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时深度# ：#揭秘灯下黑的美国监狱系统# 】“20年来在关塔那摩进行的未经审判就任意拘留并伴有酷刑或虐待的做法，对于任何政府，尤其是一个声称要保护人权的政府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特别强调美国司法系统未能保护人权和维护法治，从而在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下，使一个法律黑洞在关塔那摩不断扩大。”这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近期发出的公开批评，他们将关塔那摩监狱形容为美国“肆意侵犯人权的一个丑陋篇章”。自2002年关押首批犯人以来，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就成了“黑监狱”的代名词，但它反映的只是美国监狱系统践踏法律与人权的冰山一角，重重黑幕背后隐藏的是暴力、虐待、性侵、腐败等诸多乱象。
从关塔那摩到地区监狱，侵犯人权无处不在
“当我们用绝食抗议遭到的虐待时，他们会把我们绑在椅子上，将硬塑料管插进鼻子强行喂食。”曾经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4年的曼苏尔·阿代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在这座“人间炼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狱中一度关押约780人。美国在这座“黑狱”中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和虐待，严重破坏人权与法治。
一定程度上，关塔那摩更像是美国监狱系统丑陋现实的缩影。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研究机构“监狱政策倡议”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共拥有1833个州立监狱、110个联邦监狱、1772个少年惩教设施、3134个地方监狱、80个印第安部落监狱以及军事监狱。在所有这些监禁机构中，有近230万人被监禁——这几乎是全球囚犯数量的1/4，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在这样一个将囚禁作为惯用手段的国家，监狱中发生的种种恶行却经常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忽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弗格森曾这样形容：被判有罪者的痛苦被精心安排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暴力是一种日常，既发生在囚犯之间，也会出现狱警对犯人拳打脚踢甚至随意使用电棍等武器的情况。暴力造成大量的囚犯伤残甚至死亡，美国社会活动家玛丽亚·梅卡巴甚至将该国的监狱称为“制造死亡的机构”。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州立监狱共有120人死于凶杀，311人死于自杀。但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一些监狱根本没有上报囚犯死亡的数据，有些监狱甚至会将凶杀与自杀事件故意标注为“疾病致死”。
在美国监狱中，与暴力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性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每年约有2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由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上个月，美国加州都柏林女子监狱被爆出存在十分猖獗的性虐待现象，许多囚犯反映自己遭到了惩教人员、维修工头甚至监狱长不同程度的性侵及虐待。美联社称，该监狱甚至被囚犯和工作人员戏称为“强奸俱乐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员拥挤、待遇恶劣、医疗短缺的美国监狱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一些监狱甚至有超过70%的囚犯均被新冠病毒感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近60万在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3000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大多数州没有死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关进监狱，你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英国《卫报》援引一名近期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某监狱获释者的话说。
私营监狱“用孩子换金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监狱已经是“系统性的失败”，这背后不仅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崩坏，更有着资本的力量在作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教公司（后更名为惩教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该公司接管了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座监狱——这是私人运营商第一次签约经营监狱。此后，私营监狱的数量成倍增加，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加了16倍。目前，美国管教公司和GEO集团公司已成为美国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约有11.6万名囚犯被关押在私营设施中，约占所有州囚犯的7%和联邦囚犯的16%。
当运营监狱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囚犯在私营监狱公司眼中就不再是生命，而是商品与“摇钱树”。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依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每天关押的囚犯人数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美国社会活动家邦妮·克内斯曾撰文称，私营监狱靠将人类关在笼子里赚钱，这决定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更多的囚犯。
美国非政府组织RepresentUs称，私营监狱公司在州和联邦均雇佣大量说客，通过为竞选捐款等方式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私营监狱随时处于满员状态。多年来，私营监狱公司利用美国“腐败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更高的监禁率与利润空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私营监狱公司与许多政客关系密切。例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议长时，就曾主导与GEO集团签订了价值1.1亿美元的新合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从GEO集团收到超过4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2009年，媒体披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的一桩“政商勾结”丑闻，被称为“孩子换金钱”。卢泽恩县的两名地方法官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超2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先后把约3000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据《纽约邮报》报道，很多卢泽恩县的青少年只是轻微触犯法律就被送进监狱。14岁的希拉里·特仑修在2007年因假冒副校长的名义制作虚假的个人主页被起诉。法庭上，特仑修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判监3个月，“整个庭审过程仅持续1分钟”。
更多的囚犯对于私营监狱来说意味着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每日工资只有不到1美元。在美国私营监狱里，除因生病或残疾外，所有囚犯都要从事劳动。由于私营监狱人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多公司、机构积极寻求与其合作。美国威廉米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艾普曼曾在一篇名为《染血的金钱》论文中称，随着现代奴隶制的建立，囚犯的强迫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有人说美国的刑事法系统不起作用，但恰恰相反，它像奴隶制一样完美运作着。”邦妮·克内斯称，“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而言，这个国家认为他一文不值，上不起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但当他被关进监狱，他突然就可以带来每年两三万美元的利润。”据美媒报道，2020年，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而GEO集团的收入更是高达23亿美元。
这种压榨剥削也存在于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这些羁押非法移民的拘留设施大多由私营公司建设运营，而私营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们在想方设法用最简陋的设施压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强迫被拘留者从事打扫厕所、擦地板、准备饭菜等各种工作，并为逃避责任而将他们称为“志愿者”。
中国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私营监狱已经不是惩治或改造罪犯的场所，而是最大限度压榨被关押者经济价值的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黑洞”。
“人权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
对于经常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监狱是一个“灯下黑”的地方，这座“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这片黑暗，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所谓“自由”与“人权”的虚伪。
美国监狱经常围猎的对象包括穷人、少数族裔、未成年人、移民等群体。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遭到羁押，最终迫于压力选择认罪，他们往往也难以承受罚金刑或缓刑所附加的苛刻要求，最终沦为私营监狱最喜欢的长期廉价劳工。
美国监狱系统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美国研究机构“审判项目”发布的报告称，与白人相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惩罚有色人种。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 37%，但他们却占据所有监狱囚犯的2/3，“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隐含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6倍”。
“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在其网站上表示，“美国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依赖监禁手段，是因其结合了种族和社会等级间仇恨的惩罚文化。”穷人和少数族裔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易遭受人身自由侵犯和财产损失。
“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为囚犯的待遇提供了基本准则，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经常忽略它们。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停地批评其他国家侵犯囚犯权利与安全的行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名为《美国监狱中的酷刑》报告中称。
对此，李海东评论称，美国的社会运作处处依靠经济推动和利润主导，但在作为惩戒与改造机构的监狱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能造成大量的悲剧。这背后不仅反映出美国存在系统性人权问题，也折射出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堕落。
美国记者肖恩·鲍尔曾卧底私营监狱4个月，将其见闻写成《美国监狱》一书来揭露私营监狱强迫劳动、压榨盘剥的黑幕，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文学网站“Literary Hub”评论称，“鲍尔揭露了美国监狱系统中极其非人道的现象和各种虐待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狱警和犯人。这是对美国当前最黑暗和最深远的困境之一的可怕一瞥。”（《环球时报》3月11日7版文章，作者赵觉珵 单劼 林小艺）
从关塔那摩到地区监狱，侵犯人权无处不在
“当我们用绝食抗议遭到的虐待时，他们会把我们绑在椅子上，将硬塑料管插进鼻子强行喂食。”曾经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4年的曼苏尔·阿代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在这座“人间炼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狱中一度关押约780人。美国在这座“黑狱”中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和虐待，严重破坏人权与法治。
一定程度上，关塔那摩更像是美国监狱系统丑陋现实的缩影。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研究机构“监狱政策倡议”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共拥有1833个州立监狱、110个联邦监狱、1772个少年惩教设施、3134个地方监狱、80个印第安部落监狱以及军事监狱。在所有这些监禁机构中，有近230万人被监禁——这几乎是全球囚犯数量的1/4，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在这样一个将囚禁作为惯用手段的国家，监狱中发生的种种恶行却经常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忽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弗格森曾这样形容：被判有罪者的痛苦被精心安排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暴力是一种日常，既发生在囚犯之间，也会出现狱警对犯人拳打脚踢甚至随意使用电棍等武器的情况。暴力造成大量的囚犯伤残甚至死亡，美国社会活动家玛丽亚·梅卡巴甚至将该国的监狱称为“制造死亡的机构”。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州立监狱共有120人死于凶杀，311人死于自杀。但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一些监狱根本没有上报囚犯死亡的数据，有些监狱甚至会将凶杀与自杀事件故意标注为“疾病致死”。
在美国监狱中，与暴力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性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每年约有2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由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上个月，美国加州都柏林女子监狱被爆出存在十分猖獗的性虐待现象，许多囚犯反映自己遭到了惩教人员、维修工头甚至监狱长不同程度的性侵及虐待。美联社称，该监狱甚至被囚犯和工作人员戏称为“强奸俱乐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员拥挤、待遇恶劣、医疗短缺的美国监狱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一些监狱甚至有超过70%的囚犯均被新冠病毒感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近60万在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3000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大多数州没有死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关进监狱，你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英国《卫报》援引一名近期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某监狱获释者的话说。
私营监狱“用孩子换金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监狱已经是“系统性的失败”，这背后不仅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崩坏，更有着资本的力量在作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教公司（后更名为惩教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该公司接管了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座监狱——这是私人运营商第一次签约经营监狱。此后，私营监狱的数量成倍增加，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加了16倍。目前，美国管教公司和GEO集团公司已成为美国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约有11.6万名囚犯被关押在私营设施中，约占所有州囚犯的7%和联邦囚犯的16%。
当运营监狱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囚犯在私营监狱公司眼中就不再是生命，而是商品与“摇钱树”。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依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每天关押的囚犯人数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美国社会活动家邦妮·克内斯曾撰文称，私营监狱靠将人类关在笼子里赚钱，这决定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更多的囚犯。
美国非政府组织RepresentUs称，私营监狱公司在州和联邦均雇佣大量说客，通过为竞选捐款等方式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私营监狱随时处于满员状态。多年来，私营监狱公司利用美国“腐败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更高的监禁率与利润空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私营监狱公司与许多政客关系密切。例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议长时，就曾主导与GEO集团签订了价值1.1亿美元的新合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从GEO集团收到超过4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2009年，媒体披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的一桩“政商勾结”丑闻，被称为“孩子换金钱”。卢泽恩县的两名地方法官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超2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先后把约3000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据《纽约邮报》报道，很多卢泽恩县的青少年只是轻微触犯法律就被送进监狱。14岁的希拉里·特仑修在2007年因假冒副校长的名义制作虚假的个人主页被起诉。法庭上，特仑修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判监3个月，“整个庭审过程仅持续1分钟”。
更多的囚犯对于私营监狱来说意味着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每日工资只有不到1美元。在美国私营监狱里，除因生病或残疾外，所有囚犯都要从事劳动。由于私营监狱人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多公司、机构积极寻求与其合作。美国威廉米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艾普曼曾在一篇名为《染血的金钱》论文中称，随着现代奴隶制的建立，囚犯的强迫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有人说美国的刑事法系统不起作用，但恰恰相反，它像奴隶制一样完美运作着。”邦妮·克内斯称，“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而言，这个国家认为他一文不值，上不起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但当他被关进监狱，他突然就可以带来每年两三万美元的利润。”据美媒报道，2020年，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而GEO集团的收入更是高达23亿美元。
这种压榨剥削也存在于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这些羁押非法移民的拘留设施大多由私营公司建设运营，而私营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们在想方设法用最简陋的设施压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强迫被拘留者从事打扫厕所、擦地板、准备饭菜等各种工作，并为逃避责任而将他们称为“志愿者”。
中国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私营监狱已经不是惩治或改造罪犯的场所，而是最大限度压榨被关押者经济价值的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黑洞”。
“人权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
对于经常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监狱是一个“灯下黑”的地方，这座“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这片黑暗，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所谓“自由”与“人权”的虚伪。
美国监狱经常围猎的对象包括穷人、少数族裔、未成年人、移民等群体。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遭到羁押，最终迫于压力选择认罪，他们往往也难以承受罚金刑或缓刑所附加的苛刻要求，最终沦为私营监狱最喜欢的长期廉价劳工。
美国监狱系统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美国研究机构“审判项目”发布的报告称，与白人相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惩罚有色人种。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 37%，但他们却占据所有监狱囚犯的2/3，“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隐含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6倍”。
“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在其网站上表示，“美国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依赖监禁手段，是因其结合了种族和社会等级间仇恨的惩罚文化。”穷人和少数族裔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易遭受人身自由侵犯和财产损失。
“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为囚犯的待遇提供了基本准则，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经常忽略它们。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停地批评其他国家侵犯囚犯权利与安全的行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名为《美国监狱中的酷刑》报告中称。
对此，李海东评论称，美国的社会运作处处依靠经济推动和利润主导，但在作为惩戒与改造机构的监狱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能造成大量的悲剧。这背后不仅反映出美国存在系统性人权问题，也折射出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堕落。
美国记者肖恩·鲍尔曾卧底私营监狱4个月，将其见闻写成《美国监狱》一书来揭露私营监狱强迫劳动、压榨盘剥的黑幕，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文学网站“Literary Hub”评论称，“鲍尔揭露了美国监狱系统中极其非人道的现象和各种虐待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狱警和犯人。这是对美国当前最黑暗和最深远的困境之一的可怕一瞥。”（《环球时报》3月11日7版文章，作者赵觉珵 单劼 林小艺）
#艾尔登法环日常#
艾尔登法环 流浪骑士开局一周目通关，白金奖杯达成。
6个结局+基本全支线完成，怎么说呢，意犹未尽。这作内容量过于庞大，每个角色的塑造和结局都令人感叹。梅琳娜、半狼哥、魔法老师、壶哥、小红帽、铁匠、米莉森…真的是除了菈妮全是意难平，还有那些精彩的废案，宫崎英高你没有心（。
一周目让梅琳娜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现在褪色者要牵着菈妮离开这个世界了...
艾尔登法环万岁！
艾尔登法环 流浪骑士开局一周目通关，白金奖杯达成。
6个结局+基本全支线完成，怎么说呢，意犹未尽。这作内容量过于庞大，每个角色的塑造和结局都令人感叹。梅琳娜、半狼哥、魔法老师、壶哥、小红帽、铁匠、米莉森…真的是除了菈妮全是意难平，还有那些精彩的废案，宫崎英高你没有心（。
一周目让梅琳娜完成了自己的心愿，现在褪色者要牵着菈妮离开这个世界了...
艾尔登法环万岁！
#2022全国两会聚焦# 【人大代表：建议保障老年人再就业】2021年5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出炉。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4亿人，占比18.7%；预计“十四五”期间，全国老年人口将突破3亿人，迈入中度老龄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鼓励“银发族”再次进军劳动市场，已成为国内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贤良也聚焦这一社会热议话题，呼吁纠正“歧视老年人再就业”的错误认识。
近日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任贤良表示今年将提交一份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再就业老年人的劳动保障，并畅通“老有所为”渠道，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加强企业雇佣再就业老年人的主动性。
谈老年人再就业：
应对老龄化的现实选择
南都：去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有人对此感到担忧，你怎么看？
任贤良：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自2022年开始，我国每年新增老年人口将超1200万，自此将会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
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人口结构趋于失衡，“未富先老”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难题。
人口老龄化虽不可逆转，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机遇——老年人群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在老年人群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据我了解，我国现有离退休科技人员500多万，其中年龄70岁以下的约占70%，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身体健康、有能力继续发挥作用的约占70%。
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尚好，对幸福生活有很大期待，发挥作用的潜力较大，是老年人力资源的主体，仍然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南都：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些年陆续有观点提出启动老年人就业市场。你认为，支持老年人再就业有何重要意义？
任贤良：人口老龄化也是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促进老年人就业是绝大多数国家选择的应对方式。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芬兰等，通过制定种种措施对老年人就业予以保障。
我认为支持老年人再就业，是应对养老金收不抵支风险、维持政策代际公平的有效选择，也是应对老龄化最现实的选择。
南都：当前我们国家在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任贤良：首先，老年人再就业的法律法规一直没有出台，缺乏法律保障。我国在老年人再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处于原则性设计和讨论阶段。
其次，目前仍存在歧视老年人再就业的错误认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一定的社会阻力。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施行对于政府、企业、劳动者均存在较大适应性考验，存在利益冲突风险。此外，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无法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有效支撑。
最后一点，我发现老年人再就业情况两极分化严重。少数身体状况良好、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如医生、教师等职业有返聘现象，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集中在保洁、保安等低门槛行业。
南都：如何为老年人再就业“做准备”？
任贤良：我认为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调节养老金等方式，制定弹性延迟退休方案。三是增加老年人再就业渠道，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加强企业雇佣再就业老年人主动性。四是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再就业老年人的劳动保障。五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欢迎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的良好舆论氛围。六是开展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培训，为老年人再就业赋能。
谈网络诚信机制建设：
关键是实现信用法治化
南都：去年两会，你带来关于加快推进诚信入法的建议。我们观察发现，过去一年，已有多地引入信用评价、失信约束等诚信机制。如何把握使用诚信机制的度？
任贤良：“人无信不立，网无信不兴”。我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网络领域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诚信建设，国家有关部门在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建设网上信用体系，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建立，在促进社会民生发展、中小微企业投融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诚信建设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
正如你所说，多地也已引入信用评价、失信约束等诚信机制。随着互联网新技术广泛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算法和技术的渗透力影响力日渐强大，对网络诚信机制建设提出了新课题。
我认为，把握网络诚信机制建设最重要的还是“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最高级形态。因此，网络诚信机制建设的关键还是实现信用法治化。
南都：怎么实现信用法治化，对此有何建议？
任贤良：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科学立法，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推进联合奖惩联动机制，加大信息归集共享开放力度，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互联互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系统。
二是不断依法完善“信用激励惩戒”机制，发挥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引导力和威慑力，使其不敢失信、不能失信。
三是突出市场力量，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构建联合激励惩戒大格局，加大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探索建立自律性协同惩戒，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失信治理，始终做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
谈代表履职：
部分建议内容被吸收到法律制定中
南都：今年是你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这五年有哪些收获？
任贤良：人大代表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五年来，我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政治自觉、履行好代表职责。履职过程中，我充分立足于日常工作，积极运用互联网领域的工作实践和调研成果参与到人大工作。
五年来，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助推行业健康发展，在两会期间提出多个建议，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流通、网络诚信立法等。部分建议内容被吸收到原有法律修订和新的法律制定中。
同时作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也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及常委会对相关法律的审议，在会上提出一些意见建议，被吸收进最终的法律文本中。
如在审议《乡村振兴促进法》时，我提出乡村振兴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建议增加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等意见建议，最终被采纳。
南都：履职期间，会不会也有一些遗憾？
任贤良：我觉得遗憾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在此次全国人大履职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较多通过网络了解情况和交流意见，有一些地方想去没能去，有一些议题需要深入调研探讨也没能成行。
对基层进行的实地调研和面对面交流较疫情前变少，对一些议题的研究探讨本可以更加直观全面，和专家的座谈讨论也没有疫情前充分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为代表履职的力度和效果。
来源 | 南方都市报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鼓励“银发族”再次进军劳动市场，已成为国内外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做法。去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明确，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贤良也聚焦这一社会热议话题，呼吁纠正“歧视老年人再就业”的错误认识。
近日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任贤良表示今年将提交一份建议——完善法律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再就业老年人的劳动保障，并畅通“老有所为”渠道，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加强企业雇佣再就业老年人的主动性。
谈老年人再就业：
应对老龄化的现实选择
南都：去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有人对此感到担忧，你怎么看？
任贤良：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自2022年开始，我国每年新增老年人口将超1200万，自此将会进入加速老龄化阶段。
进入老龄化社会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老龄化速度逐步加快，人口结构趋于失衡，“未富先老”及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难题。
人口老龄化虽不可逆转，但也可以成为我们的机遇——老年人群是巨大的社会资源，尤其是在老年人群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据我了解，我国现有离退休科技人员500多万，其中年龄70岁以下的约占70%，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身体健康、有能力继续发挥作用的约占70%。
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尚好，对幸福生活有很大期待，发挥作用的潜力较大，是老年人力资源的主体，仍然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南都：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这些年陆续有观点提出启动老年人就业市场。你认为，支持老年人再就业有何重要意义？
任贤良：人口老龄化也是许多其他国家面临的挑战，促进老年人就业是绝大多数国家选择的应对方式。美国、德国、日本、法国、芬兰等，通过制定种种措施对老年人就业予以保障。
我认为支持老年人再就业，是应对养老金收不抵支风险、维持政策代际公平的有效选择，也是应对老龄化最现实的选择。
南都：当前我们国家在促进老年人再就业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任贤良：首先，老年人再就业的法律法规一直没有出台，缺乏法律保障。我国在老年人再就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处于原则性设计和讨论阶段。
其次，目前仍存在歧视老年人再就业的错误认识，利益群体的多元化也导致了一定的社会阻力。延迟退休政策的颁布施行对于政府、企业、劳动者均存在较大适应性考验，存在利益冲突风险。此外，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无法为老年人再就业提供有效支撑。
最后一点，我发现老年人再就业情况两极分化严重。少数身体状况良好、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如医生、教师等职业有返聘现象，大部分老年人仍然集中在保洁、保安等低门槛行业。
南都：如何为老年人再就业“做准备”？
任贤良：我认为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调节养老金等方式，制定弹性延迟退休方案。三是增加老年人再就业渠道，通过提供劳动补贴或减税，加强企业雇佣再就业老年人主动性。四是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再就业老年人的劳动保障。五是加大宣传力度，营造欢迎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的良好舆论氛围。六是开展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培训，为老年人再就业赋能。
谈网络诚信机制建设：
关键是实现信用法治化
南都：去年两会，你带来关于加快推进诚信入法的建议。我们观察发现，过去一年，已有多地引入信用评价、失信约束等诚信机制。如何把握使用诚信机制的度？
任贤良：“人无信不立，网无信不兴”。我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网络大国，网络领域诚信建设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网络诚信建设，国家有关部门在重点民生领域持续建设网上信用体系，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建立，在促进社会民生发展、中小微企业投融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诚信建设的社会氛围愈发浓厚。
正如你所说，多地也已引入信用评价、失信约束等诚信机制。随着互联网新技术广泛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层出不穷，算法和技术的渗透力影响力日渐强大，对网络诚信机制建设提出了新课题。
我认为，把握网络诚信机制建设最重要的还是“法治化”。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要标志，是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最高级形态。因此，网络诚信机制建设的关键还是实现信用法治化。
南都：怎么实现信用法治化，对此有何建议？
任贤良：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科学立法，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推进联合奖惩联动机制，加大信息归集共享开放力度，打破信息壁垒，实现信用信息公开共享、互联互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信用信息系统。
二是不断依法完善“信用激励惩戒”机制，发挥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的引导力和威慑力，使其不敢失信、不能失信。
三是突出市场力量，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构建联合激励惩戒大格局，加大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探索建立自律性协同惩戒，引导企业主动参与失信治理，始终做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利剑高悬。
谈代表履职：
部分建议内容被吸收到法律制定中
南都：今年是你作为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履职的最后一年。这五年有哪些收获？
任贤良：人大代表既是荣誉，也是责任。五年来，我不断提高政治站位、政治自觉、履行好代表职责。履职过程中，我充分立足于日常工作，积极运用互联网领域的工作实践和调研成果参与到人大工作。
五年来，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助推行业健康发展，在两会期间提出多个建议，涉及个人信息保护、数据流通、网络诚信立法等。部分建议内容被吸收到原有法律修订和新的法律制定中。
同时作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我也参加全国人大会议及常委会对相关法律的审议，在会上提出一些意见建议，被吸收进最终的法律文本中。
如在审议《乡村振兴促进法》时，我提出乡村振兴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发挥数字经济的推动作用，建议增加数字乡村建设、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等意见建议，最终被采纳。
南都：履职期间，会不会也有一些遗憾？
任贤良：我觉得遗憾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在此次全国人大履职周期的后半段，只能较多通过网络了解情况和交流意见，有一些地方想去没能去，有一些议题需要深入调研探讨也没能成行。
对基层进行的实地调研和面对面交流较疫情前变少，对一些议题的研究探讨本可以更加直观全面，和专家的座谈讨论也没有疫情前充分深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为代表履职的力度和效果。
来源 |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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