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皋要闻# 3月11日,南通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市口岸办主任高红宇率队来如调研我市商务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商务重点工作情况汇报。市领导何益军、王鸣昊、杜晓峰参加调研。座谈会上,副市长杜晓峰汇报了我市招商引资、外资外贸等工作开展情况。今年以来,我市突出高质量发展总导向,狠抓重大项目招引,强化经济运行调度,各项工作实现良好开局,重点商务经济指标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就推动我市商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市委书记何益军指出,我市将大力弘扬如皋治沙精神,不断提升招商队伍能力水平,聚焦推进产业链精准招商,奋力实现招商引资新突破;将进一步发挥长江镇港口资源优势,深挖产业潜力、加快转型升级,推动港口发展脱虚向实,为全市外贸出口扩容提质提供有力支撑;将加快推进斯堪尼亚项目建设,“以商引商”汇聚发展动能,吸引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速落户,为打造高端产业园区奠定坚实基础。他希望,南通市商务局能为我市港口发展提供专业化指导,在政策扶持、人才招引等方面提供更多帮助。高红宇表示,南通市商务局将与我市共同发力,将如皋港的资源优势更好地发挥好,努力推进如皋港由物流港向产业港、贸易港转变。他希望,如皋能在贸易额和外贸新业态上,探索出更多的新方法,在外贸进出口、项目招引等方面实现新突破,为南通商务工作的发展提供更大支持。调研过程中,高红宇一行还来到我市软件园,实地参观了凌志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天正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小咖秀(江苏)科技有限公司、南通博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等处,对我市软件园招引的项目发展情况进行了仔细了解,并以座谈交流的方式,听取了我市软件园产业发展、重点企业培育、产业项目招引、服务配套建设等情况的汇报。
#证券日报聚焦两会# 【第三家金融法院呼之欲出 加强审判防止金融“脱实向虚”】3月10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举办2022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解读系列全媒体直播访谈活动中,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祥表示,今年2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设立成渝金融法院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继上海金融法院和北京金融法院设立后,全国第三家专门的金融法院呼之欲出。
此外,刘贵祥还就保护股民合法权益、守护好老百姓“钱袋子”、司法“组合拳”助中小微企业排忧解难等方面进行介绍。https://t.cn/A665hbuK
此外,刘贵祥还就保护股民合法权益、守护好老百姓“钱袋子”、司法“组合拳”助中小微企业排忧解难等方面进行介绍。https://t.cn/A665hbuK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关键期,这几类人群是重点!】(4—2)
2,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制约因素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尽管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在4亿人左右,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
一是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对比例比较低。
虽然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来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最大,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幅低于发达国家。要达到理想的社会结构,中国需要至少7亿到11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而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处于高位,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开始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15年下降到0.462。然而,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略微小幅度反弹,2018年升至0.468,2019年又下降至0.465。按照基尼系数的国标标准,大于0.4界定为收入差距较大,这表明过去10来年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高位徘徊波动状态,这种“哑铃型”的社会结构显然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构成不合理。
我国高收入群体一般是以财产性收入为主,中等收入群体则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工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速密切相关。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和逆全球化的现状,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低迷,尽管我国保持经济稳健态势,但是经济增速下滑将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受到经济低迷影响最大的将会是中低收入群体,这会直接拉开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
三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模式存在风险。
近些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处于快速增长区间,2008 年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仅为17.9%,而到了2021年一季度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62.1%。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我国这一杠杆率水平虽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但已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值,并已超过德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与日本的差距也在逐渐减小。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债务水平较高,购房支出作为家庭中最大的开支,促使中等收入群体要拿出收入中的很大比重来进行还贷。而随着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上升,住房贷款在家庭金融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这种透支未来的消费模式使得这部分人的消费受房价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很难发挥消费的主导作用。按照世界银行“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标准衡量,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日支出绝大多数在10—30美元区间内,与欧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相比消费层次相对较低。因此,这种由于脱实向虚而引起的收入提高并不具有稳健的风险防御能力,一旦金融性行业有风吹草动,直接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贬值压力。
总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要破除长期以来影响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问题,又要妥善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2,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制约因素
进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尽管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在4亿人左右,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但是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以形成“橄榄型”社会结构依然面临着诸多难题。
一是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对比例比较低。
虽然从人口的绝对数量来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数量最大,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与一般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大幅低于发达国家。要达到理想的社会结构,中国需要至少7亿到11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而我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处于高位,阻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形成。我国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后,2009年开始呈现波动下降态势,2015年下降到0.462。然而,从2016年开始,收入差距略微小幅度反弹,2018年升至0.468,2019年又下降至0.465。按照基尼系数的国标标准,大于0.4界定为收入差距较大,这表明过去10来年居民收入差距基本上处于高位徘徊波动状态,这种“哑铃型”的社会结构显然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构成不合理。
我国高收入群体一般是以财产性收入为主,中等收入群体则是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工资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速密切相关。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和逆全球化的现状,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低迷,尽管我国保持经济稳健态势,但是经济增速下滑将对中低收入群体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受到经济低迷影响最大的将会是中低收入群体,这会直接拉开与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扩大。
三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模式存在风险。
近些年,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持续处于快速增长区间,2008 年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仅为17.9%,而到了2021年一季度末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达62.1%。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我国这一杠杆率水平虽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但已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平均值,并已超过德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与日本的差距也在逐渐减小。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债务水平较高,购房支出作为家庭中最大的开支,促使中等收入群体要拿出收入中的很大比重来进行还贷。而随着改善型住房需求的上升,住房贷款在家庭金融结构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这种透支未来的消费模式使得这部分人的消费受房价等因素的影响而具有不确定性,很难发挥消费的主导作用。按照世界银行“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标准衡量,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人均日支出绝大多数在10—30美元区间内,与欧美发达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相比消费层次相对较低。因此,这种由于脱实向虚而引起的收入提高并不具有稳健的风险防御能力,一旦金融性行业有风吹草动,直接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贬值压力。
总之,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既要破除长期以来影响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问题,又要妥善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真正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这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