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也在反思自己是不是年纪越大越苛刻，但我在生活中看到有人用低效的方式解决问题就会浑身难受。
在我看来任何问题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通过策略逐渐解决问题。
而有些人遇到问题，真的就是拍脑袋想一出是一出，搞了大半天还在原地转圈。
我去帮对方吧，可能还受累不讨好；不帮吧，有时候你还得出于礼貌等着他瞎搞，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也觉得不应该随意评价别人的生活，人家自己都不着急，你着急个啥。
但我真觉得，或许我这样的人就没办法和低效率的人相处吧，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说是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同，玩不到一起去。
在我看来任何问题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通过策略逐渐解决问题。
而有些人遇到问题，真的就是拍脑袋想一出是一出，搞了大半天还在原地转圈。
我去帮对方吧，可能还受累不讨好；不帮吧，有时候你还得出于礼貌等着他瞎搞，浪费自己的时间。
我也觉得不应该随意评价别人的生活，人家自己都不着急，你着急个啥。
但我真觉得，或许我这样的人就没办法和低效率的人相处吧，不能说谁对谁错，只能说是大家的生活方式不同，玩不到一起去。
#关注2022全国两会#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网暴本身不是立法可解决的问题#， 更应该从道德规范去约束】网络暴力依旧凶猛，“按键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三大学子看宜昌# 【宜昌的歌】（韩正琪）自行车的车轮碾过河边过道，“叮铃”一声，激起我心中的涟漪，卷轮“吱嘎吱嘎”连带周围嘈杂的声响，微风卷起湖面层层水浪，一下一下极其有频率地拍打着河畔的石阶，空气中弥漫着独属于河水的腥味，不知为何，却是这样的气息吸引了我的注意，我喜欢的，我眷恋的，就是这样的生活，独坐江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坐看云卷云舒，日落烟霞。
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室友突发奇想，想去看看宜昌滨江公园的夜景，说实话，对于我们这种平常循规蹈矩的人来说，能有那么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很难得，即使只是离学校4.2公里，半小时车程不到的方寸之地。
霓虹的绚烂从闷热的夏夜，从夜间垂钓者凝滞的鱼竿，从江水涨起的层层涟漪之中划过，如一阵淅沥的小雨，缓慢又柔情地涤荡了这个地方。停泊在江上的客船已渐渐通明，铁板的材质外表倒映着江畔路灯的晕影，我将自己掩埋在江畔的阴影里。潮湿的空气笼罩着我的脸庞，我看着江畔对面的那座装满夜灯的山，因距离有些远的缘故，我看着有点朦胧，璀璨的灯光一闪一闪，耳边嘈杂的声响渐渐远去，我的思绪跟着溅入着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我随风摆动……”是伍佰的《夏夜晚风》，响起的音乐将我从万千思绪中拉出，不同于伍佰的烟嗓，这个声音多了些稚嫩，还有属于年轻人的张扬。我循着声音找去，在我踩着的这块石阶之上，隔着几十级阶梯，有两个青年在那儿支起话筒，一个唱，一个弹吉他，夏夜的星星还停留在秋季的天空，瞬间，一切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吉他清脆的旋律连带着飞扬的歌声，我看着他们，看得入迷……
“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总之，梦很美，你也很美……”唱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声音有些哭腔，本来有低的音调因着被他唱得更低了。周围有人自发地举起手机电筒，跟着旋律摇动起来，白色的光打在他的发上，随及夏夜的风拂过，显得有些不羁，他轻轻闭上眼，似是在回忆些什么。我也跟着闭上眼，此刻，这一方天地不再只是一个滨江湖畔，而是一个舞台，流光灯打在他们的身上，舞台下的观众静静聆听他诉说的这段故事。
“一个夏夜晚风的爱……”
“一个寂寞的心的爱……”
“一个还在等待的爱……”
声音减弱，灯光渐暗，我缓缓睁开眼，歌手和吉他手相视一笑，那是个质朴的、满足的笑，舞台终将落幕……
他们又唱了几首歌，伍佰的《Last Dance》、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最后他唱了一首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此刻，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肆意挥洒，想起那年发给我爸的信息——想起信上写的自己的梦想……
一曲终了，吉他的旋律还留在我耳畔……
我想，我该去问问。
他们开始窸窸窣窣地收支起话筒的架子，当他们把包背起的那刹那，我鼓起勇气，鬼使神差地叫了他们一声“同学”。他们显得有些错愕，唱歌的那个人像我点了点头，“你好。”我介绍了我的身份，讲明了我的来意，他们同意了，于是我们坐在一级台阶上，开始长谈。
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宜昌的高中生，平时都对音乐感兴趣，于是同班的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一个负责弹吉他，一个负责唱歌，在忙碌的高中生活中抽空来这里唱唱歌。但今年高三，因为课业繁忙的缘故，可能这次是最后一次在这里唱歌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伍佰，他们两个笑了笑，那个唱歌的孩子说，其实不是他喜欢，而是他父亲喜欢，说到这里时，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说，他父亲年轻时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歌手，但现在已经和这条路渐行渐远了。他告诉我，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最起码，现在他还能唱，即使是在滨江公园的河畔。
我问他们以后想做什么，他们没立刻回答，而是抿了抿嘴，只是淡淡地给我说了一句，第一次月考没考好，挺伤心的。我想安慰他，才高三，没事。突然不知怎的，又想到了《像我这样的人》中的一句“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我最终还是没说话，夏夜的晚风轻轻吹着我们的头发，吹走了少年白日的放纵，周围的喧闹声像远方阑珊的灯火。
他站了起来，突然转过来告诉我，他说，他决定了，要去武汉。我愣了一下，说，他一定可以的，我知道了，他说，他想去那个开满樱花的地方，他想在某个樱花盛开的夜晚唱歌。
恍惚间，我想起了伍佰说的那句“我是街上的游魂，而你是闻到我的人。”岁月和时间的侵蚀终究消磨不掉理想的热爱。又想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里描述城市演变的进程时所说的那句话，在植物伪装出的无邪外表底下，保存了以前争斗的记忆与模式，我想，现在的我们也是这样，俨然是一处花朵怒放的深色森林。我说，下一年的七月份，等你的好消息，他说，好。
梦很美，宜昌也很美，那些旋律，婉转、悠扬……（图片：李鹏）
夏天的一个夜晚我和室友突发奇想，想去看看宜昌滨江公园的夜景，说实话，对于我们这种平常循规蹈矩的人来说，能有那么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真的很难得，即使只是离学校4.2公里，半小时车程不到的方寸之地。
霓虹的绚烂从闷热的夏夜，从夜间垂钓者凝滞的鱼竿，从江水涨起的层层涟漪之中划过，如一阵淅沥的小雨，缓慢又柔情地涤荡了这个地方。停泊在江上的客船已渐渐通明，铁板的材质外表倒映着江畔路灯的晕影，我将自己掩埋在江畔的阴影里。潮湿的空气笼罩着我的脸庞，我看着江畔对面的那座装满夜灯的山，因距离有些远的缘故，我看着有点朦胧，璀璨的灯光一闪一闪，耳边嘈杂的声响渐渐远去，我的思绪跟着溅入着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夏夜里的晚风，吹拂着你在我怀中，你的秀发蓬松，缠绕着我随风摆动……”是伍佰的《夏夜晚风》，响起的音乐将我从万千思绪中拉出，不同于伍佰的烟嗓，这个声音多了些稚嫩，还有属于年轻人的张扬。我循着声音找去，在我踩着的这块石阶之上，隔着几十级阶梯，有两个青年在那儿支起话筒，一个唱，一个弹吉他，夏夜的星星还停留在秋季的天空，瞬间，一切的一切仿佛都静止了。吉他清脆的旋律连带着飞扬的歌声，我看着他们，看得入迷……
“可能是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总之，梦很美，你也很美……”唱到这里的时候，他的声音有些哭腔，本来有低的音调因着被他唱得更低了。周围有人自发地举起手机电筒，跟着旋律摇动起来，白色的光打在他的发上，随及夏夜的风拂过，显得有些不羁，他轻轻闭上眼，似是在回忆些什么。我也跟着闭上眼，此刻，这一方天地不再只是一个滨江湖畔，而是一个舞台，流光灯打在他们的身上，舞台下的观众静静聆听他诉说的这段故事。
“一个夏夜晚风的爱……”
“一个寂寞的心的爱……”
“一个还在等待的爱……”
声音减弱，灯光渐暗，我缓缓睁开眼，歌手和吉他手相视一笑，那是个质朴的、满足的笑，舞台终将落幕……
他们又唱了几首歌，伍佰的《Last Dance》、孟庭苇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等，最后他唱了一首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此刻，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眼中的泪水，夺眶而出，肆意挥洒，想起那年发给我爸的信息——想起信上写的自己的梦想……
一曲终了，吉他的旋律还留在我耳畔……
我想，我该去问问。
他们开始窸窸窣窣地收支起话筒的架子，当他们把包背起的那刹那，我鼓起勇气，鬼使神差地叫了他们一声“同学”。他们显得有些错愕，唱歌的那个人像我点了点头，“你好。”我介绍了我的身份，讲明了我的来意，他们同意了，于是我们坐在一级台阶上，开始长谈。
他们告诉我，他们是宜昌的高中生，平时都对音乐感兴趣，于是同班的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乐队，一个负责弹吉他，一个负责唱歌，在忙碌的高中生活中抽空来这里唱唱歌。但今年高三，因为课业繁忙的缘故，可能这次是最后一次在这里唱歌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伍佰，他们两个笑了笑，那个唱歌的孩子说，其实不是他喜欢，而是他父亲喜欢，说到这里时，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他说，他父亲年轻时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歌手，但现在已经和这条路渐行渐远了。他告诉我，他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最起码，现在他还能唱，即使是在滨江公园的河畔。
我问他们以后想做什么，他们没立刻回答，而是抿了抿嘴，只是淡淡地给我说了一句，第一次月考没考好，挺伤心的。我想安慰他，才高三，没事。突然不知怎的，又想到了《像我这样的人》中的一句“像我这样孤单的人，像我这样傻的人，像我这样不甘平凡的人，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我最终还是没说话，夏夜的晚风轻轻吹着我们的头发，吹走了少年白日的放纵，周围的喧闹声像远方阑珊的灯火。
他站了起来，突然转过来告诉我，他说，他决定了，要去武汉。我愣了一下，说，他一定可以的，我知道了，他说，他想去那个开满樱花的地方，他想在某个樱花盛开的夜晚唱歌。
恍惚间，我想起了伍佰说的那句“我是街上的游魂，而你是闻到我的人。”岁月和时间的侵蚀终究消磨不掉理想的热爱。又想到了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里描述城市演变的进程时所说的那句话，在植物伪装出的无邪外表底下，保存了以前争斗的记忆与模式，我想，现在的我们也是这样，俨然是一处花朵怒放的深色森林。我说，下一年的七月份，等你的好消息，他说，好。
梦很美，宜昌也很美，那些旋律，婉转、悠扬……（图片：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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