鐘文丞，中年，涉獵西方學說，又兼通佛學，信奉淨土宗，晚年，專研《周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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