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汤敏、刘元春、王文：不建议把买房作为积累财富的手段，这非常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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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3月5日下午，央视网、腾讯新闻合作推出两会特别节目《两会C+进行时》，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乡村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南南学院执行院长姚洋，与特邀嘉宾主持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一起进入央视网数字直播间，共同“沉浸式”解读中国经济。

在四位专家的对话中，他们谈论到为何GDP增长目标设为5.5%、内外环境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应对之道、以及读者关心的个税、住房、就业等问题。我们将分上下两期与读者分享专家精彩观点，本篇为下期。

现场视频请戳（下期）

摘要：

汤敏：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可能不会很差，因为全世界现在还在疫情里面煎熬，它还是得靠中国这个世界制造中心。

姚洋：我对提高个税起征点到一万块钱是持反对意见的。我们国家的整体收入还是以中低收入的人群为主的，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让中低人群收入提升上去。

刘元春：我们目前每形成一个GDP带来的就业是在180万到220万这样一个区间，之所以会设定5.5%这样的目标，实际上是希望我们在新增就业上，能够超过1100万，因此保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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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有人大代表说把免税点提高到一万，三位老师是什么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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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洋：对于我们普通民众来说，收入当然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是我对提高个税起征点，特别是到一万块钱，是持有反对意见的。反对意见是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方面原因是我们国家的税收是基本，并且大部分是依赖于企业来交的，我们个人交的税占比是比较低。如果我没记错，我们个税一年也就大概是1.5万亿左右的一个数字。我们国家的税收体制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计划经济主要是靠企业来交税，所以我们一直延续了这样的情况。我们的企业为国家和老百姓已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刚才讨论了保就业，保增长，那么企业的税费应该降下来。

第二方面原因，按照我们目前的起征点每个月5000块钱收入来计算，根据税务总局给出来的数字，比如工作人口里面只有15%的人在交税，我估计如果我们把起征点提高到一万块钱，交税的人恐怕不会占到工作人口的5%，这样交税的人就太少了。我们国家的整体收入还是以中低收入的人群为主的，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让中低人群收入提升上去，让更多人群能够超过5000块钱一个月，大家都养成交税的习惯，当然我们也享受了我们交的税收所带来的公共品服务，这样我们的财政才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刘元春：税收还是一个大问题，中国的确也面临着税收大户转型的时代，因此我们可能就要在整个需求体系里来看待它，即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税收的目的是什么。税收是整个运行中各种主体的义务和权利，也是我们享受公共服务和公共品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在这里，增收个税的基本原理确定了。公民进行纳税是一个最基本的义务，纳税的免征点决定于我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它的基本点，即它的平均值以及它的相对的分布。目前的平均值可能会看到，我们月收入按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基本上就在3000多块钱的一个水平。如果按一个分布群来看，刚才姚洋老师也谈到了，15%以上的人可能月收入（3000多块钱水平的人）超过了10%，因此这里面就会出现很严重的不均衡，这个不均衡是我们公民所享受的义务和权利的对等性，在我们税制设计上面它要有所体现，也就是我们讲的公平问题。

对于我们居民收入的增长除了免税之外，实际上更重要的途径在这几个方面。比如第一个途径是宏观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低收入进程来讲，宏观经济的稳定是对于低收入保证的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积极收入政策的最核心的来源。这几年疫情严重，经济出现大的下滑，世界上前1%的富人人群财富反而提升30%，当然我们穷人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所以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经济稳定对于穷人来讲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再分配体系，也就是说再分配体系不仅仅是免税问题，更重要的是补贴问题。目前大家会看到，社会保险系统、社会安全这一块对于中等人群提升的服务并不是很明显，所以前几年（我们）对五险一金的缴纳，对于居民收入的扩张做了很多的思考和考量。但是思考和考量很重要的工具箱和它的贯穿性，最后发现五险一金很多的减少上交的幅度可能没有传递到一般的居民和工薪阶层上面，这里面实际上是由我们一些新的政策、空间来进行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去年四季度，国家所出台的居民收入里面，转移支付的增长是最低的，只有百分之五点几，远远低于平均收入增长幅度。因此我感觉，就我们未来来讲，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一些包括安全网系统构建的转移支付的强度，而不是简单的出一些新政策，也就是说我们的工具箱都在使，但是量不够，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从而导致我们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获得感不强，所以这个的确是可能我们未来扩消费，扩内需里面需要的一个重点的改革，但是这个在短期里面很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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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的确这个免征点的提升，只不过是其中一招，如何提升居民的收入实际获得感，还有很多综合性、立体性、丰满性的各种各样的工具上的普惠。

在2021年的下半年，全国有很多的城市和地区，房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最近也看到有一些城市的这个楼市调控也在放松，今年是不是应该买房子呢？房价还会大涨吗？各位老师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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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因城而异，不能笼统的说全国的房价都涨或者都跌，实际上去年它也是这样，有的城市涨，有的城市跌，总体上来说这次总理工作报告里特别强调，住房不炒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房是用来住的而不是用来炒，所以这点还是要坚持。但是，各个城市情况不一样，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需求很强烈，愿意买，但由于一刀切的政策，包括我们的这个贷款政策等等，使得有一些地方过盛，有一些地方不够，所以应该因城而异。我只能说，笼统的说这个房价涨还是跌，现在谁也讲不清楚，就看具体你那个城市，你那个街道，你那个地方到底涨不涨，到了一定时候，它的房价都是有的地方涨。同一个城市有的地方涨，有的地方不涨，看你的房型，这里非常复杂，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笼统的回答。

刘元春：我觉得汤老师的回答已经代表了我们两位的答案。原来我们老开玩笑，要想毁掉一个经济学家就不断问他房市，要想再毁掉他就不断问他股市，因为经济学家真的能够知道哪个地方房子要涨，哪支股票要涨，可能经济学家都去炒房、炒股票了，但是我们作为研究者只是可以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一些判断。

房地产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也就是说，第一从总体国家战略进入到新阶段，也就是房住不炒作为国家大政方针。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通过前几年的几个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房地产企业特别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企业的经营模式进入到了一个新时代，也就是说过去的高流转模式已经不存在了。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土地支付改变促使我们进入到一个土地大改革、大调整的时代。第四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端对于住房供应的体系的改革，使我们原来单一的、以商品房为主体的单轨制可能逐步要向双轨制进化，也就是政府端的福利供房要有大踏步的前进。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相应的一些税收体系改革会使我们住房的存量调整时代全面到来，即租赁住房这一块应该有更大的、为居民提供相应的选择空间。

综合这几个因素，我们就会看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房地产市场的K型发展会成为未来一个常态化状态，这就要求我们按照汤老师所讲的因城施策，因城决策，这是一句非常重要的箴言。

姚洋：住房是我们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一个事，特别是年轻人非常关注这个事情，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的时期，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经济体量在向中心城市集中。十四五规划讲到的人口向中心城市区域集中，是符合经济规律的，我们知道有九个国家级的中心城市，围绕着这九个国家级的中心城市会形成大片的城市化区域，我们的人口还要向这些城市化区域集中，所以我们现在看，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也会产生极大的分化，有些地方房价可能会坚挺，有些地方房价稳定不动甚至有可能下降，这是肯定的，我觉得我们要打消以平均数看国家住房拥有量的想法。如果以平均量来计算，我们国家不用盖房子，但是由于人口的流动，恐怕在一些地方，我们还是有建房的必要，还有空间，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特别想对年轻人说，不要把买房子作为积累财富的手段，这是非常不可靠的一种积累财富的手段，而且对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很笨的手段。我说很笨的手段是想着把房子一放，什么都不用管，资产保值增值，你要是聪明一点就选择别的资产。长期而言，我们国家人口状况摆在这里，大概再过个十年左右，像我们在座的这几位都进入真正老年的时候，我们的房子恐怕是不值钱的，所以年轻人买了房子你会看到你并没有因为房价保值、增值。另一方面，能看到我们去租房子事实上是便宜的，这个房租简单计算一下，大概不到房价的2%，这个你要算利息都算不过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理性的想不应该买房子而应该租房子。

另一方面也是我长期给政府的建议，就是我们应该扩大长租房的建设，这其实是有成功案例的，这个成功案例就是北京市通州区。我们知道北京市政府现在开始往通州区搬，通州已经成了北京的副中心，那么北京市政府在那里盖了大片的长租房。长租房我问了一下，一个月3000块钱租金，90-100平米，很多年轻人都愿意在那里租房子，因为你算下来，它是合算的，只要我在这里工作，我就可以一直住，我就不用买房子了，这省了年轻人很多很多的钱，很多很多的精力。以这个作为经验，我们能不能要求开发商，要开发一块地就必须拿出比方说20%到30%的土地盖长租房，我想开发商会接受这样的安排，这样我们政府事实上没有掏钱，但是又把这个事情给解决了，所以我们要实现住房不炒，政府是可以拿出来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的，引导我们的年轻人去租房子，而不是买房子，更不是炒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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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刚才三位老师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政府不会因为三重压力，内外环境变的更加严峻而放松房住不炒的政策，这个政策我认为相比之下相对持续和稳定，正如姚老师说的，把房子作为投资品不是首要的、最好的选择，这点是非常明确的。

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眼看着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了，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该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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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今年的大学生就业问题，首先是新增毕业生历史最高，整个的经济情况也并不是特别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体就业容量也有问题，因为新机器人、互联网等技术的使用，传统的就业机会不断减少。但另一方面就是新的就业机会，特别是现在谈到的灵活就业，甚至一部分人进行创业，现在很多年轻人在一些新领域里非常活跃，而且他在里面也寻找到了自己的机会，比如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开始做网络直播。未来的社会，就业可能是灵活就业（比较多），现在中国已经超过一亿人是灵活就业了，大学生包括高校得做这些培训，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就业，不是说一定要上班，参加就业和对就业的统计，不一定是要以跟企业签约为标准。

另外，我们为什么要保经济增长，核心都是保就业，这里的就业是所有的经济里面最核心的政策，所有的政策，包括一系列的措施，都特别重视新毕业的大学生的就业，我们目前这些正在推动之中，包括我们刚才说的，为小微企业减税，激活企业的投资动力等等，都是为创造新的就业。另一方面我们大学生本身就业观念也要发生一些变化，在目前我们5.5%的失业率情况下，应该来说大学生的就业是比较困难，但并不是说没有很多机会的。

刘元春：保就业是六保的核心，只有就业稳，经济才能稳，社会也才能稳，因此历届政府工作报告，就业都是一个关注点，当然今年是尤其关注的一个核心点。

就政府来讲，在促进就业这上面，一方面是总量政策，另一方面是结构性政策。总量政策，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稳定经济增长，之所以会设定5.5%这样的目标，就是因为我们目前每形成一个GDP带来的就业是在180万到220万这样一个区间，也是就业弹性，平均数字在1100万，因此保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就业。我们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以及一系列的其他民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实际上是希望我们在新增就业上，能够超过1100万，这个1100万对于我们今年的就业相对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第二个方面我们就会看到，失业率5.1%有持续回落的趋势，但是依然很高，很高的中间里面尤其是16岁到24岁年轻人的就业，最高失业率达到13.4%，这个的确是很高的数据，对于我们整个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非常重要。但是同时我们还会看到目前所做的一些抽样调查，大量的小微企业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出现，所以，虽然就业里面面临的很凸显的问题就是结构性错位的问题，大量的制造业、工程类需要人，大量的一些小微企业也需要人，但是我们的大学生没有像这样的一些领域进行匹配，他们没有真正的往基层进行下沉，也没有真正的向一些具有真正的劳动技能型的行业进行匹配，在这个上面，就需要我们在就业供给上有一个大调整。

所以在大学里面，做领导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关心自己的学生必须找到工作，要找到工作我们可能会采取很多的举措，让很多的事业单位增加编制，让很多的校友企业对我们自己学生进行关爱，然后积极动员我们的学生考研考博来进行延迟就业，同时我们要求我们的大型项目增加一些科研助力等模式，这些就是开源，但是这不是教育的本质，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个合格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符合社会发展、经济前进的人才，所以我们更重要的一个是我们的专业要科学化，随着时代的调整进一步调整。

我们目前提出新工科、新文科、新农科，进行一些文理交叉培养复合型人才，从而增加人才的适配性，这上面目前国家也在做设计，所以我想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些结构性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我们可能确实也需要更新一些观念，把我们的择业观做一些好的调整。

姚洋：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就业一点问题都没有。首先给我们的年轻人解解压，因为我们提所谓的大学生就业难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些年一直在说大学生就业难，我们刚好对应九十年代出生的一个小高峰，他们毕业了。实际上过去这几年，我们看到我们的大学生就业，过了一段时间他都能找到，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困难，这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我们现在也进入退休高峰期，我们这一代人开始退休，从1962年到1964、1965年这三年出生的人最多，我们都是到60岁或者马上到60岁，所以从今年开始，未来的两三年里头，我们是一个退休高峰期，让出来的位置恐怕会比新加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的人数还要多，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就业是不用担心的。

另一方面，年轻人一开始离开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心理适应期，一般人觉得读了大学，特别是读了本科之后，想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白领的工作，恨不得说自己能够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工资又高，老板不要来管我，但是方方面面又都有保障。出了校门要调整，三年之后你会看到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找到了工作，哪怕你上的是不太好的大学，但是你的大学教育仍然是有用的。

刚才汤敏老师说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出现了很多灵活就业，我还想补充一点，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老百姓对生活的要求提的也越来越高，特别是生活多样性的标准提的越来越高，也就是说老百姓在创造很多的需求，这些需求需要一个大学教育才能提供。比如你到上海街头看一看，会有一些非常小众的小店，卖一些创意的小艺术品、小家居，这样的灵活就业是带有很强的创意性质的。我觉得年轻人去尝试，去做这些事情应该是可以实现年轻人的那种理想的就业状态的，现在技术的发展又使得灵活就业在家办公变的越来越容易，所以事实上我并不是很担心所谓的大学生毕业就业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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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现在青年人总感觉对未来不确定性有一些或多或少的，或有必要或没必要的焦虑，或者把握不准。

最后一个问题求教三位老师。三位老师都是中国顶级学者，对于时代和国家走势有着深邃的思考。未来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国际上很多乱局，国内很多社会面临压力，三位老师对于未来怎么看，从宏观视角上，能不能给网友朋友们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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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敏：这个问题太大，我们谈多长的问题，你谈未来两年、一年还是谈未来几十年，我觉得可能对我们一般的听众和观众来说更关心的是中短期。整个形势上，国际上的外部环境一定会比较恶劣，因为疫情、通货膨胀和疫情以后整个经济大的结构性的改变，还包括最近的地缘政治这些问题，我们的外部环境并不是很好。

但是，中国的经济相对来说，在全世界来看还是比较健康的。我们的政府整个的应对疫情的措施很到位。去年下半年的时候，经济有一个下滑的过程，但是最后到了第四季度，特别最后几个月开始有所改变。国家一系列新的政策出台以后，对中国经济来说，今年5.5%的增长目标已经比过去两年平均5.1%要高0.4个百分点，5.5%本身还是比较保守的，未来可能还会比5.5%略高一些。

另外刚才我们谈到的，所有的政策不管对消费还是投资都有比较大的刺激，我们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出口可能不会很差，因为全世界现在还在疫情里面煎熬，它还是得靠中国这个世界制造中心。去年我们的出口增加20%多，今年出口应该还是不错的，也就是说相对来说，中国经济还是比较好。这里面还有一个挑战，就是刚才提到的就业，在这个过程中就什么业，在哪里做比较好；第二个就是企业的信心，消费者消费的愿望这些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刘元春：大变局时代具有不确定性和焦虑是很正常的，这也是作为社会主体自我保护的手段，但是我想在这样的大变局中间，我们一定要认清两个事，特别是从我们中国传统来看，第一个字就是“势”，就是世界处于大变局，而变局的主要来源是因为中华民族复兴，要打破传统的格局，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在我们上升中间，在我们加速实现现代化过程中间所面临的问题，因此，这里面主要的“势”我们已经看到，你这个民族是在不断强大，不断进步的，我们的问题是进步中的问题。

所以说再把这一个尽头缩小一些，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弹性韧性，我们的政策的空间，以及我们的纠错能力，的确是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只要回顾我们过去四十多年经济增长状态最糟糕的时候，即1997年到2001年的状态，那个时候姚老师和汤老师两位前辈可能知道，坏账率能达到30%多，所以现在说我们的债务率很高，比起九十年代末期，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那么同时现在我们说我们的财政困难，当时60%的县级财政，基本上支不覆出，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势”。

第二个是“运”，也就是国运，我们会看到当我们在担忧特朗普的时候新冠来了；当我们担心新冠的时候，发现世界的制造都重新回归到中国了；当我们担心我们跟美国发生硬碰撞的时候，俄罗斯事情又出来了。因此，你就会发现，一个民族在这样的状况里面，他的运很好的。如果有“势”、有“运”，我们大可不必太焦虑，在未来几年依然会生活的挺好，虽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小烦恼，但是我认为保持我们对民族的信心，对自己祖国的希望，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

姚洋：我觉得从长远来看，这也是我最近一直在说的，未来三十年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最好的时刻，是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高光时代，我对这样一个判断是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就像刚才汤敏老师说的，我们网友更关心中短期的事，我觉得中国经济要进入一个新的增长周期。我们看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每十年是一个周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增长，九十年代是调整的十年，本世纪头十年是高速增长的十年，过去这十年是调整的十年。我们又经历了疫情，现在我们从疫情里面开始复苏，不光中国经济在复苏，世界经济也在复苏，大家记住一点，世界经济复苏之后，特别是欧美经济复苏之后，对中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在经济领域，它不是零和博弈，它是正和博弈。

我们刚才谈到世界经济长期低速增长，其实我对这个判断是有怀疑的，也许过去十年是这样的，但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AI自动化为龙头的新的全球扩张、技术增长期，我们看到中国在这一轮技术扩张期里是处在世界前列的，所以我想世界各个地方都有很多的机会，但是最好的机会仍然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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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的确，刚才三位老师讲的，我相信不只是对屏幕前的网友朋友有启发，对我这样已经中年化的学者也有启发，尤其元春副校长提的问题是进步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担心住房、个税，从历史的角度看，关心的是生存和温饱，从全世界的角度讲，多数国家现在更关心的恐怕是稳定和生存，如何让国家变的更加长治久安的问题。

而我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今年的关键词就是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稳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社会和每个人的福份和荣幸。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的另外一个关键词，爬坡过坎，爬坡当然是累的，但是累了也不要忘记，爬坡至少表示我们在走上坡路。正如刚才三位老师讲到的，在未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我认为我们国家仍然处在一个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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