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弗里德里希大王》弗里德里希二世（1712-1786），普鲁士王国的第三代国王。他在1740年继承普鲁士王位时，他统治的是一个领土分散的弱小王国，到他的统治结束时，普鲁士已经跻身欧洲大陆的强国之列。由于他功绩显赫，威震四方，同时代人尊称他为“弗里德里希大王”。弗里德里希有着复杂多面的性格，他有时是冷酷无情的君主，有时是运筹帷幄的战场指挥官，有时是热心的艺术赞助人，他还与伏尔泰等那个时代的其他主要思想家保持着活跃的联系。英国历史学家蒂莫西·布莱宁利用自己多年的研究，在这部传记中描绘了这位主宰欧洲政治、军事和文化生活的国王精彩的一生，以及在他统治下，普鲁士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彻底变革。
苏东坡批评佛教僧人的这类“持戒”！
宋朝时期著名大文学，同时也是佛门的居士苏东坡先生，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说到：“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
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剟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
始居此者，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六世至度与简。简姓苏氏，眉山人，吾远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苏东坡指出，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是为愚夫未通达的人所设的。而出家僧人不应该依文解义，不观自己根机，妄加一味效法。以致于出家之后的生活，过于承受劳苦卑辱，还认为这是在持戒修行。
苏东坡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应该要观察自己的根机，对于有些不合适自己的做法要懂得删除，以免带来过患。而对于古人所传下的持戒修道的方法，应该要专门采取其中有利益于自己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好处。
而对于当时的不少僧人，断绝和家里亲人的关系，穿麻布僧服，吃草木果实，白天努力在寺院干活，做担水砍柴除粪的事情，晚上还要持膏火薰香，奉事他们的出家师父如生身父母一般，搞得出家后一身苦瘠，并且身口意还有各种禁止的言行想法。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出家修行，并且还很贪爱这样做所带来的名声。对于这些，苏东坡认为这不过是荒唐之说而已。但这些僧人虽然所做的行为并不恰当，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苏东坡才感叹佛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
苏东坡先生的见解是相当殊胜的，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见地的过人超胜，所以才被明朝四大高僧的憨山、紫柏、蕅益、莲池四位大师所共同赞叹。
也的确如此，作为佛教徒去持戒律、去放生、造寺院、供养僧人等等行为，不应该想着这样做了之后，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所谓的会有什么功德福报。这类贪求功德福报的想法，也就成了自私自利的想法。对这类不正确的自私想法，明朝王阳明先生在他的著作当中对，此有诸多的批评。
实际上这种自私的心态，也是违背佛教高僧们的教诲的。明朝高僧憨山大师在《建长寿庵记》中便说到：“苟施者不着相，则功德如空，应量无际，而果报不可思议。如是则束草滴水，粒米茎菜，皆法界性与虚空等。否则计功思利，虽施七宝满恒河沙，适足以增有为业累。况得无上福田，为菩提种子乎？”
高僧在文章当中说得很清楚，佛教徒本来就不应该贪求所谓的功德和福报。如果佛教信徒喜欢贪求功德和福报，那在寺院中捐再多的钱，造再多的寺院，也不过是增长有为的业障和拖累。更不必谈得到无上福田，成为菩提种子了！
宋朝时期著名大文学，同时也是佛门的居士苏东坡先生，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说到：“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
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剟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
始居此者，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六世至度与简。简姓苏氏，眉山人，吾远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苏东坡指出，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是为愚夫未通达的人所设的。而出家僧人不应该依文解义，不观自己根机，妄加一味效法。以致于出家之后的生活，过于承受劳苦卑辱，还认为这是在持戒修行。
苏东坡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应该要观察自己的根机，对于有些不合适自己的做法要懂得删除，以免带来过患。而对于古人所传下的持戒修道的方法，应该要专门采取其中有利益于自己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好处。
而对于当时的不少僧人，断绝和家里亲人的关系，穿麻布僧服，吃草木果实，白天努力在寺院干活，做担水砍柴除粪的事情，晚上还要持膏火薰香，奉事他们的出家师父如生身父母一般，搞得出家后一身苦瘠，并且身口意还有各种禁止的言行想法。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出家修行，并且还很贪爱这样做所带来的名声。对于这些，苏东坡认为这不过是荒唐之说而已。但这些僧人虽然所做的行为并不恰当，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苏东坡才感叹佛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
苏东坡先生的见解是相当殊胜的，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见地的过人超胜，所以才被明朝四大高僧的憨山、紫柏、蕅益、莲池四位大师所共同赞叹。
也的确如此，作为佛教徒去持戒律、去放生、造寺院、供养僧人等等行为，不应该想着这样做了之后，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所谓的会有什么功德福报。这类贪求功德福报的想法，也就成了自私自利的想法。对这类不正确的自私想法，明朝王阳明先生在他的著作当中对，此有诸多的批评。
实际上这种自私的心态，也是违背佛教高僧们的教诲的。明朝高僧憨山大师在《建长寿庵记》中便说到：“苟施者不着相，则功德如空，应量无际，而果报不可思议。如是则束草滴水，粒米茎菜，皆法界性与虚空等。否则计功思利，虽施七宝满恒河沙，适足以增有为业累。况得无上福田，为菩提种子乎？”
高僧在文章当中说得很清楚，佛教徒本来就不应该贪求所谓的功德和福报。如果佛教信徒喜欢贪求功德和福报，那在寺院中捐再多的钱，造再多的寺院，也不过是增长有为的业障和拖累。更不必谈得到无上福田，成为菩提种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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