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 ：#揭秘灯下黑的美国监狱系统# 】“20年来在关塔那摩进行的未经审判就任意拘留并伴有酷刑或虐待的做法，对于任何政府，尤其是一个声称要保护人权的政府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特别强调美国司法系统未能保护人权和维护法治，从而在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下，使一个法律黑洞在关塔那摩不断扩大。”这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近期发出的公开批评，他们将关塔那摩监狱形容为美国“肆意侵犯人权的一个丑陋篇章”。自2002年关押首批犯人以来，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就成了“黑监狱”的代名词，但它反映的只是美国监狱系统践踏法律与人权的冰山一角，重重黑幕背后隐藏的是暴力、虐待、性侵、腐败等诸多乱象。
从关塔那摩到地区监狱，侵犯人权无处不在
“当我们用绝食抗议遭到的虐待时，他们会把我们绑在椅子上，将硬塑料管插进鼻子强行喂食。”曾经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4年的曼苏尔·阿代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在这座“人间炼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狱中一度关押约780人。美国在这座“黑狱”中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和虐待，严重破坏人权与法治。
一定程度上，关塔那摩更像是美国监狱系统丑陋现实的缩影。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研究机构“监狱政策倡议”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共拥有1833个州立监狱、110个联邦监狱、1772个少年惩教设施、3134个地方监狱、80个印第安部落监狱以及军事监狱。在所有这些监禁机构中，有近230万人被监禁——这几乎是全球囚犯数量的1/4，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在这样一个将囚禁作为惯用手段的国家，监狱中发生的种种恶行却经常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忽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弗格森曾这样形容：被判有罪者的痛苦被精心安排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暴力是一种日常，既发生在囚犯之间，也会出现狱警对犯人拳打脚踢甚至随意使用电棍等武器的情况。暴力造成大量的囚犯伤残甚至死亡，美国社会活动家玛丽亚·梅卡巴甚至将该国的监狱称为“制造死亡的机构”。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州立监狱共有120人死于凶杀，311人死于自杀。但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一些监狱根本没有上报囚犯死亡的数据，有些监狱甚至会将凶杀与自杀事件故意标注为“疾病致死”。
在美国监狱中，与暴力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性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每年约有2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由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上个月，美国加州都柏林女子监狱被爆出存在十分猖獗的性虐待现象，许多囚犯反映自己遭到了惩教人员、维修工头甚至监狱长不同程度的性侵及虐待。美联社称，该监狱甚至被囚犯和工作人员戏称为“强奸俱乐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员拥挤、待遇恶劣、医疗短缺的美国监狱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一些监狱甚至有超过70%的囚犯均被新冠病毒感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近60万在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3000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大多数州没有死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关进监狱，你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英国《卫报》援引一名近期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某监狱获释者的话说。
私营监狱“用孩子换金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监狱已经是“系统性的失败”，这背后不仅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崩坏，更有着资本的力量在作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教公司（后更名为惩教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该公司接管了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座监狱——这是私人运营商第一次签约经营监狱。此后，私营监狱的数量成倍增加，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加了16倍。目前，美国管教公司和GEO集团公司已成为美国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约有11.6万名囚犯被关押在私营设施中，约占所有州囚犯的7%和联邦囚犯的16%。
当运营监狱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囚犯在私营监狱公司眼中就不再是生命，而是商品与“摇钱树”。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依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每天关押的囚犯人数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美国社会活动家邦妮·克内斯曾撰文称，私营监狱靠将人类关在笼子里赚钱，这决定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更多的囚犯。
美国非政府组织RepresentUs称，私营监狱公司在州和联邦均雇佣大量说客，通过为竞选捐款等方式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私营监狱随时处于满员状态。多年来，私营监狱公司利用美国“腐败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更高的监禁率与利润空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私营监狱公司与许多政客关系密切。例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议长时，就曾主导与GEO集团签订了价值1.1亿美元的新合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从GEO集团收到超过4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2009年，媒体披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的一桩“政商勾结”丑闻，被称为“孩子换金钱”。卢泽恩县的两名地方法官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超2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先后把约3000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据《纽约邮报》报道，很多卢泽恩县的青少年只是轻微触犯法律就被送进监狱。14岁的希拉里·特仑修在2007年因假冒副校长的名义制作虚假的个人主页被起诉。法庭上，特仑修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判监3个月，“整个庭审过程仅持续1分钟”。
更多的囚犯对于私营监狱来说意味着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每日工资只有不到1美元。在美国私营监狱里，除因生病或残疾外，所有囚犯都要从事劳动。由于私营监狱人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多公司、机构积极寻求与其合作。美国威廉米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艾普曼曾在一篇名为《染血的金钱》论文中称，随着现代奴隶制的建立，囚犯的强迫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有人说美国的刑事法系统不起作用，但恰恰相反，它像奴隶制一样完美运作着。”邦妮·克内斯称，“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而言，这个国家认为他一文不值，上不起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但当他被关进监狱，他突然就可以带来每年两三万美元的利润。”据美媒报道，2020年，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而GEO集团的收入更是高达23亿美元。
这种压榨剥削也存在于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这些羁押非法移民的拘留设施大多由私营公司建设运营，而私营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们在想方设法用最简陋的设施压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强迫被拘留者从事打扫厕所、擦地板、准备饭菜等各种工作，并为逃避责任而将他们称为“志愿者”。
中国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私营监狱已经不是惩治或改造罪犯的场所，而是最大限度压榨被关押者经济价值的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黑洞”。
“人权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
对于经常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监狱是一个“灯下黑”的地方，这座“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这片黑暗，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所谓“自由”与“人权”的虚伪。
美国监狱经常围猎的对象包括穷人、少数族裔、未成年人、移民等群体。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遭到羁押，最终迫于压力选择认罪，他们往往也难以承受罚金刑或缓刑所附加的苛刻要求，最终沦为私营监狱最喜欢的长期廉价劳工。
美国监狱系统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美国研究机构“审判项目”发布的报告称，与白人相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惩罚有色人种。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 37%，但他们却占据所有监狱囚犯的2/3，“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隐含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6倍”。
“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在其网站上表示，“美国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依赖监禁手段，是因其结合了种族和社会等级间仇恨的惩罚文化。”穷人和少数族裔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易遭受人身自由侵犯和财产损失。
“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为囚犯的待遇提供了基本准则，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经常忽略它们。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停地批评其他国家侵犯囚犯权利与安全的行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名为《美国监狱中的酷刑》报告中称。
对此，李海东评论称，美国的社会运作处处依靠经济推动和利润主导，但在作为惩戒与改造机构的监狱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能造成大量的悲剧。这背后不仅反映出美国存在系统性人权问题，也折射出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堕落。
美国记者肖恩·鲍尔曾卧底私营监狱4个月，将其见闻写成《美国监狱》一书来揭露私营监狱强迫劳动、压榨盘剥的黑幕，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文学网站“Literary Hub”评论称，“鲍尔揭露了美国监狱系统中极其非人道的现象和各种虐待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狱警和犯人。这是对美国当前最黑暗和最深远的困境之一的可怕一瞥。”（《环球时报》3月11日7版文章，作者赵觉珵 单劼 林小艺）
从关塔那摩到地区监狱，侵犯人权无处不在
“当我们用绝食抗议遭到的虐待时，他们会把我们绑在椅子上，将硬塑料管插进鼻子强行喂食。”曾经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4年的曼苏尔·阿代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在这座“人间炼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狱中一度关押约780人。美国在这座“黑狱”中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和虐待，严重破坏人权与法治。
一定程度上，关塔那摩更像是美国监狱系统丑陋现实的缩影。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研究机构“监狱政策倡议”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共拥有1833个州立监狱、110个联邦监狱、1772个少年惩教设施、3134个地方监狱、80个印第安部落监狱以及军事监狱。在所有这些监禁机构中，有近230万人被监禁——这几乎是全球囚犯数量的1/4，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在这样一个将囚禁作为惯用手段的国家，监狱中发生的种种恶行却经常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忽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弗格森曾这样形容：被判有罪者的痛苦被精心安排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暴力是一种日常，既发生在囚犯之间，也会出现狱警对犯人拳打脚踢甚至随意使用电棍等武器的情况。暴力造成大量的囚犯伤残甚至死亡，美国社会活动家玛丽亚·梅卡巴甚至将该国的监狱称为“制造死亡的机构”。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州立监狱共有120人死于凶杀，311人死于自杀。但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一些监狱根本没有上报囚犯死亡的数据，有些监狱甚至会将凶杀与自杀事件故意标注为“疾病致死”。
在美国监狱中，与暴力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性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每年约有2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由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上个月，美国加州都柏林女子监狱被爆出存在十分猖獗的性虐待现象，许多囚犯反映自己遭到了惩教人员、维修工头甚至监狱长不同程度的性侵及虐待。美联社称，该监狱甚至被囚犯和工作人员戏称为“强奸俱乐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员拥挤、待遇恶劣、医疗短缺的美国监狱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一些监狱甚至有超过70%的囚犯均被新冠病毒感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近60万在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3000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大多数州没有死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关进监狱，你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英国《卫报》援引一名近期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某监狱获释者的话说。
私营监狱“用孩子换金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监狱已经是“系统性的失败”，这背后不仅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崩坏，更有着资本的力量在作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教公司（后更名为惩教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该公司接管了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座监狱——这是私人运营商第一次签约经营监狱。此后，私营监狱的数量成倍增加，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加了16倍。目前，美国管教公司和GEO集团公司已成为美国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约有11.6万名囚犯被关押在私营设施中，约占所有州囚犯的7%和联邦囚犯的16%。
当运营监狱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囚犯在私营监狱公司眼中就不再是生命，而是商品与“摇钱树”。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依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每天关押的囚犯人数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美国社会活动家邦妮·克内斯曾撰文称，私营监狱靠将人类关在笼子里赚钱，这决定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更多的囚犯。
美国非政府组织RepresentUs称，私营监狱公司在州和联邦均雇佣大量说客，通过为竞选捐款等方式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私营监狱随时处于满员状态。多年来，私营监狱公司利用美国“腐败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更高的监禁率与利润空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私营监狱公司与许多政客关系密切。例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议长时，就曾主导与GEO集团签订了价值1.1亿美元的新合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从GEO集团收到超过4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2009年，媒体披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的一桩“政商勾结”丑闻，被称为“孩子换金钱”。卢泽恩县的两名地方法官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超2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先后把约3000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据《纽约邮报》报道，很多卢泽恩县的青少年只是轻微触犯法律就被送进监狱。14岁的希拉里·特仑修在2007年因假冒副校长的名义制作虚假的个人主页被起诉。法庭上，特仑修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判监3个月，“整个庭审过程仅持续1分钟”。
更多的囚犯对于私营监狱来说意味着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每日工资只有不到1美元。在美国私营监狱里，除因生病或残疾外，所有囚犯都要从事劳动。由于私营监狱人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多公司、机构积极寻求与其合作。美国威廉米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艾普曼曾在一篇名为《染血的金钱》论文中称，随着现代奴隶制的建立，囚犯的强迫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有人说美国的刑事法系统不起作用，但恰恰相反，它像奴隶制一样完美运作着。”邦妮·克内斯称，“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而言，这个国家认为他一文不值，上不起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但当他被关进监狱，他突然就可以带来每年两三万美元的利润。”据美媒报道，2020年，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而GEO集团的收入更是高达23亿美元。
这种压榨剥削也存在于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这些羁押非法移民的拘留设施大多由私营公司建设运营，而私营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们在想方设法用最简陋的设施压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强迫被拘留者从事打扫厕所、擦地板、准备饭菜等各种工作，并为逃避责任而将他们称为“志愿者”。
中国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私营监狱已经不是惩治或改造罪犯的场所，而是最大限度压榨被关押者经济价值的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黑洞”。
“人权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
对于经常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监狱是一个“灯下黑”的地方，这座“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这片黑暗，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所谓“自由”与“人权”的虚伪。
美国监狱经常围猎的对象包括穷人、少数族裔、未成年人、移民等群体。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遭到羁押，最终迫于压力选择认罪，他们往往也难以承受罚金刑或缓刑所附加的苛刻要求，最终沦为私营监狱最喜欢的长期廉价劳工。
美国监狱系统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美国研究机构“审判项目”发布的报告称，与白人相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惩罚有色人种。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 37%，但他们却占据所有监狱囚犯的2/3，“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隐含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6倍”。
“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在其网站上表示，“美国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依赖监禁手段，是因其结合了种族和社会等级间仇恨的惩罚文化。”穷人和少数族裔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易遭受人身自由侵犯和财产损失。
“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为囚犯的待遇提供了基本准则，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经常忽略它们。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停地批评其他国家侵犯囚犯权利与安全的行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名为《美国监狱中的酷刑》报告中称。
对此，李海东评论称，美国的社会运作处处依靠经济推动和利润主导，但在作为惩戒与改造机构的监狱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能造成大量的悲剧。这背后不仅反映出美国存在系统性人权问题，也折射出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堕落。
美国记者肖恩·鲍尔曾卧底私营监狱4个月，将其见闻写成《美国监狱》一书来揭露私营监狱强迫劳动、压榨盘剥的黑幕，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文学网站“Literary Hub”评论称，“鲍尔揭露了美国监狱系统中极其非人道的现象和各种虐待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狱警和犯人。这是对美国当前最黑暗和最深远的困境之一的可怕一瞥。”（《环球时报》3月11日7版文章，作者赵觉珵 单劼 林小艺）
关于《知觉的世界》的读书笔记
一本可以细读的书～梅洛.庞蒂从人的知觉出发，论述了关于我们对于事物、生活、艺术等各方面的看法。上一次有如此看书体验的是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再一次被这种论述的方式所打动。自从前段时间开始接触哲学，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有所改变，这大概就是哲学的魅力吧。看到最后，真心希望哲学能成为每个国家义务教育里的必修课程，就像法国所做的那样，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一种新的体验。
摘抄：
在检视了空间之后，让我们着手检视那些填充了空间的物本身。就此，若去查考经典心理学的教科书，我们会发现里面是这么界定物的：先是有一些不同的性质呈现给了不同的感官，然后再由理智的一个综合行为将这些性质统合为一个体系一这就形成了物。例如，柠檬就是这个两头鼓起的椭圆的形状，再加上这个黄黄的颜色，再加上这个凉凉的触感，再加上这个酸酸的味道……然而，这一分析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是能够把这其中的每一个性质和所有其他的性质统一起来的；而实际上，我们是的的确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的：柠檬是个统一的存在，它所有的性质都不过是这统一的存在的不同表现。只要我们还把物体的各种性质看作属于视觉、味觉、触觉等截然分疏的世界的，物体的统一性就一直会是神秘难解的。然而，在这一点上，遵从歌德的指引，现代心理学已经注意到：物体的任何一个性质都远非严格地独立的，而是都拥有一种情感意谓(une signification affective),这情感意谓会将此性质与所有其他感官的情感意谓连结起来。举例说来，正如给房间挑选过壁毯的人都知道的，每种颜色都会氤氲出一种情绪氛围，都会使这壁毯或忧郁或明快，或阴沉或昂扬。既然不仅颜色是如此，既然对于声音和触觉来说亦是如此，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说：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某一种声音和温度。正是因此，当向盲人描述一种颜色时，盲人可能会通过把此颜色类比为某种声音来想见此颜色。因为人的经验赋予了性质某种情感意谓，所以一旦我们把一个性质放回到人的经验之中，那么这个性质何以能够和其他那些它原本与之毫无关系的性质发生关联也就变得开始能够被理解了。
在我们试图找回我们在生活的经验中所领会到的那个世界的努力中,所有那些古典的艺术法则都被打破了。关于绘画的古典教条是建立在视角主义之上的。所谓视角主义就是说，比如当画家在面对一片风景时决定只按照最传统的画法把他所看见的在画布上再现出来:画家先是看见了他身边的树,然后他把目光放远，投放到前方的路上，再然后将目光投向更远方的地平线;如此一来，根据目光每次所投注的焦点之不同，其他物体的外观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在画布上，画家所试图完成的不过是所有这些各异的视图所折中调和而成的产品，画家不过是在试图给所有这些各异的知觉找到一个公约数，也就是说画家并不是在给出物体呈现给画家的尺寸、颜色和外观,而只是在试图给出物体为传统绘画规则所规定下的尺寸和外观,也就是说，当把目光投注于地平线上某一个固定的点时，当风景画中的一切线条都因而从画家出发奔向这个点时，物体所呈现出的尺寸和外观。如此这般画出来的风景就会显得平静、端严而可敬，因为这些风景是被一个投注于无限远处的目光所固定住的。这些风景是与我有一段距离的，观看者是没有被卷入其中去的,这些风景是彬彬有礼的。观看者的目光从这些画中风景上从容地掠过，这些风景画中不会有任何令人不悦的东西来扰乱观看者那无上的从容安闲。然而，上述方式并非世界实际上呈现给我们的方式。世界实际上是在我们与世界的接触中呈现给我们的,而这与世界的接触正是知觉给予我们的。每时每刻，在我们的目光流转于现实场景中的时候，我们都必然只能从某一个确定的观点出发,而这些前后相继的瞬间之所见,无论是关于哪一个风景区域的，都是不能够简单地相互叠加起来的。画家如果想成功地彻底控制住这一系列的所见并从中提取出一个永恒的、唯一的风景，就不得不破坏掉自然而然的看的方式。比如画家就必须得时不时地眯起一只眼睛,借着铅笔去目测清楚一个细节处看起来到底有多大--然而这种做法难免就会改变这一细节本身--然后把这些都置于一个分析性的看之注视下，并进而在画布上构建对风景的再现。如此这般再现出来的风景完全不符合任何自然而自由的看，这般再现出的风景宰制住了自然的看之动态的开展，并且，这般再现出的风景还取消了这自然的看之律动和生命本身。自塞尚以来，很多画家都开始拒绝再遵从几何视角这一规则，因为他们想要重新抓住并再现出风景在我们眼底下的诞生本身;因为他们不再满足于去做一个分析性的报告，而是想要重新融进并采用知觉经验的“作画法”(“style”)本身。所以,他们的画的不同部分是从不同的出发点来看的，这就会使不仔细的赏画者觉得这些画犯了“视角错误”，然而却会使认真的赏画者觉得:在这些画中，从来没有任何两个物体是同时被看到的;若要在这些画里的不同空间部分之间游动目光，永远都是要耗费时间的;在这些画中,存在不是现成地被给予了的，而是通过时间显现或浮现出来的。
塞尚就曾说我们当能够绘画出树木的气味。在相同的意义上，萨特曾于《存在与虚无》中写道:每一个性质“都在揭示出物的存在”,他接着说道:“柠檬(的黄)贯彻于柠檬的所有性质中，且其每一个性质都是贯穿于所有其他的性质中的。那黄黄的正是柠檬的酸，那酸酸的正是柠檬的黄;我们吃糕点的颜色;而且糕点的味道也在向我们所说的饮食直观揭示着糕点的形状和颜色……泳池中水的流动性、温热感、泛蓝色以及涌
动态，这其中的每一个性质都一下子就在所有其他性质中被呈现出来了。”
每一个物都向我们象征着某种特定的行为,都向我们提示着这一行为，都激发着我们或正面或负面的反应。正因此,从一个人装点布置其居所的方式,从他所喜爱的颜色,从他所爱去散步的地点就可看出此人的品位、性格及面对世界和外部存在的态度。克洛岱尔就曾提到，中国人会用石头建筑园林,其中的一切都干枯而惨淡①。如此这般对环境的石化所透露出的是对生之茵润的否定,也就是说是对死的向往。那些郁结纠缠在我们的梦里的物同样是意味深长的。我们与物的关联并非一种遥远的关联。每一个物都向我们的身体和生活诉说着什么,每一个物都穿着人的品格(顺从、温柔、恶意、抗拒),并且,物反过来也活在我们之中,作为我们所爱或所恨的生活行为的标记。人驻于物,物也驻于人--借用心理分析师的说法就是:物都是情结(complexe)。塞尚亦持此观点,他曾说绘画所力图传达的正是物的“光环”(“halo”)。这也是现代诗人弗朗西斯·蓬热的看法。我们现在就以他为例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萨特曾在一项关于蓬热的研究中写道:“物居住在他那里已经年历岁,物居有着他，物似地衣般覆盖住了他记忆的基底,物就在他那里……他现在努力所要做的就是从自身之深底钓出这些丛生的巨物以使它们出现，而不是对它们作严密细致的观察以确定它们的性质。”比如说水--当然,不仅仅是水，所有的元素都是如此--其本质并不在于它可被观察出的性质,而在于,关于我们它到底向我们说了些什么。
蓬热就是这么评论水的:
“水白、亮、无形、清凉、被动，执拗于它唯一的堕落--重力，用各种绝招完成这种堕落:包抄,穿透,腐蚀,渗透。
堕落同样作用于水的内部:不断地坍塌，每时每刻都在放弃各种形状，一味地卑躬屈膝，四脚八叉地趴伏于地，如尸首，像某些教派的僧侣……
我们几乎可以说水发了疯了,它歇斯底里般地唯重力是从。这个需求控制着它，如同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
液体从定义上讲执着于服从重力而不是执着于维持自己的形状。为了服从重力它拒绝一切形状。这一根深蒂固的执念及病态的顾虑使它完全失态……
水的不安定:能感觉出最细微的倾斜变化。连滚带爬地跳下楼梯。活泼快乐，幼稚地顺从。当降低这边的高度以召唤它时，它立马就跟过来了。”
（引于《采取事物的立场》）
① Paul Claudel,Connaissance de IEst(1895-1900)，Paris,Mercur
de France,190è; rééd1960p.63:“正如景物之美实非草木和枝叶的颜色所构成,而是由线条与地势之起伏掩映所致,中国人真的会只用石头建园子。如此造园就好比是在雕塑,相形之下，寻常造园法则类于绘画。堆叠山石,以创造人工景观。从确定轮廓和形态来看，用石头似乎要比用植物装点更服帖更适宜它们的层次和外貌的变化令人感觉到高度和深度曲折和突兀”一-编者注。(中译文请参见《认识东方》徐知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页。-中译注)
加斯东·巴什拉将这种分析拓展到了所有的元素中。听众诸君会在他一系列关于气、水、火和土的著作中发现这种分析。在这些著作中,巴什拉把每一种元素都看成了某一类人的心灵家园,看成了此类人魂之所牵梦之所萦者,看成了主导此类人生活的那一为其所最钟爱的境域，看成了那赋予此类人以力量和幸福的自然圣礼(sacre-ment naturel)。所有这些研究都有赖于超现实主义。长达三十年，超现实主义力图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体中--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失而复得的、弥足珍贵的物件中--寻找那“欲望的催化剂”或者,正如安德烈·布勒东所说,寻找人的欲望于其中显现自身或曰“结晶”的地方。所以说,这是个相当普遍的趋势:不再把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设想为一个享有着至高权威的精神和一个例如笛卡尔的著名分析中所呈现的蜡之间的那种距离和主宰;而是终于意识到了:这关联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白,这关联是一个令人目眩的接近,这接近使我们不能把自己视作与物完全撇清关系的纯粹精神,使我们不能把物界定为与人的性质没有任何瓜葛的纯粹对象。
通过检视知觉的世界，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了:在这个世界里，根本就不可能把物和它的显现方式区分开。诚然，当我像字典那样去定义桌子的时候--三条或四条腿支撑起的一个平面，人们可以在上面吃饭、书写等等--我可能会觉得如此我就抓住了桌子的本质而完全不必在意桌腿的形状、纹饰的风格等等这般伴随性的偶然之处。然而，这样我就不是在知觉了，而是在下定义。与此相反，当我在知觉一张桌子的时候，我不会不在意这桌子实现其作为桌子的功能的方式,而且,正是桌腿每一次承载起桌面的独特方式、正是那从桌脚到桌面抵抗重力的独特运动吸引着我,并使得每张桌子都卓然有别于所有其他的桌子。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细节--从木头的纤维、桌腿的形状、木头的色泽及年龄到印证着木头之年龄的某些涂鸦或磨损--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桌子”这个意谓之所以吸引我,正是因为它是透过所有这些“细节”显现出来的，因为正是这些细节体现着它在场的样态。然而，一旦我们明白了知觉学派的教导，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懂艺术作品了,因为艺术品也是一个肉身性的总体，在此总体中,意义并不是自由的,而是系于或者说束缚于形形色色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细节的。正是这些符号和细节向我显现了意义，以至于正如被知觉到的物那样,艺术品也是要去看的、要去听的，任何的关于艺术品的定义和分析--无论这分析作为对知觉经验所进行的事后盘点做得有多么完备--都不能取代我对此艺术品所进行的直接感知经验。这一点乍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明白无疑。
一本可以细读的书～梅洛.庞蒂从人的知觉出发，论述了关于我们对于事物、生活、艺术等各方面的看法。上一次有如此看书体验的是塔可夫斯基的《雕刻时光》，再一次被这种论述的方式所打动。自从前段时间开始接触哲学，自己对于生活的体验以及看待世界的方式都有所改变，这大概就是哲学的魅力吧。看到最后，真心希望哲学能成为每个国家义务教育里的必修课程，就像法国所做的那样，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得一种新的体验。
摘抄：
在检视了空间之后，让我们着手检视那些填充了空间的物本身。就此，若去查考经典心理学的教科书，我们会发现里面是这么界定物的：先是有一些不同的性质呈现给了不同的感官，然后再由理智的一个综合行为将这些性质统合为一个体系一这就形成了物。例如，柠檬就是这个两头鼓起的椭圆的形状，再加上这个黄黄的颜色，再加上这个凉凉的触感，再加上这个酸酸的味道……然而，这一分析并不能让我们满意，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这里有什么是能够把这其中的每一个性质和所有其他的性质统一起来的；而实际上，我们是的的确确地感受到了这一点的：柠檬是个统一的存在，它所有的性质都不过是这统一的存在的不同表现。只要我们还把物体的各种性质看作属于视觉、味觉、触觉等截然分疏的世界的，物体的统一性就一直会是神秘难解的。然而，在这一点上，遵从歌德的指引，现代心理学已经注意到：物体的任何一个性质都远非严格地独立的，而是都拥有一种情感意谓(une signification affective),这情感意谓会将此性质与所有其他感官的情感意谓连结起来。举例说来，正如给房间挑选过壁毯的人都知道的，每种颜色都会氤氲出一种情绪氛围，都会使这壁毯或忧郁或明快，或阴沉或昂扬。既然不仅颜色是如此，既然对于声音和触觉来说亦是如此，那么我们或许就可以说：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某一种声音和温度。正是因此，当向盲人描述一种颜色时，盲人可能会通过把此颜色类比为某种声音来想见此颜色。因为人的经验赋予了性质某种情感意谓，所以一旦我们把一个性质放回到人的经验之中，那么这个性质何以能够和其他那些它原本与之毫无关系的性质发生关联也就变得开始能够被理解了。
在我们试图找回我们在生活的经验中所领会到的那个世界的努力中,所有那些古典的艺术法则都被打破了。关于绘画的古典教条是建立在视角主义之上的。所谓视角主义就是说，比如当画家在面对一片风景时决定只按照最传统的画法把他所看见的在画布上再现出来:画家先是看见了他身边的树,然后他把目光放远，投放到前方的路上，再然后将目光投向更远方的地平线;如此一来，根据目光每次所投注的焦点之不同，其他物体的外观也都随之发生变化。在画布上，画家所试图完成的不过是所有这些各异的视图所折中调和而成的产品，画家不过是在试图给所有这些各异的知觉找到一个公约数，也就是说画家并不是在给出物体呈现给画家的尺寸、颜色和外观,而只是在试图给出物体为传统绘画规则所规定下的尺寸和外观,也就是说，当把目光投注于地平线上某一个固定的点时，当风景画中的一切线条都因而从画家出发奔向这个点时，物体所呈现出的尺寸和外观。如此这般画出来的风景就会显得平静、端严而可敬，因为这些风景是被一个投注于无限远处的目光所固定住的。这些风景是与我有一段距离的，观看者是没有被卷入其中去的,这些风景是彬彬有礼的。观看者的目光从这些画中风景上从容地掠过，这些风景画中不会有任何令人不悦的东西来扰乱观看者那无上的从容安闲。然而，上述方式并非世界实际上呈现给我们的方式。世界实际上是在我们与世界的接触中呈现给我们的,而这与世界的接触正是知觉给予我们的。每时每刻，在我们的目光流转于现实场景中的时候，我们都必然只能从某一个确定的观点出发,而这些前后相继的瞬间之所见,无论是关于哪一个风景区域的，都是不能够简单地相互叠加起来的。画家如果想成功地彻底控制住这一系列的所见并从中提取出一个永恒的、唯一的风景，就不得不破坏掉自然而然的看的方式。比如画家就必须得时不时地眯起一只眼睛,借着铅笔去目测清楚一个细节处看起来到底有多大--然而这种做法难免就会改变这一细节本身--然后把这些都置于一个分析性的看之注视下，并进而在画布上构建对风景的再现。如此这般再现出来的风景完全不符合任何自然而自由的看，这般再现出的风景宰制住了自然的看之动态的开展，并且，这般再现出的风景还取消了这自然的看之律动和生命本身。自塞尚以来，很多画家都开始拒绝再遵从几何视角这一规则，因为他们想要重新抓住并再现出风景在我们眼底下的诞生本身;因为他们不再满足于去做一个分析性的报告，而是想要重新融进并采用知觉经验的“作画法”(“style”)本身。所以,他们的画的不同部分是从不同的出发点来看的，这就会使不仔细的赏画者觉得这些画犯了“视角错误”，然而却会使认真的赏画者觉得:在这些画中，从来没有任何两个物体是同时被看到的;若要在这些画里的不同空间部分之间游动目光，永远都是要耗费时间的;在这些画中,存在不是现成地被给予了的，而是通过时间显现或浮现出来的。
塞尚就曾说我们当能够绘画出树木的气味。在相同的意义上，萨特曾于《存在与虚无》中写道:每一个性质“都在揭示出物的存在”,他接着说道:“柠檬(的黄)贯彻于柠檬的所有性质中，且其每一个性质都是贯穿于所有其他的性质中的。那黄黄的正是柠檬的酸，那酸酸的正是柠檬的黄;我们吃糕点的颜色;而且糕点的味道也在向我们所说的饮食直观揭示着糕点的形状和颜色……泳池中水的流动性、温热感、泛蓝色以及涌
动态，这其中的每一个性质都一下子就在所有其他性质中被呈现出来了。”
每一个物都向我们象征着某种特定的行为,都向我们提示着这一行为，都激发着我们或正面或负面的反应。正因此,从一个人装点布置其居所的方式,从他所喜爱的颜色,从他所爱去散步的地点就可看出此人的品位、性格及面对世界和外部存在的态度。克洛岱尔就曾提到，中国人会用石头建筑园林,其中的一切都干枯而惨淡①。如此这般对环境的石化所透露出的是对生之茵润的否定,也就是说是对死的向往。那些郁结纠缠在我们的梦里的物同样是意味深长的。我们与物的关联并非一种遥远的关联。每一个物都向我们的身体和生活诉说着什么,每一个物都穿着人的品格(顺从、温柔、恶意、抗拒),并且,物反过来也活在我们之中,作为我们所爱或所恨的生活行为的标记。人驻于物,物也驻于人--借用心理分析师的说法就是:物都是情结(complexe)。塞尚亦持此观点,他曾说绘画所力图传达的正是物的“光环”(“halo”)。这也是现代诗人弗朗西斯·蓬热的看法。我们现在就以他为例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萨特曾在一项关于蓬热的研究中写道:“物居住在他那里已经年历岁,物居有着他，物似地衣般覆盖住了他记忆的基底,物就在他那里……他现在努力所要做的就是从自身之深底钓出这些丛生的巨物以使它们出现，而不是对它们作严密细致的观察以确定它们的性质。”比如说水--当然,不仅仅是水，所有的元素都是如此--其本质并不在于它可被观察出的性质,而在于,关于我们它到底向我们说了些什么。
蓬热就是这么评论水的:
“水白、亮、无形、清凉、被动，执拗于它唯一的堕落--重力，用各种绝招完成这种堕落:包抄,穿透,腐蚀,渗透。
堕落同样作用于水的内部:不断地坍塌，每时每刻都在放弃各种形状，一味地卑躬屈膝，四脚八叉地趴伏于地，如尸首，像某些教派的僧侣……
我们几乎可以说水发了疯了,它歇斯底里般地唯重力是从。这个需求控制着它，如同一个根深蒂固的执念……
液体从定义上讲执着于服从重力而不是执着于维持自己的形状。为了服从重力它拒绝一切形状。这一根深蒂固的执念及病态的顾虑使它完全失态……
水的不安定:能感觉出最细微的倾斜变化。连滚带爬地跳下楼梯。活泼快乐，幼稚地顺从。当降低这边的高度以召唤它时，它立马就跟过来了。”
（引于《采取事物的立场》）
① Paul Claudel,Connaissance de IEst(1895-1900)，Paris,Mercur
de France,190è; rééd1960p.63:“正如景物之美实非草木和枝叶的颜色所构成,而是由线条与地势之起伏掩映所致,中国人真的会只用石头建园子。如此造园就好比是在雕塑,相形之下，寻常造园法则类于绘画。堆叠山石,以创造人工景观。从确定轮廓和形态来看，用石头似乎要比用植物装点更服帖更适宜它们的层次和外貌的变化令人感觉到高度和深度曲折和突兀”一-编者注。(中译文请参见《认识东方》徐知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2页。-中译注)
加斯东·巴什拉将这种分析拓展到了所有的元素中。听众诸君会在他一系列关于气、水、火和土的著作中发现这种分析。在这些著作中,巴什拉把每一种元素都看成了某一类人的心灵家园,看成了此类人魂之所牵梦之所萦者,看成了主导此类人生活的那一为其所最钟爱的境域，看成了那赋予此类人以力量和幸福的自然圣礼(sacre-ment naturel)。所有这些研究都有赖于超现实主义。长达三十年，超现实主义力图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体中--尤其是在那些我们失而复得的、弥足珍贵的物件中--寻找那“欲望的催化剂”或者,正如安德烈·布勒东所说,寻找人的欲望于其中显现自身或曰“结晶”的地方。所以说,这是个相当普遍的趋势:不再把物和人之间的关联设想为一个享有着至高权威的精神和一个例如笛卡尔的著名分析中所呈现的蜡之间的那种距离和主宰;而是终于意识到了:这关联并不是那么清楚明白,这关联是一个令人目眩的接近,这接近使我们不能把自己视作与物完全撇清关系的纯粹精神,使我们不能把物界定为与人的性质没有任何瓜葛的纯粹对象。
通过检视知觉的世界，我们到底学到了什么呢?我们学到了:在这个世界里，根本就不可能把物和它的显现方式区分开。诚然，当我像字典那样去定义桌子的时候--三条或四条腿支撑起的一个平面，人们可以在上面吃饭、书写等等--我可能会觉得如此我就抓住了桌子的本质而完全不必在意桌腿的形状、纹饰的风格等等这般伴随性的偶然之处。然而，这样我就不是在知觉了，而是在下定义。与此相反，当我在知觉一张桌子的时候，我不会不在意这桌子实现其作为桌子的功能的方式,而且,正是桌腿每一次承载起桌面的独特方式、正是那从桌脚到桌面抵抗重力的独特运动吸引着我,并使得每张桌子都卓然有别于所有其他的桌子。在这里，没有任何一个细节--从木头的纤维、桌腿的形状、木头的色泽及年龄到印证着木头之年龄的某些涂鸦或磨损--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桌子”这个意谓之所以吸引我,正是因为它是透过所有这些“细节”显现出来的，因为正是这些细节体现着它在场的样态。然而，一旦我们明白了知觉学派的教导，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开始懂艺术作品了,因为艺术品也是一个肉身性的总体，在此总体中,意义并不是自由的,而是系于或者说束缚于形形色色的符号以及各种各样的细节的。正是这些符号和细节向我显现了意义，以至于正如被知觉到的物那样,艺术品也是要去看的、要去听的，任何的关于艺术品的定义和分析--无论这分析作为对知觉经验所进行的事后盘点做得有多么完备--都不能取代我对此艺术品所进行的直接感知经验。这一点乍看上去并不是那么明白无疑。
【#流域治水#】气候变化危机时代的治水对策
暴雨和洪水经常在世界各地造成破坏，而最近几年，日本也几乎每年都在遭受暴雨灾害的侵袭。鉴于这种事态，国土交通省提出转变思路，改为推行从流域整体角度思考如何减轻水灾损害的“流域治水”。早在41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治水对策，并在鹤见川长期参与相关市民活动的进化生态学家岸由二将为我们介绍流域治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岸由二，1947年生，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庆应大学教授。理学博士。以基于流域思维的防灾和创造多自然都市为己任，在鹤见川、多摩三浦丘陵地区推进相关市民活动。原国土交通省河川专家小组委员。鹤见川流域水委员会委员。NPO法人鹤见川流域网络代表理事。著作有《为了生存下去的流域思维》（筑摩primer新书，2021年）、《自私基因的小革命》（八坂书房，2019年）、《投向自然的目光》（纪伊国屋书店，1996年）等。合作翻译作品有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纪伊国屋书店，1991年）等。
——传统治水对策遭遇瓶颈——
日本的治水对策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这是因为国土交通省在2020年公布了“流域治水”方针。这里所说的“流域”，指的并不是“河漫滩（flood plain）”。“河漫滩”是河川携带的堆积物形成的平原，在暴雨等因素造成河川漫溢时就会被河水淹没的低洼地带。相对于此，“流域”指的是可以将雨水转化为河流的地形和生态系统。国土交通省提出该方针的用意是，今后日本“应该在全盘考虑流域结构和生态系统，以及开展的人为利用行动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治水工作。然而，水灾和泥石流灾害本来就是因为暴雨造成大量雨水汇入流域而发生的现象。那么，“应该以流域思维推进治水工作”的方针为什么现在会迎来历史性的转机？或许需要对此加以说明。
传统的治水对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基于《河川法》的河川水系治理工作，二是基于《下水道法》的管道设施建设管理工作。无论河川水系，还是下水道设施，都只是流域的一部分。流域内拥有绿地、农地、城市区域各种设施，发生暴雨时，雨水将从包括这些区域在内的整个流域汇聚起来。
过去，按照传统治理方式，始终考虑的是如何能让流域的土地利用获得较大的自由度。通过大力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来防控河流泛滥和水灾，由此减少绿地和农地管理、居住和产业发展等土地利用行为在治水方面受到的制约，从而支撑起了日本列岛迅猛的城市化发展。然而，这种分工方式已经陷入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境地。原因并不仅仅是河川和下水道建设工程预算不足。光是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已经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预料之外的暴雨，这种危险性正在不断升高。
——有效利用绿地和水田的蓄水效果——
近年来，日本列岛接连遭遇大河暴雨水灾和丘陵山地严重泥石流灾害。事实上，尽管目前还不能断定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表现，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针对暴雨危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建立一套全新应对机制的时刻了。其具体表现便是为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而提出的流域治水方案。
按照这种新方式，除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强调了要建设可以有效利用流域内绿地具有的保水蓄水效果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寄望于水田等河漫滩空间发挥蓄水效果的“漫溢治水”等办法。这样一来就明确了一个方针，即借助流域的地形和生态系统，甚至是通过流域内生活圈的建设和利用方式，力求从整体角度去适应全球变暖现象。
适应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控制暴雨造成的洪水等灾害的规模；控制洪涝等灾害的范围；为灾后重建提供便利。
目前日本还在推进修订相关法律等工作，已经采用“流域治水对策项目”的名称，针对全国109个一级水系的主要河流公布了首批流域治水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都不完备，没有任何一个是包含“河川下水道工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漫溢治水规划”“城市规划调整”在内的综合规划。今后，经过逐步修订之后，迟早会实施《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综合法，或许每一个主要河川流域的流域建设规划都将实现法制化。
——长期实践流域治水的鹤见川——
尽管目前日本整体上还处于上述状况，但实际上，有一个一级水系已经采用“综合治水”的叫法，先行开展了长达41年实践的“流域治水”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那就是流经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鹤见川水系。该水系的流域覆盖了东京、川崎和横滨的中心地区半径30公里范围的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承受了住宅建设等巨大的开发压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时候称不上暴雨的降水也会造成数千房屋被淹的河流洪涝，通过普通的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治水的做法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进一步开发仍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当时的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河川局除加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于1980年启动了一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推进、名为“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的流域治理工作，核心内容包括保护保水区的植被、将水田用作泄洪区、为超过一定规模的开发行动设置雨水调蓄设施等。抛开名称不说，这项措施在原理上与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其实是一致的。
在之后的41年时间里，鹤见川流域进行了筑堤、大规模疏浚、包括设置大小五处泄洪区在内的大规模河川建设、包括设置大容量雨水调蓄管道在内的下水道建设，同时在流域内各地推进环保工作，还配合区内开发行动建设了大小各异的5000多个雨水调蓄设施，一直使用到今天。
“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平均两日降水量达300毫米级别的暴雨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达到20000起以上。而在90年代以后，即使数次遭遇同等级别的暴雨，该流域也没有发生过河水满溢的洪涝灾害。
作为本人的拙见，就目前鹤见川流域的治水状况而言，即使发生50年一遇的暴雨，也不存在大规模河水漫溢的危险。尽管这一流域属于没有水库和广阔水田地带的典型都市水系，具有限定性，但今后在推进全国各地的流域治水工作方面，该水域长达41年的综合治水经验无疑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
——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管理——
话虽如此，但鹤见川流域的“综合治水”与今后的“流域治水”的性质仍然存在区别。原因在于，“综合治水”是应对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都市流域治理对策，而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没有区分都市河川和自然河川，因为它是旨在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措施，具有特殊的使命。如果是应对城市化发展的治水规划，那么只要在水利建设方面考虑100年乃至200年一遇的暴雨应该就可以了。然而，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治水还必须考虑到于大量降雨、局部极端暴雨、海面上升和潮水高涨等情况。
现在，国土交通省已经针对部分重要河川发布了预想最大极限暴雨（1000年一遇）时的洪涝逃生地图。流域治水想必会是将这些情况纳入视野的防灾和减灾对策，而且将是甚至在鹤见川流域也没有先例的、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通力合作的、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
顺便提一句，鹤见川水系的河川建设总方针预想的是150年一遇的暴雨。即便不是1000年一遇，只是150年一遇的暴雨，但只要并行的多摩川泛滥，就可以预见鹤见川流域下游地区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被高达数米的洪水淹没。预想最大暴雨时的下游预计淹没水深为3到10米。还有一些超乎想象的难题，那就是旨在适应这种事态的流域治水，以及更远未来的流域环境改善，需要怎样的技术革新、流域合作和城市改造？
如果要从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的实践提炼教训，那么我认为或许就是协调中央、地方、企业、民众在流域问题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难度。我们必须牢记，推进流域治水的相关主体之间的配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鹤见川长期以来实践的综合治水自不待言，今后将在全国河川推行的流域治水工程，无论在规划还是执行方面，都没有要求各种主体配合的综合法律框架。或许总有一天能够制定名为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法律，针对所有主要流域设立负责协调相关主体关系、统筹推进规划的组织，但到底还需要多少年呢？推进全球变暖应对措施的紧迫感和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的使命感，正是如今中央政府各个相关主管部门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
原文请看日本网：https://t.cn/A662Tdic
#日本[超话]# #防灾减灾# #治水# #河道治理# #全球气候变暖# #鹤见川#
暴雨和洪水经常在世界各地造成破坏，而最近几年，日本也几乎每年都在遭受暴雨灾害的侵袭。鉴于这种事态，国土交通省提出转变思路，改为推行从流域整体角度思考如何减轻水灾损害的“流域治水”。早在41年前就提出了这种治水对策，并在鹤见川长期参与相关市民活动的进化生态学家岸由二将为我们介绍流域治水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岸由二，1947年生，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曾任庆应大学教授。理学博士。以基于流域思维的防灾和创造多自然都市为己任，在鹤见川、多摩三浦丘陵地区推进相关市民活动。原国土交通省河川专家小组委员。鹤见川流域水委员会委员。NPO法人鹤见川流域网络代表理事。著作有《为了生存下去的流域思维》（筑摩primer新书，2021年）、《自私基因的小革命》（八坂书房，2019年）、《投向自然的目光》（纪伊国屋书店，1996年）等。合作翻译作品有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纪伊国屋书店，1991年）等。
——传统治水对策遭遇瓶颈——
日本的治水对策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机。这是因为国土交通省在2020年公布了“流域治水”方针。这里所说的“流域”，指的并不是“河漫滩（flood plain）”。“河漫滩”是河川携带的堆积物形成的平原，在暴雨等因素造成河川漫溢时就会被河水淹没的低洼地带。相对于此，“流域”指的是可以将雨水转化为河流的地形和生态系统。国土交通省提出该方针的用意是，今后日本“应该在全盘考虑流域结构和生态系统，以及开展的人为利用行动的基础上统筹推进”治水工作。然而，水灾和泥石流灾害本来就是因为暴雨造成大量雨水汇入流域而发生的现象。那么，“应该以流域思维推进治水工作”的方针为什么现在会迎来历史性的转机？或许需要对此加以说明。
传统的治水对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基于《河川法》的河川水系治理工作，二是基于《下水道法》的管道设施建设管理工作。无论河川水系，还是下水道设施，都只是流域的一部分。流域内拥有绿地、农地、城市区域各种设施，发生暴雨时，雨水将从包括这些区域在内的整个流域汇聚起来。
过去，按照传统治理方式，始终考虑的是如何能让流域的土地利用获得较大的自由度。通过大力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来防控河流泛滥和水灾，由此减少绿地和农地管理、居住和产业发展等土地利用行为在治水方面受到的制约，从而支撑起了日本列岛迅猛的城市化发展。然而，这种分工方式已经陷入了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境地。原因并不仅仅是河川和下水道建设工程预算不足。光是修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已经无法完全抵御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预料之外的暴雨，这种危险性正在不断升高。
——有效利用绿地和水田的蓄水效果——
近年来，日本列岛接连遭遇大河暴雨水灾和丘陵山地严重泥石流灾害。事实上，尽管目前还不能断定这些都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的表现，但目前已有越来越多人认识到，针对暴雨危机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建立一套全新应对机制的时刻了。其具体表现便是为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而提出的流域治水方案。
按照这种新方式，除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强调了要建设可以有效利用流域内绿地具有的保水蓄水效果的“绿色基础设施”，以及寄望于水田等河漫滩空间发挥蓄水效果的“漫溢治水”等办法。这样一来就明确了一个方针，即借助流域的地形和生态系统，甚至是通过流域内生活圈的建设和利用方式，力求从整体角度去适应全球变暖现象。
适应措施的目标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控制暴雨造成的洪水等灾害的规模；控制洪涝等灾害的范围；为灾后重建提供便利。
目前日本还在推进修订相关法律等工作，已经采用“流域治水对策项目”的名称，针对全国109个一级水系的主要河流公布了首批流域治水规划。不过，这些规划都不完备，没有任何一个是包含“河川下水道工程”“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漫溢治水规划”“城市规划调整”在内的综合规划。今后，经过逐步修订之后，迟早会实施《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综合法，或许每一个主要河川流域的流域建设规划都将实现法制化。
——长期实践流域治水的鹤见川——
尽管目前日本整体上还处于上述状况，但实际上，有一个一级水系已经采用“综合治水”的叫法，先行开展了长达41年实践的“流域治水”工作，并且取得了成果。那就是流经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的鹤见川水系。该水系的流域覆盖了东京、川崎和横滨的中心地区半径30公里范围的区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承受了住宅建设等巨大的开发压力。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有时候称不上暴雨的降水也会造成数千房屋被淹的河流洪涝，通过普通的河川和下水道工程治水的做法已经达到了极限。在进一步开发仍不可避免的形势下，当时的建设省（现国土交通省）河川局除加强河川和下水道工程外，还于1980年启动了一项由中央和地方政府联合推进、名为“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的流域治理工作，核心内容包括保护保水区的植被、将水田用作泄洪区、为超过一定规模的开发行动设置雨水调蓄设施等。抛开名称不说，这项措施在原理上与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其实是一致的。
在之后的41年时间里，鹤见川流域进行了筑堤、大规模疏浚、包括设置大小五处泄洪区在内的大规模河川建设、包括设置大容量雨水调蓄管道在内的下水道建设，同时在流域内各地推进环保工作，还配合区内开发行动建设了大小各异的5000多个雨水调蓄设施，一直使用到今天。
“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对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果。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流域平均两日降水量达300毫米级别的暴雨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达到20000起以上。而在90年代以后，即使数次遭遇同等级别的暴雨，该流域也没有发生过河水满溢的洪涝灾害。
作为本人的拙见，就目前鹤见川流域的治水状况而言，即使发生50年一遇的暴雨，也不存在大规模河水漫溢的危险。尽管这一流域属于没有水库和广阔水田地带的典型都市水系，具有限定性，但今后在推进全国各地的流域治水工作方面，该水域长达41年的综合治水经验无疑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参考。
——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管理——
话虽如此，但鹤见川流域的“综合治水”与今后的“流域治水”的性质仍然存在区别。原因在于，“综合治水”是应对城市化迅猛发展的都市流域治理对策，而2020年提出的“流域治水”没有区分都市河川和自然河川，因为它是旨在适应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措施，具有特殊的使命。如果是应对城市化发展的治水规划，那么只要在水利建设方面考虑100年乃至200年一遇的暴雨应该就可以了。然而，全球变暖暴雨时代的流域治水还必须考虑到于大量降雨、局部极端暴雨、海面上升和潮水高涨等情况。
现在，国土交通省已经针对部分重要河川发布了预想最大极限暴雨（1000年一遇）时的洪涝逃生地图。流域治水想必会是将这些情况纳入视野的防灾和减灾对策，而且将是甚至在鹤见川流域也没有先例的、需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通力合作的、前所未有的宏大工程。
顺便提一句，鹤见川水系的河川建设总方针预想的是150年一遇的暴雨。即便不是1000年一遇，只是150年一遇的暴雨，但只要并行的多摩川泛滥，就可以预见鹤见川流域下游地区还是会不可避免地被高达数米的洪水淹没。预想最大暴雨时的下游预计淹没水深为3到10米。还有一些超乎想象的难题，那就是旨在适应这种事态的流域治水，以及更远未来的流域环境改善，需要怎样的技术革新、流域合作和城市改造？
如果要从鹤见川流域综合治水的实践提炼教训，那么我认为或许就是协调中央、地方、企业、民众在流域问题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难度。我们必须牢记，推进流域治水的相关主体之间的配合，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鹤见川长期以来实践的综合治水自不待言，今后将在全国河川推行的流域治水工程，无论在规划还是执行方面，都没有要求各种主体配合的综合法律框架。或许总有一天能够制定名为流域治水促进法之类的法律，针对所有主要流域设立负责协调相关主体关系、统筹推进规划的组织，但到底还需要多少年呢？推进全球变暖应对措施的紧迫感和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的使命感，正是如今中央政府各个相关主管部门被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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