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楼盘推荐#【中原东原阅城】
价格：约12300元/㎡
全部户型：二居室(77~81㎡) 三居室(88~113㎡) 四居室(129㎡)
楼盘概况：东原地产，全国地产45强，社区运营。东原阅城，温暖“阅”系，为郑而来。东原阅城位于西三环与三全路交汇处，占据金三环区位。三环快速围绕，横连连霍高速、新龙路、三全路，纵接京广快速路，便捷交通出行无忧。东原阅城北临米兰街、南临宏达街、西临西三环、东临秋棠路，东瞰贾鲁河一线湖景，南临20亩市政公园，奢想自...
https://t.cn/A6tBOy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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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战争对中国和亚洲有一个特殊意义，那就是俄罗斯在为中国做一次与美国和西方激烈对抗会是什么情形的预演，欧洲在为亚洲做如果爆发一场剧烈冲突，对整个地区意味着什么的预演。海峡两岸以及整个亚洲都需超越意识形态，认真思考时局，揣摩亚洲的问题与美国这个离岸平衡手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亚洲该不该避免一场欧洲式的混乱。
亚洲地区有很多支离破碎的矛盾和纠纷，很多是历史留下的领土分歧，那些分歧理应得到控制，因为它们的存在本不对相关国家当下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实质影响。另外，由于中国高速发展，改变了区域内的力量结构，一些国家或多或少产生了妒忌和不踏实感。
现代国际关系已经孕育出管理这些国家间磕磕碰碰，包括纠纷和情绪的诸多杠杆，使得它们不再具有颠覆性。然而美国作为“离岸平衡手”极力进行煽动、误导，试图重新赋予那些纠纷颠覆性的能量，并且推动亚洲形成一个多国和多方合力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性格局。华盛顿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亚洲在集团对抗的方向上“欧洲化”，亚洲国家和地区帮助华盛顿消耗中国，华盛顿的霸权因此得到巩固。
乌克兰战争冲击了整个欧洲，美国是整个西方在这场战争中受损最小的。如果亚洲某支力量与中国发生剧烈冲突，亚洲的整体繁荣必将受到打击破坏，美国又会是受损最小的离岸力量。如果欧洲和亚洲都打一场战争，把原有的发展格局冲垮，美国就有可能再次获得二次大战那样的战略受益，自动摆脱它目前的各种危机，实现又一波引领全球的繁荣。
亚洲的所有力量都要警惕啊。首先是海峡两岸，台湾方面需要看清楚，它如果做美国的战略帮凶，如果在“台独”问题上破中国大陆底线，它遭到根本性的惩罚是完全可能的。它总想把自己在政治上比作乌克兰，它其实最要做的是在避免招来战争上反思乌克兰的教训。不作不死，非要把战争惹出来，其实挺容易的。
大陆方面也应看懂，美国动员西方国家团结对抗俄罗斯或中国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不容低估。中国无论解决台湾问题或是别的重大问题，一定要做到不给美国在西方开展全面反华动员提供重大、有煽动力的借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需要建立起武统之前的更多强有力工具，如在极端情况下，战机飞越台湾岛、宣布对台湾空域实施管制等，同时积累更多对普通西方国家有说服力的道义资源。我们要力争做到不动武就能制服台湾当局，一旦动武，包括西方普通国家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能理解。台湾不是国家，中国统一有国际法支持，我们应该能够做到不因解决台湾问题而与整个西方对抗。
其他亚洲国家同样要清楚，中国没有扩张的野心，我们解决领土纠纷的态度总体是温和的，并不比其他亚洲国家更激进，而且中国没有称霸、主导亚洲的野心，不对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构成威胁。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是后者要压制中国的发展，确保美国的综合实力永居世界第一，这是霸权与反霸权的冲突。
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来挤压中国，增加自己面对中国的强势地位，相关亚洲国家要克制这样的思路，不能走极端，要防止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美国战略对抗中国的棋子和前哨。那绝对不符合那些国家的利益。
欧洲现在陷入了战争和混乱，亚洲国家需要共同珍惜本地区的繁荣，坚决避免欧洲的前车之鉴。虽然我们有各自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是我们需要展现出不被煽动利用、不陷入彼此冲突而让离岸者收割利益的集体情商。亚洲人应当把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亚洲地区有很多支离破碎的矛盾和纠纷，很多是历史留下的领土分歧，那些分歧理应得到控制，因为它们的存在本不对相关国家当下的生存与发展构成实质影响。另外，由于中国高速发展，改变了区域内的力量结构，一些国家或多或少产生了妒忌和不踏实感。
现代国际关系已经孕育出管理这些国家间磕磕碰碰，包括纠纷和情绪的诸多杠杆，使得它们不再具有颠覆性。然而美国作为“离岸平衡手”极力进行煽动、误导，试图重新赋予那些纠纷颠覆性的能量，并且推动亚洲形成一个多国和多方合力防范、遏制中国的战略性格局。华盛顿的终极目标就是要亚洲在集团对抗的方向上“欧洲化”，亚洲国家和地区帮助华盛顿消耗中国，华盛顿的霸权因此得到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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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的所有力量都要警惕啊。首先是海峡两岸，台湾方面需要看清楚，它如果做美国的战略帮凶，如果在“台独”问题上破中国大陆底线，它遭到根本性的惩罚是完全可能的。它总想把自己在政治上比作乌克兰，它其实最要做的是在避免招来战争上反思乌克兰的教训。不作不死，非要把战争惹出来，其实挺容易的。
大陆方面也应看懂，美国动员西方国家团结对抗俄罗斯或中国的能力还是相当强的，不容低估。中国无论解决台湾问题或是别的重大问题，一定要做到不给美国在西方开展全面反华动员提供重大、有煽动力的借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大陆需要建立起武统之前的更多强有力工具，如在极端情况下，战机飞越台湾岛、宣布对台湾空域实施管制等，同时积累更多对普通西方国家有说服力的道义资源。我们要力争做到不动武就能制服台湾当局，一旦动武，包括西方普通国家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能理解。台湾不是国家，中国统一有国际法支持，我们应该能够做到不因解决台湾问题而与整个西方对抗。
其他亚洲国家同样要清楚，中国没有扩张的野心，我们解决领土纠纷的态度总体是温和的，并不比其他亚洲国家更激进，而且中国没有称霸、主导亚洲的野心，不对任何国家的正当利益构成威胁。中国与美国的矛盾是后者要压制中国的发展，确保美国的综合实力永居世界第一，这是霸权与反霸权的冲突。
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来挤压中国，增加自己面对中国的强势地位，相关亚洲国家要克制这样的思路，不能走极端，要防止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美国战略对抗中国的棋子和前哨。那绝对不符合那些国家的利益。
欧洲现在陷入了战争和混乱，亚洲国家需要共同珍惜本地区的繁荣，坚决避免欧洲的前车之鉴。虽然我们有各自的利益和价值观，但是我们需要展现出不被煽动利用、不陷入彼此冲突而让离岸者收割利益的集体情商。亚洲人应当把未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2022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近年来政策层面一大热词，2021年，浙江省被选定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团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城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北京青年报）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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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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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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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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