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宽律师和茶店子派出所“警律联调”工作再次荣登人民公安报头条
在四川成都，“茶店子”是古代茶马古道的节点，也是来往旅客买茶、品茶的地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历史悠久的茶店子地区早已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茶店子派出所就坐落在成都市金牛区西三环的一片繁华与喧嚣之中，现有民警57人，是公安部评定的一级派出所。
近年来，按照成都市公安局党委“一所一品”的部署要求，茶店子派出所以党建为引领，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红船精神”，依托“一室两队”警务机制改革，积极创新“警律联调机制”，着力锻造守护辖区平安的“警茶卫士”，努力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品茶香”“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实现了“矛盾不上交、纠纷不出门、服务在基层”的工作目标。
试点“一室两队”营造安全环境
“我们所辖一品天下大街，五里墩、化成老旧院落片区，因娱乐场所众多、外来务工人员繁杂，各种消费、借贷、家庭、劳资、人身、财产类纠纷警情占到总警情的45%以上。”谈及茶店子派出所过往，所长李继平说。
如何有效破解上述难题？茶店子派出所首先树立改革强警理念，提出以开展“一室两队”建设为核心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改革。
记者了解到，“一室两队”即由5名所领导、5名内勤民警、3名法制室民警组成“综合指挥室”，负责警情指挥调度及对各项工作分析研判、派出所规章制度的制定运行、文件精神的上传下达，及其他重要工作决策等，打造“最强大脑”。为实现基层警力回归社区，派出所将原有的社区警务队和巡逻防控队整合，成立了54人的“社区警务队”，以加强社区见警率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将原有刑侦中队和治安办案队整合，成立由18名刑侦民警及6名辅警组成的“打击办案队”，以提高派出所执法办案的专业性和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
创建“警律联调”打造智慧警务
今年6月18日，家住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社区的居民刘女士及家人，为茶店子派出所民警和驻所律师送来一面锦旗。原来，刘女士的丈夫欠下200余万元债务，并多次对家人暴力相向。
到派出所寻求帮助后，经民警和值班律师多次劝说调解，刘女士与丈夫解除了婚姻关系，并就财产、债务、子女抚养等问题做详细处理后，终于与家人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2018年以来，茶店子派出所与四川达宽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开展“党建结对”，值班民警和驻所律师共同进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共同制定、建立健全了“矛盾不上交，调解纠纷两步走”“平安不出事、法治夜校增意识”“服务不缺位，‘线上撮合’高效率”等“警律联调”工作制度。
接到辖区群众报警后，值班民警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并会同驻所律师介入调解；调解成功后，值班民警出具《治安调解责任书》，由当事双方签字确认。同时，抽调驻所党员律师进行“专案法律风险排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将不稳定因素先期予以化解。
每周二，除驻所律师值班备勤外，律师事务所会另派出4名党员律师与社区民警一起前往辖区内4个社区，开展“法治夜校沙龙专题讲座”，对辖区百姓关心的婚姻、继承、合同等法律问题，开展法治讲座，并健全矛盾纠纷咨询、接洽、排查、调处工作台账，发放宣传资料，推送“线上撮合”网络平台，进一步完备警务机制。
此外，为适应新时代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变化，茶店子派出所还积极拓展智慧警务，研发“茶稳化”线上纠纷调解APP。
APP在具备基础功能的前提下还开设了三个重点板块。打开“你是我的眼”匿名举报板块，老百姓可通过APP将可疑的“矛盾信息”以照片、文字、视频等多媒体资料反馈至“互联网+”社区警务平台，网络不仅支持举报位置实时反馈，还支持断点续传。
APP平台开设了“线上咨询、线上服务”板块，老百姓可直接选择进入证件办理、合同纠纷、法律援助等咨询窗口。在“线上撮合”板块，民警及驻所律师收到纠纷当事人线上提出调解意愿后，可快速对身份认定后进行线上三方视频通话，不需要双方当事人前往派出所调解。调解成功后，双方可在线上签名，同视频通话记录一并存档，还可持二维码到派出所打印纸质调解书。
据悉，这种“警律联调”模式，不仅方便了群众，更节省了警力、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畅通了民意。截至今年6月，茶店子派出所共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352人次，参与矛盾纠纷调解133起，其中成功调处93起。
强化党建引领激活“平安细胞”
近年来，茶店子派出所积极谋划党建工作新思路，通过党建引领，全面加强“最强党支部”建设。
记者了解到，因城市发展需要，茶店子派出所于2017年暂时搬入体育馆内，成为全市唯一的“板房派出所”。派出所党支部现有支部委员7人、党员52人，党员在全所民警中占比91%。虽然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办公条件艰苦，但党员民警们却奋发图强，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名列分局前茅。
据悉，茶店子派出所着眼以“党小组”稳定大格局，实施“543”工作法，以党员为“最小平安细胞”，参与社区治理、平安社区创建工作。派出所和街道党工委一起创新完善五级党组织架构，积极推行党员社区民警兼任社区党委副书记和二级支部副书记制度，建立以各小区楼栋长、治保积极分子、物管工作人员中的党员为成员的流动党小组。
同时，派出所在党小组内选出党性观念强、热心奉献的党员家庭为“党员中心户”，负责联系党员、服务群众等日常工作。他们整合“党群服务中心”与“党群活动室”，成立了“老党员调解小组”和“党员义务巡逻队”，及早掌控、就地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更加有效维护辖区稳定。
在四川成都，“茶店子”是古代茶马古道的节点，也是来往旅客买茶、品茶的地方。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历史悠久的茶店子地区早已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成都市公安局金牛区分局茶店子派出所就坐落在成都市金牛区西三环的一片繁华与喧嚣之中，现有民警57人，是公安部评定的一级派出所。
近年来，按照成都市公安局党委“一所一品”的部署要求，茶店子派出所以党建为引领，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红船精神”，依托“一室两队”警务机制改革，积极创新“警律联调机制”，着力锻造守护辖区平安的“警茶卫士”，努力创建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品茶香”“枫桥式公安派出所”，实现了“矛盾不上交、纠纷不出门、服务在基层”的工作目标。
试点“一室两队”营造安全环境
“我们所辖一品天下大街，五里墩、化成老旧院落片区，因娱乐场所众多、外来务工人员繁杂，各种消费、借贷、家庭、劳资、人身、财产类纠纷警情占到总警情的45%以上。”谈及茶店子派出所过往，所长李继平说。
如何有效破解上述难题？茶店子派出所首先树立改革强警理念，提出以开展“一室两队”建设为核心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改革。
记者了解到，“一室两队”即由5名所领导、5名内勤民警、3名法制室民警组成“综合指挥室”，负责警情指挥调度及对各项工作分析研判、派出所规章制度的制定运行、文件精神的上传下达，及其他重要工作决策等，打造“最强大脑”。为实现基层警力回归社区，派出所将原有的社区警务队和巡逻防控队整合，成立了54人的“社区警务队”，以加强社区见警率提升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将原有刑侦中队和治安办案队整合，成立由18名刑侦民警及6名辅警组成的“打击办案队”，以提高派出所执法办案的专业性和打击违法犯罪的力度。
创建“警律联调”打造智慧警务
今年6月18日，家住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社区的居民刘女士及家人，为茶店子派出所民警和驻所律师送来一面锦旗。原来，刘女士的丈夫欠下200余万元债务，并多次对家人暴力相向。
到派出所寻求帮助后，经民警和值班律师多次劝说调解，刘女士与丈夫解除了婚姻关系，并就财产、债务、子女抚养等问题做详细处理后，终于与家人过上了安稳的生活。
2018年以来，茶店子派出所与四川达宽律师事务所党支部开展“党建结对”，值班民警和驻所律师共同进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共同制定、建立健全了“矛盾不上交，调解纠纷两步走”“平安不出事、法治夜校增意识”“服务不缺位，‘线上撮合’高效率”等“警律联调”工作制度。
接到辖区群众报警后，值班民警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并会同驻所律师介入调解；调解成功后，值班民警出具《治安调解责任书》，由当事双方签字确认。同时，抽调驻所党员律师进行“专案法律风险排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将不稳定因素先期予以化解。
每周二，除驻所律师值班备勤外，律师事务所会另派出4名党员律师与社区民警一起前往辖区内4个社区，开展“法治夜校沙龙专题讲座”，对辖区百姓关心的婚姻、继承、合同等法律问题，开展法治讲座，并健全矛盾纠纷咨询、接洽、排查、调处工作台账，发放宣传资料，推送“线上撮合”网络平台，进一步完备警务机制。
此外，为适应新时代群众工作的新特点、新变化，茶店子派出所还积极拓展智慧警务，研发“茶稳化”线上纠纷调解APP。
APP在具备基础功能的前提下还开设了三个重点板块。打开“你是我的眼”匿名举报板块，老百姓可通过APP将可疑的“矛盾信息”以照片、文字、视频等多媒体资料反馈至“互联网+”社区警务平台，网络不仅支持举报位置实时反馈，还支持断点续传。
APP平台开设了“线上咨询、线上服务”板块，老百姓可直接选择进入证件办理、合同纠纷、法律援助等咨询窗口。在“线上撮合”板块，民警及驻所律师收到纠纷当事人线上提出调解意愿后，可快速对身份认定后进行线上三方视频通话，不需要双方当事人前往派出所调解。调解成功后，双方可在线上签名，同视频通话记录一并存档，还可持二维码到派出所打印纸质调解书。
据悉，这种“警律联调”模式，不仅方便了群众，更节省了警力、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畅通了民意。截至今年6月，茶店子派出所共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352人次，参与矛盾纠纷调解133起，其中成功调处93起。
强化党建引领激活“平安细胞”
近年来，茶店子派出所积极谋划党建工作新思路，通过党建引领，全面加强“最强党支部”建设。
记者了解到，因城市发展需要，茶店子派出所于2017年暂时搬入体育馆内，成为全市唯一的“板房派出所”。派出所党支部现有支部委员7人、党员52人，党员在全所民警中占比91%。虽然在临时搭建的板房里，办公条件艰苦，但党员民警们却奋发图强，各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名列分局前茅。
据悉，茶店子派出所着眼以“党小组”稳定大格局，实施“543”工作法，以党员为“最小平安细胞”，参与社区治理、平安社区创建工作。派出所和街道党工委一起创新完善五级党组织架构，积极推行党员社区民警兼任社区党委副书记和二级支部副书记制度，建立以各小区楼栋长、治保积极分子、物管工作人员中的党员为成员的流动党小组。
同时，派出所在党小组内选出党性观念强、热心奉献的党员家庭为“党员中心户”，负责联系党员、服务群众等日常工作。他们整合“党群服务中心”与“党群活动室”，成立了“老党员调解小组”和“党员义务巡逻队”，及早掌控、就地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更加有效维护辖区稳定。
【#律师涉“一肩两挑”# 烟台一法院“裁”走房企近百亩土地】https://t.cn/AipA9Otm经过近3年的时间，山东栖霞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栖霞农商行”）与烟台泰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莱公司”）因抵押贷款产生的纠纷仍未画上句号。这场纠纷源自于江西商人殷毓文到烟台栖霞市桃村镇开发建设桃村国际城项目。
“在这场纠纷通过法院处理后，因为法官不按法定程序办案，律师同时代理原告、被告，导致我公司名下的近百亩土地及商铺易主了。”今年6月18日，作为泰莱公司的董事长殷毓文向新京报记者反映了他的遭遇。
6月19日，栖霞市人民法院表示，该案如何纠正、如何走程序，该院将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同日，栖霞市政法委表示将介入调查此事。
开发商到烟台投资项目，与农商行发生诉讼
2012年，江西商人殷毓文到烟台考察投资，相中了栖霞市桃村镇。当年12月15日，桃村镇政府与殷毓文所在的江西九江宏发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招商投资协议》，总投资约50亿元。为此，殷毓文成立泰莱公司，着手开发建设桃村国际城项目。但桃村国际城项目的开发并不顺利。
据殷毓文介绍，2013年7月12日，经当时的栖霞市政府同意，泰莱公司开发的桃村国际城项目举行了开工典礼，但此时，根据《招商投资协议》，桃村镇所出让的3宗地块仍未完成征收拆迁工作，只是交付了一部分空地状态的土地，约93亩。2014年，泰莱公司以部分建成铺面与土地证为抵押，与栖霞农商行签了贷款合同，贷款4200万元。
因为迟迟不予拆迁及土地不能交付的问题，泰莱公司多次书面向桃村镇政府请求尽快实施拆迁交付，均未得到兑现。
2016年7月，泰莱公司与栖霞农商行原贷款合同到期，在办理续贷手续过程中，桃村镇政府没有为其办理土地证延期，最终该续贷合同只能办到土地证到期日（2017年1月15日）。
直到2017年3月1日，泰莱公司土地证延期问题才得以解决，但为时已晚——栖霞农商行已经在2016年11月10日将泰莱公司告上法庭，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申请。栖霞市人民法院在8天后做出了裁定：解除二者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准予对被申请人泰莱公司所有的位于栖霞市桃村镇房产证号为栖房建栖城房字第00003664号在建房产及土地证号为栖国用（2013）字第28217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62959平方米）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
从此，泰莱公司陷入了漫长的诉讼纠纷之中，至今未能解脱。
法院开庭传票晚于裁定书送达
在这场诉讼中，怪事迭出，令殷毓文唏嘘不已。殷毓文向新京报记者提供了一份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2016）鲁0686民特10号显示，原告为栖霞农商行，被告为泰莱公司，裁定时间为2016年11月18日。
同样由该院关于该案作出的送达回证显示，送达文书名称为“传票、民事起诉状”等，受送达人为烟台泰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4日。
民事裁定书（左）日期2016年11月18日早于传票送达（右）日期2016年11月24日。
由上可见，上述送达回证的落款时间晚于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的时间。该案被告人殷毓文对此提出质疑，“按照法律规定，开庭前就要给我送达上述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等文书，但是法院却程序倒置，庭审笔录与裁定书落款时间为同一日，相关各方至今未能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2019年6月19日17时，该案审判员、原栖霞市人民法院法官、现栖霞市杨础镇法庭庭长赵志祥在被记者问及“为何开庭传票送达书的日期会晚于作出裁定书的日期”等问题时称：“我刚忙完，现在还不方便查阅相关资料。”
律师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
殷毓文还指出，他根本就没有委托裁定书中所列的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何智勇律师作为该案代理人，而该律所发出的两份材料透露何智勇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
据殷毓文提供的一份自栖霞市人民法院复印而来的律师事务所公函显示，这份公函由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出具，栖霞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山东栖霞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泰莱公司金融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已委托该所何智勇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
另一份从栖霞市人民法院复印的授权委托书显示，泰莱公司委托何智勇在与山东栖霞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中，作为泰莱公司参与诉讼的委托代理人。两份材料的落款时间同为2016年11月1日。
“当初，何智勇就是凭借上述授权委托书在诉讼程序中充当了我的代理人，我现在确定该委托书是伪造的。”殷毓文向记者说道。
烟台市律师协会在对泰莱公司的回复函中对何智勇及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做出处理。
烟台市律师协会经过调查，认为何智勇在参与山东泰莱公司与栖霞农商行纠纷案期间，既担任山东泰莱公司诉讼代理人，同时又为栖霞农商行提供有关法律服务，“拟作出中止其会员权利一个月的纪律处分”；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未与泰莱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涉嫌违规，“拟作出予以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训诫的纪律处分。
6月19日，新京报记者在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见到了何智勇律师，他对烟台市律师协会的决定表示“律协的处理都已经出来了，我也不便说太多，只是觉得律协的相关表述不够清楚。”何智勇承认在本案中代理泰莱公司，但是对于栖霞农商行，他只是提供了法律服务，并称，“律师协会处理答复中部分相关信息表述不够清晰。”
此外，在采访期间，殷毓文告知新京报记者：“该案开庭前，我从来不认识何智勇，更不存在授权于他。”对此，何智勇随即称“我们曾在某场合见过的。”
同时，何智勇向殷毓文表示，“如果你资金到位的话，现在相关方面对此事尚有挽回的余地。”闻言，殷毓文再度表示怀疑，“为什么这名律师现在还有那么大把握左右案件多方的处理意见？”
何智勇在此案中一肩挑两头，审判员没有察觉吗？对此，时任该案审判员、原栖霞市人民法院法官、现栖霞市杨础镇法庭庭长赵志祥称：“我们只按照各方出具的书面材料等证据立案审理，不能判断相关授权委托书的真伪。”
烟台市律师协会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何智勇是否认可该协会的决定，没有意义。烟台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称，“我们现在认可律师协会的上述处理结果，如果相关当事方还有意见，也可以向我局提出，我局会继续进行相关处理。”
当地企业将国际城部分商铺锁门
栖霞桃村国际城一商铺被上了新锁，玻璃碎了一地。
就在殷毓文与新京报记者奔波于各部门时，殷毓文接到电话得知，桃村国际城的一层部分商铺门被上了新锁，一处玻璃门的钢化玻璃破碎了一地。殷毓文随即报警。
殷毓文赶到现场，出警的其中一名警务人员对他称：“我也不知道为你处理了多少次经济纠纷了。”此时，两名自称“钰合置业公司”的员工也赶到了现场，并承认锁门是其所为，但玻璃破碎与其无关，至于为何锁门，其中一人手持一份栖霞市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自称是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张乔称，根据该裁定书，桃村国际城部分商铺2017年7月24日已经归属于钰合置业公司，而泰莱公司迟迟不离开，他们只能这样做。
殷毓文对此不认同：“即便如此，也应该由法院执行庭来执行，哪能由你们来锁门？”出警警员则表示，既然有法院的裁定书，他们就不能进行相关处置了，随即，在匆匆查看了部分监控录像后，就离开了现场。
张助理还给了记者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公司是栖霞市宏达运输总公司，为了接手该楼盘项目，该公司才于2016年12月27日注册成立了钰合置业公司。据张乔（即张助理）介绍，该公司大老板名为林忠。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林忠是当地知名人士，今年作为烟台市劳动模范获得了表彰。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林忠名下有多家公司，而其本人与栖霞农商行的多名高管为合作伙伴。
栖霞市政法委将介入调查
为何法院会如此判决？为何律师敢于一肩挑两头？为何当地企业会不经法院执行而直接封门？
殷毓文直言原因出在他是外地人，最初他前来烟台投资时，烟台市、栖霞市包括桃村镇的领导尚对其投资项目非常重视，但是后来领导相继调动，他的境况一落千丈，开始被排挤、被“围猎”，而相关政府部门不作为，导致他诉求无门。
新京报记者获得了一份来自栖霞市委宣传部的材料，根据该材料，应泰莱公司要求，栖霞市桃村镇在其一期开发通过国土部门验收无望的情况下，积极联系上级有关部门，于2016年6月17日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了给予泰莱公司一期工程土地延期开发的请示（桃政发[2016]56文），但相关部门没有批准。2017年2月28日，栖霞市桃村镇又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了给予泰莱公司一期工程土地延期开发的请示（桃政发[2017]22文），延期获得通过。“经查，烟台泰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面临合同解除、法院判决的困境，并不是领导调动、政府不作为造成的，而是因为该企业拖欠银行贷款造成的，其所谓的理由和反映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
针对本案，新京报记者采访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诉研究所杜闻副教授。杜闻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若该案中关于原被告双方的委托代理和授权类材料真实，则属于很明显的‘一位律师两头挑’的现象，相关法律是禁止一位律师同时担任同一案件原、被告双方代理人的，本案中的法院在受理、立案阶段应当很容易通过书面审查过程发现此问题，法院工作人员已涉嫌违法。”
杜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按照正常程序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向被告送达传票、起诉状副本等文书，以保证被告充分了解原告身份、原告方诉求及相关事实理由，进而保证被告方法定的知情权、诉讼参与权，体现出法治的程序正义价值。若审理该案的法院先出裁定后送传票、起诉状副本，则属于明显违法，这种程序错误对案件影响较为重大。如涉案裁定为先予执行裁定，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可向做出此裁定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以为救济。
6月19日当天，记者针对此案来到了栖霞市人民法院信访处，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此案如何纠正、如何走程序，我们将向烟台中院汇报此事，后续如果有进展再做回复。”
随后，新京报记者与殷毓文来到了栖霞市政法委，一位自称是该委副书记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将尽快介入调查此事，根据后续情况再做回应。”
截至发稿时，记者未接到相关部门机构的进一步回应，对于此案，本报将继续关注。#烟台一法院“裁”走房企近百亩土地#https://t.cn/AipA9Otm
“在这场纠纷通过法院处理后，因为法官不按法定程序办案，律师同时代理原告、被告，导致我公司名下的近百亩土地及商铺易主了。”今年6月18日，作为泰莱公司的董事长殷毓文向新京报记者反映了他的遭遇。
6月19日，栖霞市人民法院表示，该案如何纠正、如何走程序，该院将向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请示。同日，栖霞市政法委表示将介入调查此事。
开发商到烟台投资项目，与农商行发生诉讼
2012年，江西商人殷毓文到烟台考察投资，相中了栖霞市桃村镇。当年12月15日，桃村镇政府与殷毓文所在的江西九江宏发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招商投资协议》，总投资约50亿元。为此，殷毓文成立泰莱公司，着手开发建设桃村国际城项目。但桃村国际城项目的开发并不顺利。
据殷毓文介绍，2013年7月12日，经当时的栖霞市政府同意，泰莱公司开发的桃村国际城项目举行了开工典礼，但此时，根据《招商投资协议》，桃村镇所出让的3宗地块仍未完成征收拆迁工作，只是交付了一部分空地状态的土地，约93亩。2014年，泰莱公司以部分建成铺面与土地证为抵押，与栖霞农商行签了贷款合同，贷款4200万元。
因为迟迟不予拆迁及土地不能交付的问题，泰莱公司多次书面向桃村镇政府请求尽快实施拆迁交付，均未得到兑现。
2016年7月，泰莱公司与栖霞农商行原贷款合同到期，在办理续贷手续过程中，桃村镇政府没有为其办理土地证延期，最终该续贷合同只能办到土地证到期日（2017年1月15日）。
直到2017年3月1日，泰莱公司土地证延期问题才得以解决，但为时已晚——栖霞农商行已经在2016年11月10日将泰莱公司告上法庭，提出“实现担保物权”申请。栖霞市人民法院在8天后做出了裁定：解除二者于2016年9月21日签订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准予对被申请人泰莱公司所有的位于栖霞市桃村镇房产证号为栖房建栖城房字第00003664号在建房产及土地证号为栖国用（2013）字第282178号国有土地使用权（62959平方米）采取拍卖、变卖等方式依法变价……
从此，泰莱公司陷入了漫长的诉讼纠纷之中，至今未能解脱。
法院开庭传票晚于裁定书送达
在这场诉讼中，怪事迭出，令殷毓文唏嘘不已。殷毓文向新京报记者提供了一份山东省栖霞市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裁定书（2016）鲁0686民特10号显示，原告为栖霞农商行，被告为泰莱公司，裁定时间为2016年11月18日。
同样由该院关于该案作出的送达回证显示，送达文书名称为“传票、民事起诉状”等，受送达人为烟台泰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落款时间为2016年11月24日。
民事裁定书（左）日期2016年11月18日早于传票送达（右）日期2016年11月24日。
由上可见，上述送达回证的落款时间晚于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的时间。该案被告人殷毓文对此提出质疑，“按照法律规定，开庭前就要给我送达上述传票及民事起诉状等文书，但是法院却程序倒置，庭审笔录与裁定书落款时间为同一日，相关各方至今未能给出一个合理解释。”
2019年6月19日17时，该案审判员、原栖霞市人民法院法官、现栖霞市杨础镇法庭庭长赵志祥在被记者问及“为何开庭传票送达书的日期会晚于作出裁定书的日期”等问题时称：“我刚忙完，现在还不方便查阅相关资料。”
律师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
殷毓文还指出，他根本就没有委托裁定书中所列的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何智勇律师作为该案代理人，而该律所发出的两份材料透露何智勇既代理原告，又代理被告。
据殷毓文提供的一份自栖霞市人民法院复印而来的律师事务所公函显示，这份公函由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出具，栖霞市人民法院受理的山东栖霞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泰莱公司金融借贷纠纷一案中，原告已委托该所何智勇律师为其诉讼代理人。
另一份从栖霞市人民法院复印的授权委托书显示，泰莱公司委托何智勇在与山东栖霞农村商业银行金融借款纠纷一案中，作为泰莱公司参与诉讼的委托代理人。两份材料的落款时间同为2016年11月1日。
“当初，何智勇就是凭借上述授权委托书在诉讼程序中充当了我的代理人，我现在确定该委托书是伪造的。”殷毓文向记者说道。
烟台市律师协会在对泰莱公司的回复函中对何智勇及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做出处理。
烟台市律师协会经过调查，认为何智勇在参与山东泰莱公司与栖霞农商行纠纷案期间，既担任山东泰莱公司诉讼代理人，同时又为栖霞农商行提供有关法律服务，“拟作出中止其会员权利一个月的纪律处分”；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未与泰莱公司签订委托合同，涉嫌违规，“拟作出予以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训诫的纪律处分。
6月19日，新京报记者在山东大炜律师事务所见到了何智勇律师，他对烟台市律师协会的决定表示“律协的处理都已经出来了，我也不便说太多，只是觉得律协的相关表述不够清楚。”何智勇承认在本案中代理泰莱公司，但是对于栖霞农商行，他只是提供了法律服务，并称，“律师协会处理答复中部分相关信息表述不够清晰。”
此外，在采访期间，殷毓文告知新京报记者：“该案开庭前，我从来不认识何智勇，更不存在授权于他。”对此，何智勇随即称“我们曾在某场合见过的。”
同时，何智勇向殷毓文表示，“如果你资金到位的话，现在相关方面对此事尚有挽回的余地。”闻言，殷毓文再度表示怀疑，“为什么这名律师现在还有那么大把握左右案件多方的处理意见？”
何智勇在此案中一肩挑两头，审判员没有察觉吗？对此，时任该案审判员、原栖霞市人民法院法官、现栖霞市杨础镇法庭庭长赵志祥称：“我们只按照各方出具的书面材料等证据立案审理，不能判断相关授权委托书的真伪。”
烟台市律师协会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何智勇是否认可该协会的决定，没有意义。烟台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称，“我们现在认可律师协会的上述处理结果，如果相关当事方还有意见，也可以向我局提出，我局会继续进行相关处理。”
当地企业将国际城部分商铺锁门
栖霞桃村国际城一商铺被上了新锁，玻璃碎了一地。
就在殷毓文与新京报记者奔波于各部门时，殷毓文接到电话得知，桃村国际城的一层部分商铺门被上了新锁，一处玻璃门的钢化玻璃破碎了一地。殷毓文随即报警。
殷毓文赶到现场，出警的其中一名警务人员对他称：“我也不知道为你处理了多少次经济纠纷了。”此时，两名自称“钰合置业公司”的员工也赶到了现场，并承认锁门是其所为，但玻璃破碎与其无关，至于为何锁门，其中一人手持一份栖霞市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自称是该公司总经理助理张乔称，根据该裁定书，桃村国际城部分商铺2017年7月24日已经归属于钰合置业公司，而泰莱公司迟迟不离开，他们只能这样做。
殷毓文对此不认同：“即便如此，也应该由法院执行庭来执行，哪能由你们来锁门？”出警警员则表示，既然有法院的裁定书，他们就不能进行相关处置了，随即，在匆匆查看了部分监控录像后，就离开了现场。
张助理还给了记者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公司是栖霞市宏达运输总公司，为了接手该楼盘项目，该公司才于2016年12月27日注册成立了钰合置业公司。据张乔（即张助理）介绍，该公司大老板名为林忠。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林忠是当地知名人士，今年作为烟台市劳动模范获得了表彰。记者通过“天眼查”查询，林忠名下有多家公司，而其本人与栖霞农商行的多名高管为合作伙伴。
栖霞市政法委将介入调查
为何法院会如此判决？为何律师敢于一肩挑两头？为何当地企业会不经法院执行而直接封门？
殷毓文直言原因出在他是外地人，最初他前来烟台投资时，烟台市、栖霞市包括桃村镇的领导尚对其投资项目非常重视，但是后来领导相继调动，他的境况一落千丈，开始被排挤、被“围猎”，而相关政府部门不作为，导致他诉求无门。
新京报记者获得了一份来自栖霞市委宣传部的材料，根据该材料，应泰莱公司要求，栖霞市桃村镇在其一期开发通过国土部门验收无望的情况下，积极联系上级有关部门，于2016年6月17日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了给予泰莱公司一期工程土地延期开发的请示（桃政发[2016]56文），但相关部门没有批准。2017年2月28日，栖霞市桃村镇又向上级有关部门提出了给予泰莱公司一期工程土地延期开发的请示（桃政发[2017]22文），延期获得通过。“经查，烟台泰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面临合同解除、法院判决的困境，并不是领导调动、政府不作为造成的，而是因为该企业拖欠银行贷款造成的，其所谓的理由和反映的问题没有任何的因果关系。”
针对本案，新京报记者采访到了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民诉研究所杜闻副教授。杜闻向新京报记者表示，“若该案中关于原被告双方的委托代理和授权类材料真实，则属于很明显的‘一位律师两头挑’的现象，相关法律是禁止一位律师同时担任同一案件原、被告双方代理人的，本案中的法院在受理、立案阶段应当很容易通过书面审查过程发现此问题，法院工作人员已涉嫌违法。”
杜闻进一步分析认为，按照正常程序应当在开庭审理前向被告送达传票、起诉状副本等文书，以保证被告充分了解原告身份、原告方诉求及相关事实理由，进而保证被告方法定的知情权、诉讼参与权，体现出法治的程序正义价值。若审理该案的法院先出裁定后送传票、起诉状副本，则属于明显违法，这种程序错误对案件影响较为重大。如涉案裁定为先予执行裁定，根据法律规定，被告可向做出此裁定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以为救济。
6月19日当天，记者针对此案来到了栖霞市人民法院信访处，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此案如何纠正、如何走程序，我们将向烟台中院汇报此事，后续如果有进展再做回复。”
随后，新京报记者与殷毓文来到了栖霞市政法委，一位自称是该委副书记的工作人员表示，“我们将尽快介入调查此事，根据后续情况再做回应。”
截至发稿时，记者未接到相关部门机构的进一步回应，对于此案，本报将继续关注。#烟台一法院“裁”走房企近百亩土地#https://t.cn/AipA9Otm
“小程序”撬动“大治理”
5 月8 日，河南省淅川县张河村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召开文化广场建设项目村民代表决议大会河南省南阳市委组织部供图
◇“四议两公开”抓住了农村民主管理中民主决策这个核心，落实了村务公开这个保障，用民主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成为农村治理中解难解结的法宝
◇“四议两公开”保障了群众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扩大了村级事务监督内涵，村务透明了，群众心里亮堂了，干部底气足了，基层治理的根基夯实了
2018年12月28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提出：“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四议两公开”工作法2004年发源于河南南阳邓州市，即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自2010年起，河南4.7万多个行政村实现了100%运用。
自2009年在全国推广，在10余年来的实践中，“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内涵扎根生长、丰富完善，保证了农村基层组织决策、执行的科学性、有效性，推动了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夯实了基层治理根基。
简单管用的“小程序”
“村民吴桂花算不算贫困户？”这个问题让兰考县仪封乡西营村的村干部犯了难。
原来，吴桂花的丈夫几年前因意外事故去世，她家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和80多岁的老母亲。不久前，吴桂花摔伤了腰，家庭失去了生活来源。但由于丈夫去世时，她家曾得到过赔偿款，家里又住着楼房，村干部对是否确定其为贫困户存在顾虑。
“四议两公开”这个“小程序”解决了难题。通过运用“四议两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认为，吴桂花之前得到的赔偿款用于孩子上学、母亲看病，已所剩无几，家中的楼房是以前建的，吴桂花本人不能外出务工，生活非常困难，一致同意将其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河南部分县（市、区）调研时，多位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四议两公开”抓住了农村民主管理中民主决策这个核心，落实了村务公开这个保障，用民主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成为农村治理中“解难解结”的法宝。贫困户精准识别、“空心村”治理、征地搬迁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题都能在这套简单管用的“小程序”中得到妥善解决。
南阳市卧龙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建新说，精准扶贫修路先行，通过“四议两公开”，路修多长多宽、工程造价多少、质量如何、招标情况，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都清清楚楚。“啥都摊开了，村民也不怀疑了，干部工作的底气也更足了。”
“贫困户谁当谁不当、谁脱谁不脱，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来精准识别，就没有村民上访或有意见的。”南阳市卧龙区小石桥村是省级贫困村，村支书张聚贤说，通过对全村800多户进行摸底分析，经村支部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和村民代表决议这套程序，完成贫困户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与精准退出，又通过决议公开和实施结果公开，没有一户漏评、错评，每一步都摆在明面上。
邓州市张楼乡茶庵村按照“四议两公开”，拆迁110户，建起了工业园区，不仅没出现上访事件，群众还主动帮助施工方整理土地。周口市太康县马厂镇运用“四议两公开”，３年内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0件、积案136起，由原来的上访大镇成为周口市信访工作先进乡镇。
简单管用的“小程序”缘何历久弥新，面对新的时代课题仍有强大生命力？
南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邓州市委原书记刘朝瑞回忆说，过去有段时间，由于基层组织功能弱化，服务群众不到位，老办法不能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一些地方党员群众民主权利没保障，“想参与没平台，想管理没资格，想表达没渠道，想监督没保障”，党员群众政治参与热情降低，部分人对公共事业漠不关心，人心涣散。
“乡村治理出现的新情况新课题，需要我们创新机制、大胆实践。”刘朝瑞说，“四议两公开”应运而生。
多年来，为确保“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科学管用，取得实效，邓州针对每一道程序的事前、事中、事后需要做的工作、需要注意的事项分别作出详细规定和说明，并建立健全了民主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外来人员和流动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等14项制度，用制度化确保科学化。
扎根生长 夯实堡垒
“这意见，那意见，一公开就没意见；这难办，那难办，一公开就好办。”淅川县九重镇张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家祥说。
2009年5月，河南在全省全面推广“四议两公开”，一批长期没有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当年11月，中组部要求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广。2010年、2013年、2019年，“四议两公开”三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也明确强调：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
“四议两公开”保障了群众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扩大了村级事务监督内涵。泌阳县马谷田镇河南村村民付继才说，“四议两公开”让党群共唱“一台戏”，干群共算“一本账”，村务透明了，群众心里亮堂了。
“四议两公开”的广泛运用和创新，深化了群众对村级事务的程序理念和监督理念，部分地区农村成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2010年10月，这一工作法也写入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河南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鞠启明介绍，在十几年的实践中，“四议两公开”扎根生长，内涵不断丰富。
一是扩大了应用范围，及时将发展规划、投资收益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纳入决策范围，做到应提必提、应议必议。二是完善了操作程序，增加了合法性审查、决策咨询评估等环节，配套建立完善了决策事项清单、动态管理等制度。三是创新了运行方式，通过QQ、微信等现代通信方式，实现外出党员或村民代表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解决人口流动造成的会议召集难问题。
河南多位受访基层干部说，“以前村里的事多是干部决定，现在要经过‘由下到上，由上到下’几个来回”“确实有很多事项被村民或村民代表通过程序否决了”“不满意的事项可以重新提议”“过去是决策容易执行难，现在是决策民主执行易”。
在邓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让村干部学会了讲方法、讲程序，从“上边布置、下边落实”“我说你听、我定你办”转变为民主、协商、引导，加强了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从2016年起，邓州探索下放办事权改革，将过去市直单位的审批权力下放到村一级组织，赋予“村级县级的办事权”，让群众有事找村里，办事不出村，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乡村治理体系。
穰西社区居民闻改的小儿子考上大学后，听说贫困家庭孩子读大学有补贴，她到服务站咨询了情况，按要求上传了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救助申请书等材料，不到20天，她就领到了5500元补助。
目前邓州市686个政务事项可在网上办理，自2016年7月以来，全市已通过网受理群众办事申请21万余件，办结13万余件。
撬动基层“大治理”
2016年6月，郑万高铁建设启动。按照规划，高铁从邓州小杨营镇东楼村第五村民小组的耕地内穿境而过，这就涉及永久占地赔青补偿。郑万高铁占用第五组村民耕地5.87亩，共涉及7户43人。由于只涉及第五村民小组，所以村里决定让第五村民小组运用“一提二审三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问题。
“一提二审三决议”，即“村民小组理事组提出实施意见，村两委审查同意，村民小组户代表会议决议通过”，这是邓州和河南其他地区农村在“四议两公开”基础上的创新。这套工作程序简单明了，老百姓易懂会用，提高了议事效率，降低了决策成本。
东楼村第五村民小组群众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一次性补给征地款及青苗补偿款，以后这7户就不再参与本组分地了；二是把青苗补偿款分给这7户，把高铁永久占地款平均分配给全组村民，等下年调地时全组按人均再给这7户分地。小组群众中，支持第一种意见的占多数，但涉及永久性占地的7户群众则大多认可第二种意见。理事组考虑到农村土地政策及7户群众的后续生产生活，也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东楼村第五村民小组理事组和党小组决定，逐户做群众思想工作，宣传和解释国家政策。做通了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工作后，理事组将第二种意见提交了村两委进行审核。
村两委根据第五村民小组理事组提交的解决办法，安排干部走访了部分群众，并重点审核是否符合上级政策、法律法规等，通过并批复了该方案。
第五村民小组理事组根据村两委审核意见，提前先召开户代表会议，再次对占地补偿的解决办法进行酝酿讨论。最终，在第五村民小组的村民大会上，关于郑万高铁征地拆迁补贴的方案全票通过。
不仅是该村，2016年邓州市在郑万高铁征地拆迁中综合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和“一提二审三通过”工作程序，将239户拆迁安置任务逐一细化分解到13个村35个村民小组，仅用3个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征地拆迁任务。
“如果没有‘四议两公开’，这些涉及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就容易酝酿出社会矛盾。”邓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有印说。
针对外出务工党员群众增多、会议组织难等问题，邓州借助电话、微信视频通话等手段创新参会与表决形式，突破了必须“面对面”开会的传统模式，解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强的难题；针对与群众沟通的问题，完善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党员联系户制度，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
“四议两公开”在实践中的丰富完善不仅局限在农村，还向城市社区延伸。
2014年，郑州市探索推行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征集居民意见为前提、以社区协商和民主公开为主要程序的社区“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一征”即征求社区建设意见，“三议”即社区两委提议、相关单位商议、党员和居民代表会议决议，“两公开”即决议内容和实施情况公开。2015年，该工作法在河南全省推广，截至目前，仅郑州市804个社区就运用“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协商解决各类事项5800余件，群众满意率达98%。
郑州市棉纺路街道棉西小院是“一五”计划国棉三厂配套设施。由于小院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管理滞后，居民抱怨颇多。
“我们的小院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未来怎么管”，带着这些问题，社区党委征求群众意见，制定了“拆违治乱、封门划院、物业管理”三步走策略，通过社区两委向相关单位、居民提议。在相关单位商议环节，社区党委依托区域化党建平台，把提议方案放在平台上，把街道、城管、市政、房管、后期、居民等叫在一起商议，明晰各方职责，通过居民代表会议决议后公开。棉西小院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社区，不管是10年前，还是10年后，时代在变化，问题也在变化，但‘四议两公开’既与时俱进，又坚守原则，让我们‘答题’永远能万变不离其宗。”刘朝瑞说，答好基层治理的时代课题，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四议两公开”运用得成熟，正是把党的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为；二是坚持深化完善村民（居民）自治；三是发扬民主，坚持农民（居民）主体地位；四是坚持依法办事，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作者：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林嵬 王林园 ）
5 月8 日，河南省淅川县张河村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召开文化广场建设项目村民代表决议大会河南省南阳市委组织部供图
◇“四议两公开”抓住了农村民主管理中民主决策这个核心，落实了村务公开这个保障，用民主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成为农村治理中解难解结的法宝
◇“四议两公开”保障了群众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扩大了村级事务监督内涵，村务透明了，群众心里亮堂了，干部底气足了，基层治理的根基夯实了
2018年12月28日起施行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提出：“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四议两公开”工作法2004年发源于河南南阳邓州市，即村党组织提议、村两委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自2010年起，河南4.7万多个行政村实现了100%运用。
自2009年在全国推广，在10余年来的实践中，“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内涵扎根生长、丰富完善，保证了农村基层组织决策、执行的科学性、有效性，推动了党的领导、发扬民主、依法办事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夯实了基层治理根基。
简单管用的“小程序”
“村民吴桂花算不算贫困户？”这个问题让兰考县仪封乡西营村的村干部犯了难。
原来，吴桂花的丈夫几年前因意外事故去世，她家有两个上学的孩子和80多岁的老母亲。不久前，吴桂花摔伤了腰，家庭失去了生活来源。但由于丈夫去世时，她家曾得到过赔偿款，家里又住着楼房，村干部对是否确定其为贫困户存在顾虑。
“四议两公开”这个“小程序”解决了难题。通过运用“四议两公开”，党员和村民代表认为，吴桂花之前得到的赔偿款用于孩子上学、母亲看病，已所剩无几，家中的楼房是以前建的，吴桂花本人不能外出务工，生活非常困难，一致同意将其评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河南部分县（市、区）调研时，多位基层干部向记者反映，“四议两公开”抓住了农村民主管理中民主决策这个核心，落实了村务公开这个保障，用民主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成为农村治理中“解难解结”的法宝。贫困户精准识别、“空心村”治理、征地搬迁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难题都能在这套简单管用的“小程序”中得到妥善解决。
南阳市卧龙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建新说，精准扶贫修路先行，通过“四议两公开”，路修多长多宽、工程造价多少、质量如何、招标情况，党员干部和普通群众都清清楚楚。“啥都摊开了，村民也不怀疑了，干部工作的底气也更足了。”
“贫困户谁当谁不当、谁脱谁不脱，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来精准识别，就没有村民上访或有意见的。”南阳市卧龙区小石桥村是省级贫困村，村支书张聚贤说，通过对全村800多户进行摸底分析，经村支部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和村民代表决议这套程序，完成贫困户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与精准退出，又通过决议公开和实施结果公开，没有一户漏评、错评，每一步都摆在明面上。
邓州市张楼乡茶庵村按照“四议两公开”，拆迁110户，建起了工业园区，不仅没出现上访事件，群众还主动帮助施工方整理土地。周口市太康县马厂镇运用“四议两公开”，３年内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0件、积案136起，由原来的上访大镇成为周口市信访工作先进乡镇。
简单管用的“小程序”缘何历久弥新，面对新的时代课题仍有强大生命力？
南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邓州市委原书记刘朝瑞回忆说，过去有段时间，由于基层组织功能弱化，服务群众不到位，老办法不能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一些地方党员群众民主权利没保障，“想参与没平台，想管理没资格，想表达没渠道，想监督没保障”，党员群众政治参与热情降低，部分人对公共事业漠不关心，人心涣散。
“乡村治理出现的新情况新课题，需要我们创新机制、大胆实践。”刘朝瑞说，“四议两公开”应运而生。
多年来，为确保“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科学管用，取得实效，邓州针对每一道程序的事前、事中、事后需要做的工作、需要注意的事项分别作出详细规定和说明，并建立健全了民主监督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外来人员和流动党员权利保障制度、党员联系群众制度、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等14项制度，用制度化确保科学化。
扎根生长 夯实堡垒
“这意见，那意见，一公开就没意见；这难办，那难办，一公开就好办。”淅川县九重镇张河村党支部书记张家祥说。
2009年5月，河南在全省全面推广“四议两公开”，一批长期没有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当年11月，中组部要求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在全国农村全面推广。2010年、2013年、2019年，“四议两公开”三度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也明确强调：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实行“四议两公开”。
“四议两公开”保障了群众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扩大了村级事务监督内涵。泌阳县马谷田镇河南村村民付继才说，“四议两公开”让党群共唱“一台戏”，干群共算“一本账”，村务透明了，群众心里亮堂了。
“四议两公开”的广泛运用和创新，深化了群众对村级事务的程序理念和监督理念，部分地区农村成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2010年10月，这一工作法也写入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河南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鞠启明介绍，在十几年的实践中，“四议两公开”扎根生长，内涵不断丰富。
一是扩大了应用范围，及时将发展规划、投资收益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纳入决策范围，做到应提必提、应议必议。二是完善了操作程序，增加了合法性审查、决策咨询评估等环节，配套建立完善了决策事项清单、动态管理等制度。三是创新了运行方式，通过QQ、微信等现代通信方式，实现外出党员或村民代表参与讨论、发表意见，解决人口流动造成的会议召集难问题。
河南多位受访基层干部说，“以前村里的事多是干部决定，现在要经过‘由下到上，由上到下’几个来回”“确实有很多事项被村民或村民代表通过程序否决了”“不满意的事项可以重新提议”“过去是决策容易执行难，现在是决策民主执行易”。
在邓州，“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让村干部学会了讲方法、讲程序，从“上边布置、下边落实”“我说你听、我定你办”转变为民主、协商、引导，加强了村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从2016年起，邓州探索下放办事权改革，将过去市直单位的审批权力下放到村一级组织，赋予“村级县级的办事权”，让群众有事找村里，办事不出村，初步形成较为完备的乡村治理体系。
穰西社区居民闻改的小儿子考上大学后，听说贫困家庭孩子读大学有补贴，她到服务站咨询了情况，按要求上传了身份证、录取通知书、救助申请书等材料，不到20天，她就领到了5500元补助。
目前邓州市686个政务事项可在网上办理，自2016年7月以来，全市已通过网受理群众办事申请21万余件，办结13万余件。
撬动基层“大治理”
2016年6月，郑万高铁建设启动。按照规划，高铁从邓州小杨营镇东楼村第五村民小组的耕地内穿境而过，这就涉及永久占地赔青补偿。郑万高铁占用第五组村民耕地5.87亩，共涉及7户43人。由于只涉及第五村民小组，所以村里决定让第五村民小组运用“一提二审三通过”工作程序来解决问题。
“一提二审三决议”，即“村民小组理事组提出实施意见，村两委审查同意，村民小组户代表会议决议通过”，这是邓州和河南其他地区农村在“四议两公开”基础上的创新。这套工作程序简单明了，老百姓易懂会用，提高了议事效率，降低了决策成本。
东楼村第五村民小组群众有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一次性补给征地款及青苗补偿款，以后这7户就不再参与本组分地了；二是把青苗补偿款分给这7户，把高铁永久占地款平均分配给全组村民，等下年调地时全组按人均再给这7户分地。小组群众中，支持第一种意见的占多数，但涉及永久性占地的7户群众则大多认可第二种意见。理事组考虑到农村土地政策及7户群众的后续生产生活，也倾向于第二种意见。
东楼村第五村民小组理事组和党小组决定，逐户做群众思想工作，宣传和解释国家政策。做通了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工作后，理事组将第二种意见提交了村两委进行审核。
村两委根据第五村民小组理事组提交的解决办法，安排干部走访了部分群众，并重点审核是否符合上级政策、法律法规等，通过并批复了该方案。
第五村民小组理事组根据村两委审核意见，提前先召开户代表会议，再次对占地补偿的解决办法进行酝酿讨论。最终，在第五村民小组的村民大会上，关于郑万高铁征地拆迁补贴的方案全票通过。
不仅是该村，2016年邓州市在郑万高铁征地拆迁中综合运用“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和“一提二审三通过”工作程序，将239户拆迁安置任务逐一细化分解到13个村35个村民小组，仅用3个月时间就基本完成了征地拆迁任务。
“如果没有‘四议两公开’，这些涉及群众切身经济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就容易酝酿出社会矛盾。”邓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有印说。
针对外出务工党员群众增多、会议组织难等问题，邓州借助电话、微信视频通话等手段创新参会与表决形式，突破了必须“面对面”开会的传统模式，解决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强的难题；针对与群众沟通的问题，完善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党员联系户制度，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
“四议两公开”在实践中的丰富完善不仅局限在农村，还向城市社区延伸。
2014年，郑州市探索推行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征集居民意见为前提、以社区协商和民主公开为主要程序的社区“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一征”即征求社区建设意见，“三议”即社区两委提议、相关单位商议、党员和居民代表会议决议，“两公开”即决议内容和实施情况公开。2015年，该工作法在河南全省推广，截至目前，仅郑州市804个社区就运用“一征三议两公开”工作法协商解决各类事项5800余件，群众满意率达98%。
郑州市棉纺路街道棉西小院是“一五”计划国棉三厂配套设施。由于小院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管理滞后，居民抱怨颇多。
“我们的小院怎么样、我们该怎么办、未来怎么管”，带着这些问题，社区党委征求群众意见，制定了“拆违治乱、封门划院、物业管理”三步走策略，通过社区两委向相关单位、居民提议。在相关单位商议环节，社区党委依托区域化党建平台，把提议方案放在平台上，把街道、城管、市政、房管、后期、居民等叫在一起商议，明晰各方职责，通过居民代表会议决议后公开。棉西小院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社区，不管是10年前，还是10年后，时代在变化，问题也在变化，但‘四议两公开’既与时俱进，又坚守原则，让我们‘答题’永远能万变不离其宗。”刘朝瑞说，答好基层治理的时代课题，首先要坚持党的领导，“四议两公开”运用得成熟，正是把党的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为；二是坚持深化完善村民（居民）自治；三是发扬民主，坚持农民（居民）主体地位；四是坚持依法办事，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作者：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林嵬 王林园 ）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