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度冲击高端品牌，马自达真的准备好了吗？
伴随着销量连续三年大幅下滑，马自达在车市中的声量愈发微弱，但其偏执、固执的“个性”却仍毫无改变。也正因为市场份额低的“可怜”，人们对马自达的关注度似乎也已经跌至“冰点”。
即便如此，马自达也没有放弃自己。相反的是，马自达近日对外称自己将重新调整品牌定位，并逐渐向高端豪华品牌转变。
对此，马自达英国地区的负责人Jeremy Thomson表示，马自达的目标是成为一家真正的豪华车企，而且将成为传统主流豪华品牌的绝对替代，换言之，马自达将与传统豪华品牌，比如“BBA”对标。
当被问及是否想成为下一个雷克萨斯时，Jeremy Thomson表示，丰田的豪华车品牌是目前唯一一个能与德国三个豪华品牌相竞争的日本品牌，而马自达为什么不能成为这样的品牌呢？
马自达的高端梦，从九十年代种下萌芽
随着汽车市场环境竞争加剧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的时候，高端化道路已然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马自达首次进行品牌冲高了，在曾经，马自达也拥有过自己的高端品牌。
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像Lexus之于丰田、Acura之于本田、Infiniti之于日产一样，马自达也曾计划推出高级豪华车的品牌Amati，旨在北美洲市场与前述三个品牌一决高下。
当时规划的车款包括Eunos 800（欧洲称为马自达Xedos 9、美国称作马自达Millenia）、某款基于马自达Cosmo发展的豪华跑车、以及Amati 1000（以马自达929）为蓝本，采前置后驱，配备4.0L W12的引擎动力）等。
只不过后来因为日本经济泡沫一夕崩塌，从黄金时代一脚滑入“平成不景气”的漩涡至今，“昭和男儿”逐渐沦为“平成死宅”，马自达也随之陷入危机，Amati不幸胎死腹中。
马自达的现状，拿什么再续高端梦？
客观的讲，这个诞生于1920年、从1931年就开始造车的品牌，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全球也坐拥庞大的用户群体。马自达也尝试着将品牌拔高，这一动作正在低调却又真实地进行着。
只不过，仅凭这点的话，马自达的高端化进程能重新焕发荣光嚒？
先不急于下结论，就马自达的品牌属性而言，从它A级轿车十三四万、B级轿车20万上下的定价区间来看，毫无疑问，它是个类似日本老乡丰田本田日产的普通品牌。
况且，马自达还是一个标签颇多的品牌。东瀛宝马、转子、创驰蓝天、ZOOM-ZOOM，魂动红，创驰蓝天，都能让人下意识联想到马自达，且每个都有着很高的话题性，绝大多数还都是正面曝光，这在当今车市非常罕见。
但是，这也是马自达唯一能拿得少台面，登堂入室的一点。
根据马自达汽车发布了2021财年（即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的财务报告来看，马自达2021财年净销售额为2.88万亿日元，较2020财年下跌16%。营业利润为88.2亿日元，同比减少79.8%；净利润亏损316.5亿日元(18.6亿元）。
究其原因，是别的车企都在不断地升级换代，不断地顺应市场的改变来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马自达却一心放在了研究技术上。并不美丽的营收和销量数字，又怎能将品牌形象拔至高端呢？
品牌延伸，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
从马自达英国地区的负责人Jeremy Thomson的发言来看，，此次马自达采用了一种更加实际的品牌拔高之路，即通过产品力的提升来实际提高产品形象以及品牌定位，转型也是瞄准雷克萨斯。
且不说国外，就国内而言马自达现有的产品已经被消费者诟病定价过高，显然它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豪华品牌的样子。所以留给马自达的路只有坚持自己的品牌调性，形成一种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的竞争格局。
纵观当下的汽车市场竞争已至白热化，高中低三挡均有不同的汽车品牌，而且这些汽车品牌并非只是价格的区隔，它们已经在消费者心智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诸如，低档中“丰田-可靠”、中档中“沃尔沃-安全”，高档里“奔驰-豪华”、“宝马-驾驶”、超高档中“法拉利-速度”，这些都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消费者的心智。
而马自达代表什么？就是一个汽车品牌，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词占据消费者心智。但是心智中肯定知道马自达并不是一个高端汽车品牌。马自达进军高端市场，就是典型的由低端向高端延伸，这种延伸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并非是断言低端品牌就完全没有进军高端市场的可能，像丰田的雷克萨斯、本田的讴歌与日产的英菲尼迪之所以称之为豪华品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独立的品牌。换句话说就是聚焦，或者说“聚焦点多品牌战略”，一个品牌只做一件事情，只代表一个东西。这样消费者才能清楚地知道你的品牌是什么，为什么而购买你。
像马自达现在自身就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再做品牌延伸只能让消费者更加模糊马自达是什么，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在线车评认为，由于销量不断下滑，质量问题频繁出现，马自达已经今非昔比。随着口碑大打折扣，市场份额已降至“冰点”，“执迷不悟”的马自达正在一步步深陷“漩涡”无法自拔。此时不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反而寄托于于RWD平台的CX-60和CX-90两款SUV来冲击高端梦想，在品牌历史、内涵、服务和产品力多方面都没有形成鲜明的差异化之前，是不是过于自信了？
守护·文
伴随着销量连续三年大幅下滑，马自达在车市中的声量愈发微弱，但其偏执、固执的“个性”却仍毫无改变。也正因为市场份额低的“可怜”，人们对马自达的关注度似乎也已经跌至“冰点”。
即便如此，马自达也没有放弃自己。相反的是，马自达近日对外称自己将重新调整品牌定位，并逐渐向高端豪华品牌转变。
对此，马自达英国地区的负责人Jeremy Thomson表示，马自达的目标是成为一家真正的豪华车企，而且将成为传统主流豪华品牌的绝对替代，换言之，马自达将与传统豪华品牌，比如“BBA”对标。
当被问及是否想成为下一个雷克萨斯时，Jeremy Thomson表示，丰田的豪华车品牌是目前唯一一个能与德国三个豪华品牌相竞争的日本品牌，而马自达为什么不能成为这样的品牌呢？
马自达的高端梦，从九十年代种下萌芽
随着汽车市场环境竞争加剧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的时候，高端化道路已然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马自达首次进行品牌冲高了，在曾经，马自达也拥有过自己的高端品牌。
早在1992年的时候，就像Lexus之于丰田、Acura之于本田、Infiniti之于日产一样，马自达也曾计划推出高级豪华车的品牌Amati，旨在北美洲市场与前述三个品牌一决高下。
当时规划的车款包括Eunos 800（欧洲称为马自达Xedos 9、美国称作马自达Millenia）、某款基于马自达Cosmo发展的豪华跑车、以及Amati 1000（以马自达929）为蓝本，采前置后驱，配备4.0L W12的引擎动力）等。
只不过后来因为日本经济泡沫一夕崩塌，从黄金时代一脚滑入“平成不景气”的漩涡至今，“昭和男儿”逐渐沦为“平成死宅”，马自达也随之陷入危机，Amati不幸胎死腹中。
马自达的现状，拿什么再续高端梦？
客观的讲，这个诞生于1920年、从1931年就开始造车的品牌，一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在全球也坐拥庞大的用户群体。马自达也尝试着将品牌拔高，这一动作正在低调却又真实地进行着。
只不过，仅凭这点的话，马自达的高端化进程能重新焕发荣光嚒？
先不急于下结论，就马自达的品牌属性而言，从它A级轿车十三四万、B级轿车20万上下的定价区间来看，毫无疑问，它是个类似日本老乡丰田本田日产的普通品牌。
况且，马自达还是一个标签颇多的品牌。东瀛宝马、转子、创驰蓝天、ZOOM-ZOOM，魂动红，创驰蓝天，都能让人下意识联想到马自达，且每个都有着很高的话题性，绝大多数还都是正面曝光，这在当今车市非常罕见。
但是，这也是马自达唯一能拿得少台面，登堂入室的一点。
根据马自达汽车发布了2021财年（即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的财务报告来看，马自达2021财年净销售额为2.88万亿日元，较2020财年下跌16%。营业利润为88.2亿日元，同比减少79.8%；净利润亏损316.5亿日元(18.6亿元）。
究其原因，是别的车企都在不断地升级换代，不断地顺应市场的改变来迎合消费者的需求，而马自达却一心放在了研究技术上。并不美丽的营收和销量数字，又怎能将品牌形象拔至高端呢？
品牌延伸，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
从马自达英国地区的负责人Jeremy Thomson的发言来看，，此次马自达采用了一种更加实际的品牌拔高之路，即通过产品力的提升来实际提高产品形象以及品牌定位，转型也是瞄准雷克萨斯。
且不说国外，就国内而言马自达现有的产品已经被消费者诟病定价过高，显然它还没有表现出任何豪华品牌的样子。所以留给马自达的路只有坚持自己的品牌调性，形成一种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的竞争格局。
纵观当下的汽车市场竞争已至白热化，高中低三挡均有不同的汽车品牌，而且这些汽车品牌并非只是价格的区隔，它们已经在消费者心智当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诸如，低档中“丰田-可靠”、中档中“沃尔沃-安全”，高档里“奔驰-豪华”、“宝马-驾驶”、超高档中“法拉利-速度”，这些都已经牢牢地占据了消费者的心智。
而马自达代表什么？就是一个汽车品牌，并没有一个特定的词占据消费者心智。但是心智中肯定知道马自达并不是一个高端汽车品牌。马自达进军高端市场，就是典型的由低端向高端延伸，这种延伸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并非是断言低端品牌就完全没有进军高端市场的可能，像丰田的雷克萨斯、本田的讴歌与日产的英菲尼迪之所以称之为豪华品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是独立的品牌。换句话说就是聚焦，或者说“聚焦点多品牌战略”，一个品牌只做一件事情，只代表一个东西。这样消费者才能清楚地知道你的品牌是什么，为什么而购买你。
像马自达现在自身就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再做品牌延伸只能让消费者更加模糊马自达是什么，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在线车评认为，由于销量不断下滑，质量问题频繁出现，马自达已经今非昔比。随着口碑大打折扣，市场份额已降至“冰点”，“执迷不悟”的马自达正在一步步深陷“漩涡”无法自拔。此时不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反而寄托于于RWD平台的CX-60和CX-90两款SUV来冲击高端梦想，在品牌历史、内涵、服务和产品力多方面都没有形成鲜明的差异化之前，是不是过于自信了？
守护·文
【王志纲：企业家，如何逃出“富不过三代”的魔咒】（6—4）
3，华为高管团队
2013年3月30日，任正非在持股员工代表大会上，也曾对上市、接班人等问题表态：“公司不是我个人的，因此接班人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大家说了算……今天的轮值CEO运行得很好，不见得明天的轮值董事会主席就运作不好……我的家人有四人在华为公司上班……他们仅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员，决不会进入接班人的序列。”
对于接班人的标准，任正非指出：华为的接班人，除了以前我们讲过的视野、品格、意志要求之外，还要具备对价值评价的高瞻远瞩，和驾驭商业生态环境的能力；华为的接班人，要具有全球市场格局的视野，交易、服务目标执行的能力，以及对新技术与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而且具有不固步自封的能力；华为的接班人，还必须有端到端对公司巨大数量的业务流、物流、资金流……简化管理的能力。”
当然话无绝对，老任说这些话时，也肯定想象不到孟晚舟日后之境遇。如今载誉归来的孟晚舟，成了华为内部仅次于任正非的一面旗帜。
孟晚舟的归来，不仅能给他卸下一些担子，而且孟晚舟身上体现出的勇气、坚忍和智慧，也足以让他欣慰。最起码从精神层面而言，这次传承算是阴差阳错完成了。
尽管在对待子女的家庭教育上，任正非不能算得上成功。早年的任正非是“暴君”式的家长，而到了晚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娇纵子女的人之常情，但说一千道一万，任正非在企业传承问题上的格局和方法，早已超越了传统小老板的封建意识。
尹明善和任正非，两个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下半场。
一边是千方百计将企业和财富留给家族，最大限度保证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另一边则是对于家人接班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信奉“天下为公”，努力打造社会化运作的治理体制。最后一边“人亡政息”，一边却名将如云。同是民企基因，企业命运却云泥之别，不可不谓发人深思。
4，时代拷问：中国人究竟要传承什么？
年初的双汇父子大战，到力帆尹明善的自白书，这一幕幕大剧的背后，都在警示着中国的民营企业，企业传承是个生死攸关的大课题。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只关乎企业家本身，也关乎着全社会，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社会的发展不可持续，企业的繁荣难以维系，个人的使命也无法完成。
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人，谁不期望子女能够建功立业并烟火相传？这是人之常情。
可吊诡的是，从古到今的很多创富者，都很难传承到三代，很多甚至到第二代就亡了。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也一直流传着“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说法。
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有很深刻的社会因素。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无论是地主、农民还是商人，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社会动荡，就会失去家产变成流民。
而中国历史上又有广泛的农民起义的传统，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恒产者”，人们也就没有守业的“恒心”，总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这就导致不管是欧洲也好，日本也罢，都有很多传承上千年的企业，而在中国几乎找不到。我经常去日本考察，在关西地区，传承上千年的企业有数百家，几百年的企业有上千家，这些企业都不大，但就是这样十几代、几十代地传承下来。比如说我们喝的一种日本清酒就叫14代，意思是这个家族14代都在酿这个酒。
我还在日本考察过一家精工制造企业，大概就是乡镇企业的规模，两栋楼，一共有10来个车床，有二三十个老婆婆。我和企业主聊天时，他拿出几个模型让我看。他爷爷那一代，做的产品是一只金属蝴蝶，他爹做的是一只蜜蜂，他做的则是一只蚂蚁，一代比一代做得更小、更精密，他说这家企业已经传承快一百年了，一年的营业额也不多，换算成人民币也就几百万，但是他们很满足。
企业主还专门让儿子来见我，他儿子是东京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也准备回家里接班，我观察他儿子的表情非常平静，没有什么不服气，也没什么挣扎，就好像做一个小企业主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也许他儿子一代生产的产品就是比蚂蚁还小的东西。
日本、欧洲的企业传承经验，让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究竟要传承什么？
古往今来，太多中国企业传承只重物质传承，轻精神传承，这就导致了纵使有万贯家产，也很容易几代就耗尽。对于今天的企业家来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传承问题，没有守业的“恒心”，只关注财富传递，就无法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上一代的基业和财富会很快变成“浮财”灰飞烟灭。
曾经的山西首富李海仓靠钢铁生意起家，到2003年就已经将企业做到40亿规模。但世事难料，李老板突然遇刺，留下偌大企业群龙无首。时年二十多岁的其子李兆会被从海外紧急召回，临危受命被扶上马。李兆会接班时信誓旦旦，“公司是我父亲的，不能让它败在我手里。”结果到了十一年后，李家的海鑫集团被法院宣布破产重整，庞大基业最终还是败在了第二代手里。
3，华为高管团队
2013年3月30日，任正非在持股员工代表大会上，也曾对上市、接班人等问题表态：“公司不是我个人的，因此接班人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大家说了算……今天的轮值CEO运行得很好，不见得明天的轮值董事会主席就运作不好……我的家人有四人在华为公司上班……他们仅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员，决不会进入接班人的序列。”
对于接班人的标准，任正非指出：华为的接班人，除了以前我们讲过的视野、品格、意志要求之外，还要具备对价值评价的高瞻远瞩，和驾驭商业生态环境的能力；华为的接班人，要具有全球市场格局的视野，交易、服务目标执行的能力，以及对新技术与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而且具有不固步自封的能力；华为的接班人，还必须有端到端对公司巨大数量的业务流、物流、资金流……简化管理的能力。”
当然话无绝对，老任说这些话时，也肯定想象不到孟晚舟日后之境遇。如今载誉归来的孟晚舟，成了华为内部仅次于任正非的一面旗帜。
孟晚舟的归来，不仅能给他卸下一些担子，而且孟晚舟身上体现出的勇气、坚忍和智慧，也足以让他欣慰。最起码从精神层面而言，这次传承算是阴差阳错完成了。
尽管在对待子女的家庭教育上，任正非不能算得上成功。早年的任正非是“暴君”式的家长，而到了晚年，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娇纵子女的人之常情，但说一千道一万，任正非在企业传承问题上的格局和方法，早已超越了传统小老板的封建意识。
尹明善和任正非，两个同时代成长起来的企业家，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下半场。
一边是千方百计将企业和财富留给家族，最大限度保证子孙后代永享荣华富贵；另一边则是对于家人接班保持高度警惕，坚持信奉“天下为公”，努力打造社会化运作的治理体制。最后一边“人亡政息”，一边却名将如云。同是民企基因，企业命运却云泥之别，不可不谓发人深思。
4，时代拷问：中国人究竟要传承什么？
年初的双汇父子大战，到力帆尹明善的自白书，这一幕幕大剧的背后，都在警示着中国的民营企业，企业传承是个生死攸关的大课题。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只关乎企业家本身，也关乎着全社会，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社会的发展不可持续，企业的繁荣难以维系，个人的使命也无法完成。
浸淫在儒家文化中的中国人，谁不期望子女能够建功立业并烟火相传？这是人之常情。
可吊诡的是，从古到今的很多创富者，都很难传承到三代，很多甚至到第二代就亡了。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民间也一直流传着“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的说法。
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有很深刻的社会因素。古代生产力不发达，无论是地主、农民还是商人，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社会动荡，就会失去家产变成流民。
而中国历史上又有广泛的农民起义的传统，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对生产力造成极大的破坏。所以在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恒产者”，人们也就没有守业的“恒心”，总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这就导致不管是欧洲也好，日本也罢，都有很多传承上千年的企业，而在中国几乎找不到。我经常去日本考察，在关西地区，传承上千年的企业有数百家，几百年的企业有上千家，这些企业都不大，但就是这样十几代、几十代地传承下来。比如说我们喝的一种日本清酒就叫14代，意思是这个家族14代都在酿这个酒。
我还在日本考察过一家精工制造企业，大概就是乡镇企业的规模，两栋楼，一共有10来个车床，有二三十个老婆婆。我和企业主聊天时，他拿出几个模型让我看。他爷爷那一代，做的产品是一只金属蝴蝶，他爹做的是一只蜜蜂，他做的则是一只蚂蚁，一代比一代做得更小、更精密，他说这家企业已经传承快一百年了，一年的营业额也不多，换算成人民币也就几百万，但是他们很满足。
企业主还专门让儿子来见我，他儿子是东京大学毕业的，毕业之后也准备回家里接班，我观察他儿子的表情非常平静，没有什么不服气，也没什么挣扎，就好像做一个小企业主是天经地义的一样。也许他儿子一代生产的产品就是比蚂蚁还小的东西。
日本、欧洲的企业传承经验，让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人究竟要传承什么？
古往今来，太多中国企业传承只重物质传承，轻精神传承，这就导致了纵使有万贯家产，也很容易几代就耗尽。对于今天的企业家来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传承问题，没有守业的“恒心”，只关注财富传递，就无法打破“富不过三代”的魔咒。上一代的基业和财富会很快变成“浮财”灰飞烟灭。
曾经的山西首富李海仓靠钢铁生意起家，到2003年就已经将企业做到40亿规模。但世事难料，李老板突然遇刺，留下偌大企业群龙无首。时年二十多岁的其子李兆会被从海外紧急召回，临危受命被扶上马。李兆会接班时信誓旦旦，“公司是我父亲的，不能让它败在我手里。”结果到了十一年后，李家的海鑫集团被法院宣布破产重整，庞大基业最终还是败在了第二代手里。
仅仅“看穿”还不够：能源转型下的通胀风险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2022-02-11
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2021年全球经济因能源危机而为之一“震”。随着经济在疫情导致的封锁后重开，原油、天然气、电力价格皆迅速上涨。尽管去年的事件在很多层面上都非比寻常，但能源价格飙升是一个共同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能源价格的剧烈波动一直是反复导致经济混乱和波动的祸源。
然而，本次冲击的根源可能会更深。虽然在过去，能源价格的回落往往与其激增一样迅速。但这次，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可能意味着，如果我们要满足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化石燃料价格现在不仅必须保持高位，甚至还需继续上涨。
更便宜更清洁的能源供给不能立即满足能源需求的迅速上升，这对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构成各种挑战。政府需要推动能源转型前进，同时对最易受能源匮乏影响的群体给予保护。各国央行则必须评估能源转型是否对其价格稳定构成风险，并评估能源对总体通胀贡献造成的通胀目标偏离是否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并且与其价格稳定目标一致。
各国央行需要打破货币政策应看穿能源价格上涨的普遍共识，以确保中期价格稳定。
一、碳价格的快速上涨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
世界经济将不得不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转型，才能履行巴黎协议，将全球平均气温的上升幅度限制在前工业化时期水平之上1.5 摄氏度以内。
其核心是需要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全球排放量需要在2020年至2030年间每年下降7.6%，才能达到巴黎协定的目标。相比之下，即使在2020年全球经济活动几乎停滞的情况下，温室气体排放量也仅下降了5.8%。
人们普遍认为，要实现这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就需要为全球碳排放定价，而且需要迅速行动。目前，碳排放定价工具仅覆盖全球排放量的21.5%，且只有4%的排放量定价在40美元(每吨)以上。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大多数气候经济学家认为，碳价格应高于75美元才能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而要在2030年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碳价格的中位数必须达到100美元。
在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中的碳价格最近开始迅速接近上述水平，部分反映了欧盟致力于实现清洁能源转型的预期(图1)。2021年12月初，ETS价格创下历史新高，每吨碳近90欧元，几乎是2021年初的三倍，是几年前的数倍。这种可观的碳价格上涨将有助于加速能源转型。如果持续下去，会强烈抑制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新投资。
有两条并行的进展正在加强碳价格上涨的影响。
第一条是欧盟委员会于2021年7月提出的“Fit for 55”一揽子改革计划。该计划包括一项建议，即大幅加强ETS并扩大其影响范围，目前ETS仅涵盖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的40%左右。“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还提议对欧盟能源税收指令进行重新检讨，旨在提高低效和污染性燃料的最低税率，并降低高效和清洁燃料的最低税率。
第二条是金融市场的持续转变。可持续投资将不再仅仅是"值得拥有"的投资方针，而是已成为大多数投资者投资组合中的基本要素。许多机构投资者已开始大幅减少对化石燃料能源生产商的风险敞口，并将资本转向更环保的低碳替代品。
欧洲央行的分析表明，金融市场正日益成为一种矫正工具，市场价格已开始反映投资者对气候相关风险敞口的溢价要求。根据信用评级和市场隐含的违约距离(Distance to Default)来衡量，公司经营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与信用风险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平均而言，它与影响信用评级的传统决定因素(如杠杆率)相当(图2)。分析还发现，披露排放和减排目标有助于降低信用风险溢价。
由于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这些进展似乎已经开始产生与气候相关的切实影响，即使在美国等尚未制定国内碳价格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去年美国经济强劲扩张，但是页岩油产量对油价上涨的反应异常缓慢，因为这些投资在中期内可能不再对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不会达到与过去相同的程度，或者回报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图3)。换句话说，即使没有全球碳价格(这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能源转型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
二、绿色转型可能带来长期的能源通胀
虽然化石燃料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可取的，也是有意为之的，但企业和家庭如果不能用更清洁廉价的能源代替昂贵的碳密集型能源，将会给经济带来压力。
提高碳价格的部分作用在于刺激低碳技术的投资和创新，但这些投资需要时间。目前，可再生能源尚未被证明具有足够的规模来满足快速增长的需求。在欧盟，可再生能源目前仅占能源消耗的20%左右。“Fit for 55”计划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40%。
短期内可再生能源产能不足，化石燃料投资低迷，以及碳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可能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能源费用将不断上涨。
天然气价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去年的恶劣天气条件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生产，随着全球增长加速，导致天然气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失衡，将天然气价格推至历史新高(图4)。
能源转型可能会在未来加剧这些失衡。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当然也包括欧洲，由于天然气的污染程度只有煤炭的一半，因此被视为向更绿色能源体系转变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在欧盟，天然气价格上涨对批发电价有直接且即时的影响，这与燃气发电厂的短期边际成本有关。去年11月，欧元区的批发电价达到每兆瓦时196欧元，几乎是疫情爆发前两年平均水平的四倍。因此，以消费者物价调和指数(HICP)能源分项衡量的欧元区能源价格通胀在去年11月达到历史新高，电力和天然气合计占总增幅的三分之一以上，也创下历史新高。
反过来，能源一直是欧元区总体消费价格通胀大幅上升背后的主要因素，根据欧盟统计局的初步估计，2021年12月HICP为5.0%，这是自1999年欧元诞生以来的最高水平(图6)。在2021年4月至12月期间，能源对HICP通胀的贡献平均超过50%。
三、政府需要推进能源转型保护易受群体
这些情况给政策制定者(包括政府和央行)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财政方面，许多国家政府通过减税、价格上限或退税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以保护最易受影响的家庭免受天然气、燃料和电价大幅上涨的影响。由于能源支出通常高度缺乏弹性，并且占不太富裕家庭收入的极大份额，因此碳税往往是递减的。到2020年，欧盟已有8%的人口(约3600万人)表示，他们无法保持家中足够的供暖。能源匮乏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凝聚力和对气候相关政策的支持。因此，补贴措施十分重要。但这些措施不应打击降低碳排放的动力。如果面对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各国政府背弃其减排承诺，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政府也不应放慢过渡的步伐或推迟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
欧盟委员会最近的两项建议正推动政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个是引入社会气候基金，旨在解决因提议将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范围扩大到建筑和运输部门而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的社会影响，这两者都会对家庭产生严重影响。另一个是拟议成立欧盟国家联合采购天然气战略储备的系统，这些储备可以在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释放。目前，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容量利用率略低于三分之二，比季节性标准低近20%。战略储备将有助于限制天然气价格的波动。
四、能源转型给中期通胀带来上行风险
对各国央行来说，挑战同样深远。
过去，各国央行通常会“看穿”能源冲击，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大多数时候，这种冲击是短暂的，意味着政策反应会放大能源价格上涨对总需求和产出的负面影响，并且鉴于政策传导的长期滞后，在冲击可能已经消退的时候对通胀施加下行压力。因此，暂时的供给侧冲击通常意味着在短期内偏离目标，前提是价格在中期内恢复稳定，通胀预期仍然锚定。
这种思路也影响着我们今天的政策反应。在我们的基线情景中，当前的能源冲击预计将在预测期内逐渐消退。欧元体系工作人员的预测是基于天然气和原油期货价格作出的，这表明今年能源价格应该会大幅下跌，从而显著促进了HICP总体通胀率在中期内的下降。
然而，这些技术假设却被巨大的不确定性所笼罩。过去，期货价格往往明显低估或高估了能源价格通胀。这一次，这种风险可以说更大。要看到这一点，只需看一下预测通胀路径的概况就足够了：在预测期末端，整体通胀率是否下降到2%以下的水平，取决于从期货曲线得出的假设，即在2023年和2024年，能源价格对整体通胀没有贡献。但历史表明，这样的概况是不寻常的。自1999年以来，能源对年度总体通胀的贡献平均为0.3个百分点。欧元体系工作人员进行的敏感性分析表明，油价若保持在2021年11月的水平就足以使2024年的HICP达到2%的目标。
能源转型的规模及其背后的政治决心意味着这些估计可能是保守的。与天然气等"过渡燃料"相关的潜在长期供需失衡，以及碳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并延伸到更多经济部门的事实，意味着能源和电力价格对消费者价格通胀的贡献可能高于而非低于中期的历史常态。
因此，能源转型给我们对中期通胀的基线预测带来了显著的上行风险。在12月的理事会会议上，这些风险是决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降低资产购买步伐的一个因素。
五、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可能需要背离“看穿”政策
问题是，如果能源通胀被证明比我们目前在基线情景下预期的更持久，那么我们的容忍限度是什么呢?
我认为在两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改变方向。
如果我们发现通胀预期已经有脱锚的迹象，就会触发转向。消费者的价格预期特别容易受到经常购买的商品价格变化的影响。能源，尤其是汽油，是这一篮子商品的一部分。在过去的一年里，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价格预期急剧上升
20世纪70年代的经验有力地证明，当能源价格上涨引发有害的价格-工资螺旋式上升时，允许通胀预期偏离目标会使通胀率回到目标水平的成本大大增加，无论是在产出损失还是失业率上升方面。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表明会出现更广泛的第二轮效应。工资增长和工会的诉求仍然相对温和。
但在大量过剩储蓄和长期供给中断的环境中，能源转型可能导致通胀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位，从而可能增加通胀预期不稳定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立刻应对而不是“看穿”通胀上行，以保持中期价格稳定。
货币政策需要调整的第二种情况是，能源冲击的性质发生变化。
十多年前，Lutz Kilian的开创性论文提出，并非所有的油价冲击都是一样的。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冲击的潜在根源。例如，由于总需求增加导致的油价上涨与实体经济活动的增加有关，这要求货币政策给出与供给中断导致的油价上涨截然不同的反应。
碳税可能具有原油负面供给冲击的部分特征。更高的能源价格会给经济活动造成压力，并因此在中期对通胀造成下行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应该“看穿”通胀暂时偏离目标的情况。
但是碳税又在两个根本方面与原油负面供给冲击不同。
第一，我们通过大规模公共和私人投资进行经济转型，以及随后采用更高效、更环保的技术，预计将促进(而不是拖累)经济增长，从而支持工资和总需求。
第二，对于像欧元区这样的能源进口经济体来说，标准的石油供给冲击是一种负面的贸易条件冲击(terms-of-trade shocks)，会提高通胀并将财富转移到国外。但是，碳税归根结底是一种国内征税，它将财政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例如，在欧盟，预计未来几年ETS收入将大幅增加。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洲央行计算表明，ETS收入将从2019年的140亿欧元增至2026-30年间每年高达860亿欧元
拟议中的碳边界调整税将对选定的进口产品征收碳税，还有提高化石燃料的最低税率，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税收举措，将进一步提高税收收入。基于西班牙的例子，欧元体系经济学家们表明，政府如何处理这些收入将塑造经济对能源转型的反应。例如，许多政府目前实施的向家庭的一次性转移支付和电费补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消费和GDP的短期负面影响。
又或者，如果该收入被用来削减其他扭曲性税收，如社保缴款，从而降低劳动力雇佣成本中税收楔子(Labour tax wedge)，碳税实际上可能会促进经济活动，即使在短期内也是如此。由于在更环保的行业中可能会出现新的经济活动，因此一部分的GDP增长将是永久性的，可能会在短期和中期抬高通胀。
这些发现并不只是假设。一系列新出现的实证证据表明，碳税对GDP增长和就业并没有强烈的负面影响，反而有适度的正面影响。
因此，如果未来能源价格的走势在中期内推动整体通胀超过我们的目标，且增长和需求前景与坚实的潜在价格压力保持一致，货币政策就需要采取行动维护价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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